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杀人犯”
“杀人犯”谢哲海得到了他想要的清白。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1月28日作出的终审判决认为，原判认定谢哲海故意杀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被告人谢哲海无罪”。
这桩陈年旧案让谢哲海在监狱里待了22年，2018年刑满释放。在我们此前的采访中，他讲述了试图重新接轨社会并拼尽全力为自己申冤的故事。
没钱盖新房，谢哲海的父母只能继续使用墙体出现裂缝的房屋。（摄影：史东旭）
关于26年前的那个夜晚，谢哲海讲述的版本和判决书中截然不同——那天，他在隔壁村的朋友王高生家喝酒，晚上出去还看了戏，然后回朋友家睡觉。睡着后，他被窗外人的争吵声惊醒，提议出去看看，王高生没同意，让他别去凑这个热闹。
夜更深了，他们被外面的动静再度吵醒。一出门，看到一名头上淌着血的女子被人抬进旁边一家诊所。谢哲海回忆，当时自己纯粹是围观心态，“看了一会儿就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几个警察到谢哲海家将他带走。谢哲海说自己当时并不紧张，以为只是去配合问个话，临走前还拿了个馍边走边吃。四哥谢哲河至今也还记得这个画面，他跑上前去问弟弟怎么回事，弟弟只是平静地回答：“这事，咱不知道的”。
据案卷中警方破案报告记录，案发当日，活动于附近的18位18-30岁男青年都曾被带走调查，列为怀疑对象。经过数日的侦查和审讯，公安机关最终将嫌疑人锁定为谢哲海。
谢哲海并不认这个罪名。他说自己当年在公安局，是“被打迷糊了”，才落下了认罪的口供，变成了“杀人犯”。几位兄长想过法子，甚至卖掉家中宅基地，换来2000多元钱，为弟弟去郑州请律师，却终究无力回天。
被认定为“杀人犯”后，谢哲海被关进河南商丘豫东监狱。
谢哲河记得，弟弟进监狱后，他曾收到狱方工作人员的一封信，大概意思是说：谢哲海在这里总发牢骚，睡不着觉，经常做梦，不服从领导，天天喊冤。
他不识字，只能请狱友帮忙写申诉状，但毕竟是别人代笔，表达总不够准确。再往后，他干脆硬着头皮在监狱里上课，一笔一划练习，直到能独立写出陈述自己“冤情”的信件。
在商丘服刑的八年半期间，谢哲海每个月都往外递申诉书。2009年，他被转至辽宁省凌源第五监狱。那年秋天，他收到了河南省高院的再次驳回申诉的通知。
也就是那段时间，谢哲海从家信中得知，最疼爱他的长姐因病离世。他突然意识到，活着出去或许是比申诉更重要的事。从那时起，他试着“认罪服法”、努力改造，以争取减刑。但每次减刑后，他还是继续申诉。如此往复，一共减刑了四次，共3年8个月。
直到今日，提及当年的“认罪”，谢哲海依然痛心和委屈，他说，每次签字都“感觉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在狱中的最后一段时间，谢哲海常常整夜不眠。有狱警问他怎么不睡觉，是太激动了吗？谢哲海说，是很激动，但也痛苦，“我和别的服刑人员不一样，别人服完刑出去心里踏实了，可以开始新生活。我不一样，我没罪”。
出狱当天，狱警把谢哲海送到大门口。走出大门一米远时，他干脆跪在监狱门口，放声大哭了半小时。
2019年春夏之交，他辗转联系上刘忠林案的代理律师——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屈振红。屈振红说，她第一次看到谢哲海寄来的判决书时，内心已经基本有了判断：这个案子肯定有问题，“第一，案子三四年才判下来；第二，此案曾因证据不足退回侦查，但后来也没补充新的证据。结合判决书中列出的所谓证据，都比较简单，我认为应该是一个‘证据不足且留有余地’的判决。”
后来，屈振红在谢哲海陪同下去河南省高院阅卷，得知了更多侦查细节和疑点——比如，谢哲海的几次有罪供述都发生在进看守所前，且存在反复。在警方的破案报告中，谢哲海在一次突审中交代了犯罪经过，这被警方描述为“展开强大政治攻势”后的结果。
屈振红还发现，此案中警方侦查更多靠的是多名嫌疑人的互相指认和口供推断，“就像我们玩的‘杀人游戏’一样”，“会说、有逻辑的人往往容易‘脱罪’，不会自我辩护的人就很吃亏”。除此之外，此案缺乏直接的客观证据，屈振红发现，“现场没有谢哲海的脚印、手印，凶器上也没有他的生物痕迹，就连定案的‘带血白衬衫’也根本没有找到。”
2019年8月，谢哲海收到了河南省高院驳回申诉的通知，巨大的失落再次将他笼罩。屈振红鼓励他，以她介入类似案件的经验来看，长期而反复的申诉和等待都在所难免。这注定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战斗”。
外面的世界飞速运转，可谢哲海的认知还停在二十多年前。他怀念当时的社会环境——那时候他也在外地打工，但周遭人似乎更实在，不像现在，“就是金钱社会”。
几年零工打下来，他总渴望做一份长期工作。有一次，他看到一家化妆品工厂招工，报了名，进流水线试操作了三个半小时。工厂的人对他满意，告诉他，“你先干，要是干得好可以转正式”。
然而，这份短期工还是卡在了登记身份信息的环节。谢哲海记得，登记信息的人拿走了他的身份证，一刷完，便面露惊讶和难色。谢哲海感到尴尬，他坦白，“对，我是有前科的”。对方很为难，说这可不行。他故作轻松：“没事，那我就走吧。”
“一起去了三个工人，别人都留下了，就我走了。你想想，我心里是啥滋味？”谢哲海孤零零走到工厂门口，脑海里开始不断闪现出自己因案子被改变的人生，忍不住大哭起来。
2021年，谢哲海在江苏打工时认识了一个同乡女人。女人离过婚，带着个5岁的小孩，她看上了谢哲海老实，觉得他对人好。女友能近距离感知到谢哲海的痛苦和焦虑。夜里，她总会被他“啊”的一声惊叫吓醒，梦境大都是过去在监狱里发生的事。
只有和女友的儿子在一起相处时，谢哲海才会露出难得的笑容。（摄影：史东旭）
2021年12月，正在江苏打工的谢哲海收到了法院当月23日开庭的短信和电话通知。电话那头问他人在哪，能回老家吗？谢哲海又喜又急，连忙应着“能能能，这个事情最重要”。
那天，他先请人帮忙用手机买了最快的火车票，130元；然后把消息发给之前报道此案的媒体记者，恳求大家继续关注；另一边，他忙着退掉当时在江苏租住的房子。为了尽快回去，之前给房东的1000元押金他也顾不上要了。
但谢哲海刚准备动身，法院那头传来了推迟开庭的消息。
谢哲海只能继续等待。他觉得，二十多年来，自己始终生活在暗处，而前方可能出现的“无罪判决”，或许才是能重启光明的真正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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