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滢坤 | 唐代上书、献策与选举制度的关系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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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上书、献策与选举制度的关系考察

——以时政与选举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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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作为隋唐最伟大的制度创新，为隋唐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唐代科举分为常举、制举和吏部科目选三大类，有将近300个科目。然而，唐代以诗赋取人的进士科，反而遗漏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大才子。但李、杜二人通过“上书拜官”的形式获得入仕资格，本文以“上书拜官”为切入点，为大家了解唐代科举制的多样性提供了新视角。

作者简介

金滢坤，甘肃白银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导，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北京市“长城学者”，兼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委员会副会长和秘书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宣部国家出版物出版规划评审委员会评委。主要从事中国科举文化、童蒙文化、隋唐史、敦煌学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光明日报》《文献》《厦门大学学报》《学术月刊》等权威、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20余篇。独立出版专著4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宣部古籍重大出版项目等10余个省部级项目，获得教育部高校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分卷作者）。

摘要：唐代上书、献策拜官与时政具有密切的关系，在士人释褐、迁转中起了重要作用。唐代上书、拜官在士人释褐、迁转时的授官，明显高于进士科、制科、科目选出身的授官品阶，多为中、基层官的清望官，并为奇才异能之士提供了快速释褐、超资迁转的机会与途径，有效弥补了常举、制举和吏部科目选选人遗才的问题，客观上促进了士人参与上书言事、评论时政的积极性。该制还为唐代最高统治者提供了治国良策，有效地建立了最高统治者与基层士人沟通的渠道，从而弥补了时政之弊。唐代上书、献策取人与时政开明、皇帝纳谏风气紧密相关，主要集中在太宗、武则天、玄宗、德宗、宪宗朝，以玄宗朝取人最盛。

关键词：唐代；上书拜官；时务；科举；选举

唐代国家选举有科举、门荫、军功、干吏、方技等多种途径，士人入仕不拘一格。上书、献策拜官是介于制举和吏部科目选之间的一种选举方式，或称为“上书拜官”。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制科》云：“国朝于常举取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扬拔擢，名目甚众……常举外，复有通五经、一史，及进献文章，并上著述之辈，或付本司，或付中书考试，亦同制举。”显然，封演献文章、著述拜官与常举和制举等同起来，作为一种独立的入仕和迁转途径。有关制举、常举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恕不多言，但目前学界对唐代上书、献策拜官的性质，及其与制举的差别不甚清晰，甚至对上书拜官与上书言事、献策之间的差别了解得不是很明确，对其在选举和国家政务决策中的作用与地位更是认识不足。虽然徐松《登科记考》已有收录上书拜官的情况，但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急需进一步明确这一问题。本文拟探讨唐代上书、献策拜官与时政的关系，分析其与唐代选举制度的关系，并对其在唐代选举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展开深入解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上书、献策拜官与时政的关系

唐代士人上书、献策，除少数单纯献个人文章、著述之外，主要针对时政提出有裨益的对策、方略，具有鲜明的劝谏、讽谏色彩，一旦被采纳就会影响国家决策及时政。唐代专门设招谏匦、延恩匦，鼓励士子上书言事、献策，以达到“匡正补过，裨于政理”、选拔人才的目的，与时政有着密切关系。唐朝在举行皇帝即位、太子临朝等重要政治活动时，往往会鼓励士人上书言事，“极言时政得失”，招贤纳士，择取良策，加强皇权；士人为了上书、献策成功获官，也揣摩时政，极言得失，或盛赞圣上，迎合时政。唐代上书、献策拜官取人与政治较为开明、纳谏风气较浓的朝代相关度很高。

（一）上书言事与匡补时政

唐代设置匦函的目的，就是鼓励士人上书言事、献策，“或论时政，或陈利害；宜开其必达之路，所以广聪明而虑幽枉也”。其中招谏匦的主要功能更是收纳“匡正补过，裨于政理”的上书、献策，与时政关系最为密切。基于士人上书、献策言事的时政性很强，士人往往选择国家重大时政问题进言得失，建言献策，以期获取重视，以补时弊。如光宅元年（684），高宗驾崩，灵驾将还长安，前进士陈子昂“诣阙上书，盛陈东都形胜，可以安置山陵，关中旱俭，灵驾西行不便”，建议高宗葬在东都附近。这对正在谋取帝位的武则天来讲，无疑在舆论上、政治上都非常有利，正合其心意。故武则天召见了陈子昂，以“奇其对，拜麟台正字”。陈子昂因此声名大振，“时洛中传写其书。市肆闾巷，吟讽相属，乃至转相货鬻，飞驰远迩”。被称为“地籍英灵”的陈子昂，对献书之事备受鼓舞。后来武则天将要讨伐雅州生羌，其又上书谏言，认为时任宰相的决定“不审图其利害”，“以为西蜀之祸，自此结矣”，由此获迁右拾遗。可以说陈子昂因“数上疏陈事，词皆典美”，而名满天下。又开元十年（722），玄宗遣使“采择天下姝好，内之后宫”，翰林待诏兼集贤院校理吕向“因奏《美人赋》以讽，帝善之，擢左拾遗”；后来，玄宗“数校猎渭川”，吕向又献诗规讽，进左补阙。又开元十九年（731）正月，玄宗应金城公主之请，“命有司写《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以赐金城公主”。秘书正字于休烈上书，投招谏匦言：“臣闻戎狄，国之寇也；经籍，国之典也。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认为从长远来看，此举会导致吐蕃的觉醒，掌握用诸家经典治国的“利器”，提高治国能力，对唐朝无形中将是个严重威胁。玄宗敕下中书门下议，经过侍中裴光庭等议论，最后未接受于休烈的提议。这件事正好说明，于休烈上表的内容事关唐朝中央政府与吐蕃的和亲政策，关乎国家大事，对其中的利弊提出了匡正意见，符合招谏匦的功能。如代宗为了表达对母亲先太后的孝心，造章敬寺，穷壮极丽，费逾万亿，不顾国家刚刚遭受安史之乱的破坏，百姓困弊，因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非议。于是，卫州新及第进士高郢在大历二年（767）上《谏造章敬寺书》云：“先太后圣德，不必以一寺增辉。”高郢认为国家永图，百姓安宁，就是为太后祈福最大的圣德孝思，不应该舍人修寺。大概是高郢言辞激烈、敏感的缘故，竟然无人敢上报，于是高郢又上《再上谏造章敬寺书》。高郢呼吁国家遭受安史之乱的破坏，“国用不赡，元元匮竭”，国家不顾民生，反而兴造章敬寺，必然招致“众口铄金，则舆人之诵”，劝谏代宗民言可畏，“伤皇王之大猷，臣窃为陛下惜之”。虽然知匦使未敢上报高郢的上书，但说出了当时社会的心声，属于典型的“谏论时政之得失”者，故此上谏书传播甚广，高郢也因此获得了声誉。

当然，士人进献诗赋也可以对皇帝进行讽谏。如贞观中，中书舍人崔仁师“上《清暑赋》以讽”，获得太宗的赏识，赐帛五十段；次年迁其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又先天元年（712），玄宗即位，侍中魏知古“从猎渭川”，“献诗以讽”玄宗出行围猎对百姓的危害，玄宗“手制褒答，并赐物五十段”。又天宝初，“有献书阙下者，言巴蜀之间，有石镜见于岩之半，仁寿之字，昭然可观”，史翙作《仁寿镜赋》，以讽之，对献赋阿谀者给予讥讽。又元和元年（806），大理评事李正卿，以“天雨嘉谷，公因献赋，既美且讽”，宪宗制授松滋令。

（二）皇帝下诏求献与士人应召进献

唐代新皇帝即位、太子临朝，甚至是太后专权之时，往往会下诏求贤，鼓励士人上书言事，招贤纳士，择取良策，不失为招揽人心以加强权威的常见策略。如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自立为皇太子，便“令百官各上封事，备陈安人理国之要”，向世人释放新政权包容、开放的新气象，以吸纳士人积极参与。又唐隆元年（710）六月，韦太后临朝，为了笼络士人，下《诫励风俗敕》云：“官人百姓，有能极言时政得失者，并令本州责状封进。”显然从“责状封进”等语来看，所访“奇才异行”是指上书献策，而非制举考试。然而，在韦太后集团被推翻后，睿宗也下敕“令选人上书陈事，将加收擢”，右率府铠曹参军柳泽参选，上书曰：“顷者韦氏险诐，奸臣同恶。赏罚紊弛，纲纪纷纶，政以贿成，官因宠进……海内寒心，实将莫救。”柳泽针对韦后乱政，迎合时政需要，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补救和改革措施。睿宗览而善之，令中书省重点详议，擢其为监察御史。又懿宗《即位赦文》云：“诸色人若上封事极言时政得失有官司者，官吏长收状闻奏。无禄位者，任自投匦进状，当必亲览，须务体国公言，不得用情谤讪。”在这种情况下，士人一般会针对社会关注的焦点及时政问题上书，极言得失，进行评判，并提出解决方案，也不乏迎合时政大加颂扬者，以便获得见用。

唐代皇帝上尊号、举行祭祀等重大政治活动时也会下诏，鼓励士子上书、献策，以示庆贺，以及展示选贤用能的姿态。如垂拱四年（688），崔融《代宰相上尊号表》云:“置拾遗补阙之官，则前疑后承，仰天俯地，孰云尚也？创通贤招谏之匦。则听声之鼓，告善之旌，畴以懿兹。”又广德二年（764）二月，代宗《南郊赦文》云：“百官有论时政得失，并任指陈事实，具状进封，必宜切直，无讳。有司白身人亦宜准此。任诣匦使进表，朕将亲览，必加择用。”可见皇帝下诏鼓励士子上书、献策，不仅仅是选拔人才，而是旨在鼓励百官、士子讨论时政得失，“指陈事实”，听取良策。

唐代不乏有开明的皇帝“居安思危”，主动下诏令士子上书言事，择善而从。其中的典型是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在“内外治安”的情况下，“令百僚上书言得失”，时任中郎将常何的门客马周，代其“陈便宜二十余事”，马周因此获得唐太宗的召见，授监察御史。又开元七年（719），玄宗下《令考试投匦人敕》，专门下敕令试“诸投匦献书、上策人”，说明对上书言事的重视。唐代皇帝有时候在下诏举行制举考试时，顺便令士人上书、献策，以便搜罗各类专门人才。如至德三年（758），肃宗下《诏天下搜贤俊制》，举行制举考试，顺便诏令举人投匦献书。其制云：“其有独负奇才，未逢知己，即仰投匦，并所在陈状自论，长官登时与奏。”

唐代皇帝在出现灾征、灾害时，亦会下诏令士人上书、献策，作为常见的禳灾措施。如开元二年（714）春正月，“关中自去秋至于是月不雨，人多饥乏，遣使赈给”，玄宗还“制求直谏昌言弘益政理者”，以达到禳灾的目的。又开成三年（838）十一月，文宗“以妖星见，降诏：‘文武百官及诸色人，有能通达刑政之源，参考天人之际，任各上章疏，指言得失’”。咸通四年（863）正月，懿宗下《求言诏》云：“济济多士，邦国赖之以取宁……故内悬谏鼓，外设匦函，思广谟猷，用宏风教……居草泽者，但贡安民之？必当开纳。”这类举措主要源自中国古代君王求贤补政的观念，无疑对士人积极献书言策是一种鼓励。

（三）上书、献策与迎合时政

唐代士人还会揣摩时政，利用皇帝封禅和行幸等重要政治活动的时机，上书、献策和进诗、赋、颂等进行赞扬，迎合时政，以获得授官的机会。如贞观二十一年（647）四月，终南山上修成翠微宫，五月太宗幸翠微宫，甚为欢喜，直到八月归京。落第进士张昌龄借势，“诣阙献颂”，赞扬太宗幸翠微宫之行，获敕授通事舍人里供奉。又开元十二年（724），玄宗将封泰山，房琯“撰《封禅书》一篇及笺启以献，中书令张说奇其才，奏授秘书省校书郎”。无独有偶，开元十三年（725），玄宗封泰山还，在汴州见李邕，“诏献辞赋，帝悦”。显然，房琯和李邕之所以得到宰相和皇帝的欣赏，是因其迎合了玄宗封禅的需要，而宰相张说正是此次封禅的首倡之人。显然，房琯的献书很及时，顺应了形势的需要，张说赏识房琯的献书，也是出于给自己表功的需求。又天宝九载（750），玄宗拟封西岳，杜甫借此上《封西岳赋》以献。天宝十三载（754），玄宗朝献太清宫，亲飨太庙，祀南郊，杜甫借机又“奏赋三篇”。其进献的目的，杜甫在《进三大礼赋表》中说得很清楚：“适遇国家郊庙之礼，不觉手足蹈舞，形于篇章……献纳上表，进明主《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有事于南郊》等三赋以闻。”显然，杜甫通过三大礼赋对玄宗亲自主持的相关国家典礼、祭祀活动进行颂扬、助兴，为之增色不少，也因此终于得以入仕为宦。

当然，士人上书、献策为了迎合时政，难免赞美、颂扬当朝圣上，政治投机的味道很浓。如长寿三年（694），武则天称帝后，下令铸“大周万国述德天枢”，“纪革命之功”，次年四月天枢成，“朝士献诗者不可胜纪”。李峤献诗冠绝当时，其诗云：“何如万国会，讽德九门前……仙盘正下露，高柱欲承天……欣逢下生日，还偶上皇年。”其谄媚之语，可谓极致。玄宗即位后，为了尽快清除武则天、韦后利用佛教专权的影响，逐步采取崇道抑佛的政策。又开元元年（713），玄宗诏毁天枢，又有洛阳尉李休烈赋诗以咏之，曰：“天门街里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计合一条丝线挽，何劳两县索人夫。”仅从天枢的建造与损毁前后，士人争相献诗赋、颂，以赞美、谄媚、讽喻来看，要想献诗赋、颂成功，获得皇帝青睐，迎合时政、谄媚赞颂就在所难免。又开元天宝间，玄宗大力推行孝道，御注《孝经》，颁行天下，“孝理天下，孩视群动”，杨谭借此献《孝乌旌德颂》七首，就是很好的例证。

士子为了迎合皇帝个人喜好和娱乐，也会献诗赋恭维。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睿宗于梨园亭赐观吐蕃使者与太子（李隆基）、诸王、贵亲打球，太子队获胜，睿宗非常高兴，有学士沈佺期、武平一等“皆献诗”，庆祝胜利。又玄宗好捕鸟，天宝九载，杜甫作《进雕赋》以进，并进表云：“今贾、马之徒，得排金门、上玉堂者甚众矣……伏惟明主哀怜之……以为雕者，鸷鸟之殊特……引以为类，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也。臣窃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赋，实望以此达于圣聪矣。”可惜《进雕赋》已失，杜甫利用玄宗好捕鸟、喜欢雕的心态，盛赞雕“英雄之姿”，以期重用自己的用意明显。又大和九年（835）八月，“文宗每听乐，鄙郑、卫声，诏奉常习开元中《霓裳羽衣舞》”，太常少卿冯定，“以《云韵乐》和之”，并“大录所著古体诗以献”，寻迁谏议大夫、知匦事。在专制主义皇权之下，士子献诗赋、颂等，以迎合帝王喜好，实际上是迎合时政的延续。

（四）上书、献策的兴衰与时政关系

唐代上书、献策拜官取人较多的时期，主要集中在太宗、武则天、玄宗、德宗、宪宗等政治较为开明、纳谏风气较浓的朝代，尤以玄宗朝为盛。仅《新唐书·艺文志三》记载开元年间上书拜官者，就有房琯、李镇、韩祐、辛之谔、卜长福、裴杰、冯中庸、高希峤、陈庭玉、柳纵、帅夜光、徐闉、是光乂、苑咸14人。《封氏闻见记·制科》记载开元中上书拜官者有唐频、穆元休、李镇、辛之谔、冯中庸、裴杰、高[希]峤7人，“并量事授官，或沾赏赉，亦一时之美”。此外，还有刘晏、李揆、岑参等人在开元中上书拜官，天宝中有薛须、杜甫、李泌等。安史之乱以后，上书拜官的人数锐减，仅见杜亚、马浩、罗珦、李渤等。其中，房琯、刘晏、李揆、李泌等位至宰相，杜甫、岑参等名闻天下，的确不负“一时之美”。

唐代太宗善于纳谏，上书、献策比较兴盛；武则天为了笼络人心，创置投匦制度，鼓励上书、献策；玄宗朝出现了“以文取士”的转折，此制最为兴盛；其他时期都表现一般。但即便是开元中士人上书、献策拜官最盛的时期，多数人还是很难获得玄宗召见，更难拜官。如开元中，进士孟浩然屡举不第，也曾上书求官，但只落得个千古名句：“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更为讽刺的是，孟浩然后来竟然偶遇玄宗，因为此诗的缘故，被吓得藏匿床下，不敢见玄宗。

安史之乱以后，士人投匦献书热情大受影响，虽然代宗初“屡发德音，招延献纳”，但“进匦上封者，大抵皆事寝不报，书留不下，但有容谏之名，竟无听谏之实”。德宗朝也未见改善，“抗疏而谏者，留而不行；投书于匦者，寝而不报；待制之官，经时而不见于一问，登闻之鼓，终岁而不闻于一声”，上书、献策者也多石沉大海。元和以后，宪宗重开纳谏风气，政治比较开明，虽然有很多士人怀着“救国策从千里而来，欲以肝脑上污天庭”的决心，上书献策，但其献策很难到皇帝手中，以致出现士人“献策千条，未蒙一问，羁孤贫病，流落风尘”的情况。尽管如此，唐代很多落第进士还是将献书拜官作为一种入仕的希望，不辞辛苦地屡屡投献书、策。如卢纶有诗云：“同作金门献赋人，二年悲见故园春。到阙不沾新雨露，还家空带旧风尘。”又纂毋潜《送章彝下第》诗云：“长安渭桥路，行客别时心。献赋温泉毕，无媒魏阙深。”又祖咏《送丘为下第》诗云：“沧江一身客，献赋空十年。明主岂能好，今人谁举贤。”

总之，武则天设匦的目的之一就是鼓励士子关注时政，通过招谏匦上书、献策，以“匡正补过，裨于政理”。加之，唐代开明皇帝利用即位、封禅、南郊等各种机会，时常下诏鼓励士人上书、献策，参与国家政务、时政的讨论，士人也因此“常伯献书立议，咸以为明察敬事”，颇为用心。唐代利用“上书拜官”灵活多样的优势，有效地网罗了天下遗才，不仅弥补了常举、制举和吏部科目选等选拔方式受开科次数和录取人数限制的局限，而且为统治者进献了治国良策，有效地沟通了最高统治者与底层士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起到了“下情上通”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弥补时弊的作用。

二、上书、献策与选官的关系

上书、献策拜官是秦汉以来士大夫获得官位的一个重要途径，“贾诚以求位，鬻言以干禄”的观念已被士人普遍接受。唐代士人在高宗以后入仕艰难，获得释褐、迁转的机会不易，上书、献策拜官，无疑给士人提供了另一个入仕的渠道，特别在超资迁转方面力度非常大，远高于制举和吏部科目选。正如李白诗云：“献书入金阙，酌醴奉琼筵……恩光照拙薄，云汉希腾迁。”皎然送法曹参军李阳冰西上献书时，赋诗云：“汉日中郎妙，周王太史才。云书捧日去，鹤版下天来。”以下就士人以上书、献策而获得释褐、迁转和赏赐的事例，结合唐代官制，对相关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一）上书、献策与释褐

上书、献策是唐代士人解决释褐的一种有效补救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上书拜官”是落第进士入仕的一种补救措施。唐代进士落第后，常常会通过献诗赋、颂、策等，以期获得释褐机会。唐代落第进士一般文采很好，偶有通过献策、诗赋、颂等方式，获得人生大逆转，实现华丽转身。如张昌龄虽然深受太宗赏识，但举进士，被主司落第后，于贞观二十一年（647）诣阙献颂，太宗借此亲试，敕授通事舍人里供奉，解决了其释褐问题。高宗朝进士董弘，累举不第，“献书从仕，解褐授贝州历亭主簿”。诗圣杜甫也因进士不第，多次献诗赋，最终在天宝十三载，“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元和初，有举人仲某自西川“献赋京师，因文章典义，浚发声实，自解巾校文”。大中八年（854），落第进士李群玉“诣阙上表，自进诗三百篇”，敕授弘文馆校书郎。咸通中，郑良士累举进士不第，献诗五百篇，授补阙。

其次，尚未获得做官资格的白身人，可直接以上书、献策而释褐拜官。如永昌元年（689），雍州长安人来子珣上书陈事，除左台监察御史。又仪凤中，裴怀古诣阙上书，授下邽主簿。又王勃，在麟德初，“上书自陈”，授朝散郎（从七品，文散官）。又开元四年（716），京兆府童子员俶进书《太玄幽赞》十卷，“召试及第，授散官文学，直弘文馆”。又天宝九载有白衣薛须、先朝上书，“试经及第”，分别拜“左骁卫胄曹、集贤待制”“右威卫仓曹、集贤待制”。又天宝十载（751），李泌“诣阙献《复明堂九鼎议》，帝忆其早惠，召讲《老子》，有法，得待诏翰林，仍供奉东宫”。翰林待诏是天宝间地位很高的差遣官。《旧唐书·职官志二》云：翰林院“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各别院以禀之，日晚而退……玄宗即位，张说……张垍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玄宗可谓识才，李泌的确是非常之才，在代宗德宗朝屡立战功，后来成为德宗“中兴”的一代名相。又宝应元年（762），罗珦“诣阙上书，授太常寺太祝”。又广德元年（763），李汲“献策金门”，“自释褐超迁楚州录事参军”。

最后，选人可以通过上书、献策，获得释褐机会。如高宗朝宰相李义琰之子巢，门荫出身，“献书陈利害，拜监察御史”。李巢之所以得拜监察御史，应该有他是宰相之子，门荫与献书相结合的因素。又魏元忠以门荫为太学生，累年不调，“仪凤中，吐蕃频犯塞，元忠赴洛阳上封事，言命将用兵之工拙”，“帝甚叹异之，授秘书省正字”，并“令直中书省，仗内供奉”，仗内供奉在基层官中很少兼任，当属器重。又房琯以门荫补弘文生，算是获得出身，在开元十二年（724），“玄宗将封岱岳，琯撰《封禅书》一篇及笺启以献”，奏授秘书省校书郎。甚至有及第进士、童子在待选期间，通过上书拜官方式获得释褐机会。如陈子昂进士及第，参选未能授官，后在光宅元年（684），“诣阙上书，盛陈东都形胜”，成功释褐，“拜麟台正字”，为进士及第获出身加献策拜官的典型实例。又贞元八年（792）前，李道古进士及第，“又献书金门，授秘书省校书郎”。又刘晏七岁举神童，八岁献《东封书》，授秘书省正字。

从上述实例来看，唐代士人通过上书、献策获得的释褐官的阶位，高者可达从六品上的通事舍人里供奉、从七品上的补阙、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等中层官，均为清官，通事舍人和补阙又属于供奉官，可见上书、献策力度远高于进士科及第的释褐官，也高于制科、科目选及第的释褐官。而京兆府兵曹参军（正七品上）、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秘书省正字（正九品下）均为唐代基层官中的清官，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又是唐人仕进中最为清贵的“八俊”官之二，即唐代基层释褐官中最为清贵的职官，常作为较高出身士人的释褐官，及基层官的迁转官。相对较低的太常寺太祝（正九品上）、楚州录事参军（正八品上）、历亭主簿（正九品下）也多作为迁转官，很少作为释褐官。至于直接授集贤待制、待诏翰林等类似学士的情况，虽未授具体职事官，但更是荣显，分掌制诰书敕。还有个别授朝散郎（从七品）、文学直弘文馆等散官的情况，虽未授职事官，但解决了品阶问题。

（二）上书、献策与迁转

唐代上书、献策拜官是中低层官员获得迁转机会的超常方式。如骆宾王曾自嘲，“一艺罕称，十年不调”，便“献策干时，高谈王霸，衒才扬己，历诋公卿”，以期获得迁转，改变久滞不迁的困境。如弘道元年（683），广州洊安县令樊文“献书□丹匮（匦）”，“擢以甲科，每令入阁供奉……是时将封中岳，敕公检校洛州阳城县令”。从广州边远地区的中县令（正七品上），迁转为检校畿县令（正六品下，为清官），晋升幅度是很大了。又开元初，宁州罗川县尉(从九品上）敬守德“献书直谏，敕授豳州新平县主簿(正九品下)”。宁州罗川县、豳州新平县虽同为紧县，但豳州的地位高于宁州，主簿的阶位高于县尉，虽仅高了一阶，但无论位阶和清显程度都有所提高。又贾耽明经高第，乾元中授贝州临清尉（望县），“诣阙献书，授绛州太平尉（紧县）”。从而实现了从望县尉到紧县尉的跨越。又易州遂城尉（上县）马浩，“以禄山包危代兴灭之机，献策于金门之侧”，授左领军卫兵曹参军(正八品下)。

左拾遗吕向开元中“献诗规讽，进左补阙”，从左拾遗（从八品上）迁左补阙（从七品上），连升四阶。天宝初，协律郎（正八品上）郑虔献《会稡》四十余篇，迁著作郎（从五品上）。贞元十二年（796），秘书郎（从六品上）韦渠牟“献诗七百字，极其文采。岁中历右补阙、左谏议大夫（正五品上）”。元和元年（806），大理评事（从八品下）李正卿，因献赋，“制授松滋令（次畿县，正六品上）”。元和九年（814），左拾遗李渤“罢官闲居东洛，撰《御戎新录》二十卷以献”，授秘书省著作郎（从五品上）。元和十三年（818），李渤左迁丹王府咨议参军（正五品上），分司东都，“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献，擢为库部员外郎（从六品上）”。又元和末，汜水尉（望县）张浑献书穆宗，“备述寰海之利病”，“擢授监察御史（正八品上）、领盐铁富都监”。还有使府幕僚献书迁转京官的情况。水部许员外“初以献赋射策，取甲科如地芥；交诸侯之聘，车不辍鞅；繇外台察视，入佐著作”。

从上述基层、中层官“上书拜官”的迁转实例来看，其有以下特点：其一，县官以此提高县等，包含县令及佐官迁转，迁转幅度低者仅从望县尉迁为畿县尉（贾耽），高者实现从中县令迁为畿县令（樊文），主要通过提升县等、增加阶序（敬守德、马浩），实现对及第者的奖擢。其二，加快及第者中层清官之间的迁转速度。如吕向由左拾遗迁左补阙，连升四阶。两者均为皇帝的供奉官，为唐人仕进中最为清贵的“八俊”官之五，即中层官中最为清贵的职官。又郑虔由协律郎迁著作郎，连升十阶，实现了五品清望官的突破。又韦渠牟由从六品上秘书郎迁转为正五品上左谏议大夫，虽迁转阶序不大，但成功实现了唐代“五品清望官”的突破。又李渤由左拾遗迁为从五品上的秘书省著作郎，连升十二阶，两者虽然均为清官，但左拾遗为供奉官，地位较为清要，故迁转阶序幅度非常大，其意义在于实现了获迁五品官的飞越。其三，由地方县级佐官，迁转为中央卫府参佐，仅有一例。如马浩从地方上县尉(从九品上)迁为中央卫府兵曹参军(正八品下)，虽然仅晋升了一阶，但实现了从地方官到中央卫府文职的转变。其四，王府佐官迁转到中央中层清官。如李渤从正五品上的王府谘议参军迁为从六品上的库部员外郎，虽然阶序下降，但由于唐代王府佐官地位较低，仕途暗淡，因此李渤迁为清官、要职，实则是非常大的进步。其五，从地方基层官实现向中层清官的迁转。如张浑从望县尉，擢授正八品上监察御史，连升八阶，并实现了地方官到京官的转变。又许员外从方镇僚佐迁著作郎，直接进入五品清望官序列。其六，京官外任，则会大幅增加品阶。如李正卿大理评事（从八品下），改授正六品上次畿县松滋令，连升九阶。

（三）上书、献策与赏赐

唐代对士人上书、献策，进行考试、复核，合格者除了职官之外，一般对落选者也会酌情给以赏赐。如苏安恒在大足元年（701）投匦上疏，谏言“当今梁、定、河内、建昌诸王等”，并“请黜为公侯，任以闲简”，“陛下有二十余孙，今无尺土之封”，“分土而王之”。武则天虽然对苏安恒进谏十分不满，但仍召见，并“赐食慰谕而遣之”。唐代对士人进献书策可取者，且考试合格，在对其授官的同时，也给以赏赐。如穆元休以文学著称，“撰《洪范外传》十篇，开元中献之，玄宗赐帛，授偃师县丞、安阳令”。又乾元元年（759），沈浩进《广孝经》十卷，授秘书郎、集贤殿待诏，仍赐绿袍、牙笏。

唐代对高官献书、诗赋者多给予赏赐，重在褒奖。如嗣圣元年（684），弘文馆直学士员半千，“撰《明堂新礼》三卷，上之；则天封中岳，半千又撰《封禅四坛碑》十二首以进。则天称善，前后赐绢千余匹”。又景云中，学士沈佺期、武平一等庆祝睿宗观看太子与吐蕃使者打球，“皆献诗”，受赐绢百段。又先天元年（712），侍中魏知古，“从猎渭川，献诗以讽，手制褒答，并赐物五十段”。又中书舍人崔郾，与同列编纂《诸经纂要》以献，“冀人主易于省览”，敬宗嘉之，赐锦彩二百匹、银器等。这类情况多见于中高层官员献诗赋、颂和著书，无关政事，故一般赐以绢帛、器物等。

总之，唐代人士由上书、献策释褐官者，其授官最高可达六至八品的通事舍人里供奉、补阙、监察御史、补阙等清望官、供奉官，甚至释褐集贤待制、待诏翰林学士，分掌制诰书敕的职务，直接为皇帝服务，颇受重用。总体而言，其授官力度远高于常科中的进士科及制科、科目选出身的释褐官。唐代通过“上书拜官”迁转者，主要是将地方县级官员从低等县向高等县流动，解决基层官的选滞问题；从而选拔县尉等基层官中的才俊，进入中央中层清望官；为少部分中央中层清望官中的才俊提供加快内部迁转的机会，实现五品清望官的突破；同时为王府佐官提供了迁转中央清望官的渠道；也为鼓励中央清望官出任畿县尉历练，提供了有效途径。唐代上书、献策的迁转力度非常大，少则四阶，多则十余阶，且多为中层清望官，也不乏五品以上的高层清望官，超过了唐代制举、吏部科目选及第的授官力度，属于典型超资选拔才能之士的非常制度。相对而言，中高层官员献诗赋、颂和著书，多无关政事，属于颂圣，庆典娱乐，故一般赐以绢帛、器物等。

三、结语

唐代上书、献策拜官价值在于常举、制举和吏部科目选等选举方式受开科次数和录取人数限制的局限，充分发挥了其灵活多样的优势，不拘一格地选拔了有一技之长、一策之见的“遗漏人才”，而且成功地鼓励士人“献策干时”，调动了士人参与国家政务的积极性，也是对科举选士、吏部铨选的一个有效补充。唐代在皇帝即位、太子临朝、封禅、南郊等特定条件下，时常会下诏求贤，鼓励士人上书言事，“极言时政得失”，招贤纳士，择取良策；士人为了上书、献策获官，“常自献书立议，咸以为明察敬事”，揣摩时政，针对社会焦点及时政进行劝谏、讽喻，或进行赞扬，迎合时政。唐代士人上书、献策出身在释褐、迁转授官时，明显高于进士科、制科、科目选出身，多授中、基层官中的清望官，为奇才异能之士提供了快速释褐、超资迁转的机会，有效地提高了士人参与上书言事、评论时政的积极性，以致出现“七上献策，三命授珩”的踊跃投献情况。

唐代“上书拜官”取人较多的时期与政治较为开明、纳谏风气较浓的朝代相关度很高，主要集中在太宗、武则天、玄宗、德宗和宪宗等相对比较开明的朝代，尤以玄宗朝为盛。该制的兴起，是唐代选举“以文取士”趋势的延伸，也是武则天、玄宗等开明帝王利用各式名目，选拔非常之才、从谏纳策、拾遗补漏、巩固政权的需要。特别是晚唐制举停废，明经系等常举诸科已经衰落，唯有进士科独大的情况下，科举考试的科目日渐单一，无法满足新政权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需求，“上书拜官”取人更是弥补了唐代科举选人遗才的问题。在五代“上书拜官”取人进一步发展为进献时务策，经过考试之后，合格者可给以减选、释褐和优与授官的优待。后周进献时务策者甚至被赐予进士出身、三传出身，逐渐与常科等同起来，也预示着科举常科科目被进献时务策替代的趋势。到了宋代上书、献策拜官仍在沿用，成为选巡检、捕盗官等地方基层官的主要入仕途径，但总体走向衰败，不及唐五代。

尽管唐代“上书拜官”存在“有容谏之名，竟无听谏之实”等严重的局限性，由于士人进谏水平良莠不齐，也会出现进谏、上书内容空泛，不仅对时政并无裨益，反而给知匦使、理匦使及御史台等相关部门增加政务负担的情况；同时也难免有谄媚之徒借皇帝即位、封禅、出行、祭奠等各种借口，进献诗赋、颂、书等，以阿谀、奉承皇帝，求得官位和赏赐，对国家统治造成不利影响。但多数“上书拜官”还是起到了“匡正补过，裨于政理”的作用，并弥补了唐代科举考试、铨选制度的不足，选拔了“诗骨”陈子昂、“诗圣”杜甫等伟大诗人，以及马周、房琯、刘晏、李泌、贾耽等著名宰相，将其纳入唐代文官体系，不得不说其厥功至伟。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史学研究》专栏，第115—125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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