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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历史研究】一点就着:一战老兵如何瓦解了魏玛德国的民主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量化历史研究 Author 朱悦

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711 篇推送

参与过一战的德国士兵

(图片来源于网络)


魏玛德国的民主为何瓦解,纳粹政党的执政何以可能,是史学和经济学领域始终在讨论的问题。理论假说已然为数不少,实证检验仍有推进空间。克里斯托弗·柯尼格(Christoph Koenig)发表在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的研究基于细致的实证检验阐明:大量一战老兵相信对于德国战败的阴谋论解释,导致选票从温和左翼政党向右翼政党转移。这能够很好地解释左右翼政党的选举得票变化。反事实分析显示如果不是一战老兵对选举的影响,魏玛德国的民主也许本不会瓦解。


这一研究的核心设计是双重差分。简言之,一战结束前后是一重差分,德国不同选区一战老兵占总人口的比例又是一重差分。由此,即可估计一战老兵占比对德国各政党选举得票率的影响。为了顺利地执行这一研究设计,柯尼格首先详细说明了数据的来源,然后检验了数个影响到估计值是否可靠的假设。

图1  德国各选区内一战老兵占总人口比例的多少(按其占比多少,颜色由深至浅)


首先是数据的来源。因为原始的征兵档案已经灭失,柯尼格只能从一战前后的人口普查数据中估计各选区的老兵数量和占比。核心是利用不同时点普查中的分性别人口差异。一战中的德国只征用男性兵源。因此,将1919年战争结束后的普查作为基准,1917年战争结束前普查中的男女人口数差异就反映了1917年及之前入伍的老兵数量。为了反映中间段1918年的征兵情况,还需要加上1918年时当地符合征兵条件的个体数量。柯尼格还进一步讨论了这种估算方法可能引入的误差类型和幅度。

图2  1893-1933年间左翼(灰色实线)、中间(灰色虚线)和右翼(黑色实线)政党的得票率


德国各选区的分政党选举得票数据留存较为完整。柯尼格利用的主要是1893-1933年间的数据。由于期间选区的划分几乎没有变化,主要政党及其倾向同样较为稳定,分政党得票率的历时变化能够较好地反映德国民众的政治偏好。为了让结果更加稳健,柯尼格不仅利用了七类主要政党的分政党得票率,还计算了进一步加总的左翼政党、中间政党和右翼政党各自的得票率。


其次是检验双重差分估计的假设是否满足。或者说,检验老兵的占比在不同选区的分布是否“准随机”,并且检验平行趋势假设是否满足。有关老兵占比的分布差异,即使控制人口总数、产业结构、军人和学生数量以及当地的战斗强度等因素,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差异无法得到解释。进一步控制区域固定效应,几乎全部差异都得到了解释。柯尼格因而认为控制前述因素后,剩余部分确实是由相对随机的区域间征兵强度差异决定的。经过检验,平行趋势假设同样得到了满足。

图3  估计得到的老兵占比对左翼(红色)、中间(蓝色)和右翼(黑色)政党得票率的影响


接下来是执行双重差分。估计结果显示:一战老兵的占比确实导致了右翼政党得票的显著上升。平均而言,选区内的一战老兵占比每上升1%,左翼政党的得票下降1.61%,中间政党和右翼政党的得票则上升0.68%和0.93%。分政党的分析显示,左翼政党的损失主要来自温和左翼。信奉共产主义的、相对而言居于最左的政党,得票率没有发生显著的下降。一战老兵对选举的影响既立竿见影,又持续绵延。这一影响在战争结束后2个月举行的选举中就很显著。直到1933年纳粹上台前不久的选举中依然显著。


然后是稳健性检验。这里最主要的检验是通过工具变量估计一战老兵占比的影响。柯尼格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各选区在矿冶、造船和医药等八个行业工作的男性工人的占比。因其对战争的重要性,这些行业的男性工人可以免于征召。柯尼格从这些行业地理分布的外生性、分布位置的分散性和相关性的描述统计等三个角度说明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相应估计印证了双重差分的估计结果。


最后是因果机制分析和排除竞争性假说。相关的理论假说已有不少。分政党的估计可以较好地检验这些假说。由此可知,一战后德国社会的政治格局并非政治光谱的整体右移,而是部分选民抛弃了温和左翼。最左翼的共产主义政党大致不受影响。抛弃温和左翼的选民只有小部分转向极右翼,其他大部分则是转向中间立场和温和右翼的政党。既有理论中只有“刀刺在背传说”(stab-in-the-back myth)能够较好地解释这一点。概言之,一战老兵渴望着合理化本国战败这一惨淡的结果。国内的左翼政党与其他国家勾结导致德国战败,恰好提供了简洁有力的、阴谋论进路的合理化。大量信奉这一阴谋论的老兵厌恶左翼,但并不当然因此支持极右翼。这样就很好地解释了估计得到的结果。


此外,由于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时一战老兵的效应已经存在,后续发生的众多政治事件难以完全解释右翼政党的崛起。柯尼格还检验并排除了战争伤残导致右转、选民结构变化导致右转和老兵经济困窘导致右转等其他竞争性假说。这些都加强了对因果机制的分析。

图4 1893-1933年间,左翼和右翼政党的现实得票率(灰色和黑色实线)及其基于本文估计结果的反事实得票率(灰色和黑色虚线)


总之,战败后深受创伤的心灵需要合理化的解释,阴谋论满足了这一合理化的诉求。这一变化在社会层面的体现,就是左右翼政党选举得票的此消彼长。柯尼格还根据其估计得到的效应大小做了简单的反事实分析。假设一战没有发生,也就是各选区内的老兵比例都为0,左翼政党本可能取得更多的胜利。特别是在1933年的选举,也就是魏玛德国的最后一次选举中,如果没有一战老兵的效应,左翼政党本可取得胜利,右翼政党的联盟本来无法执政。于是,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纳粹政府的上台。历史当然无法假设,但并非不会重演。如果历史可能重演,自然也需要以史为鉴。在社交媒体阴谋论再次成为研究“显学”的今天,这篇量化历史的研究有着别样的当代意义。


文献来源: Koenig, Christoph. "Loose cannons: War veterans and the erosion of democracy in Weimar German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83.1 (2023): 167-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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