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S展评｜栅栏的譬喻
潇当代美术馆的展览“越过栅栏，如鸟儿飞过” ，其标题来自弗吉尼亚伍尔夫著名长篇散文《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里对年轻女性创作者的劝诫。展览以此为宣言，但不直接与女性主义相关联，策展人翁笑雨也在文章中强调展览“不是一个关于女性主义的展览”，并希望留出一个“开放流动的场域”“去等级化”“意料之外的关联”。展览展出49位艺术家的65件作品，共分为五个篇章，本文试图搅碎展览原来的框架结构，透过“栅栏”进行观看，并希望以此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观看视角。
浅绿色的墙面，透着光的白色门帘，部分展厅用印花纹路的壁纸包裹着，展览现场为观众带来私密的观看体验，空间的动线偶尔被竖形的栅栏打破，有些作品需要透过栅栏进行观看。而穿过栅栏的行走，仿佛在两个不同维度的世界来回穿梭，平和之下隐匿着一种不安全感。这不禁让人想到夏洛特·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在《黄色壁纸》里描绘的场景——患有产后忧郁症的女主人公最终爬出装饰着温馨黄色壁纸的房间。黄色壁纸和女主想象中爬出牢笼栅栏的景象成为作者争取女性写作权最关键的隐喻。
首先进入关于这一主题视野的是克里丝汀·艾珠（Christine Ay Tjoe）的《围墙监狱》(2008)，标题就已经给出了明确的提示。此组装置中，艺术家将绘画作品中的线条的力量实物化，身体被错综复杂的丝线困住，而女性天然与柔软的织物相联结，在错综复杂的穿插中体现身体与世界的羁绊和较量。“栅栏”之于艺术家而言，是被囿于身体和精神之外的欲望或贪婪。
耶尔·巴塔纳（Yael Bartana）的影像作品《午夜前两分钟》(2021)在47分钟的时长中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个虚构的、全部由女性组成的政权组织，在面对男性政权的挑战和威胁时展现出的剑拔弩张的时刻。而影片中的会议地点“和平室”也与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经典冷战讽刺电影《奇爱博士》中的“战争室”形成反差。在这部作品中，女性主义对男权应自上而下的进行批判有着清醒的认知，展现女性对掌控言论或者政治权力在行动和实践上的遐想，在假想的问题事件中（地缘政治、性别）探讨如何调整现实中可能会预见的二元对立，“栅栏”则是这复杂多元现实的集合体或投射物，巴塔纳的作品没有将矛盾激进的描述为对抗性的性别之争，在其内部是分裂的，具有开放性的。
如果巴塔纳以虚构意识形态为切入点，伊朗艺术家阿尔万·科斯拉维（Arghavan Khosravi）的《思想的负担》(2022)则在装置绘画中为观者呈现出来自于政治现实的困境。画面中，三位女性被暗含暴力的炸弹、铁球、浮石围困。科斯拉维的作品在构图和色彩上借鉴了华丽的波斯细密画风格，女性角色被困在色彩斑斓的牢笼里，而“栅栏”既是防护层（心理）又是障碍物（现实），最终变为双重的自我围困。隐喻暴力的物品则用大块的黑色把画面割裂和破坏，形成强烈的情绪对比。女性的遭遇与女性话题在政教合一的伊朗似乎从未停止过，在近期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从取消“道德警察”的乌龙事件，到今年的“世界杯”上伊朗的足球运动员对本国女性的声援，反映出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下，弱父权制一方的觉醒。
而萨拉·斯拉佩(Sarah Slappey)的作品相较于前两者而言则是更为私密的。斯拉佩直言在她的作品中充斥着“暴力”。一如她在《藏青色丝带和别针》《祭祀蝴蝶结》（2021）中描绘的那样，华丽的丝带、蝴蝶结，被针扎破的透明的皮肤表层，女性“被物化”的美丽充满危险，散发出幽微的刺痛感。“栅栏”之于作品，则是男性化的凝视或被物化的女性形象这一过程的副本。
作为拥有北高加索达吉斯坦血统的陶斯·马哈切娃（Taus Makacheva），惯常将达吉斯坦的民族和文化传统作为其作品叙述的主要脉络，在影像作品《钢索》(2015)中，马哈切娃将走钢丝这一民族传统带入到自己的议题里，她邀请这一重要文化传统技艺的传承人在险峻的高加索山脉间，将一幅幅达吉斯坦美术馆的作品复制版从一端运往另一端，从而在另一端的山头形成一个微缩美术馆。乡愁始终盘桓于艺术家的心头，而走钢丝这一行为将观众带向一种如履薄冰的危险体验之中，从一方面来说可能也正是对这一地区民族危机和现状的映射。而最终，走钢丝的人安全地将所有作品运抵到目的地，作品暗含两种层面：一方面是艺术家对美术馆机构遴选机制被政治审美干预的质疑；而更为深层次的一面则是试图通过行为的隐喻穿越由国境线圈定的“栅栏”，用身体唤醒乡愁，重回精神性的故土。
阿玛莉亚·皮卡（Amalia Pica）的作品需要追溯至阿根廷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阿根廷独裁政府统治。在这一历史时期，数学集合标志“A∩B∩C”因带有集体行动和团结的象征而在教学课程中遭到禁止。1970年前后，参与式艺术或集体运动（如妇女运动群体性的抗争“五月广场母亲协会”在广场的集体哀悼活动）也逐步从欧洲蔓延到拉丁美洲。“A∩B∩C”既是集合，又可以被看作是“栅栏”的能指和所指，在心理上形成了人与人联合在一起的感官性，它们构成社会运动/联合的符号或隐喻。而这里的栅栏则是“去中心”化的。艺术家通过集合的运算方式凝聚起更多的数字及个人群体，在数字理论中将批判行为进行抽象化和概念化，最终由符号联合并驱动起群体性的力量。
最后，特里萨·克罗马蒂《我向高处走，我在漂流，我纵然一越（抵达的阶段）》（I’m Stepping Hign, I’m Drifting, and there I Go Leaping）作为展览的英文标题，和中文标题的概念进行组合，亦形成语义中的相互诠释。绘画作品展示于金属的栅栏上，画面里，碎片的身体局部似乎让画布膨胀起来，呼之欲出。
这让人联想到曹斐于2018年的作品《监狱建筑师》，艺术家在片尾引用电影《监狱风云》的越狱片段，将观众带入整部作品的高潮：由周润发饰演的男主角摆脱狱警的围追堵截，翻越一层又一层监狱的栅栏，最后来到一座断崖，纵身跃入海中。《监狱建筑师》里有这样一句独白：“作为一个建筑师，一个人，我很难想像自己将成为那个将同类囚禁起来的空间设计者”，两者都以身体作为材料，在禁锢和自由的辩证关系中，构成行为的本体论视角，实现对自由精神的追求。“飞跃”终会成为行动，不是语言或譬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