童敏，周晓彤 | 超越心理学与社会学：社会工作的在地性审视及其理论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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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心理学与社会学：

社会工作的在地性审视及其理论重构

作者简介

童敏，浙江永康人，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实习基地建设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MSW）教指委委员、全国慈善事业和社会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专家、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社会工作的实务和理论研究，曾获第七届全国林护杰出社会工作学人奖（2019）。

周晓彤，广东佛山人，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社会工作系实务研究助理。

摘要：随着中国社会工作逐渐步入深度职业化阶段并且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支重要专业力量，本土实践要求与西方实践逻辑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因此，厘清学科属性就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考察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逻辑及其在地性内涵可以发现，西方社会工作采取抽离场景的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专业实践逻辑，依据的是科学实证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这不仅使在地性长期处于理论建构的边缘，而且导致学科属性始终摇摆于心理学与社会学之间。中国社会工作不同，它依据“共建共治共享”的融入式的现代化道路，需要把场景及其在地性的考察作为整个理论体系建构的核心，采取融入场景的人与环境协同改变的专业实践逻辑，以拓展心理的社会属性和社会的心理属性，增强现实生活中人的理性自决。只有这样，中国社会工作者才能让生活属性回归社会工作，创建具有“制度自信”和“实践自信”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学派。

关键词：社会工作理论；在地性；场景实践

一、问题提出

经过十多年的迅猛发展，截至2020年底我国社区工作者达433.8万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突破了157.3万。到2021年底，我国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已经超过1.3万家，乡镇（街道）社工站建成1.7万个，而《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的落地标志我国建成了初、中、高级相衔接的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评价体系。近年来，在多部门联合推动下我国出现了医务社会工作、精神卫生社会工作等高精专的服务领域；同时，我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2022年7月，我国共有328所高校设立社会工作本科，183所院校开设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每年培养近4万名毕业生。显然，在这样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开展服务就成为人们迫切的需要，特别是进入“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工作深度职业化阶段，这一要求变得更为突出，它急需人们明确社会工作这种关注实践并且注重成效的学科属性。

实际上，经历了一百多年发展的西方社会工作对于其自身的属性一直争论不休，常常摇摆于心理学与社会学之间，导致理论建构的多样化和碎片化，迫使人们不断地追问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社会工作是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而产生的，它采取了一种抽离具体场景的现代化实践策略，把问题界定和问题解决视为专业实践的核心。然而，这种实践策略在中国本土的场景实践中却遭遇因过度关注问题带来的污名化和边界不清的难题，特别是在倡导居民参与议事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既没有传统社会工作所说的弱势人群，也没有传统社会工作所关注的问题，而需要社会工作者深入考察居民在具体场景中的参与和议事能力，以便激发居民和社区的活力。因此，对于社会工作实践的在地性考察就变得尤为重要，它不仅能明确中国确定社会工作的学科属性，而且能够协助中国社会工作者找到这种融入具体场景的现代化道路的社会工作实践策略，以便建立具有“制度自信”和“实践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学派。

二、西方社会工作的实践逻辑及其在地性

尽管西方社会工作的实践逻辑是建立于“人在情境中”的基本假设基础上的，但是由于受科学实证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的影响，它采取的是一种抽离场景的专业实践策略，把“人在情境中”简单理解成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样，西方社会工作就产生了三种常见类型的专业实践逻辑。第一种把人视为专业实践的核心，强调从个人内部的心理着手，通过心理调试去适应环境。这种实践逻辑突出社会工作的心理属性，把社会工作界定为心理科学；第二种把环境作为专业实践的焦点，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入手通过社会关系的改善，才能给人创造具有良好社会支持的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这种实践逻辑强调社会工作的社会属性，把社会工作等同于社会科学；第三种同时关注人和环境，把人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发展作为专业实践的关键。这种实践逻辑关注社会工作的生态属性，把社会工作视为一种生态学科。

虽然西方社会工作具有上述三种常见的专业实践逻辑，但归根结底，只涉及人与环境两个元素，因此常常又被称为“心理社会”双重视角的专业实践，即把心理和社会视为相互独立的因素，考察人的内部心理与外部社会如何相互作用。因此，西方社会工作时常陷入学科属性的争论中，只要社会趋于稳定，人们就开始强调通过心理调适去适应外部环境，不自觉地突出心理的作用；而一旦社会遭遇危机，人们又开始注重通过环境改善去适应个人成长，不自觉地突出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从形式上看西方社会工作上述三种实践逻辑都涉及环境元素，但是都缺少对在地性的考察。像强调心理属性的实践逻辑就把环境视为静止不变等待人们去适应的对象，使环境没有了现实性，变成人们记忆中的环境；而强调社会属性和生态属性的实践逻辑则把环境当作服务提供者理解和规划的对象，使环境丢失了自主性，成为人们概念中的环境。这样，环境也就不再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真切感受到的环境，而成为一种抽象的概念，用于普遍规律的探寻。

尽管强调生态属性的社会工作实践逻辑开始尝试将人与环境结合起来，希望把人的改变放到环境中，但是它所注重的人与环境的结合仍然停留在逻辑概念的探讨上，并没有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无法有效指导社会工作者在现实生活场景中开展专业服务。首先注意到日常生活的是建构主义社会工作。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一理论流派的社会工作不再深究问题表象背后的事实分析，而是把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专业实践的场所，注重个人生活意义的解释和主动性的发挥。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建构主义社会工作注意到了专业实践的场景化要求，甚至指出对在地性考察的必要性，但是由于只关注对宏大叙事的抗争，强调那些与普遍规律相对立的生活特征，它仍旧局限于概念的讨论中，并没发现日常生活的“物质”属性。

显然，由于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是在机构服务场景中实现的，它注重的是一种抽离现实生活的实证主义因果逻辑，因而，与抽离现实生活相反内涵的在地性也就一直不被西方社会工作所重视，始终处于专业实践的边缘。

三、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中的在地性探讨

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对于在地性的讨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作为专业社会工作的重要创始人之一的玛丽·里士满（Mary Richmond）在1901年的全美工作会议上提出“在环境中帮助他人（to help the person in his situation）”的概念，强调有效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应该在服务对象的现实生活环境中去提供帮助。里士满的这一想法影响了她的学生高登·汉密尔顿（Gordon Hamilton）。汉密尔顿把它解释成“人在情境中（the person-in-his situation）”，认为人与其环境就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之后，为了突出人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弗洛伦斯·郝利斯（Florence Hollis）则将“人在情境中”理解成 “人-环境格式塔（person-situation gestalt）”。可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对生态性和社会性的强调，人们逐渐用生态环境“environment”和社会环境“social environment”替代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situation”，环境的在地性因此从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失。

直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面临后现代多元生活的挑战，人们开始质疑社会层面的宏大叙事，把注意焦点转向了日常生活的在地实践。尽管这一时期有学者注意到了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场景要求及其在地性，但是受生态性和社会性的影响，这些有关场景和在地性的讨论呈现出零星、松散的特点。例如，生活模式（the life model）借用了生态学的栖息地（habitat）和位置（niche）的概念来突出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场景要求，希望把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也纳入专业服务范围内；宏观社会工作（the macro social work）则直接把场景作为人们经验生产的重要条件，强调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知识生产，需要建构社会现实；而女性主义社会工作提出一种融入场景并且跟随场景一起改变的人与环境“双赢”策略，强调人的成长改变无法脱离环境，而且还是环境改变的推动力。

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受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澳大利亚社会工作学者简·福克（Jan Fook）直接提出场景实践的概念，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在现实生活场景中进行行动反思的实践，它不仅关注人们的具体行动反思过程，而且注重人们知识的在地性及其具体形成过程。福克强调，这种场景实践知识深受场景的影响，并且随着人们的位置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要求，具有个别化和差异化的特征，完全不同于标准化、科学化的实证主义知识。与此同时，另一位澳大利亚社会工作学者凯伦·黑莉（Karen Healy）也从自己的实务研究中总结出场景实践的概念，因为她发现运用实证主义这种抽离日常生活的理论逻辑指导实践，总是让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无法弥合的鸿沟。为此，黑莉倡导一种“自下而上”的场景实践的理论逻辑，直接在现实生活场景中寻找有用知识。

尽管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是从在地实践讨论开展的，并且注意到了社会工作的在地性要求，但是并没有就在地性的内涵进行深入探索，更没有把在地性作为社会工作的核心元素来考察。可以说，在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探索中，在地性始终处于边缘的位置。不过，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不同，它是在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展开的，在地性的考察也因此成为专业实践逻辑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

四、社会工作的在地性内涵及其相关讨论

尽管在地性没有成为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实践逻辑和理论建构的核心，但有关它的讨论却时常可见。有学者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情境性的职业，始终需要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两者联结过程就会产生在地性。显然，在地性不同于情境性，不是一种等待人们去适应的环境，而是需要人们根据环境的变化作出选择和回应的交流状态。这样，在地性就具有了现实性的特点，它是人们带有自己的理解和价值判断生活时，遭遇来自特定现实生活场景的挑战，这意味着现实生活场景不是一个概念，而是能够被人们感受到的现实存在。正是因为如此，在地性也就具有了独特性，它是人们在特定历史和社会场景中的具体实践过程。因此，在地性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它不仅随着现实生活场景的变化而变化，而且随着人们应对现实生活场景方式的改变而改变。

实际上，作为社会工作功能学派思想来源的重要代表人物，奥托·兰克（Otto Rank）就对在地性进行过深入讨论，他认为，人们的行动动力不是来自于弗洛伊德所分析的个人内部的无意识，也不是来自于行为主义所说的个人外部的环境刺激，而是来自于人与环境交流过程中形成的个人意愿。人们一旦与环境交流，就会形成个人意愿，与之同时出现的还有现实生活中的反向意愿，成为人们个人意愿实现的阻碍。反向意愿就像个人意愿的孪生兄弟时刻提醒着人们生活中的另一面，需要人们面对现实生活的各种限制。显然，在兰克看来，在地性是一种超出人们个人意愿的客观现实，这种客观现实只有通过与环境的直接接触才能被人们察觉到，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切身感悟。兰克还发现，人们只有借助具体行动才能与现实生活直接接触，找到超越个人意愿实现在地性的具体方法，将个人意愿与现实生活的反向意愿结合起来，不断超越当下的自己，走向成熟。

对社会工作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美国实用主义，也针对在地性给出了自己的独特理解，其代表人物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就提倡彻底的经验主义，他要求人们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世界中既不放弃事实，也不放弃理性。而美国另一位实用主义代表人约翰·杜威（John Dewey）则把经验视为人们具体生活的反映，不再作为纯粹主观的心理事件。这样，人们通过行动及其过程中产生的经验就能够将理性与现实对接起来，行动也因此具有了探究的元素，能够让人们了解具体的现实生活要求，并解决实际问题。显然，杜威所说的经验是一种方法，它帮助人们揭示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具有生命性、实用性等特征。美国新实用主义代表人物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则把人们的经验延伸到了社会层面的实践，强调真理和知识是社会实践中的问题。实际上，另一位新实用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也有类似描述，他认为语言只是人们描述的工具，只有把实践放在优先位置，人们才能揭示现实生活的实在性。可见，实用主义是通过行动经验概念在主客体之间建立联系，帮助人们重新找回现实生活的在地性。

受全球化运动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第三波女性主义要求重新理解“人地关系”，破除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划分。她们强调，自然具有主动性，不应被当作静止且受人类意志支配的对象。人类生存的空间是由多元行动主体相互建构形成的，不存在单一、可规定的生活空间。这样，“人地关系”也就超出了人的意识规定，呈现出意识之外的“物理性”。因此，第三波女性主义提出场景化知识的概念，认为知识生产过程和被生产出来的知识都具有场景性。这意味着，人们只有借助反身性审视自己所处的位置，才能了解自己知识的局限，察觉到情景中的现实差异。可见，场景化知识是一种既依赖特殊位置，又需要超越位置的知识，它只有通过在地实践才能获得。

显然，在地性内涵的核心是要求人们放弃人与环境二元对立的划分，在人们的现实生活场景中找到人与环境一起改变的知识。

五、超越心理学与社会学：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建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工作是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开展的，特别是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这一特点更为明显，它要求社会工作者专注于居民活力的激发，通过居民的社区参与和议事促进社区发展。因此，对于中国社会工作而言，要有成效就需要放弃从心理学或者社会学入手寻找问题解决的专业实践逻辑，走一条介于心理学与社会学之间、以人们的现实生活遭遇为焦点的专业实践路径。这样，场景及其在地性的考察就成为专业实践逻辑的核心，无论问题的界定还是问题的解决，都与人们特定场景中的在地自觉意识联系在一起。只有当人们拥有了这种在地自觉意识时，才能察觉到现实生活遭遇中面临的问题，并且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看到可以改变之处，让人与环境一起改变。正因如此，中国社会工作也就需要围绕场景及其在地性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让社会工作成为一门帮助人们在现实生活问题遭遇中实现自我成长的学科，回归社会工作的生活属性。

正是在这种生活属性的学科定位下，中国社会工作无论在问题界定还是问题解决上都不同于西方社会工作，它具有三个方面理论体系建构的基本要求。第一，引入在地的场景性概念，把它作为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以此确定问题发生和解决的现实生活场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逻辑和理论体系。这样，问题既不是人们生活的不足，也不是没有希望的生活叙事，而是给人们带来改变机会的生活遭遇，它让人们察觉到现实生活场景中与自己感受和想法不一样的另一面，即在地的场景性。也正是有了这样的遭遇，人们才有了从自己观察视角中跳出来审视现实生活的条件，使心理具有了现实性，能够将历史和社会实践的责任也融入个人的自觉意识中。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这种专业实践不是修补问题或者发挥自身的优势，而是在现实生活遭遇中接纳自己的现实生活局限，学会自我舍弃（ego lessness），找到现实生活场景中可以改变之处，让个人的改变与环境的改善联系起来，实现自我超越。显然，此时的社会不是冷漠的现实，而具有了人文关怀的真实性，能够促进个人的意识的提升，实现自我增能。第二，关注反身性的行动反思概念，把它作为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建构的核心，由此将人们的行动主动性与在地场景的现实性联结起来。通过这种行动中的反思，中国社会工作者能帮助人们呈现生活场景的现实要求和变化以及他们在生活场景中所处的位置，从而在现实生活场景中找到可以改变之处，提升他们在特定现实生活场景中的问题解决和行动自决能力，使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体系建构能够整合西方社会工作占主导的关注问题解决的实证主义逻辑和注重增能的建构主义逻辑，真正实现社会工作所秉持的“助人自助”的专业价值理念。第三，注重自我境界提升概念，把它作为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建构的目标，汲取中国文化中的辩证思维，弥补西方社会工作单向观察视角的不足。通过引入自我境界提升这一概念，中国社会工作者就能协助人们在现实生活场景的问题遭遇面前摆脱西方社会工作单向观察视角的局限，学会从人与环境协同改变的双向观察视角审视现实生活场景的变化和自身拥有的行动应对能力，使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建构能够融入在地的文化精神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工作之所以要采取人与环境协同改变的专业实践逻辑，是因为它与西方社会工作所走的人与环境分离的科学实证主义专业化路径完全不同。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实证主义盛行的现代化进程中展开的，而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管理体制转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它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追求分不开。这样，如何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和激发社区活力，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也是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显然，中国走的是一条人与环境协同改变的融入式现代化道路，它要求人们融入现实生活，并且承担起推动现实生活发生积极改变的责任。正是在这样的现代化道路下，中国社会工作也就需要建立人与环境协同改变的理论体系，以便能够承担起历史和社会赋予的专业责任。

可见，建立在生活属性基础上的在地场景性、反身性的行动反思和自我境界提升，这些概念不仅给社会工作者提供了实践框架，让中国社会工作能够扎根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而且提供了理论逻辑，让中国社会工作始终秉持“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创建融入场景的人与环境协同改变的理论体系，同时激发人与环境的改变活力。

六、结语

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工作已经步入深度职业化阶段，无论专业的发展还是人才的培养都急需中国社会工作者明确专业实践的有效逻辑以及这种注重服务成效的学科属性，特别是当中国社会工作逐渐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支重要专业力量，而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逻辑又无法回应本土实践要求时，厘清社会工作的学科属性不仅关乎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发展，而且关乎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建构。
    考察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逻辑及其在地性内涵可以发现，西方社会工作由于走了一条科学实证主义的现代化道路，采取抽离场景的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专业实践逻辑，导致社会工作学科属性时常摇摆于心理学与社会学之间，不是过度关注人的心理，就是过度注重社会环境。尽管有些学者注意到了场景的重要性，但是忽视了场景在地性的考察，因而也就无法将社会工作融入现实生活中。中国社会工作不同，它是在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转型中出现的，走的是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融入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样，中国社会工作需要把场景及其在地性的考察作为整个理论体系建构的核心，一方面把人的心理放到现实生活场景中，考察问题遭遇中人的在地自觉意识，从而拓展心理的社会属性；另一方面把社会环境与人的现实生活场景联系起来，让人的自我成长也囊括到人的社会联结中，从而延伸社会的心理属性。这是一种介于心理学与社会学之间、关注人与环境协同改变的学科，目的是促进现实生活中人的理性自决。显然，中国社会工作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真正创建具有“制度自信” 和“实践自信”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学派。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专栏，第10—17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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