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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终其一生，父亲心里的“罪”，也并没有赎完
终其一生，父亲心里的“罪”，也并没有赎完
我的父亲名叫张季高。我知道，按过去的规矩，别说子女，就是平辈人也不能轻易叫人家的名字的。人的名字，是留给长辈叫的。我的父亲有字叫鼐卿，是祖父找人给他起的。父母在世的时候，母亲高兴了，就喊鼐卿。带点杭州腔的普通话，让人听起来像是“爱卿”。刚过门的嫂子，就十分纳忍不住问我哥：你妈怎么老叫你爸爱卿？
我还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的名字，已经满大街被人乱叫了。文革时期，所有带所谓历史污点的人，在劫难逃。父亲被打倒揪斗，用教过我语文的一位老师（他是大学生）的话说，是天经地义。一个国民党反动军官，居然混进场部机关，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他不知道，更早些时候父亲待的机关更大些，在位于佳木斯的东北农垦总局。
父亲是浙江上虞人。我的曾祖，据父亲说，是个手艺人，银匠。做银狮子，一绝。闹长毛的时候，曾被掠进南京，为太平天国诸王打造银器。城破之前，幸运地逃了出来。到了祖父这一辈，就被送进钱庄做学徒。当年进钱庄学徒，是需要本钱的，钱庄票号非殷实人家的子弟不收。所以，曾祖看来还是有几个钱的。没准是拐了长毛的银器发了财，也说不定。
滋润的少爷日子，到了抗战爆发就结束了。侵华的日军，对江浙的扰害是最厉害的，烧杀抢掠淫，无恶不作。接二连三地逃难逃难，逼得父亲成了热血青年，一个人去投军打鬼子。当年兵荒马乱，他全然不知道，他那在日本航空士官学校学习的二哥，已经在中共地下党的运作下，投奔了延安。所以，他只是就近找到了忠义救国军。
忠义救国军在中国大大的有名，这要归功于样板戏《沙家浜》。但是，这支由军统建立的队伍，根本不像《沙家浜》里讲的那样，是一支汉奸队伍。正相反，忠义救国军打日本人的积极性特别高，特别热血，牺牲也特别大，当然战绩也不错。后来，我在台湾找到了一些当年这支军队的资料，回来拿给父亲看，看得他老泪纵横，说他看到了好些老长官老同袍的名字，他们中的好些，当年就已经血洒疆场了。
抗战胜利后，他们的部队合并到赫赫有名的新六军（一支远征印缅的英雄部队），父亲随军开到了东北。到了1948年辽沈战役爆发时，父亲已经是名少校军需了，随军驻扎在沈阳。战役结束后，新六军稀里糊涂就散了，父亲跟众多同袍一样，做了俘虏。解放军给了他两个选择，一是回老家去，但路上死生由命。二是到黑龙江开荒，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军垦农场，1947年建的九三农场，实际上是个俘虏营。
父亲几乎想都没想，就按了第二个键，老老实实开荒去了。
此后，父亲一辈子都认为自己的确是做了反动军官，对人民有罪，并用自己的一生来赎罪。当年的北大荒，地老天荒，人少狼多。监管者和改造者之间，关系比较模糊，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亲。没过多久，父亲就因为玩命干活，得到了监管者的欣赏，被解放，成了农场的干部，得以发挥他的特长，善于处理数字，既可以做统计，也可以做会计。
即使成了农场干部，依旧是个干活的。当时的北大荒农场，异常地艰苦。农场所在地，都是黑龙江最荒芜的地方，千里无人烟。听妈妈讲，当年养鸡养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狼就住在屋子后面，稍不留神，家禽家畜就全数填了狼的肚子。夏天的蚊子小咬（一种特别小的蚊子），多到成群结队，连蚊帐都挡不住。冬天零下40摄氏度的天气，是家常便饭。只要是住平房，还经常碰到这样的事，一早上醒来，发现门已经被大雪封上了，得推开窗户，爬出去把门挖开，才能出门。
其实，父亲也可以有别的选择。当年投奔延安的二伯父，已经做了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厂长，他要父亲到他那里工作。但是，父亲不肯，他做过反动军官，要赎罪。他相信，只要自己肯干，老实改造，终有出头之一日。
所以，在我和哥哥姐姐的记忆里，父亲就是一个公家人。没有休息日，总是在加班。家里什么事情，他都不管。那年月的北大荒，在农场的时候，每年的秋天，要把房子整修一遍，墙上抹一层沙泥，还要掏炕，把炕里的烟灰弄出来，否则就烧不热。
父亲算盘打得好，垦区之内没有对手，当年有人用机械计算器跟他比赛，结果败在他的手下。毛笔字写得好，但有用得着的，谁都可以找他。刻钢板刻得更好，但凡要出油印小报，就得找他。用复印纸誊写材料，他一次可以复制七层，别人三层就已经了不起了。这样一些技能，在今天早就没有丝毫用处了，但是在当年的北大荒，还是一些了不起的技艺。
那个时候，北大荒这种地方，人太稀少，天荒地老的，内地的政治运动，哪怕原本热火朝天的烧死人，到了这种地方，也就是个火星了。加上父亲这种人，口讷，一口上虞土话，即使说，人家也听不明白。成年累月，就躲在角落里干活，该他干的干，不该他干的也干。所以，一场场运动过来过去，他都没什么事儿，而且一直待在计划部门，接触的都是国家经济的机密。当年东北农垦总局的领导们，好像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打记事起，我的家就在“城里”，先是在密山县城，然后是虎林县城，接下来在佳木斯。从九三农垦局，到了铁道部农垦局，然后是东北农垦总局。在佳木斯的时候，楼里面还有抽水马桶，虽然是几家合用，但比起下面的农场，已经相当现代化了。在总局里，吃的用的，都有下面的农场供着，相当不错。可是，父亲面对这些，总是感觉诚惶诚恐。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能待在这里，是因为自己能干，总把这些看成是领导对他的特别照顾。
这样的好事，到了1964年，终于结束了。中国政治，阶级斗争这根弦，是越绷越紧。1962年刚刚有个缓冲，马上就开始社会主义教育，四清。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论领导用着怎样合适，父亲在总局机关是待不下去了。正好，总局的畜牧处处长，一个留学日本的专家，也在总局待不住了，自愿下到下面一个畜牧场做场长，顺便，也把父亲带了去。他没有想到，两年之后，文革爆发，他的生命就结束在那里，而我父亲，也一直待在那个小小的畜牧场，一直到退休。而在文革中，他这个反动军官，在那个人地两生的小地方，显得特别地扎眼，因此，受了不少的苦。
文革中，他进了牛棚。牛棚里的遭遇，比当年在俘虏营糟一万倍。北大荒的人际环境，从来没有这样恶劣过，没来由的阶级仇恨，被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煽惑到了没来由的高度。一个小地方，一个国民党王牌军的少校，一个在忠义救国军干过的人，当然是个最凶恶的敌人。不仅父亲进了牛棚，连累母亲也进了去。我们的家，被抄了不知多少次，因为有些人总认为在这个破房子的某个地方，一定藏着电台。抄来抄去，抄不出电台，另外一些人改了主意，改打存款和金条什么的主意。要父亲交代，以争取人民的宽大。但这东西跟电台一样，真的没有。
几年之后，父亲从牛棚里出来之后，我们才发现，他受过很重的伤，尾椎骨被打裂，没有治，自己扛过来的。手上都是嫩嫩的新肉，一问，才知道是烧砖的时候，从未及冷却的砖窑里抢砖烫伤的结果。再问，就什么都不说了。他能活着出来，现在想来，真是一个奇迹。从牛棚出来，下放到农场连队（当时已经变成生产建设兵团），还是劳动改造。父亲，依旧是那样玩命，像牛一样干活。
其实，父亲不会干农活，不仅不会干农活，农家生活的一切，他都不会。后来听说的好些科学家不食人间烟火的轶事，在父亲身上，都演了不知多少次。后来我回父亲的老家，听老辈人讲，父亲当年，很喜欢挽起裤腿跟长工们下田，但弄了一身的泥，什么都干不了。听妈妈讲，在怀我大哥的时候，她想吃点酸的，让父亲上街去买醋，父亲拎着瓶子，转了一大圈，硬是没买到。其实，那时在镇江，中国的南方醋都，满大街都是卖醋的。
我们家里的事儿，包括子女的教育，都是妈妈说了算。多数情况下，父亲连表示赞同的机会都没有。别人的家长学期末都会查看孩子的成绩册，但我们家没这样的事。妈妈从来都想当然地认为，我的孩子学习不会有问题。既没有批评，也没有鼓励。寒暑假的作业，从来没有大人来督促过，爱做不做。这都是妈妈的意思，但父亲对此十二分的赞同，妈妈不问我们的成绩，他也不问。所以，每到快开学那几天，都是我最紧张的时刻，天天赶做作业，累得半死。即便如此，耽误了妈妈交代的家务活，还是要挨骂。
说良心话，我上学的时候，还是很乖的，学习也不错。比较起来，在全家五个子女之中，父亲最喜欢我。标志性事件有三个。第一个，在虎林的时候，我当时好像是5岁，父亲出差，我缠着不让走。父亲没辙儿，掏出两元钱塞给了我。我很高兴，哥哥们更高兴，那时候两元钱可以买好多好多好吃的。虽然上街买什么，其实都是哥哥们说了算，但钱毕竟得从我这里拿，让我感觉很得意。但是我不知道，这钱给了我，父亲出差到外地，就一分钱都花不了了。
第二件事，是他要教我学算盘。可能在他心目中，这点手艺，足以安身立命了。可是，每次他拎出算盘，我就逃之夭夭，根本不给他一点机会。一个和孩子很少见面的父亲，好不容易抽出时间，要教儿子算盘，这对他来说其实相当不容易。可惜，我却无从体会他的苦心。当然，我不学，他也只好徒呼负负，无可奈何。当年的我，自我感觉是要做大事的，具体做什么大事，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跟算盘不会有一点关系。
第三件事，跟一次老师的家访有关。那年，我跳了一级，本该读三年级的下半学期，直接进入到四年级读下半学期。班主任老师，是个男的，有口音，好像是河南人。那时，文革还没开始，但这个老师不知为何，就是不喜欢我。
尽管父亲在他所在的农场，是挨整最厉害的人。在牛棚是挨打，差点被打死。后来下放劳改，从汽车上摔到水泥晒场上，口鼻流血，昏迷不醒。没有人管，妈妈拖着他，拦了一辆顺道的汽车，送到医院，才算是从阎王爷那里又转回来了。但他对整他的组织，真的一丁点怨气也没有。
文革结束后，牛棚的看守和打手，被作为替罪羊，当所谓的三种人来整。上面要父亲检举都是谁打了他。父亲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我都忘了，记不得。他非常清楚当年主导整人的都是哪个，前面打人的都干了些什么，但他一个都不打算追究，也没有追究的兴趣。
妈妈晚年老是说，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你们几个都长不大。凭你爸爸，根本养不活你们。别的不讲了，每个月的工资，开了之后马上就会被借走。因为你爸爸是个滥好人，不管谁来跟他诉苦，他都会感动得一塌糊涂，然后就把钱借给人家。
退休之后，父亲一直在编写场史。那一阵儿，全国各个县、各个单位都在做这个事情。修完场史之后，他又去编写黑龙江国营农场志，写完初稿带着稿子去佳木斯，半道整个包被偷走。当时没有电脑，所有的稿子，都是手写的。搁在别人身上，上百万字的稿子丢了，死的心都有，他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回来重新开始。
那些年，黑龙江农场效益不好，一年一年的不发工资。只有离休人员才能按时给钱，别的退休人员，只能发点粮食和油，让你活着。当时，所谓离休和退休的标准是这样的，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工作的，算离休。之后参加工作的，算退休。妈妈说，你从俘虏营出来，被批准参加工作，是在这个杠杠之前哪，你应该算离休，去找他们。父亲摇了摇头说，我是俘虏。俘虏，哪里会有离休的资格。
当然，父母亲当时没有生活之忧，毕竟他们还有几个在外面工作的儿子。但是我知道，即使没有儿子的接济，父亲也不会去要求离休待遇。他的内里，依旧认为自己是新中国的罪人，反动军官。人家把他抗战那段抹掉了，他自己也抹掉了。尽管他作为军人参与内战，只是前一段投身抗战的自然延续，但是，他却在内心认同他就是一个反动军官，永远也赎不完罪的反动军官。
农场志写完之后，父亲不知怎么，迷上了中医按摩。《黄帝内经》和《针灸甲乙经》这两本中医经典，被他翻烂了。他一辈子对我唯一的请求，就是给他买一套中医经典，我尽我之所能，能搜罗到的，都买给他了。
再后来，父母亲岁数都大了，我们将他们接到北京。走的时候，送行的人满坑满谷，到处都是人。绝大多数，我不认识，父亲也不认识。他们都说受过父亲的惠，有几个老人，还说他们的腰间盘突出的顽疾，都被父亲医好了。我当时根本不信，姑妄听之而已。
晩年的最后岁月，父母亲过得都不太顺。先后都摔断了腿，接上之后，行动也不大方便。父亲的状况好一点，也是一瘸一瘸的。但只要感觉好一点，就要求我们给他打个广告，免费按摩。我说，在北京不比乡下，什么人都有，如果有个差池，人家缠上你打官司，受不了的。父亲没办法，只好把他的本事，都用在了母亲身上，成天给妈妈按摩。
晚年的父亲，也知道他的儿子写了好些东西，看中医书，给母亲按摩之余，会把我在报上发的豆腐块文章，一个一个地剪下来，收集起来。后来文章太多了，根本收不过来，他也照样剪。但他好像并不太明白我说的一些道理，而我忙，也想过跟他聊聊，谈谈心，但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像样地谈过。
我知道，直到死，父亲心里的“罪”，也并没有赎完。抗战胜利50周年，当局没有人对父亲这样的抗战老兵有点表示；60周年，当局也依然没有表示；70周年，父亲没有等到。哪怕只有一个纪念章，一个粗糙的纪念章，也算是一种安慰。可是，父亲和比父亲境遇还差的国民党抗战老兵，却永远也等不到这一日。他们依旧是人民的敌人，至少是曾经的敌人。
父亲已经故去一年多了，他至死还背负的包袱，还压在我的身上。这个包袱，不是他一直在乎的“罪”，而是他对这个所谓罪的在乎。这些年来，我见过了好些台湾的学者和名流，他们几乎都是去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后代。我们和他们，有这样相似的出身，却有着截然相反的境遇和心境。
自打抗战投军之后，父亲再也没有回过家乡。多少次问他，他都说不忙。到后来岁数大了，行动不便，也就算了。每次，我去上虞，拍些照片拿回来给他看，他都看了又看，但对叶落归根这件事，却从不表态。我知道，尽管含垢忍辱大半辈子了，其实他的自尊心极强。他不愿意这个样子去见祖坟，见家乡的父老。只好，做一辈子的游子。
文章选自《张鸣重说晚清民国》，台海出版社·读客，2016年6月第1版。
张鸣老师的书现在很难出版，他自己也说：“已经有好几年了，我的书一本也出不了，新书不能出，再版没有戏，到了版署，就泥牛入海。连已经出的书，各个出版社也不敢加印。”
读这两部作品，既能关注宏大叙事，又能了解微观历史。在任何历史时期，普通人都是绝大多数，大历史很重要，但它不是历史的全部。这套数更多讲述底层小人物的历史故事，让我们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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