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主任
来源：国政学人微信公众号
编者按：唐世平教授于2016年准确预测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2018年准确预测美国中期选举中西弗吉尼亚和密苏里两州的联邦参议院选举，2018年成功预测台湾地区地方选举中台北、新北和桃园三市的市长选举，2020年准确预测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2020年11月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方法成功预测美国大选，2022年1月25日通过博弈论的逆向归纳法在国政学人平台发布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预测。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2022年3月17日，此为文章原版。作者说明：尽管在我们的日常话语体系里，专家学者基本被混为一谈，但专家和学者其实是有明确的差别的。学者以著书立说为安身立命之本，而这对专家则不是硬性的要求。不过，为了行文的方便，以下我也将“专家”和“学者”暂且混为一谈。即便在没有国际大事件的时间，我国的国民以及海外华人也是特别关心国际关系的。这背后或多或少是因为我们国家在近代以来的悲惨遭遇使得我们不得不关心世界与中国的交往。因此，在传媒舆论界，我国的国际关系专家学者似乎特别活跃，也特别多。许多网红专家学者都是靠国际关系成为网红，尽管他们都缺乏基本的国际关系学科训练。许多对国际关系高谈阔论的网红，要么是外语、翻译、历史、传媒、经济学、社会学、比较政治、中国政治的训练出生，要么是零星地看过孙子、基辛格、凯南、布热津斯基、马汉，甚至完全是道听途说，就自认自己是可以指点江山的大咖了。不仅专家学者如此，甚至许多普通民众也都能够对国际大事侃侃而谈，高论叠出，以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笑话就是：的哥也是国际关系专家，或者说我国的国际关系专家和的哥差不多。一些口头禅“弱国无外交”、“实力说话”、“落后就要挨打”等等，在饭桌上、甚至茶余饭后和公交地铁上，时不时就响起在耳边。但国际关系确实是有门槛的。事实上，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仅仅只有100年左右的历史，本身就表明国际关系并不是一个读点历史、甚至读点报纸，加上一些直觉就能建立起来的学科。即便是可以追溯到考提利亚、修昔底德斯、商鞅的现实主义，最开始也就是一些思辨性的话语，加上一些历史的归纳，甚至就是比喻，完全不能称为一个理论体系。现实主义一直到上个世纪才基本形成一个理论硬核。更根本性的困难还在于，即便有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从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具体的国际问题也仍旧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大理论，或者说宏理论，只能作为我们理解国际问题的一个支点，但离一个合格的国际问题专家的基本的知识结构还差得很远。那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呢？笔者斗胆认为，一个合格的国际关系专家学者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扎实训练。特别重要的是，这三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都只是必要条件，只有兼具这三个方面的扎实训练，才有可能是一个半充分条件。首先，当然是对历史有足够的了解，而这些历史肯定不能只限于本国的历史，因此，笔者一直都强调，“少读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因此，中国历史学家，即便是对中华核心与边疆史有特别深刻研究的历史学家，也不大可能是一个合格的国际问题专家学者。不仅了解中国历史远远不够，即便是对其它国家或者某个地区有的历史和现状有非常好的了解也远远不够。对其它国家或者某个地区有的历史和现状对于理解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某些对外行为肯定是必要的，但是，国家或者地区的对外行为肯定不是只由国内政治驱动的，而会受到外部行为体、行为以及某些大趋势的影响。因此，仅仅是天天看新闻大事，也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国际问题专家学者。当然，鉴于国际关系不仅仅是发生在时间中的，还同样是发生在空间中的，因此国际关系专家学者还需要对地理和空间有足够的了解。但是，仅仅拥有以上的训练还是不够的。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国际问题专家或者学者，还必须有以下的两个方面的基本训练。第一个方面是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的基本理论训练，特别是中层理论的训练。上面提到，仅仅了解国际关系的大理论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大理论只能提供一个思考国际关系的出发点。对于理解国际关系，还需要了解足够多的中层理论，至少包括：全面战争与有限战争理论、压力外交理论（包括威慑理论）、核威慑理论、联盟理论、讨价还价理论（bargaining theory）、安全困境理论、安全合作理论、相互依赖理论、国内政治与国际行为理论（包括双层博弈理论）、国内冲突理论、族群政治理论、政体安全理论、个体政治心理学理论、群体政治心理学理论等等。第二个方面同样重要，但是经常被忽视，而且也是我国绝大部分的国际问题专家学者特别欠缺的，那就是研究分析方法的训练。这些分析方法至少包括：定性比较分析、定量分析，以及对于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有用的博弈论分析。这里还需要特别强调，我们所说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绝不是读点历史和实时新闻，然后就开始归纳类比的分析方法，而是有严格的科学要求的定性比较方法。除了以上的基本训练之外，要思考国际关系，还需要一个好的思维的习惯。这个好的思维习惯至少包含以下两点。
1. 在分析具体的国际问题的时候，不能投入太多的意识形态、情感、以及其他偏见，因为这些都会扭曲我们的分析和思考，把“所愿”当成“所是”。（当然，从中国国家立场出发，我们有自身的意识形态、国家利益，这是指导进一步言论和行为的出发点，但这类言论和行为应当立足于客观的分析判断之上。换言之，只有在具体分析时做到一定的“抽离”，才是最终服务我们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最佳路径。）2. 能够用系统思维去看待世界。不仅能看到直接的、短期的、会发生的影响，还需要能够考虑某些行为或事件的间接、滞后、可能被阻止的影响。特别是，在看待我们国家自己的行为是，需要同时考虑我们希望的影响或结果和我们不希望的影响或结果。这一点可能是最困难的，需要我们不断提醒自己，并且迫使自己看得更远更深。基于以上的基本要求，我们就可以看到，不仅许多国内的知名网红 “国际问题专家”是不合格的国际问题专家，许多国外的知名“国际问题专家”也是不合格的国际问题专家。举例来说，大名鼎鼎的福山、哈贝马斯、齐格蒙*鲍曼等等都不是合格的国际问题专家，因为他们都是哲学家或者是社会理论家，而不是国际关系专家学者，甚至都不是社会科学家。同样的，纯粹的国情问题专家（比如，布热津斯基），特别是中国的国情问题专家，也不是合格的国际问题专家。类似的，纯粹的经济学家，甚至政治经济学家，也很难成为合格的国际问题专家，因为他们通常不愿意去了解国际政治的研究，而是认为经济学的逻辑统治世界 （比如，美国不断挑起战争就是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需要扩张）。最后，媒体人士，包括弗力德曼、马丁*沃尔夫、马丁*雅克也不可能是合格的国际问题专家。这些人只是时事评论人士。当然，我上面的批判完全不意味着，以上这些人士的一些评论和观点没有价值。恰恰相反，他们某些的分析和观点可能是非常正确的，甚至是非常有价值的。不仅如此，因为他们的名望和可能的影响，我们需要关注甚至重视他们的分析和观点。但是，这不代表他们对国际事务的理解都是金玉良言。最后，我想特别强调，以上的讨论完全不意味着我就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国际问题专家学者：我还差得远。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学习和思考，因此“众人皆吾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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