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死于特务治国
明朝（1368年——1644年）是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朱元璋和他的子孙统治华人二百七十六年。
历史书一般是这样介绍明朝的：元末民不聊生，爆发红巾起义，朱元璋加入了郭子兴的起义队伍。后来，朱元璋所部迅速发展壮大，于1364年称吴王，建立西吴。1368年朱元璋称帝，国号为大明。因皇帝姓朱，又称朱明，定都于应天府 [即南京] ；1420年他的儿子朱棣迁都至顺天府 [即北京]，以应天府为陪都。
明初历经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等治世，政治清明、国力强盛。中期经土木之变由盛转衰，后经弘治中兴、嘉靖中兴、万历中兴国势复振。晚明因东林党争和天灾外患导致国力衰退，爆发农民起义。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殉国，明朝覆灭。
明朝是继汉唐之后的黄金时期。明代，无汉之外戚、唐之藩镇、宋之岁币，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清朝康熙皇帝对明太祖评价为“治隆唐宋”，《明史》评价明成祖为“远迈汉唐”。
这些都是出自走狗文人的溢美之词；他们专门为帝王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他们不会把朱元璋当上皇帝后，诛杀功臣名将，大兴文字狱，对自己的子孙大肆封赏，令其骄奢淫逸，荒淫颓废的丑事儿写出来。那样就会让后人明白，真正的朱家明朝是个什么玩意儿了。
有人说，那些昔日与朱元璋一起打江山的功臣都是“骄兵悍将”，依仗自己的战功胡作非为，不好管束。太子朱标生性软弱，朱元璋怕他死后儿子管不住这些大臣们，所以，才会罗织罪名，滥杀文臣武将的。
这个说法有点道理，从史料看，朱元璋是个刻薄寡恩、心狠手辣的人。他称帝不久就为自己的子女大加封赏，而对功臣的封赏却相当悭吝；不排除他一是为子孙奢靡生活着想，二是防止功臣们把不满撒在子孙身上，使子孙遭遇不测。
电视剧有个情节，朱元璋把左丞相胡惟庸逮起来，剥光衣服绑在树桩子上，任由太阳暴晒；并将蜂蜜涂在胡的身上，吸引蚊虫叮咬，将其慢慢折磨而死。这种手段也只有刻薄恶毒之人能够想得出、做的来。
有御用文人为朱元璋杀功臣开脱，说朱元璋没杀那么多功臣，杀的功臣也是有罪的人。但在朱元璋杀的功臣如李善长、刘基、胡惟庸、蓝玉、冯胜、宋濂、傅友德等人中，基本找不出他们犯罪实证，都是“莫须有”罪名。
明朝开国元勋中，34个功臣名将被朱元璋杀掉了30个，只有汤和等寥寥几人幸免于难；徐达发背痈[御赐]吃蒸鹅而死；刘伯温由胡惟庸按圣意毒死；胡惟庸自己也以“擅权植党”、“枉法诬贤”的罪名处死，遭受牵连者多达三万余人。胡死后，朱元璋趁机不设宰相一职，目的很明确，方便自己大权独揽、独断专行。
胡惟庸死了没多久，又爆发了“蓝玉案”，胡案是对文官下手，蓝案是对武将动刀。蓝玉“谋反”案涉及人数约一万五千人。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以胡惟庸党追问，朱元璋将为自己称帝立下不世之功的股肱之臣，七十六岁的李善长连同其妻女弟侄七十余人一并处死。另有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人，都同时受胡惟庸牵连而死。
出于其极度卑劣的心理，朱元璋对于“僧”、“贼”、“光”、“秃”等再现他少年历史疮疤的字眼，非常敏感，为此他制造了无数个文字狱冤案。这场始于洪武十七年，终于洪武二十九年，长达13年的黑暗岁月，受害文人高达几十万。
只要是上述“僧”、“贼”、“光”、“秃”等字的同音字，都认为是通假字，是居心叵测、罪不容诛。比如说“为世作则（贼）”的杭州人徐一夔教授被杀；说“圣德作则（贼）”的马屁大王孟清被杀；说“睿性生（僧）知”的常州教育主官蒋镇被杀；说“作则（贼）垂宪”的浙江教育主官林元亮被杀。
后来“文字狱”发展匪夷所思的地步，说“体乾法坤”是暗示“发髡[古代一种把头发剃光的刑罚]”，秃子就是和尚，被杀；说“拜望青门”就是站在和尚庙门口发呆，被杀；说“遥瞻帝扉”不是恭敬地瞻仰皇宫大门，而是看热闹，是八卦皇帝的是非，被杀；说“天下有道”就是“天下有盗”，被杀……
另据资料介绍，朱元璋做事之刻薄歹毒冠绝古今，他把那些所谓的贪官污吏[大多是他自己认为对他皇位或子孙未来有威胁的人]抓住以后，进行剥皮实草，即剥完皮，挖出内脏，再用野草填满，在闹市展示，折磨而死。
朱元璋的子孙都继承了它的残忍刻薄。他死后，惠帝即位，方孝孺（1357—1402年7月25日）出任翰林侍讲及翰林学士。燕王朱棣“靖难”造反，挥军南下京师。惠帝亦派兵北伐，当时讨伐燕王的诏书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建文四年（1402年）五月，朱棣杀进京后，文武百官多见风转舵，投降燕王，唯有方孝孺拒不投降，结果被捕下狱。
明崇祯《宁海县志·方孝孺传》、《明史纪事本末》等大量文献都记载，朱棣将方孝孺下狱后灭了十族。历史上有很多皇帝杀大臣“诛灭九族”，而方孝孺一案加上了门生、朋友一族，被灭十族，受株连被杀者847人（另有说法是873人）。“诛灭十族”一事，人间独一份。
有人说，皇帝皇权就是“绞肉机”，一点不假。有集权的皇权体系存在一天，这种“绞肉机”就会不停地制造人间灾难。
后来，明朝皇帝为了维护它的既得利益，设置了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这些机构，就是皇权“绞肉机”的运转系统。“绞肉机”在运转的过程中，不仅不停地制造着冤假错案，让无数人死于非命，而且其维持运转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但它又不得不加大成本维持运转，否则皇权寿命就会终止，最终吞噬掉皇权本身。
从有关史料得知，朱元璋的后代共100多万人，在明末被起义军几乎杀了个精光。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朱家明朝是多么荒淫无道，多么不得人心。
明朝末年，经过两百多年的繁衍，“皇族”即朱姓子孙已发展到100多万人，成为大明王朝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也是“最幸福”的群体。
他们从摇篮到坟墓都由朝廷负担；只要是皇族后代，从一出生就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所有消费、所有供需均由朝廷特供；10岁起就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朝廷再发给其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
但他们仍嫌不足，利用皇族身份，勾结商贾，垄断行业；抢占良田、土地、森林、矿产等稀缺资源；挥霍财富，穷奢极欲；纳妾淫婢，强奸民女……
当然，他们为了子子孙孙享受既得利益，对民众的不满和怨恨也倍加防范。明朝通过中央高度集权和在地方设立“军区”（军区首领由王族担任），建立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等特务组织的方式，试图来维护朱家江山永不变色。
锦衣卫是明朝专设的搜集军政情报的机构，前身为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后改称“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洪武十五年（1382年），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置锦衣卫。
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地方机构叫镇抚司。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将锦衣卫废除。明成祖朱棣登基后又重新设立锦衣卫，并由北镇抚司专门处理诏狱。
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锦衣卫主要职能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从事侦察、逮捕、审问等活动。也有参与收集军情、策反敌将的工作。其首领称为锦衣卫指挥使，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直接向皇帝负责。可以逮捕任何人，包括皇亲国戚，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
东厂，即东缉事厂，是明代的特权监察机构、特务机关和秘密警察机关。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由亲信宦官担任首领。东厂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国家特务情报机关，其分支机构远达朝鲜半岛。
明朝中后期，锦衣卫与东西厂并列，活动加强，常合称为“厂卫”。 东厂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并为宦官干政大开方便之门。
到了明末，明熹宗重用宦官魏忠贤，终于把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专权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无赖出身的魏忠贤，万历时为宦官，侍奉皇孙朱由校，得其宠幸；由校继位后，将魏忠贤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
魏忠贤在宫内挑选出会武艺的宦官，组成一支万人武装队伍，作为羽翼；在外收罗齐楚浙党为主的官吏作义子走卒，人称“阉党”。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将有田尔耕等“五彪”，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
他秉笔批红，掌握朝政，从首辅至百僚，都由他任意升迁削夺；他握有军权，可随意任免督、抚大臣；他还掌管经济大权，派亲信太监总督京师和通州仓库，提督漕运河道，派税监四出搜括民财。“内外大权一归忠贤”（《明史·魏忠贤传》）。
他出门的车仗，形同皇帝，所过之处，士大夫都跪在道旁高呼九千岁。阉党和无耻官吏还竞相在各地为他修建生祠，一祠堂耗银数万乃至数十万两。建成后，地方官要春秋祭享，官、民入祠不拜者论死。魏忠贤专权时，厂卫特务更是空前嚣张。
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他自任东厂提督；锦衣卫的都督，则是他的干儿子田尔耕。厂卫勾结，大兴冤狱，残害异己官吏，勒索钱财，暴虐百姓。“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同“戮”]，甚至剥皮、刮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魏忠贤肆虐专政七年，使明末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
西厂，全称"西缉事厂"。明宪宗时为加强特务统治，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于东厂之外增设西厂，与东厂及锦衣卫合称厂卫；任命太监汪直为提督，其权力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各地。
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事先不必请示皇帝，就立刻予以逮捕。接着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到了宪宗的孙子武宗继位后，西厂与东厂虽然都由刘瑾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西两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一时间，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平存，缇骑[锦衣卫属下人员。穿红色军服的骑士，泛称高官的随从卫队]四出，天下骚动。
明朝皇帝设立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组织的目的是维护其统治，结果却造成人心浮动，人人自危。这些特务组织不仅没有为皇帝们的江山稳固起到正面作用，反而利用其特权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构陷好人，打击异己，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增加了更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而且其利用手中特权，大肆扩张自己的实力，耗散了更多的朝廷银两；在腐败朝廷和各地封王贪得无厌的同时，使朝廷财政雪上加霜，日益捉襟见肘，致使后来，朝廷连镇压农民义军的钱粮也拿不出来；它们与各地封王勾结，制造了无数奇冤大案，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促成加快了朱明王朝的末日来临。
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当朱家朝廷达到最无耻的亢奋状态之时，终于，算总帐的时候来了——和他们的残暴有得一比的李自成、张献忠兵锋所至，皇族几乎没人能活下来；他们享受两百多年的狂欢盛宴，原来并不是免费的。
朱元璋是历史上最冷酷的皇帝，他对百姓、对大臣、对故交、对妻妾都残酷无情；唯有在自己的子孙面前，他却满面慈祥，温柔体贴得无以复加。为了确保子孙们生活幸福和江删永B变涩，他绞尽了脑汁；设置锦衣卫等特务组织就是为了维护其子孙的“幸福生活”。
开国不久，还没来得及大封功臣，朱元璋便急不可待地把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包括他刚刚一岁的最小的儿子。他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法律约束，不归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次于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都要“伏而拜谒”。
百姓们在死亡线上挣扎，朱元璋却给自己儿孙们制定了极高的俸禄标准：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需要都由朝廷特供。
同时，将地方最赚钱的行业，由皇族垄断；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叶以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皇族占有土地面积却迅速扩大。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景王、潞王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4万顷，福王庄田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长沙、善化两县田地的40%也归吉王所有。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皇族的穷奢极欲和皇族人口的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山西晋王府，明初只需年俸1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87万石。河南周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69万石。湖广楚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25万石……国家财富分配中，权贵们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历史上，这片土地的亿万民众存活的真正意义，历来就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从明代中期开始，各地的长官吃惊地发现，他们本地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地的皇族。比如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为312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而需要供给王爷的是192万石。
以中华之地大物博，竟然成了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
不仅如此，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他们不顾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有利可图，皇族就会通过向皇帝恩准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本来定在河南，但河南好地圈尽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所以史书说，有明一代 “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许多地方的收税权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26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皇帝命令，把黎城县一年的商税划给他。
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皇族们集聚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赀数百万”。大同的代王，居然拥有房屋1060所……垄断集团暴利滚滚的直接后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顿。
因为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许多王府成为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自身也沦为黑社会头目。嘉靖五年，庆成府的辅国将军藏匿大盗被人告发；隆庆二年，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朱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都“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劫财。
至于强抢民女之类的经典桥段更是俯拾皆是。在特权庇护下，皇族已经沦为大明社会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载伦，“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山民王朱企礼在武冈州“前后夺民妻女无算”。武邑王在父丧期间“居丧无礼，置酒作乐，召妓者歌舞，极诸淫纵，内使谏者，辄非法拷掠，或触其怒，以石鼓压胸，囊沙覆口，死者数人”，等等。
虽然民怨深重，各地皇族们丝毫不予理会——拼命享受，作为对列祖列宗提头血战的回报。两百多年的飞扬跋扈、狂吸痛饮， high到极点，终于到了巅峰。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不界定权力边界，不限制权力背后的附加值，权力就变成猛兽，不仅吞噬民生，也会反噬利益集团自身。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七十二家”起义军纵横大地之后，朱元璋的子孙们突然发现，他们的“豪宴”不仅仅是被打扰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远终结。
这些姓朱的亲王、郡王、将军们，是农民军最有兴趣的猎物。大大小小的农民军所过之处，皇族均在劫难逃。那些各地最壮丽的王府，在连绵全国的战争中，几乎无不灰飞烟灭。据太原总兵姜镶亲见亲闻，农民军“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
崇祯十七年初攻克太原后，李自成军“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这四百余人都是晋王一系的高级皇族。接着，因为“恐（中低层）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军又攻取大同。6天之内，代王朱传齐以下的4000多名诸王宗室皆被杀。其他郡王也几乎没有幸免。姜镶在启本中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综计以上数次，李自成军仅在山西一地，就杀掉朱姓子孙10000多人。
山西一地仅是缩影。李自成以“不嗜杀”闻名，而张献忠军本以玉石俱焚为特长，所到之处，诸王扫灭。与众不同的是他在杀法上常有新创意。崇祯十四年二月，他攻取了襄阳，执襄王朱翊铭于南城楼。朱翊铭跪地乞生，张献忠赐给了他一杯酒，说：“吾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接着“杀之城上，焚城楼，投尸于火”。
崇祯十六年五月，张献忠克武昌，俘获楚王朱华奎。这次，他想出了另一个新花样——活沉西湖，宫殿楼阁近千间也被付之一炬。
“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明皇族两百多年的为所欲为，积累了太多的民愤。他们已经完全站到了普通民众的对立面，不得不以自己这一代人的鲜血和生命，为自己，也为以前数十代的“幸福生活”付账，就像以前每一个王朝的末期一样。
侵吞利益越多，代价越高，想想“福禄宴”[福王朱常洵与几条鹿一起被活炖]，就知道朱家人是多么遭人痛恨。（文章来源：大道 荣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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