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济勋：东北亚区域一体化概念及议论—韩国的视角
01
序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韩国就东北亚区域问题开始议论，其议论的起点是韩国“北方外交”推进下韩国与前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的实现。此后，韩国政府和学界以经济合作为中心，积极开展了东北亚问题的议论和研究。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和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东北亚问题的议论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议题。
面对21世纪急剧变化的对外环境，韩国为应对不断扩大的区域主义发展趋势，学界有识之士聚集， 成立了“韩国东北亚知识分子联盟(Northeast Asia Intellectuals' Solidarity; NAIS Korea)”。该联盟是以构建东北亚共同体为长期目标而城里的，也是东北亚区域内首次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非政府组织（NGO）网络。
2003年韩国卢武铉政府上台后，韩国政府将推进“东北亚经济中心国家”作为重点议题，这使韩国的东北亚议论不再只作为知识界所垄断的关注领域。东北亚问题的议论与此前以学术层面相比，其理论和创意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随着政策层面上的具体要求不断提高，东北亚问题议论重要性和紧迫性也随之提升，其议论的广度和深度逐渐加深，就成为时代的议论话题。然而，与这种表面上的关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北亚问题的议论在“东北亚”的概念及目的等基本问题方面，尚未形成足够的共识。而且，在实现战略和方法论上，东北亚问题的议论和研究仍然停留在初步摸索阶段。
基于此，本文第一部分将东北亚问题议论的概念出发点确定为“东北亚共同体”以及“亚洲联盟(AU)”等区域一体化的相关议题，强调学界应梳理东北亚概念以及各种议论的焦点。第二部分从“东北亚经济中心国家论”和“东北亚共同体论”两个方面议论东北亚地区的概念。第三部分将围绕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各种议论焦点进行分门别类的细致分析。最后，第四部分作为结论，在以上议论基础上提出一些可行的方案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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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地区概念：“东北亚经济中心国家论”与“东北亚共同体论”
卢武铉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指出：“我的宗旨是构建像欧盟一样的和平与共生秩序，这是长久以来的梦想。只有这样，东北亚时代才能完成。”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为东北亚共同体所做的努力中，对内改革的层面比通过外交手段的国际合作更为重要。同时，韩国学者郑镇永指出了“东北亚经济中心”两个概念意含所指蓝图的相互关联性，韩国要想成为东北亚经济活动的地理枢纽，那么首先东北亚国家之间需要提高经济上相互依存的水平，只有当东北亚地区高水平经济一体化实现时，韩国作为东北亚经济活动的地理枢纽才可能具有现实意义。同时，韩国发挥东北亚经济共同体的中心作用也需要韩国成为东北亚经济活动的地理枢纽。韩国为了成为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桥梁和引领者，应该在东北亚物流、商务、金融、产业创新等核心经济活动中，应发挥关键作用。
正如前面所指，韩国总统卢武铉就职演说中混杂着"东北亚中心国家论"和“东北亚共同体论”两个概念意涵。“东北亚经济中心国家论”基本上具有以竞争原理为基础的议论结构，从这一点来看，应该用"竞议论"来解释。韩国卢武铉政府上台后，韩国从东北亚中心国家转变为东北亚经济中心国家，组建了“东北亚经济中心推进委员会”。随着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进展，韩国地缘政治中心的作用和地位不断得到提高，同时，东北亚区域内对于东北亚共同体的和平与繁荣发展也有所共识，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规整。
然而，韩国国内最初关于东北亚的议论始于增进经济合作的“合作论”。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世界范围内冷战格局的解体，韩国和前苏联和中国建交。随后，在经济学领域就出现了多种东北亚经济合作模式的议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东北亚合作必要性在区域内得到广泛认可。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增长成功模式的“东亚模式”在国际投机资本面前显示出其无力的一面，一度崩溃为并沦落为不良和低效率的代名词，这对东北亚地区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促进东亚合作必要性议论的另一个契机。当所有亚洲国家在经历金融危机时，中国并没有停止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这从而也使中国具备了经济大国的面貌，因此，东北亚地区合作作为应对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变化的对策也成为了热门话题。韩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实质性措施，企图在APEC或ASEM等多边合作机制中占据主导地位，试图在面对欧洲或ASEM等其他国家时能够事先表明立场，从而能够有组织地贯彻自己的主张。然而，韩、中、日由于先前就缺乏区域共同体的组织意识，韩、中、日三国未经协调与合作，只能提出个别主张，无法达到对APEC或ASEM等多边合作机制那样的影响力。
随着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议论深化，单纯的“经济合作论”开始转变，经济上的“一体化论”就成为了热门话题。2000年9月23日，韩日首脑会谈举行。之后，韩日两方参与者分别在韩国首尔和日本东京举行了会议，会议以韩日两国的企业家为中心，就设立有关FTA的“韩日商务论坛”达成了协议。随后，从2001年1月开始，韩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中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及日本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作为中日韩三国的研究机构，三国的共同研究在政府的主导下得以开始。以日本为例，森屿通夫提出了所谓“东北亚一体化”的“建设共同体”方案构想，意在让日本冲绳独立作为东北亚共同体的首府，而且将中国被划分为6个地区块，朝鲜半岛和日本各分为2个地区块，台湾为1个地区块，将整个东亚地区以"市场共同体"为原则划分为12个地区块。
综合以上关于东北亚地区概念问题的议论内容，可以形成以下概念的结构，即“竞争、合作、一体化”是呈现三角形的概念，这些概念在自身的内涵和意义上相互补充、相互对立、相互联系。
韩国从90年代中期开始就试图从欧洲一体化的经验中吸取经验教训，但当时的研究只停留于“合作论”上，比起一体化，竞争和合作都只是从低层次合作角度来议论东北亚问题。竞争、合作和一体化是相互排斥却互补充的概念，合作和一体化虽然是与竞争相反的概念，但以行为主体基本上是国家或企业为前提的，同时强调国家或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关系。同时，竞争和合作的最终归结为一体化，如果一体化的状态实现，合作和竞争就会得到促进。韩国有意想成为东北亚经济中心的抱负，之所以更重视以合作和团结的价值、开放的心态和宽容的精神去参与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例如，有韩国学者崔炳权谈到，“要想使韩国成为经济中心，就绝对要求韩国对陌生事物抱有宽容态度。如果韩国认为只有自己是最强的，排斥和自身不同的人、想法、习惯、排斥、文化，或者相反，认为无条件地崇尚外界，都是无法成为经济中心。” 因此，要想实现地区一体化，必须形成和发展以强化区域内各国竞争力为的合作关系，而且只依靠没有竞争的合作或没有合作的竞争是无法实现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区域一体化实际上会消除区域内的所有壁垒，从而带来深化竞争的良性互动。
总之，“东北亚经济中心国家论”应该明确其作用，韩国通过扩充国内各领域竞争力并完成结构调整从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同时，对外应全面推出“东北亚共同体论”，比起国家间的竞争，韩国应更进一步地发挥合作乃至亚洲地区一体化的献身性、谦逊的仲裁者作用，以确保周边国家的支持。
03
东北亚地区一体化的相关议论
关于东北亚地区一体化的另一个核心变数是朝鲜，“只要朝鲜不变，能否实现地区一体化”逻辑疑问仍然占据主导议论。同时，韩国许多学者认为，以欧洲经验为例，优先推进地区一体化是实现朝韩统一的最具备可能性、最合适的过程。这一论点被概括为“地区一体化统一论（Unification through Regional Integration）”。总之，从东北亚区域内开展的合作有助于朝鲜半岛南北统一。从这一逻辑出发，就可以得到“地区一体化是实现朝鲜半岛南北统一的必经过程”这一论断。这与直接的朝韩之间的协商和统一相比，具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如果作为东北亚区域内一体化进程之一朝韩合作将持续推进下去，那么可以大大减少朝韩双方对对方的疑虑，这也是“地区一体化统一论”的核心考虑。
（二）议论的核心——经济合作
议论“东北亚经济中心国家”时，物流、金融、研发产业集群中存在着优先顺序问题，对其中哪个部门优先选择和集中精力发展，众说纷纭。韩国政府的立场是优先进行产业创新或R&D（研究和发展）产业集群。其理由在于，没有技术创新的吸引外资只是对外国企业的“特惠宴会”，所以韩国应该通过技术创新发展尖端产业，使韩国企业具备世界性竞争力。这种“IT枢纽论”是对“金融和物流枢纽论”的强烈批驳。首先,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是建立在以个别国家中心的金融机构架构上,意即国家政府层次合作的建立，此过程需要较长时间进行巩固。另外，将经济中心转移到金融中心，可能会导致产业资本进一步萎缩，金融创造就业的效果微乎其微。同时，针对物流枢纽论，大部分议论者提出了“朝核问题”的难点，指出若要朝鲜核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而实现朝全面对外开放是不现实的。然而，韩国学者的立场更加多样，一些学者主张应当以韩国自身关心的领域为先，随后把效果分阶段扩大到其他领域；另一些学者主张同时推进物流、金融、产业集群三个部门的并行发展。
上述立场和主张都有其自身的道理，物流产业是利用韩国在大陆和海洋之间地缘政治上处于中心地带的优势，能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产业集群主要可以在具有强力竞争性的新一代产业和IT领域方面进行实施。如果朝核问题的解决被推迟，导致朝鲜半岛对立格局和东北亚地区紧张局势的长期化，那么此时主张将政策优先考虑在产业创新集群或金融中心化方面则更为合理。但是，将朝核问题作为优先部门选择的单一标准是本末倒置的，因为只有推进这些多个部门的经济中心战略，才能最终解决朝核问题。“物流中心论”不能简单地被解释为只主张物流的发展，因为物流产业并不是代替制造业的选择，物流发展是提高制造业竞争力的基础设施。物流发展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要满足各种前提条件。举例来说，荷兰在发展物流相关的机场、港口及信息系统等硬件设施时，同时注重相关制度基础设施和精神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了能够实现物流发展，必须首先促进人的发展。为此，需要全体韩国国民的意识和认识的转变。
（三）议论的关键——国际合作
在天然气管道连结问题上，虽然伊尔库茨克天然气田的路线暂时定为西海过境路线，而不是通过朝鲜，但是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从统一以后的南北合作角度出发，不能放弃韩国通过朝鲜的路线。对于将重点放在哪个气田的问题上，成元龙主张:“从目前的经济角度来看，沙河气田项目虽然毫无投资价值，但专家们普遍认为应该从更长期的角度来处理这一问题。”其理由是“首先、仅靠伊尔库茨克天然气田，无法长期供应韩国和中国等国家所需的充足的天然气。据俄罗斯方面的资料显示，2010年韩国、日本、中国的天然气需求规模每年将超过180bcm，每年将发生50bcm以上的供应不足。事实上，伊尔库茨克科维奇琴斯科的年产量仅为30bcm，如果仅靠一个天然气田就无法满足俄罗斯东部地区自身的需求和东北亚地区的追加需求，那么不可避免地要开发其他地区的天然气田，必须研究区域一体化这一体系。”
在东北亚经济一体化方面，分为能源、物流等产业的经济一体化论和通过FTA的经济一体化论。在FTA问题上，由哪个国家率先推进是议论的焦点。朴济勋主张:“我们的东北亚经济共同体推进战略应将中日韩或东亚FTA作为中长期目标，中短期内应同时推进通过经济自贸区调整内部结构及提升竞争力和产业合作构建产业领域共同体战略。”然而，就FTA问题，存在以下议争论点：第一，推进实现可能性较大的韩日FTA还需要时间，这需要观察各国围绕FTA的立场才能得出答案。如果中日韩三国一起推动FTA，可能会对现在的情况更加有利，因为这可以在中国和日本之间，韩国能够发挥最大中介者的作用。而日本方面认为，从目前状况来看，与中国签订FTA在经济政策指向上也有些牵强。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贸结构的差异来看，FTA带来的冲击将会不小。与此相反，日本似乎认为与韩国签订FTA比较容易。另外，中国目前正在同时推进加入WTO的多边主义履行措施和地区主义协定。在地区主义协定方面，比起东北亚，中国正在推进与东盟的FTA。综合这些因素，值得提倡的是中日韩三国间的FTA，但是考虑到现实条件，韩国应当先启动韩日FTA，然后再推进中国加入可能会有效果，因为韩日之间的经济融合可以形成中国不能忽视的经济圈。当然，即使优先推进韩日FTA，也不能排除FTA以外的其他经济合作和开发领域。例如物流或能源领域，中日韩三国可以一起开始议论。在推进FTA方面，应先全面推进韩日FTA，至少部分专家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程度共识。
第二，中日韩FTA和韩国与东盟的FTA中，优先推进哪个还存在很多争议。有主张从韩国立场出发，比起日本和中国，韩国与东南亚国家签订FTA更有效，在日本和中国都跟这些国家推进合作的情况下，韩国也不能无视东盟国家。但是韩国并不能忽视自身协商力的核心，即韩国在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地理、政治、经济层面发挥中介者作用。从韩国立场来看，应该先启动中日韩FTA，之后再将其扩大到东南亚的东亚FTA。
（四）议论的要素——社会、家庭、文化
另外，东亚社会的家庭主义议论焦点㛑存在，在东北亚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家庭主义的重要性尤为明显。中、韩、日三国以儒家思想传统为依据，东北亚地区家族中心价值观在21世纪东北亚地区一体化论中能起到何种意义和作用，至今存疑。
在文化领域，东亚的历史、文化认同感无疑是重要的方面。其中，日本清算历史和历史教科书的问题备受关注。总之，社会文化领域的热点议论在东北亚地区一体化问题中是关键性的。
在议论东北亚地区一体化的社会文化层面时，有很多话题，例如“亚洲文化认同”的探索、“亚洲文艺复兴”、“21世纪新理念起点的选定”等。最近，“亚洲复兴”的说法被不断提出，“亚洲主义(Asianism)”的确立也是必要的。虽然其核心内容仍是开放的，作为尚未完成的概念有待补充，但其“非欧洲性(Non-European)”意涵十分明确。从经济发展史角度来看，这是重新审视亚洲认同感和亚洲发展相对“落后性”。另外，“东亚文明悲剧”这一论点也值得关注。其核心内容是，从文明竞争力角度来看，东亚历史条件相对比欧洲落后。同时，对印度、中东、俄罗斯的作用和地位的重新认识也很重要，目前俄罗斯同时享有欧洲和亚洲文化要素，印度和中东将逐渐跃升为亚洲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短期内仍旧作为世界主导势力将继续起到欧洲和亚洲文明的仲裁作用。
为推进东北亚地区一体化，需要在社会文化层面实施以下战略： 第一，推进FTA等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要将长期目标放在实现地区和平与共同繁荣的东北亚共同体（Northeast Asian Community）上，从初期开始考虑这些方面是一种正确的推进方式。这就意味着以成功推进FTA为目的，非经济领域，特别是社会、文化领域合作必须同时进行。其次，促进地区团结的因素首当其冲是经济利益（economic interests），但除此之外，社会文化领域的情绪因素（emotional factor）也非常重要。最后，一体化理由（cause）由政治领域提出的，这是政治领域理应处理的分内之事，然而东北亚社会情绪因素目前来看仍是较大障碍，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就是一个例证。无论通过FTA，获得多大的经济利益，其发展理由有多么名正言顺，只要国民情感不改变，就很难在政治层面上取得预期成果。
（五）总结
第二，对东北亚的境界和成员的认同存在不同意见。一般来讲，中日韩三国都应当被包括在“东北亚”概念之内，但也要涉及朝鲜、蒙古、中国台湾地。另外从政治和国家安全层面上，认为俄罗斯和美国应在东北亚范畴内，但从经济角度来看，仍旧存在不同的看法。由于这些争议和问题的存在，有学者提出理论称“东北亚应以地方为单位，而不是以国家为单位来定义”，即“东北亚”的边界以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中国山东省和东北三省以及日本的环日本海（本文称环东海）地区为划定依据,由此可以确定东北亚的地理概念。
第三，关于为何是“东北亚”的议论。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也存在许多议论，一是既有主张亚太时代的“东北亚时代论”，二是以人文学领域为中心的“东亚论”，三是主张包括东南亚和印度等西亚在内的“亚洲主义论”。
首先，对韩国来讲，“东北亚时代论”之所以具有特别意义，是因为朝鲜半岛的分裂。韩国学者李洙勋强调，“如果朝鲜半岛不克服分裂，使南北关系取得进展，就不可能迈向下一个发展阶段，如果韩国没有南北关系的负担，韩国也可以像日本和中国一样，以简单的‘东亚论’来解决问题”。因此，“东北亚”这一概念本身具有独特魅力，特别是考虑到韩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紧密联系的经济合作关系，没有理由提出将东南亚排除在外的观点。而半岛统一问题本身不是应该由外界解决的问题，而是半岛国家应该自主而发挥主导作用的问题。在这种问题意识中，“卢武铉政府的东北亚观念是重视包括‘商务'在内的经济，但同时也要超越狭隘的认知概念，强调开放性和价值超然性。因此，这种观念是要超越现有的具有军事安全层面的东北亚、并以美国为中心、或以日本为中心的东北亚观念。在此背景下，可以说卢武铉政府的东北亚观念表现在新的空间想象力(a new spatial imagery)”。如果将中日韩定义成为核心国家，同时强调俄罗斯、朝鲜及美国的参与和作用，乃至东亚和亚洲的开放的地理和概念空间，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其次，谁来主导推进一体化、哪个部门主导一体化等问题都需要澄清。在推进主体或推进方式方面，有可能存在国家或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和市场和市民社会主导下的自下而上的方式。以欧洲为例，二战以后欧洲的一体化主要以政治家为中心并由政府主导进行，但如果没有以ECSC为开端的单一市场圈形成，没有长期民间的交流，欧洲文化这一市民社会的认同就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如果国家这一自上而下的政治、政策上的主动权与市场及市民社会这一自下而上的自生努力不吻合，地区一体化就很难实现。特别是考虑到美国在东北亚既得利益和中日竞争关系等现有格局，东北亚各国政治力量存在某些局限性，以及东北亚各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等原因，通过从底层开始的各种交流和接触并形成共识，即使需要很长时间，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最后，国家、市场、市民社会之间的重要媒介——知识精英的作用是在区域内一体化中非常重要的。在市民社会比欧洲脆弱的东北亚，学者及专家的作用更为重要。过去，东亚具有士大夫在国政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历史传统。从这一点看，当国家和市场、市民社会作为团结的主体应发挥相互连接的作用，同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部门要相互连结，而且学者专家具有时代使命而发挥媒介功能时，东北亚地区团结将成为现实。
04
结论
从欧洲事例中，可以吸取的教训大致有两方面。其一，东北亚或亚洲也要尽快建立ECSC等那样具体的国际地区一体化体。韩国有可能实现东北亚能源共同体，也可以以FTA为中心直接进入类似于“欧洲共同市场(European Common Market)”的阶段。欧洲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推进过欧洲防卫共同体（EDC），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导致产生美国主导的NATO。在东北亚安全合作构想中，也应该从欧洲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其二，民间机构的作用应该得到强化。即使欧洲各国的政权数次更替，让·莫奈也一如既往地默默地走着欧洲一体化之路。在民族主义者法国戴高乐执政而欧洲一体化进程面临搁浅危机的情况下，他最终凭借主导的“欧洲合众国实行委员会(the Action Committee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的影响力度过了危机。
为了实现东北亚区域内一体化，需要出现像让·莫奈一样的大人物，但从目前条件来看，很难找到能够起到这种作用的人。我们能做的更明智的方法是培养将来主导亚洲团结的新一代领导人，即教育。为此，本文想提议韩国主导成立东北亚领导人学院(Leadership Academy for the Northeast Asian Community; LANACO)的方案，从亚洲各国选拔出来的精英们进入该学院，接受亚洲团结的各种教育。另外，如果学院的研究生课程站稳脚跟，本科课程和智库也可以并设。1976年，当时EC成员国共同设立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和罗伯·舒曼高等研究所(The Robert Schuman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RSCAS)可以作为典范。就韩国而言，在推动东北亚经济一体化体之前，应当首先设立相关教育及研究机构，从而缩短东北亚一体化进程。
作者：朴济勋，韩国仁川大学国际通商学部教授
原文来自：《东北亚法研究》，2007年第1期，第一卷。
翻译整理：金永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亚太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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