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友峰 | 自然美理论重建的知识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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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美理论重建的知识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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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论文深入分析了当代自然美理论重建的知识学基础，认为生态世界观的兴起是自然美理论重建的知识前设。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自然美重建的代表性思路对知识学基础的理论后验，并从时代条件、理论背景与学科趋势视角探究了其背后蕴含的内在法则，从更深层次理解自然美理论的重建。

作者简介

胡友峰，山东大学特聘教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自然美学、康德美学相关领域的研究。先后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摘要：生态世界观的兴起是自然美理论重建的知识前设，并从“主体融入”“自然复魅”与“实践共同体”三个方面确立了自身的哲学观念。在生态世界观的知识预设下，赫伯恩建构的“环境美学”和阿多诺对自然美“非同一性”的生态正义伦理得以明确，彰显了自然美理论重建的两种思路。自然美理论的重建是在时代条件、理论背景与学科趋势等深厚的知识论语境中进行。主体环境保护意识的深化与生态伦理观念激发了自然美的实践价值；后现代存在哲学与本真自然的呈现凸显了自然美的理论积淀；美学史内在话语的自然生态转向体现出理论的纠偏与丰富。对自然美的重新关注是当代美学重构的一个契机。

关键词：自然美；理论重建；赫伯恩；阿多诺；现代美学

自黑格尔建构了以艺术为中心的美学话语，自然美便在西方现代美学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西方现代美学似乎将美学等同于艺术哲学，这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学界共识。事实上，西方现代美学并非真的“遗忘”了自然美；自然美在美学理论中的逐渐边缘化是艺术哲学对自然美进行驱逐的结果。然而，西方人对于自然的审美体验从未中断过，自然美理论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进行了重建。近代以来人与自然二元分离的认识关系与利益至上的实践关系在推动人类社会深入发展的同时，也使自然审美走向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方向。同时，美学领域更为重视艺术美，并从艺术的视角对自然对象进行审美欣赏，未真正尊重自然的本真面貌。在人与自然依存关系基础上也生发出自然全美的理论，但总体仍是从自然物性角度对自然美的规定，未真正做到人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当代的自然美理论已经建构出多种理论谱系，对此，我们不仅要问：在其知识学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引发了自然美理论的重构？而当代自然美的代表性理论能否验证这些知识前设？知识前设与理论后验又反映出自然美理论转向背后怎样的内在逻辑？追问这些问题，不仅能够使我们更为深入地探析自然美理论重建的深层知识论根源，还能够从具体理论角度验证知识论的合法性问题，并最终探究其背后蕴含的内在法则，从而更深层次理解自然美理论的重建。

一、自然美理论重建的知识前设：生态世界观的逐步确立

如果要分析当代自然美理论重建的知识学基础，我们就需要深入阐释生态世界观的兴起与发展，因为这里涉及实体性世界观向生态世界观的转变历程。随着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兴起以及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代由笛卡尔-牛顿建立起来的物质实体世界观采取二元分立的思维与认识模式具有鲜明的机械论色彩。在资本主义向纵深发展、科学技术飞速进步的工业文明时代，笛卡尔-牛顿世界观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人类发展生产力的效率，有力地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进步。但随着工业文明深入发展，人类逐渐发现自己并未获得启蒙运动所允诺的幸福，反而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首先，启蒙理性与现代性工程割裂了主体与自然的诗性融合关联。“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人类自身也成为被工具理性操纵的一员。其次，资产阶级市场伦理与工业生产凸显了主体面向自然的“异化”场景。人类与自然之间诗意栖居的“如画”体验也被现代性“时空分离”所割裂。物质存在不断挤占主体的生活空间，“空间不是一种纯洁的表现，而是传达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准则和价值观，而且首先是交换和商品的价值观，也就是拜物教”。从自然环境异化的视角而言，笛卡尔-牛顿世界观将自然视为被动存在的实践对象。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人类开启了对自然无节制的掠夺与支配，这导致资源枯竭与环境破坏现象愈演愈烈，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由此可见，近代哲学转向确立起来的笛卡尔-牛顿世界观在推动工业文明发展、使人享受进步成果的同时，也割断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使人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面临着精神与物质生存层面上的双重危机。

因此，西方哲学也对近代以后确立的笛卡尔-牛顿世界观进行反思，传统哲学理所当然地将理性自主的人类视为世界的支配者，由此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在获得理性的过程中，人类应该如何认识自身？应该如何认识世界？人类应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这些问题需要哲学重新追问和思考，也引发了西方生态意识的萌生与兴起。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哲学逐步从工业文明立场转向了生态文明立场，开始反思批判以往人类对自然整体片面狭隘的认识，从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近代以来物质实体的世界观逐渐转向整体有机的生态世界观，生态哲学思想逐步兴起。生态哲学（生态世界观）“以人、社会、自然关系为基本问题，以实现人、社会、自然和谐为目标，是一种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与此同时，中国古典美学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理念内蕴主体与自然之间的诗性关联，以“天地感而万物化生”的整体观念凸显审美精神的自由跃动，也形塑了整体论哲学世界观。自然、审美、艺术与主体在美学跨文化研究的视域中得以融合，也丰富了自然美研究的知识资源。世界观的生态化转变和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可以视作哲学生态化转向的一体两面，二者为自然美理论的重建提供了坚实的知识论基础。针对近代二元机械世界观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生态世界观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确立了自身的哲学观念。

（一）主体：深层融入生态系统

在世界的构成方面，西方哲学虽然在近代研究重点由本体论转向了认识论，但并未放弃从形而上层面对世界本原的思考。近代以后，随着人类主体性的觉醒，人类摆脱外部束缚的渴望不断增强。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宣言，使人因理性的思考能力而掌握了自身的存在依据，人类成为思维的主体，自然也就成为被人类认识的客体，由此，人与自然走向了主客分离的道路。这种二元的认识模式在近现代科学思维的推动下深化发展，形成了灵魂—身体、理性—感性、社会—自然等一系列二元认知模式。但近代物质实体的世界观遮蔽了人与自然真实的依存状态，忽视了二者之间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物质交换、信息沟通等复杂联系，从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陷入纠结两难的境地。

因此，生态世界观在转型过程中首先便反思了这种世界构成的二元论的解释方式，正如卡普拉（F.Capra）所总结的，在生态世界观中始终贯穿着两个主题：“相互联系和运动”。生态世界观不再像传统哲学一般，孜孜不倦地在纷繁现象背后寻找一个恒定不变的抽象本体，而是从关系的视角出发肯定生态系统中的处于动态变化中的联系。在这一世界观的转换中，自然整体作为万物生成与发展的根源，其基础性作用被重新发现，人类不再以主人的姿态和冰冷的认识方式对待自然，相反，从整体角度重拾了对自然的依恋与关怀。人类是自然诸多物种存在的其中一种，并有机融入自然生态系统内部，推动自然生命的平等共存景观。生态世界观所倡导生态整体论、生态中心论是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思维逻辑的调整，将深层的主体“自我实现”意识放置于宏大的自然生态体系，在生命有机整体存在的价值论视野中彰显主体的生态智慧与精神认同。正如阿伦·奈斯所倡导的深层生态学的“生态中心主义”与“自我实现”双重目标，“自我实现”构成人类在生态命运共同体之中的深层存在意识。如果说“本我”与“社会自我”是对现代性工程确立的主体性话语的延续，肯定了主体在社会实践中的自我认同；那么“生态自我”则是从更高意义上对主体存在“大写自我”的观照。“生态自我”将个体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生命形式、价值诉求等都融合进自然整体的共生多样性中，凸显中国古典哲学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生生与共”“气韵生动”“天地合德”等诗性生命本体的目标。生态自我的建构也正是从个体到群体、从主体到交往、从自我到整体生命系统的辩证动态进程，人类重新回归、体验、融入自然内部，以共生价值理念考察雨林、荒野、沼泽、草原、河流以及大雁、鲤鱼、野狼等自然生物的存在景观。人类作为自然界的有机存在与自然生命进行融合交流，以整体化的生命追问呈现跨越时空的诗性智慧。生态自我也在主体社会交往、生态中心、多元价值的基础上重塑后现代语境中自然诗性主体，彰显了主体融入自然之中的家园意识、生命意识与诗性体验，自然美的话语意义也得以生成。“我们为这支几乎就在我们的门口台阶上唱出的清晨赞歌而骄傲。而且，不知怎么地，在秋色中，那些松树上发蓝的针叶，从那时起，就变得更蓝了；甚至那些松树下由悬钩子铺成的红地毯，也变得更红了。”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认识到了美并不单纯局限于艺术领域，与自身紧密相连的自然整体同样具有审美价值。在生态世界观的影响下，美学开启了对自身的反思，逐步关注以往被遗忘的自然美。

（二）自然：“复魅”的生态整体伦理观念

在对世界的认识与分析方式上，生态世界观也体现出从二元分离走向融合统一的趋势，从对实体的碎片化分析转变为对系统的整体性观察。近代以来的机械世界观建基于当时给社会带来飞速发展的物理学之上，因此，实验室研究中行之有效的方法被理所当然地移用至自然分析之中，这使近代世界观带有鲜明的还原主义与机械主义倾向。机械世界观的科学认知方式在最大程度上为自然“祛魅”，自然的有机性与神秘性在科学仪器冰冷的洞察下逐渐消散，自然成为无生命的客体对象。

不同于建基于物理学之上的近代二元机械世界观，生态世界观的科学基础是生态学，因此，其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不再专注于对自然实体的分解与分析，而是采用生态整体论的视角研究个体间复杂的联系。这也就颠覆了传统二元分裂的自然认识方式，从系统整体性与生命有机性两方面看待自然。自然不再是分裂的片段，而被视为完整的整体与体系化的系统；人类也需要全面地认识自然的本真面貌。同时，生态世界观也为自然整体重新“复魅”，这并不是重新肯定蒙昧状态下自然所具有的未知性与神秘性，而是承认自然尚且存在自然科学所无法描述和解释的现象与联系，并且肯定自然整体的系统性与合目的性。针对现代性工程导致的自然与主体相分离的状况，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审视后现代知识互涉与主体交往的文化模式，强调建设性的后现代自然伦理观，并调整现代工业理性对自然本体造成的异化结果。从自然本体的视角而言，其先后经历了“附魅”“祛魅”“复魅”（“返魅”）三个阶段。古典时期的自然本体论与泛神论以朴素的本体论话语凸显了自然的价值；现代性工程与笛卡尔-牛顿世界观强调了理性主体对自然的逻辑化改造，在认识论的视野中塑造了自然的“对象化”存在价值。而在后现代时期，自然的复魅则是在主体交往、学科交叉、话语融合的基础上建设整体性的有机自然景观。自然不仅包括一切物种和有价值的存在物，提供了“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自由生存空间，也建构出不同生命主体、不同话语资源相互交流的共生面貌。自然不再仅仅是作为主体进行工业生产和劳动实践的对象，而是与主体形成亲切、情感、道德和伦理维度的密切联系。由此，一种包孕主体和自然在内的整体化生态伦理观念就得以生成，并实现了从物质到精神、从技术到审美的理论结构。在对自然整体性与有机性的重新认识中，生态世界观也使人类重新认识自身与自然无法分割的多样联系，从而重新走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由此，美学领域不仅修正了以往对自然美的忽视，也反思了二元分离的对象模式，逐步超越对孤立实体的自然形式美的专注，自然美理论逐步走向生态重建。

（三）实践：主体与自然“生生与共”的审美超越

近代世界观二元分离的思维模式下，自然的健康、稳定和美丽是与人类毫不相关的自在的存在，人类因此免去了生态义务，也就造成了人类主体对自然客体一味索取的实践模式。无论依据自然自身的价值，还是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对自然的责任与世人和将来人的责任并非互不相干”，生态世界观所颠覆的正是二元模式下人类所产生的“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反对人类在面对自然时的自私与狭隘，在肯定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基础上，推动人类主动承担起自身的生态义务。生态世界观凸显了主体实践的整体性与多元性特质，并延展出从外在自然的人化、内在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感性存在自由等知识谱系，以实践进一步弥合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区隔，借助“美的规律”与“内在的尺度”形成整体化的生态审美感知效应。“要认识和改造自然，就必须顺从自然，遵守自然的客观规律，将人的内在尺度与自然的外在尺度结合起来。”主体的物质生产活动构成了实践的第一个层面，凸显了“自然的人化”的满足感与愉悦感，形成了按照“美的规律”进行艺术生产的基础。与此同时，感性的心理结构也通过自然的生命、景观等得到强化，成为“内在自然的人化”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主体的审美意识、审美情感与自然生命节奏产生呼应与共鸣。由此，艺术与审美活动的自由构成实践的第二个层面。自然美感体验、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又以自然物为中介，推动主体形成个体感性自由的存在论美学意识，塑造了“生生与共”的大美情怀。作为主体的人类以精神实践的方式重新回归自然，以生命意识、审美自由和情感共鸣推动“人的自然化”进程。“将‘人活着’和自然界的存在和万物的生育，看作宇宙自然的‘大德’，这就是以‘情’为体，将‘人活着’予以宇宙性的泛情感化，即给予整个宇宙自然以温暖的、肯定的人的情爱性质来支撑‘人活着’。”人的自然化情感体验正是自然实践的第三个层面，展现了理性与感性、物质与精神、自然与审美相统一的景观。可见，主体的自然实践将“人化”与“自然化”进行统一，在整体化的辩证视野中凸显了自然美话语。自然从“资源”向“根源”的转换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二元分离重回融合统一的结果，生态世界观由此为人类的生态责任寻找到了有力的根据。因此，人类既不应武断地将自然对象当作艺术对象进行审美欣赏，仅关注“如画”的自然美，也不应蛮横地以“人化”解释自然美的生成，剥夺自然美的独立性。自然美理论由此开启了转向，从生态整体的角度重新构建自然审美方式。

生态世界观的拓展与注重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生态学兴起具有内在的密切关联。生态学的兴起意味着生态世界观的初步建立，同时也推动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化重构。许多思想家也在这一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身的理论推动了世界观的生态化转型，当代自然美理论显然受到了这种生态世界观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影响，重塑了主体与自然之间的诗性伦理关系，建构出从生态中心到审美话语、从主体实践到生生与共的理论脉络。生态世界观的逐步兴起也就成为自然美理论重建的知识前设。

二、知识后验：自然美理论重建的两种思路

如果说生态世界观的确立是自然美理论重建的知识预设，那么，我们该如何来验证这种知识论预设的可行性呢？这就需要从自然美理论发展的历史出发，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野考察自然美的理论的重建问题。自然美的重建在事实层面上并不仅仅依托自然美理论的自我推演，相反，与公众对自然审美质量和自然环境价值的意识不断提高息息相关。美国的艾尔伍德·谢弗（Elwood Shafer）是这个领域内的开创者，他们开发出了一套“景观偏好模型”，通过测量照片的形式特征量化并预测公众的景观偏好。正是在这种超越经验主义量化的知识背景下，自然美问题重新进入现代美学的历史舞台并获得了更为深入的发展。在自然美理论重建问题上，赫伯恩建构的“环境美学”和阿多诺在艺术哲学中重新发现的自然美的异质性力量就显得特别重要，也彰显了自然美理论重建的两种思路，对它们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为细致地对自然美理论的重建进行知识论的考察。

（一）赫伯恩：建立以“环境”为中心的自然美

罗纳德·赫伯恩（Ronald Hepburn）于1966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的文章，预见性地提出了西方环境美学发展的重要论题。赫伯恩将自然看作相互联系的整体存在，而不是孤立实体的自然物。这是一种关系主义的生态世界观在自然美理论建构中的具体应用，同时也为环境美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思路。

1.自然审美的本体意义凸显

如何探索一种恰当的自然审美方式始终是环境美学发展中的一个中心议题。赫伯恩在《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中区分了两种流行的自然欣赏方式：一种是对个别自然对象的独特性进行审美静观，这是当代英国哲学普遍采取的个体主义立场；另一种则倾向于揭示自然中的“统一性”，实现“与自然合一”的理想状态，但是支持这种整体性的自然欣赏方式的学者对于“同一”或“统一”的理解也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差异。在赫伯恩看来，这两种立场无所谓优劣之分，共同构成了自然审美欣赏的两极，其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审美可能性。对个别自然对象的关注不仅是自然审美体验的起点，整个审美体验都围绕着对自然事物的特殊性展开，但是，“在对于孤立的、个别事物的体验具有特定的不完整性，这种不完整性催生了走向另一极端，即统一性的努力”。与此同时，赫伯恩也肯定了自然审美的本体属性，强调了自然环境作为审美对象的复杂性、环绕性与“无框架性”特质。主体对自然进行身体体验之时，其实也完成了身体视知觉沉浸于自然空间中的过程。一方面，主体对自然的审美体验具有浓厚的在场性面貌，审美主体自身已经成为特定自然空间的组成部分，拥有对空间的真实体验和时间的切身感受，显现出诸如伯林特所认为的“参与美学”状态。比如主体对森林、山川和沙滩的自然审美体验，就体现出自我与身体的“融入”，主体既是欣赏者，同时也承担了参与者与表演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自然本体呈现了审美的开放性、多元性特质。赫伯恩所倡导的自然审美想象模式是一个超越框架感的自由之境，主体的生命体验、脉搏跳动、运动节奏等都融入自然的日升月落、海涛河流、循环往复的宏大变化中，形成了充满情感与意义话语的“大美景观”。如果说艺术文本呈现出传播媒介与物质形态“给定的整体”，而自然则超越了物质与时空的限制，是由包括人类在内的不同生命有机体、环境和景观营造的统一体，塑造了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审美理论框架。

2.自然审美的深度与平衡

自然审美欣赏中还存在着另外两个极端，即从琐碎的、肤浅的欣赏到严肃的、深度的欣赏，分别强调对自然具体、开放的感性认知和对自然真实本质的认识。赫伯恩认为，对于自然美的观照不能止步于“对知觉特性和形式结构的尽情享受”，还需要反思性成分的参与以增加审美体验的严肃性和客观性，促使自然审美走向深化。在生态世界观确立的过程中，人类开始以生态知识作为认识自然世界的重要知识来源。在《当代美学与对自然美的忽视》这篇文章中，赫伯恩提到通过“科学知识的想象性同化”可以促使自然审美欣赏从琐碎走向严肃。而在之后关于自然美学的一系列文章中，他进一步阐释了科学知识、形而上学的想象、身体感知在自然审美体验中的结合与互动，这打破了以往人类感官体验对自然审美的话语霸权，启发了环境美学对于如何进行适宜的自然审美欣赏这一问题的思考。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肤浅与严肃》（“Trivial and Serious in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Nature”）一文中，赫伯恩再次明确了自然审美从琐碎走向严肃的两极：“我们需要承认在这种对自然的审美欣赏中的双重性：一种感官成分和一种思想成分。”赫伯恩这篇文章的重点在于追求感官成分和思想成分的交融和平衡，反对对于感知或者思想作用的片面强调。赫伯恩以对自然界的崇高体验为例说明审美体验思想元素参与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自我形象来抗衡自然界令人畏惧的外部力量，对于崇高的体验可能会萎缩甚至无法实现。自然审美中的思想性成分一部分来自对人类自我和人类生存状态的认识，审美体验囊括了自我探索和反思的维度，因此自然审美超越了对于自然感性形式层面的欣赏而走向严肃和深化。赫伯恩作为当代西方环境美学的奠基人物，这篇1966年发表的《当代美学与对自然美的忽视》可以被看作环境美学的实质性起点。赫伯恩在这篇论文中阐释的观点被后来的环境美学家反复提及；环境美学似乎忠实地沿着赫伯恩的理论路线前行，围绕人类与自然审美关系进行探索，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论争和问题几乎全部可以从他这里找到源头。

此外，如果从更加宏观的理论视野来审视赫伯恩的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其体现了对生态世界观确立这一知识论前设的验证。从审美对象来看，赫伯恩重新发现并强调了自然环境审美，促使自然环境作为审美对象重新返回到美学的论域之中。从审美方式来说，赫伯恩对于自然审美方式的一系列可能性的探索体现了生态世界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诉求，避免了自然审美中自然科学对人类感知的碾压，推动自然物性与人类诗性走向平衡。由此可见，赫伯恩的理论从环境美学路径上与生态世界观的确立相呼应，成为自然审美领域对生态世界观的鲜明验证。

（二）阿多诺：作为艺术美他者的自然美

阿多诺美学理论可以看作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在审美领域的延伸，因此其理论不只讨论了审美领域自然美的忽视，更力图在自然美的重新发现中探求现代社会救赎的希望。在《美学理论》中被命名为“自然美”的这一章节中，阿多诺深入讨论了自然美被忽视和责难的历史及原因、自然美的非同一性、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关系等问题，尝试通过对自然美的恢复疗救严重异化和扭曲的人类社会。

1.自然美的“非同一性”与“谜语性”特质

在《美学理论》中，阿多诺反复用“谜语性”来表示艺术作品的特质，艺术救赎社会的真理意义正是来源于这种既遮蔽又敞开的谜语性，但是这种谜语性并非由艺术技法来实现，而是从自然美中继承而来的。自然美的这种谜语特质从不可界说和非同一性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自然本身具有丰富多样、转瞬即逝的感性特征，自然美具有非同一性；“每个被视为美的自然客体本身都表现得好像它是世界上唯一美的事物”；另一方面，自然美既不是希腊人所迷恋的对称性数学关系，也不是形式上伟大恢弘的范畴，它所具有的谜语性“完全禁止任何自然美理论的先验化建构”。因此，自然美不可界说、不可解释，更不能以现代审美方式武断地还原为“如画性”。“谜语所指涉的事物和谜语本身同等重要。它不只在普通意义上指向谜底，即不是用在场事物，借此言彼地指称不在场事物；而是将谜语作为‘路径’。”自然美无法用概念和语言进行认识和界说，因而开启了一条概念以外的认识路径，从而保全了那些被理性剔除出去的真理意义，体现了自然美动态多样的特质。

在阿多诺看来，启蒙本质上来说就是人对自然的控制：“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启蒙的本意原是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但是启蒙理性在发展的过程中演变为一种排斥性的工具理性，其基本特征就是同一性思维——主体从它所描述的客体中抽象出概念，这种抽象出来的概念组成了知识反过来支配和控制一切客体和认识对象。同一性思维将多样性的事物抽象化，抹平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并以概念和规律的形式加以统摄和支配，再将概念纳入解释体系。对于不具有同一性、无法概念化的事物，工具理性只能通过将其遗忘的方式来使其符合理性的整体规划和统治。由此，阿多诺找到了自然美被遗忘的根源，而这种同一性的原则实则是蛮横理性与机械还原论思维融合的产物。自然美的谜语特质可以视作对理性问题的反思，其蕴含了对抗同一性形而上学思想传统的契机，以及救赎同一化社会和异化主体的真理意义。因此，阿多诺认为必须通过“回忆”来终止工具理性对自然美的掌控。“所谓自然的追忆，是以启蒙主体为媒介，通过自然而进行的对自我的追忆。”阿多诺对自然美的探讨并不止步于拓展美学问题域，更是通过自然美将人与自然重新融合，从而颠覆同一性思维的专横统治，走向人与自然的自由与解放。

2.自然美的抵抗诗学与生态正义伦理

阿多诺对于自然美的恢复在根本上是为了抵抗理性美学和启蒙哲学，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美学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推动生态世界观越出审美领域走向生态政治学。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恢复了“美学”术语的原初定义，并重建了美学的唯物性。因为在鲍姆加登最初对美学进行系统阐述时，“这个术语首先指的不是艺术，而是如古希腊的感性（aisthesis）所指出的那样，是指与更加崇高的概念思想领域相比照的人类的全部知觉和感觉领域”。马克思着力于从身体和自然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角度，对美学的感性和唯物性进行拯救：一方面，人作为一种能动的自然存在物，需要在自然世界中通过实践发展、确认、丰富自己的各种感觉能力，从而产生美，即“人化的自然”；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存在物受制于自然环境，即“人的自然化”。

阿多诺为了对抗启蒙理性和同一性思维，祭出的是非同一性利器。相对于“同一性思维则说某物归在什么之下、例示或表现什么以及本身不是什么”，“非同一性的认识想说出某物是什么”。这种某物应该是“在对精神的反思中特别表现为客体而不表现为精神的东西是物质”。这实际上站在唯物主义高度，确定了这种客体不是抽象的精神存在物，而是具有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的物质存在物，具体包含两种：一种是身体，身体经验可以使人明白“痛苦不应存在，应该有所不同”；另一种则是自然美。由此来看，阿多诺的自然美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乃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推崇自然美是系于一脉的，均属于重建唯物美学、抵抗异化社会的宏大工程。甚至连与阿多诺交往密切且部分意见不合的本雅明，也在灵韵理论中关注到了自然美。当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审美意识形态转向文化政治时，以伊格尔顿为代表的美学家依旧延续了马克思对于身体和自然的思考，认为以自然存在为基础的身体政治，开启了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的路径。总的来说，以阿多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自然美的恢复，虽并未如赫伯恩一样大张旗鼓地为环境美学发展呐喊，但其理论更多在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将自然美理论与社会批评理论结合起来，也推动了人与自然共同走向和谐共生。这种以社会批判为中心的自然美构建路径对于建立生态政治学具有启迪意义，也与环境美学路径一道，从不同维度体现了生态世界观下自然美理论的建构路径。

三、自然美理论重建的知识语境与理论根据

对比两篇发表于近乎同一时间的奠基性文章可以发现，赫伯恩和阿多诺都对美学理论遗忘自然美的现象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两人关于自然美重建的论述中存在着很多共同的关注点。首先，赫伯恩与阿多诺的论述都是从批判美学领域遗弃自然美起笔，深入分析了自然美被遗忘的原因以及自然景观的感性特质，倡导通过自然美的回归来恢复美学学科的完整性和多样性。其次，他们都肯定了自然审美是区别于艺术鉴赏的独特的审美体验类型。自然事物具有富于变化、难以为主体完全掌控的感性特质，对于自然美的欣赏不应该机械套用艺术鉴赏的模式，这也成为当代自然美学重建的前提和共识。事实上，赫伯恩和阿多诺互不相识，两人的语言和写作风格也有很大差异。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认定两个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声音几乎同时宣告自然美的回归是出于巧合，那么，这也使我们不禁疑惑，除了生态世界观建立所提供的动力，自然美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这个时间点重建，其知识语境和理论根据为何？

（一）当代环境保护意识的兴起

从时代语境来看，自人类迈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经济效应和科技发展始终是建立在对于自然的征服和破坏之上。二战之后，欧美国家工业化达到了新的高度，随之而来的是对自然资源的大面积开采和生态环境的大范围破坏。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化学烟雾事件等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此起彼伏，严重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身体健康和生存状态。面对日益严重的生存与发展危机，人类逐渐转变了以往粗放式的发展思路，环保意识开始兴起。

生态环境的恶化直接影响到了对于良好生活环境的追求，导致民众开始重新思考和反思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而参与环境保护运动也成为了关系国家政策、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方式。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出版了一本科普性读物《寂静的春天》，用生态学原理分析了由于化学农药滥用带来的不堪重负的生态灾难。该书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影响了一系列环境政策的出台和环境运动的蓬勃开展。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世界各国政府第一次共同商讨全球环境保护战略。20世纪60年代后期欧美各国环境运动的蓬勃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的出台正是对环境危机所作出的最迫切的实践回应。社会领域的环保运动推动了环境哲学的深化与生态转向的理论浪潮。环境哲学研究试图从哲学基础、思维模式、主体生存、精神体验、自然审美以及美学话语等诸多维度重构主体与自然的融合关联，重塑主体生存的自然诗意家园。这就建构了从社会生产到文化批判、从自然保护到环境伦理的理论线索，自然审美的意识形态属性也逐步凸显。环境哲学作为蕴含环境伦理学、环境正义、大地伦理、整体主义环境论等相关内容的文化思潮，其核心正是对现代性工程的工业理性与自然异化进行批判，调整物理主义世界观的话语规训，并在后现代语境中建构整体性、系统性的自然有机体存在。与此同时，环境哲学也推动建构了生态世界观与生态伦理，形成主体、自然与社会相融合的“三元辩证法”，促成了现实的环境问题逐步向环境保护意识与审美精神共鸣的理论转化。比如环境与生态伦理就将主体之间的道德关怀拓展到更为广阔的自然存在物，促使所有的有机生命体、自然景观、生态系统等都充满伦理价值关怀，形成万物相生相融的和谐景观，这也推动了生态中心主义的话语建构；而环境正义诉求则拓展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形态，将环境哲学与生态运动、工人解放、地缘政治学等问题进行结合，探究克服生态环境危机的社会实践方式。生态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劳工-环保联盟”等都凸显了通过环境正义保障社会公平的方案。可见，环境哲学不仅仅是关于物质自然的问题，更涉及社会实践、审美精神、文化文本和大地伦理等系列知识场域。

（二）当代思想界对本真自然的追寻

从理论语境来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法国兴起了后现代文化思潮，而后逐渐蔓延整个欧美地区，成为西方文化主潮。后现代思潮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主要表现在对理性秩序的激烈反叛，力图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对以固定不变的理性逻辑和原则统一化、规范化这个世界。后现代主义者主张将主体的精神能量重新扎根于物质之中：“首先应重新扎根于我们的躯体，其次应重新扎根于我们的社会环境，最后应重新扎根于我们的自然母体。”返回身体和自然，使精神重新扎根于感性存在，成为对抗理性主义的药方，“从而将人重新还给人，将自然重新还给自然”。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无论是人类主体还是外部自然，人类都企图摆脱理性的蛮横统治，回归本真的自然性，这也就促成了反抗理性、回归本真的逻辑思路。

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指出，后现代精神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有机主义（organism）。由于超越了现代的二元论和实利主义，后现代精神具有一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意识：“后现代人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在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具有其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正因如此，人类回归了与自然原初的亲密联系之中。人对美的感受和认识能力基于自然本性，因此在诸多学科中，美学在与自然对象建立友好关系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因此，在这种“回归本真”的逻辑思维的影响下，人类重新发现以往忽视的自然美，逐步构建起“人与自然共在”的新型审美关系，从而在美学领域践行了后现代语境下“回归本真”的逻辑思路。与此同时，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哲学则重新凸显了自然的“家园”意识与“栖居”景观，将自然的本真性与主体的诗性生存进行联系，并反思技术理性的话语边界。在对技术主义的反思中，自然“物”性与空间栖居成为家园意识呈现的载体，也具有了自然美和艺术美的结合之意。海德格尔对自然的追问充满了康德空间理论的先验论色彩，借助“去远”与“定向”展现了主体身体在自然“之中”的此在存在，主体也成为自然万物的有机组成部分，肉身性构成自然世界的深层结构。后期海德格尔理论更加强调了自然“物质”与“位置”的重要性，主体通过房屋建造、桥梁修建、院落保护等一系列“物”的参与，形成了天地神人自然万物面向主体的“聚合”过程，从而将主体与自然有机融合成为系统整体。这正是通过“物”的筑造进一步实现诗性栖居的阶段，而充满自然本真性的家园意识也油然而生。“栖居通过把四重整体的本质带入物中而保护着四重整体。但只有当物本身作为物而被允许在其本质中，物本身才庇护着四重整体。”特定的位置构成主体在自然“之中”的物质形式，也是艺术诗性真理的敞开之所，传达了万物交感和谐的自由面貌。

马丁·海德格尔

由此，在后现代哲学兴起的理论语境下，哲学领域反对自现代哲学以来蛮横的理性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给人类与外部世界的种种限制，逐步形成了“回归本真自然”与“消除中心”的逻辑思路，这使美学重新认识到人与自然原初的亲密关系，在审美领域不断推动人与自然走向和谐共生。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知识互涉、文化交融与主体间性浪潮推动美学诸多元素以“返魅”的形式重新表达，呈现出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后，自然的本真性重新澄明的过程。景观的鉴赏与凝视、“可生长性”的多维拓展、拟真的在场生成等等，不仅确立了自然美自身的知识场域，也凸显了自然本真表达的合理性论断，将自然美在实践、存在、艺术、真理、生命等多重维度中展现丰富意义。“对自然的存在方式的理解、对自然美的真理性的揭示、对自然美学与时代生态危机的关注，这三者共同勾勒出自然美知识增长的动态的理论谱系，也决定了自然美的知识增长是一个随着时代而发展的开放性的理论体系。”“消除中心”的逻辑思维也推动美学放弃将艺术审美方式奉为圭臬的传统，拓展了美学的理论视域，这些都激发了自然美理论走向复兴。

（三）当代美学对艺术美传统的反思

从美学学科语境来看，对自然美的恢复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鲍姆嘉通在创立美学学科之时就将艺术规定为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在《理论美学》中，鲍姆嘉通虽然设立了名为“自然美学”的一个小节，但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有关自然审美的自然美学大相径庭，指的是未经训练和引导在自然状态下发展的低级认识能力。谢林的主要美学著作命名为《艺术哲学》，全书的内容不涉及自然美。席勒的美育也仅仅针对艺术教育，无关自然审美教育。黑格尔美学则用严密的逻辑体系论证了美学将范围界定在艺术之内的合理性，认为“美学”由于“讨论的并非一般的美，而只是艺术的美”，应该命名为“艺术哲学”或者“美的艺术的哲学”，自然美这一问题因无关宏旨并且已成惯例才给予保留。

分析美学对自然美的排斥推波助澜地加剧了自然美在美学领域的边缘化。分析美学将分析哲学的基本方法引入美学之中，“追求一种通过对‘艺术语言’和‘批评艺术’而进行分析而得到的‘明晰性’”，从而将自然美完全搁置在美学理论的盲区之内。在分析美学的三本经典之作——门罗·比尔兹利（Monroe Beardsley）1958年的《美学——批评哲学中的问题》（Aesthetics：Problems in the Philosophy of Criticism），约瑟夫·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1962年的《哲学视域下的艺术》（Philosophy Looks at the Arts）、威廉姆·肯尼克（William Kennick）1964年的《艺术与哲学》（Arts and Philosophy）中，总共1527页的讨论中未曾涉及自然美的相关讨论，足以见得分析美学对于艺术以外领域的轻视和排斥。分析美学固守在艺术的范围之内，其美学理论是在以艺术为中心的现代自律性美学体系的参照下构建起来的，当理论家试图将目光投向自然美之时，却失望地发现现有的美学理论无法对其进行“削足适履”，因此得出自然美不具有美学研究价值的结论。罗伯特·埃利奥特（Robert Elliot）就认为不能对自然环境做出审美评价和判断：“审美评价的一个明显的组成部分取决于将审美对象视为一个有意图的对象，一个人工制品，一个由作者的目的和设计塑造的东西。”这种长久的艺术美传统使自然美学失去了在美学学科中的合法地位。“当他或者她表面上探究审美世界时，实际上是以偏概全，所以不仅没有完整合理地把握审美的概念，而且很具有讽刺意义，甚至有违他或她表面上在侍奉的概念：艺术。”正如韦尔施（Wolfgang Welsch）所说，这种审美理论的地方主义使艺术丧失了与人类社会和生活的联系，从而走向自我毁灭，同时，自然和日常生活世界的缺场也使美学永远无法走向广博和完善。在艺术美学传统长久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美学学科的偏狭，开始对以往的艺术美传统进行反思，这一逻辑思维也开启了美学家对自然美理论的重建。

20世纪60年代后期赫伯恩等人重新发现和关注自然环境之美，可以看作对以艺术为中心的分析美学主流的反拨。正如卡尔松为《斯坦福哲学百科》编辑的“环境美学”这一词条中写道：“环境美学是哲学美学中一个较新的子领域。它产生于20世纪后三分之一叶的分析美学。在它出现之前，分析传统中的美学主要关注的是艺术哲学。环境美学的产生是对这种强调的一种回应，它追求的是对自然环境欣赏的考察。”事实上，从分析美学内部发展逻辑来看，分析美学走向对自然美问题的研究有其必然性。在分析美学把全部的理论注意力集中在艺术身上时，必然要涉及将艺术与非艺术进行对比的问题，自然环境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物品作为艺术的对立面必然要进入分析美学的考察视野之中。上述赫伯恩的这篇开创性的文章《当代美学与对自然美的遗忘》最初就被收录在《英国分析哲学》之中，整篇文章的论述思路正是建立在对于艺术欣赏和自然欣赏的辨析之上，其中不难见出当时正昌盛的分析哲学传统的理论方法对于赫伯恩的影响。

当然，西方环境美学并没有囿于分析美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比如伯林特立足于现象学和实用主义展开对于自然环境欣赏的论述；以阿多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美学对于自然和身体维度的思考正是对传统美学进行超越和反叛的另一条道路。由此可见，分析美学在不断贬低自然美的过程中也为其后来的复苏提供了足够的逻辑支撑。当今美学若想摆脱传统美学的掣肘，必然要超出艺术哲学的范围去探索新的成长空间和美学力量，对自然美的重新关注仅仅是当代美学重构的一个起点。在新的历史语境之下，艺术欣赏、日常生活审美体验以及对于自然美的空间环境体验，共同形成了当下美学理论三足鼎立的局面。自然美不仅恢复了自身在美学史的知识场域话语，也和艺术美学、生活美学、实践美学、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进行知识交融，推动自然美学的体系化建构与话语拓展。比如“如画”模式对审美活动的多元建构、实践存在论对主体与自然关系的拓展、自然与生命存在的现代性反思、自然物性基础与诗性敞开的生态凝聚；等等，这些内容拓展了自然美学的知识体系，并给当代美学史建设提供丰富的话语资源，推动美学重新审视自然与艺术、主体与客体、生命与生态等问题。扩容和重构之后的美学必然包孕杂多而细微的审美体验，所带来的将是整个审美空间的开放和敞亮。

综上，从知识前设与理论生成的视角而言，生态世界观的确立不仅弥合了笛卡尔-牛顿世界观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也呈现出主体与自然生态之间的整体化诗性审美话语，主体面向深层生态系统的融入实现了“生态自我”的意义追问，而自然的“复魅”场景则建构出了整体化的生态伦理系统，重塑了面向自然与生态的家园意识。生态世界观的推动也促使“人化”“自然化”等双重实践关系得以确立，促使一元论“生生与共”自然审美理念的生成。生态世界观给自然美理论的重塑提供了哲学基础、社会现实、主体实践以及研究方法等一系列话语资源，形塑了知识后验的逻辑体系。赫伯恩从颠覆二元机械审美方式的层面发现自然的审美价值，建立了以“环境”为中心的自然审美本体话语；阿多诺则从“非同一性”入手推动人类与自然重回亲密关系，并在与艺术美的辩证比较关系中凸显自然美的抵抗诗学特质，二者的自然美理论以不同思路验证了生态世界观在美学领域的体现。除了生态世界观作为知识论前设，自然美理论的重建实则也有着时代条件、理论背景与学科趋势等深厚的知识论语境，主体环境保护意识的深化与生态伦理观念阐发了自然美话语的实践价值，后现代存在哲学与本真自然的呈现则凸显了自然美的理论积淀，美学史内在话语的自然生态转向则体现出理论的纠偏与丰富，从而在艺术美与自然美、理论话语与现实指向、自然存在与日常生活之间实现辩证融合的话语面貌。这些都为美学领域重新关注自然美提供了理论根据。因此，自然美理论的重建、拓展与实践体现了“差异的同一性”特质，并在如画的自然审美表征、本源先验的自然感知、自然全美的整体观照以及生态自由的存在理念等维度提供了系统整体的知识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要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绿色价值观念，让天蓝地绿水清深入人心，形成深刻的人文情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道路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自然生态的生命共同体理念构成等重大问题，也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紧密相关。自然生态不仅仅关联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以“深刻的人文情怀”凸显诗性审美意蕴，这也正是自然美的现实意义。自然美理论的重建伴随生态世界观的确立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推动而逐步明晰，并且在自然与艺术、主体与客体、实践与存在的多元关系中建构自身的逻辑知识框架，凸显主体诗性生存的本源性经验。“在这种本源性的经验中，自然美所呈现出来的真理就是一种与原初的自然相统一的真理，这种原初的自然是一种未经人类染指的本源状态的自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自然的神秘。”自然美理论重构的知识学框架深刻塑造了自然美的理论体系，展现了美学理论转向自然话语的必然趋势。从美学本体论的视角而言，自然美的整体生态世界观以主体的深层融入和客体的自然复魅完成“心物”一元论的统一，实现对美学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超越。与此同时，其也吸收了中国古典“生生”之美的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自然的人化”观点，将“物性”“审美”与“主体”进行关联，丰富了美学本体论的意义内涵。从审美主体的视角而言，自然美延续了美学学科的“感性之学”本意，以深层的“生态自我”沉浸自然进行本真的生存体验，建构“此在与世界”的意义统一体。由此，主体的审美经验就不仅仅涉及艺术、实践与文本，更是面向自然形成“诗意栖居”的真理表达，推动自然生命共同在场的诗性自由。这就进一步延续了审美现代性的救赎意识，在后现代意义多元语境中，凸显美学的反思精神与人文价值。从美学学科的视角而言，涉及自然美的“如画”“存在”“实践”“真理”“艺术”等概念内涵能够推动知识互涉，将自然美与生态美学、环境美学、实践美学以及社会美、形式美、技术美等场域进行融合，推动当代美学的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可见，自然美不仅具有反思技术理性的现实功能，也拓展了美学本体论、主体论和学科领域的空间，让主体和自然以“生生为易”方式通达诗性自由之境。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第130—141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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