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领巾之痛
戴上红领巾，就叫少先队员，少先队的意思，就是少年先锋队。虽然那时我还不知道“先锋”的意思，也隐约感到它代表着一种身份，而这种身份的人，不可能是我。
我至今不会唱几乎所有人都会唱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就因为我没有戴红领巾的资格，当时的老师并没有不准我唱，但在老师教大家唱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心思学，只是装着学唱的样子，一句歌词也记不住。
后来我发现，有些人根本不珍惜红领巾。有的不戴了，有的戴得很脏，有的当手帕玩游戏……
幼小的心灵难过纠结，我想戴而不能戴，他们能戴却厌恶了，我很想不通，也很压抑，而且总盼望有人不小心把红领巾弄丢了让我捡到。
偏偏有一天，我竟真的捡到一块红领巾，很脏，我却兴奋得在内心开怀大笑。
回家后却不敢给父母说，怕他们认为我是偷来的。我悄悄到河沟里把红领巾洗干净，放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晾干。在晾的过程中，我等不及一会又去看看，一摸还是湿的，心里急不可耐，太想戴上它风光一回。
总算等干了，趁没人看见，我对着镜子就往脖颈上戴，可我不会打那个结。正在犯愁又着急之时，父亲突然进家，害羞与惊恐同时涌上心头，脸热得发烫，心里胆怯万分。
父亲却笑了：“这又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不能戴！”我想不到父亲会是这种态度，他知道不是我的东西，却不认为是我偷来的。随即他轻拍我的肩膀，说：“玩玩还给人家，不要。我们没资格戴。”语气很温暖，态度很坚决，让我茫然一片。
看着父亲的目光，我勉强点头同意，心里却不是滋味。那时对出身问题还不理解，搞不懂为什么我就不能和别人一样。但从父亲的话语和表情上，我似乎感到了他的无奈——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所以我不能戴红领巾。
马上又想起，其实我根本不好意思戴着这红领巾去学校，它不是老师发给我的。还想起一些同学说我的话：地主崽子不能戴红领巾。说这话时，他们带着蔑视的口吻和表情。
我闷声不响地把红领巾放回捡到的地方，真要放到地上时，心里特别舍不得，如同有人威逼我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丢掉一样。我在那里呆呆地站了许久，走回家时仍不断地回望，回望那块被我洗得十分鲜艳的红领巾。
四十多年来，只要看到红领巾，往事总会涌上心头。没想到四十多年之后，我竟能戴上红领巾了。
一个天真烂漫、满脸稚气的小姑娘，先给我敬了一个队礼，再把它戴在我的脖颈上。当时我想，如果没有她的帮忙，我仍然打不了那个结，也不可能一下子说清这其中的原因。
小姑娘是织金五小的学生，去年六一之前，该校慎重地给我颁了一本学校关工委职位聘书，让我得以戴上红领巾参与他们的六一庆祝活动，因而今年我是第二次戴上红领巾了。
我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而这种满足，却让我想起过往无法弥补的失落……
②
四十年前，一九七二年，我读小学一年级。
未读书之前，我已会在老屋的木门上用毛笔写“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了，但那时真不懂“毛主席”是什么意思，也不懂“万岁万万岁”是什么意思，老屋木门至今犹在。
那时更不知道“阶级”的意思，后来在收音机里听到“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句话，说是毛主席说的，这时我才明白“毛主席”是某个人，却把“毛主席”当成了名字；同样不知道“纲”和“目”是什么。
我问父亲，他说：“你看这把锄头，挖土的地方是钢，手握的地方就是木。”我大约明白的意思是，是“钢”就硬，是“木”就软，所以“阶级斗争”比“其余”的事情更重要。
直到后来知道了“纲举目张”这个成语，我才明白自己把字也搞错了，父亲不识字当然也错了，但他的讲法和本意是近似的。其实这话是说，阶级斗争是那个时代的大主题，其它任何事情都必须从属于它。
但我对“斗争”却刻骨铭心。我经常看到本家堂哥和他比我年长的儿子，还有我已经年迈的姑父，长期被当街斗争或游斗全公社。
赶场天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批斗；平时到每个生产队集中劳动的地方进行批斗。目的就是让广大贫下中农牢记地主的罪大恶极和累累血债。
所谓斗争，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反捆着地主的双手，再命令弯90度，头也弯，腰也弯，脖颈上再挂一张纸牌，上面写着“某某大地主”或其它罪名。然后就是公社领导们拿出稿子照着念，念得声色俱厉又十分夸张，从头到尾历数你十恶不赦的罪恶。
念完后还要捏紧拳头并高高举过头顶，举一次就高喊一句口号，在场群众随即跟着喊一次：坚决打倒恶霸大地主某某某！杀声震天，杀气腾腾，仿佛不把地主批倒斗臭就不会罢休，仿佛要这样百姓才会过上幸福安定的日子。
而我眼前的那些恶霸大地主，无不是一副哭丧着脸的弱者之相。特别是看到自己的亲人被批斗时，我十分害怕那样的场景却不敢躲开，生怕躲开反而会被人发现，然后也把我揪出来批斗。
眼睁睁地看着，心里有说不出的惶恐。我想不明白这罪大恶极的人，为什么却是过着苦日子。心里十分厌恶被称作“地主”和“地主崽子”却无可奈何，也明白自己没有资格戴红领巾的原因了。
彼时，正是那次史无前例的运动在全国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我年龄虽小，感受却特别深刻。
记得到1976年“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之后，我依然看见亲人被批斗，他们扛着用稻草扎成的四个“魔人”被游斗全公社，四个“魔人”自然就是“四人帮”了，由此我才明白“四人帮”就是“四人一帮”的意思。
原本属于偏穷之地的那所小学校园，墙壁上依然贴满了大字报，“坚决打倒某某某”“狠批某某某”“反击某某风”这样的标语随处可见。
时过境迁，今天“斗地主”已然成为生活和网络上的扑克游戏，我相信游戏的发明者和玩乐者，对那段历史的切肤之痛是缺乏体会的，而我在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说不上心有余悸，但脑子里仍然会浮现出当年的许多画面。
一件件事实让我默认自己没有戴红领巾的资格，慢慢地我也不再想这陈年旧事了。真正幸运的是，自知命运悲苦、惯于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父亲，没有让我看到他被批斗。
小学五年，红领巾很快地离我远去。
③
以今天的眼光看那个时代未免可笑，更是苦笑。
现在已经承认那是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时代，但我总认为这种说法难以作为曾经受罪的哪怕是一点点安慰，事实上那就是拿破仑所谓“强权就是真理，真理就是强权”的时代。
一切都是由强权说了算，从精神到肉体的折磨、曾经死了多少人我无法统计，但它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仿佛黑压压的景象对我及与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来说，一切恍如昨天。
除非那个年代能看到今天，我们才可以心存一点对于未来的幻想，然而，相隔四十多年，谁能未卜先知？
我丝毫不敢否认自己当年对红领巾的梦想，否则就是对幼小心灵的不负责任，但这与红领巾是不是“先烈的鲜血染成的”、是不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没有关系，因为那时根本不懂这些。
而且奇怪于明明是红布做成的红领巾，为什么会是先烈的鲜血染成，飘扬的五星红旗明明是好好的，为什么红领巾会是它的一角。当年对红领巾的梦想固然有些孩子气，但一定有对人格平等的渴望。
后来我明白这“地主”成分其实怪不得父母，他们不但没有罪大恶极，而且是长年累月、忍辱负重地在农村生活，付出同样的劳动，得不到同样的报酬，甚至连喂头牛的资格也被剥夺了，还奢谈什么人格平等呢？
很多年我们家一年没有半年粮，今年不够吃，要好话说尽才借得别人家80斤苞谷，明年收成后得偿还100斤大米，总是这样循环往复。这样的生活窘境，按理父母也是贫农啊！
但因为祖父和外祖父都被划成地主，这顶“地主帽子”便成了父母的“紧箍咒”，也成了我们的“紧箍咒”，去责怪早就变成泥土的两位祖辈已经没有意义，生落那个时代，那是他们无法逾越的坎。
长大一些之后我才知道，作为“地主”的祖父居然是饿死的，他去世时父亲不过九岁；同样，作为“地主”的外祖父也不富有，但他是一个才华横溢、在当地德高望重的开明绅士，曾被百姓举荐为以那区区长，1951年即被正法，让母亲七岁就当了孤儿。
两位祖辈都是生在穷乡僻壤，只不过凭自己的聪明、勤劳和省吃俭用，有所结余而购置了一些土地而已，但在那个划“地主”也有指标的年代，成为社会变革的牺牲品是一种必然。这就是我戴不上红领巾的历史根源。
好就好在社会是进步的。到我进入初中一年级那年，所谓“地富反坏右”都同时摘帽了。
记得当时班里有一个同样是“地主”但平时颇为调皮捣蛋的同学站到课桌上高声宣布：我家今天摘帽了！不再是地主了！以后谁再叫我地主小心挨打。
看着他得意的神情，我没有兴奋，因为我无法相信这一天能够到来。后来的事实证明“摘帽”是真实的，从那时起，在填表的时候，我以前最怕的“地主”二字被老师交待要填成“学生”了。
“地主”已然离开，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我倒很想当一回地主，却没有这个能力，我的身边富人很多，他们都没能成为地主，我有什么理由不当贫农？
而在我对当贫农心安理得的时候，国家的户籍改革和城市化来了，过去数十年梦寐以求的东西仿佛指日可待，我可以成为一个城市人了——不过口粮还得自己想办法。
这原本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但已是天命之年的我，学会淡定一些了——五十年未必能改变一件事情，但五十年，完全可以看透一些事情，明白一些道理，我也算交足了学费。
想不到的是，已经是第二次得到小朋友戴上红领巾的我，居然还有这么多感慨，并且要用文字记录下来。
一个孩子能懂的道理毕竟太有限，一个稚嫩的肩膀能承受人格歧视的力量又是何等弱小！不管城市和乡村，同在一片蓝天之下，我多么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接受到同样温暖的阳光。
健康，快乐，是孩子们最应该的、最好的追求，但实现这些追求的精神与物质条件应当由国家、由政府来创造。
实事求是地说，生于六十年代的人所见证的，是痛苦比快乐更多的一段岁月，而我们的父辈所见证的，往往是一个完全痛苦的人生，好在有今天的我们，以及我们已有的从容与淡定。
写完这篇文字，我不再后悔没有戴上红领巾的事了，因为我认识并深刻理解那个人妖错位的时代。比起许许多多死于非命的人，我庆幸自己的生命依然完好，庆幸自己五十多岁时戴上红领巾。而对红领巾的理解，比少年时厚重得多、也轻松得多了。
红领巾之痛，不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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