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美关系跌至低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对华战略思维的转变。权力政治的强势回归、对崛起大国的战略焦虑、国家利益的排他性定义、地缘政治的再度兴起——这些都反映了美国战略思维的转变，并导致了美国战略行为的变化，包括对中美相对身份的再界定、对美国利益的再确定、对意识形态的再考量。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一场相对持久的博弈，有时甚至会张扬激烈。但目前存在的一些基本事实，使得中美两国必须在战略竞争条件下寻求共存与合作。中美两国的基线共同利益是维护世界秩序的和平与稳定，两国关系的合理走向是稳妥管控危机，有较大可能性在全球治理领域发现和创造合作机遇，积极寻找一种共同进化的可持续相处之道。【关键词】 中美关系 权力政治 战略思维 战略行为
当前，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两国建交以来最艰难的时刻。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对中国实行了几乎是全方位的极限施压，接连运用贸易战、科技战、外交战、舆论战等强硬手段，不断冲撞中美关系的底线，中美关系跌至低谷。拜登胜选后，虽然开启了对华对话的窗口，在安克雷奇对话中，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长时间、建设性的沟通”，各自表明了立场，但美国对华政策似乎并没有实质性改变。美国重返世界，以联合盟友为重要国际战略，在外交手段有所变化的同时，对华战略施压并无减弱。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并且具有超越双边关系的全球性意义。合作不仅对两国有利，而且对世界有利；对抗则是两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灾难。但为什么中美关系会发展到目前的状态？对这个问题一个初步的回答是，美国对华战略思维发生了重要变化，战略思维的变化进而导致了战略行为的变化。这种变化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因此中美关系会表现为一种持久的战略博弈；但中美必须在地球上共存共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所以即便是强竞争性的战略关系也不会排除合作的可能，不会必然成为一种绝对意义上的零和游戏。
冷战结束是20世纪最重要的国际事件。苏联解体不仅迎来了美国的“单极时刻”，也被福山引申为“历史的终结”。所谓历史的终结，是指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证明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好的制度形式，因此，在黑格尔历史观的视野中，人类的历史到此宣告终结。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意义上讲，冷战结束使美国处于胜利的亢奋之中，对整个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表现出极大的自信和乐观。冷战后的30年里，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思路是在这样一种极度乐观的背景下产生的。从乔治·布什总统开始到奥巴马政府，虽然这一战略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和世界形势的变化有不少调整，“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但总体上连续性大于断裂性，即便是当乔治·布什政府初期将对中国的定位改变为“竞争者”，但后来的发展似乎是低开高走。美国将反恐界定为国家安全的最重要事项，中美在反恐过程中表现出合作意愿和行动。奥巴马时期也启动过重返亚太战略，但在世界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中国不仅进入美国倡导发起的二十国集团，走上世界经济治理的中心舞台，也积极参与了主要大国之间合作救市的行动。因此，在从冷战结束到奥巴马执政的近30年时间里，美国在所谓的“胜利之后”，对华战略的总体基调是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方式则是通过接触政策实现战略目标。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美国对华的战略目标是将中国改变成为一个与美国更为相似的国家。 从西方文化和实践的视角来看，“非此即彼”似乎是一个稳定的思维模式。康德和黑格尔的一个重要哲学传统就是明确自我和他者的界限，将异质性视为冲突的根源，将同质性视为和平与合作的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同一类型的国家才是朋友，才会积极合作。美国在取得冷战胜利的氛围之中，对将中国改变为美国式的民主国家充满乐观情绪。约翰·桑顿对中国国际国内的情形进行了专门分析，认为中国可以变得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更加相容。在这30年中，现实主义理论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策界影响减弱，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发展迅速。后两种理论虽然在本体论上有着重要差异，但在政策取向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以国际体系的主导性制度，包括规则和规范，来改变一个国家的利益偏好和身份认同。第二，美国对华战略原则是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 约翰·伊肯伯里作为美国全球战略和自由霸权秩序的重要学者，明确指出像美国这样的世界超强国家，在取得胜利后，应以自己的实力建立一整套符合自身价值理念的国际制度，将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全部纳入这一制度，以此建立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秩序，维护霸权国自身的价值利益和物质利益。伊肯伯里认为，“在70年的时间里，世界的主导秩序是西方自由秩序。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及其伙伴建立了一个多面且延展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是围绕经济开放、多边制度、安全合作和民主联盟而组织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成为世界秩序的‘第一公民’，形成了‘霸权领导’，发挥了协调同盟、稳定世界经济、促成合作、倡导‘自由世界’价值的作用”。伊肯伯里还将美国形容为“自由主义的利维坦”，所建立的世界秩序是“美国领导下的自由霸权秩序”。约瑟夫·奈在冷战后也提出了软实力理论，将软实力定义为使别人愿意做你愿意做的事情，亦即同化其他国家的能力。根据这些理论，这一秩序不仅可以维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可以同化其他大国，并将其纳入其中，主动与美国相向而行。第三，美国对华战略手段是接触为主、斗争为辅。 可以说在30多年里，美国政治精英的一个共识是与中国接触。正是在这样一种主导战略手段的背景下，美国确定了全面接触的基本战略，在重要问题上采取所谓“战略模糊”姿态。虽然有的时候美国的傲慢与偏见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银河号事件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事件，但在涉及中国最关注的问题时，比如台湾问题，美国则表现出一种模棱两可、试探红线但避免直接触碰红线的态度。可以看出，美国在30多年时间里，始终没有将中国十分清晰地确定为敌人或是战略对手，这应是有意识的战略模糊，既可以使接触政策得以持续实施，也为双边合作留有余地。在这个时段，中国坚持和平合作的战略思想，在双边关系上作出了“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战略判断。虽然中美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时有出现，但中美关系总体上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合作是主导面的态势。这一阶段双方的战略谋划整体上基于一种正和思维，战略行为也表现出以合作为主导的取向。
权力政治是西方国际关系的重要思想，也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权力政治以权力和利益为国家唯一的行动目标，以零和思维考量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强制性压服为国际合作的必要条件。虽然权力政治从来没有从美国国家战略中消失，但在冷战之后的几十年里影响力相对减弱。2010年之后，权力政治逐渐呈现回归的态势。美国新保守主义作家罗伯特·卡根认为世界正“回到丛林时代”。特朗普执政期间，权力政治更是明确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将其称为“特朗普的霍布斯丛林”。特朗普政府出台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将“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作为对华政策指导方针，就充分反映了权力政治已经不仅是思想理念，而且成为政策原则，以下几点尤其突出。大国竞争。 权力政治首先将国际政治的实质界定为大国之间的竞争。结构现实主义的领军学者肯尼斯·华尔兹认为，只有大国才能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扮演有意义的角色。美国强现实主义学者 （hard realist） 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冷战后连续著述，强调世界政治的核心是大国政治，大国政治的核心是你死我活的争斗，争斗的极端形式是争夺世界霸权。因此，世界政治是竞技场，大国政治必然以战争的悲剧而告终。冷战结束伊始，米尔斯海默就预言欧洲必然重新走向列强竞争的场景；“9·11”事件之后美国将反恐确定为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他又尖锐地批评美国战略迷失了方向，只有大国才应该是美国的战略重点。美国任何时候的主要敌人都是迅速崛起的大国，将崛起大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战略只不过是一种“大幻想”，对于中国尤其如此。权力转移。 权力政治将权力转移视为体系性战争最容易发生的时刻。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A.F.K.奥根斯基和J.库格勒就提出了权力转移理论，认为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实力接近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最容易发生大型战争，因为争霸是国际政治不变的本质。近年来，格林厄姆·艾利森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指出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虽然不是必然、但却非常容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当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在霸权城邦国斯巴达和新兴城邦国雅典之间开始的。1400～1900年间发生的16次权力转移现象中，只有四次没有发生战争，还包括将整个世界笼罩在恐怖平衡阴影之中的美苏冷战。权力转移理论的结构宿命基调将在同一体系中任何两个实力接近的大国锁定在结构冲突的无解困境之中，在中国崛起并日益接近美国实力的情境下，再次成为国际关系领域备受关注的理论之一，也对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相对收益。 权力政治将相对收益视为国家间竞争的根本追求。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是国际政治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是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辩论的一个核心议题。绝对收益是比较单纯的收益问题，指在两个行为体交往过程中任何一方所获得的利益；相对收益则是分配问题，指在这一过程中双方获得的利益之比。这个问题是国家间合作和竞争的一个根本问题，绝对收益论认为，两个国家在合作交往之中，只要自己获得利益，就可以继续合作下去；而相对收益论认为，国家在合作交往之中，最关心的并不是自己是否获益，而是自己相对于对方获得了多少利益，如果自己获益少、对方获益多，则会中断合作。美国现实主义学者格里克认为，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国家最关心的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相对收益持续递增的国家最终会成为强者，相对收益持续递减的国家最终会成为弱者。这一理论背后的思想支撑则是帕默斯顿的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两个国家的交往中，如果一个国家不断获得相对收益优势，最终就会成为综合实力更强的国家，当两国关系出现矛盾或是两国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这个强势国家就会以权力压制甚至征服对方。这无疑是“美国吃亏论”的理论诠释。地缘政治。 权力政治将地缘政治视为争霸世界的战略布局。地缘政治是在18、19世纪西方兴起的国际战略理论，内容是将地理要素作为国家战略的基本竞争要素，实质是权力的战略布局，是一种地理空间战略学说。地缘政治战略的流派包含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杜黑的空权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无论强调哪一种权力，都是以控制和主导世界为目的。简言之，马汉的海权论认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麦金德的陆权论认为，谁控制了世界心脏地带，也就控制了世界岛，进而控制了整个世界。现在重新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他将欧洲的一部分、中东、印度次大陆、东南亚等区域称为边缘地带，认为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可以控制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可以掌握世界命运。 正因如此，斯皮克曼建议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要完全消灭德国和日本，而是要用其制衡苏联和中国。现在第一、第二岛链的战略意义被高度重视，地缘政治的影响可见一斑。这一系列权力政治要素重新占据美国战略思维的主导地位，并成为美国战略政策的重要指针。同时，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在综合实力上与美国的日益接近，使得美国对华战略思维发生了明显变化，也直接导致美国对华战略行为的变化。权力政治的回归使得美国更多地从竞争角度考量中美关系，也成为中美关系步履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权力政治战略思维更多的是一种零和博弈思维。由于美国对华战略思维发生了重要变化，美国对华战略行为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战略思维的零和趋势指向战略行为的竞争现实。总体而言，从以合作为主的合竞关系，变成了以竞争为主的竞合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身份再认定。 在任何国际政治场景中，身份界定是确定两国关系性质的根本前提。只有在明确对方的身份之后，才能够确定双方关系的性质，并以此决定交往方式和制定相关政策。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经历了一段关系良好的时期，在共同应对苏联威胁中进行了诸多方面的合作。虽然这种合作并不总是顺利，常常也是“棘手的合作”，但总体上合作是主导面，身份界定是双方均认可的“合作者”。在冷战之后的许多年里，美国始终没有把中国的身份清晰地界定为对手。1997年，美国政府明确表述了全面对华接触政策，中美承诺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9年，在中美建交20周年之际，李肇星大使发表《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演讲；2011年，中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将共同努力，建设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这都是一种对相互身份比较积极的认定。虽然美国也不时有发难的冲动和行动，但无论将经济贸易定位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还是将反恐等全球治理作为合作的重要平台，两国的相互身份定位正面大于负面，这也是在行动中合作大于竞争的前提。特朗普总统执政之后，中美关系跌至谷底，美国的一个重要行为就是明确了中国的对手身份。特朗普执政期间出台的两份重要文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已经将中国明确界定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和对美国最大的挑战。米尔斯海默自冷战结束之后对美国政府的训诫式政策建议终于在这里被采用，美国不再将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作为战略目标，而是重新将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界定为直接的、最严峻的挑战。对于美国而言，中国不再是主要的合作者，而是主要的竞争者；不再是面向未来的伙伴，而是即时的战略对手。在这样一种身份政治的背景下，美国将中国视为竞争性、挑战性的大国，将美国过去几十年试图以接触政策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的做法视为战略失误。其次是利益再定义。 身份界定之后，利益也就因之得以确定，并且成为国家间关系的最重要因素。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从来都是将利益作为国家之根本，理性主义也是将利益作为行为的依据。这一点本来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利益驱动行为是无可厚非的行为原则。在一个无政府国际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将国家利益置于重要的位置，也都会依据国家利益制定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但是，美国对国家利益的再定义是基于“非此即彼”的排他性逻辑，孤立地界定自我利益，排他性地考虑自我利益的获取。也就是说，美国将自己的国家利益与他国利益和国际社会利益对立起来思考问题。比如，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发表的演讲，就提出“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才是我们的主义”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口号，这显然是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全球社会的利益对立起来，以一种排他性的方式孤立地界定美国国家利益。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美国退出多边国际组织和协议，亦即所谓的“毁约退群”行为，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一旦将中国界定为主要的挑战和竞争对手，美国势必开始高度关注相对收益问题。格里克在论证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相对收益系数，简称为k系数，亦即交往中的一方对相对收益的敏感度。k系数越高，国家对相对收益越是敏感、越是计较。国家之间的关系性质和关系好坏会影响k系数的数值。比如两个敌对国家的相对收益敏感度是很高的，而两个盟友之间的敏感度则较低。格里克进而认为，k系数可以有大小，但却永远是正数，亦即任何两个国家在交往中都会考虑相对收益这一分配问题，无论其关系如何，因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虽然后来基欧汉在反驳这一问题的时候，认为k系数可以是负数，因为有些国家自愿让自己的合作伙伴搭便车，但格里克的相对收益观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简言之，国家对相对收益的敏感性取决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回顾中美关系向低谷滑落的过程，可以看出美国首先打出的是“贸易牌”，贸易战成为中美两国关系恶化的先行标识。美国的认识是，在与中国几十年的经贸合作过程中，虽然中美两国都从中获益，但相对收益的杠杆总是偏向中国，合作收益的分配总是对中国有利。当年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美国也多次提出公平贸易问题，但这种情景似乎对美国来说还可以容忍。如今中国已经强势崛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被美国界定为主要竞争对手，自然美国不能让中国这样持续获得相对收益优势。因此，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极端措施，贸易战日益升温，科技战随之跟上，甚至全面脱钩这种不符合实际和难以做到的观点也很有市场。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之下，以相对收益所关涉的分配问题思考美国利益得失，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利益再界定的重要标尺。最后是意识形态的再考量。 意识形态是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也一直是一个意识形态敏感和自信的国家。但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美国对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充满信心，对改变中国满怀希望，对历史终结坚信不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并没有将意识形态作为首要因素予以考虑。而中国在与美国的交往之中，也努力淡化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因此，虽然意识形态是两国关系中始终存在的问题，但其影响程度却是随着身份定位而消长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敏感度很高并且难以驾驭的国际关系因素。国家之间可以有利益冲突，但是利益冲突说到底是可以通过条件交换和相互妥协来处理的，只要双方发现一个相对平衡支点，就可以在这个支点周边达成交易。虽然有时交易成本很高，但总体而言，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意识形态斗争则性质不同。意识形态更多涉及信仰和信念，信仰和信念都是难以妥协、难以谈判的问题。如果将国家之间的关系归结到意识形态范畴，处理难度会成倍加剧。比如当年美苏冷战起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乔治·凯南将苏联行为归结为苏联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认为苏联有在全世界推广其意识形态的信念和决心。虽然凯南并不承认自己主张使用军事对抗的手段解决意识形态问题，但美国随后的遏制战略却是以军事实力为重点的。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斗争中，中国坚决反对将公共卫生安全领域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做法，因为这样做只会在世界最需要团结一致抗击共同敌人的时候，起到分裂和破坏的作用，对己对人、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是有害无利的。特朗普执政时期，尤其是后两年，意识形态成为中美两国关系恶化的一个突出原因。美国一些人将中美之间的斗争归结为价值理念的斗争，并且突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作用。《纽约时报》在2020年发表题为《“意识形态斗争升级”：美国和中国滑向新冷战》的文章，指出中美关系已经不仅是利益之争，而且是信仰之争，是意识形态之争。“新冷战”的说法无疑使用了美苏冷战的明喻，引发的联想是两种信仰、两种生活方式的水火态势。2021年，时任特朗普政府国务卿的蓬佩奥专门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演讲，题目就是《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蓬佩奥演讲不仅将中国视为贸易、科技等方面的竞争对手，而且直言不讳地将中国作为意识形态的威胁，认为自由世界与共产中国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呼吁所谓的自由世界结成新的同盟，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
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不仅仅是手段的变化，战略思维的转变是更深层的变化，即从原来接触同化的战略原则到竞争抗衡的战略态势。一方面，这与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综合国力上升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到美国国内政治思潮和社会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既然是战略思维发生了重要变化，就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不会因为更换总统或是其他具体方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双方的战略思维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中美关系因之得到明显改善，其后大体持续了40多年时间，直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虽然战略思维变化有一个过程，但往往会有一个明显的时间节点。李克强总理在2021年全国人大期间答记者问时说，“过去几年中美的确遭遇了严重的困难，给两国和世界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这无疑是对于中美战略关系变化的时间作出了一个清楚、准确的判断。因为这是一种基于战略思维变化而产生的战略行为变化，所以中美之间的关系会表现为一种相对持久的战略博弈。由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两极格局和新冷战的说法此起彼伏。无论是两极格局还是新冷战，都反映了对中美对抗的强调和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悲观心态，在一定程度上，这并非当今世界的现实。中美战略竞争和中美关系紧张会持续较长时间，但无论是将世界拉入两极格局的全面对抗之中，还是让国际社会陷入意识形态争斗的阴影之中，都没有充分条件作为支撑，也是在整个国际社会不具合法性的事情。因此，要判断中美关系的走向，需要清楚认识到与中美关系密切相关的三个基本事实。第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和美国有着维护世界秩序稳定这个最基本的共同利益，或称之为基线共同利益。中美之间有着诸多共同利益，但是，维护世界秩序的基本稳定是双方共同利益的支柱。无论是从两个国家的官方声明还是从两国之间的各种对话来看，这一共同利益始终是存在的。当今世界已经不是当年冷战时期的两分世界，而是一个由全球社会凝结而成、基于全球性问题而命运相关的整体世界。对这一世界秩序最严重的破坏就是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发生像米尔斯海默等人预言的那种重大冲突甚至战争。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仅中美两败俱伤，而且是整个世界的悲剧。对世界秩序最大的贡献是双方合作推进全球治理，因为在全球治理的任何方面，没有中国或没有美国，都难以取得有效进展。对这一点，双方都有着比较充分的判断。习近平主席在与拜登总统通电话的时候专门指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一场灾难”。中美两国处于无以选择的共存环境之中。中美是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政治舞台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毋庸讳言，两个国家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中美属于两个不同的文明体系，政治体制具有很大差异，社会生活也明显不同。一种定式思维是差异必然导致分歧，分歧必然导致冲突和对抗。无论是根据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还是根据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悲剧观点，中美似乎都是纠缠在零和博弈之中，直到分出高低胜负为止。但这种继承了黑格尔冲突辩证法思想的世界观是不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多元世界，从权力分布到理念分布，从文明传统到文化实践，从现代化道路与现代性诠释，无一不是多元多样。按照中华文化传统思想，尤其是中庸辩证法的认知方式，差异不仅不会必然导致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生命的基础。中美两国必须寻求一种可持续的相处之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和美国谁都取代不了谁，谁也改变不了谁。两个国家无以选择地共存于这个世界，这是第二个基本的事实。第三个基本事实是，美国会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世界综合实力最强的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达到顶峰，也正是凭借这样的实力，美国开始建立战后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以及与之相应的、成本极高的国际制度体系。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相对实力地位已经明显下降，中国的迅速发展令世界瞩目，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也有不凡的表现。有观点认为，美国全面主导世界秩序的物质和思想能力都已经严重不足，美国的自由主义世界霸权秩序已经终结。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美国的霸权秩序已告终结，美国统管世界的时代也已经过去，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向世界提供维护秩序必需的公共物品，管理霸权秩序衰退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不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从经济能力、军事实力、科技发展、美元地位等方面来看，美国依然占据着世界权力结构的顶端位置。美国霸权的终结不等同于美国世界最强国家地位的终结。基于这些基本事实，中美关系可能有以下几个主要的走向。一是持久战略竞争。中美之间的关系是竞合关系，但其中竞争的一面更为复杂突出。这是一场战略博弈，是一种持久的、常态性的关系，并且，竞争在许多时候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情景不会因一时一事而发生根本性改变，有的时候甚至会表现得十分张扬和激烈。美国对华战略思维发生了重要转变，并且在美国国内达成了较高程度的共识，因此，战略竞争也会持久存在。尼克松访华起始、冷战结束接续、直到特朗普上台才结束的以接触为主的战略思维持续了40多年的时间；特朗普当政开始的、以竞争为主的战略思维也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为达到战略竞争的目的，美国会加大联合盟友的力度，包括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问题领域等不同方面，增强对中国的施压力度。触碰中国底线的事件依然会发生，包括领土主权等关涉核心利益的问题，如香港、新疆甚至台湾。在多边场合，美国会挤压中国的制度性权力；在舆论场上，也会打压中国的话语性权力。双方的竞争在一段时间内会更加显像化，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持久战略竞争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二是合理管控危机。如果说中美持久战略竞争是双边关系的新常态，那么，双边关系中的危机现象便会时常发生。在特朗普当政时期，不仅有贸易战和科技战这类恶化双边关系的行动，更有关闭中国领事馆、派内阁要员访问台湾等直接引发两国关系危机的冒险举动。并且，由于双边竞争的持久性，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都很难改变关涉中美关系的原则性立场，危机事件也会继续发酵和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中美双方对于维护稳定的世界秩序有着共同的利益，管控危机、防止危机上升到暴力冲突，应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走向。观察当今的中美关系，一个合理的假设是，双方都没有真正使用暴力的意愿。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暴力冲突是可以在非本意情境下发生的，是可以在双边危机不断升级的过程中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而迸发出来的。因此，在战略互疑和战略竞争中，怎样把可能出现的危机控制到最低程度，怎样防止已经出现的危机进一步升级，怎样将正在升级的危机管控在不发生暴力冲突的范围之内，这将是中美双方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最重要的政策考量之一。三是全球治理合作。中美持久博弈中合作的主要平台是全球治理。美国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目的是“一厢情愿地改变中国”，但即便对于美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而言，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极难实现的目标。中美同为世界大国，在互动和相处的过程中，双方依然需要寻找可以合作的平台。根据阿克塞罗德的研究，即便是在对手之间，也需要合作、并切实存在合作。美苏在冷战期间互相明确将对方界定为敌人，但依然达成了战略武器方面的合作协议。中美远非冷战期间的美苏，当今世界也不会退向第二次全面冷战。中美之间作为竞争对手的最大共同利益在于维护全球秩序的稳定，维护全球秩序稳定需要实施有效的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不可能没有中国和美国参与，而全球治理又给这两个世界性大国搭建了一个最可能合作的平台。尽管在全球治理领域，中美的竞争依然会存在，在公共卫生安全、气候变化领域都是如此。但无论如何，这是中美合作最可能、最明显的领域，也是中美合作在当前形势下最容易实现的领域。如果双方能够相向而行，则可能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
中美关系不仅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直接关涉世界秩序的稳定和国际关系进程。在过去几年里，中美关系经历了严重的困难和严峻的挑战。在中美建交后的40年里，中美关系也有不少波折起伏，当时人们的基本估计是“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这一常识性判断的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支撑点，即美国在对华关系中所确定的以接触为手段、以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为目标的战略谋划。而近几年中美关系的断崖式下滑却不得不使人们质疑这一常识性判断，有观点甚至认为中美已经形成新两极，进入新冷战。中美关系急剧跌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对华战略思维转变而引发的行为凸显。权力政治的强势回归、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战略焦虑、国家利益的排他性考虑、地缘政治的再度兴起——这些都反映了美国战略思维的变化，并直接影响到美国的战略行为，包括对中美相对身份的再界定、对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再确定、对意识形态的再考量。战略思维和行为的转变往往是一个比较长时期的现象，不可能因为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根本改变。因此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一种比较持久的博弈，会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但是，当今世界和中美关系的一些基本事实，使得这两个国家必须在战略竞争的条件下寻求共存与合作。对于世界而言，中美是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关系不仅是双边关系，也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关系，两国最基本的共同利益是维护世界秩序的可持续稳定。因此比较合理的预期是理性管控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危机，在敏感程度较低且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全球治理领域发现和创造合作机遇。当然，探寻一种竞争背景下和平共处、和合共生的相处之道，既是两国面对现实的理性选择，也需要付出智慧且艰辛的政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