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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2年3月18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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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城护主1644年3月19日（农历）凌晨，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在北京煤山（景山）自尽，陪伴他赴死的只有一名太监王承恩。而李自成的大顺军3月17日才开始攻城，在这不到48小时内，发生了什么？使得大明帝都拱手相让？有着精锐三大营、有着关宁铁骑的大明帝国在不到48小时内覆灭？是什么让大明皇帝选择了上吊？作为最后一任皇帝，朱由检在死前48小时中，都做了些什么？他为什么不逃？我们先来纵向比较下中国几位都城被围的皇帝。北宋徽钦二帝在汴京被攻破后当了俘虏，是有前次勤王军成功击退金军的经验，没有考虑到会灭国；明景泰帝在于谦帮助下打赢了北京保卫战；建文帝国破身死（失踪），也是指望各地勤王军到来，未曾想过敌军能成功。
横向比较，斯大林、希特勒在兵临国都时也是不逃的。不逃首先是考虑能坚守待援，其次是顾虑被俘虏。元首非常担心被俘后受辱，希特勒听说墨索里尼被处死后的惨状后，狠下了心自杀，而且叮嘱销毁尸体就是这个理。
首都被攻击时逃跑的也有，慈禧与光绪还有蒋介石，没别的，就是敌人太强大。如前所述，崇祯没有逃跑，很有可能就是没把流寇放在眼里，他也不曾想过，不到两天京城竟然失守。
晚明士风但是，这最后48小时内崇祯帝就没想过点别的？
事实上，崇祯也是想战略转移的。变民军抵达北京之前，他就和大臣商量，当今之事且当如何？匪夷所思的是，从宰相到部长，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他。绕来绕去都是“皇上圣明，一切由您决断”。崇祯也给逼急了：“不管我说啥，你倒是给个建议啊！”大臣们铁了心封嘴，长达一个时辰就是不张口。
皇帝不耻下问，却得到铁嘴把门？答案就在崇祯身上。此前有过兵部尚书陈新甲奉崇祯密旨与后金和谈，不小心走漏消息，舆论大哗；崇祯恼羞成怒，推卸责任，枭首陈新甲示众。
面对本轮大乱，朱由检不想独自担负抛弃社稷宗庙罪名。但，谁会上当？谁能摸清这位17岁就灭了权奸魏忠贤的英主啊！一个对答不合，可能就掉了脑袋。
满朝文武乃至皇上都不敢与后金公开议和，我们看到宋金耻辱的记忆印刻在东林党人心间，秦桧的叛与岳飞的忠，使得晚明士人、时风认定谈判即投降。即使，后金与金国大大不同，明帝国与后金谈判只能是暂时休战，完全不是宋时称臣纳贡。但，社会舆论就是不许，“爱国贼”们也是挺拼的。
高蹈于晚明的士风，我们可以在方孝孺身上看到基因。为了他一个人的名节，他在朱棣“不写即灭九族”的试探威胁中，赌气“灭我十族又何妨”，真的把873人陷进去了；而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保卢斯元帅率20余万德军投降，损失的是名节，保留的是20万将士生命。
名节很重要，所以帝国旌表了很多节烈妇；所以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只能坐在城中等待援军。
一个有意思的心理问题，崇祯帝死前想到了谁？
我想，崇祯皇帝也许会想起三个人：袁崇焕，朱由校，魏忠贤，皇帝的命运或许从他们仨中间能够找到答案。
广东猛人袁崇焕在崇祯刚即位，平台召见时就打了包票，“五年建部（建州女真）可平”。崇祯大喜过望，但袁崇焕出来后，同僚一问大惊失色，“你牛逼吹太大了”。袁有点忐忑，但强作镇定：“他刚上台，我是宽慰下他，给他一个定心丸。”同僚摇头：“今上英明，可不是能糊弄的人。”果然，三年之后，星夜驰援勤王的袁督师被寸磔于京城，肉被刽子手一块块卖给北京老百姓，当场生吃，血流齿颊。
以我看，崇祯绝非中了反间计，他是逮捕袁8个月之后才予处决，宣判罪名是“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市米以资盗粮。既用束酋，阳导入犯，复散援师，明拟长驱，及戎马在效，顿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意欲何为？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
所谓叛国只在第一句谋叛浅浅带过，而落笔在于结奸蠹国，如何结奸，不知道，下面就是追擅自斩杀毛文龙的旧账，私自与敌人交易物资。擅杀毛文龙，崇祯当时并未追究，且表扬了袁，但是埋下了怀疑的伏笔：袁崇焕的权力是不能斩杀和他同一级别的大军区司令员的，而且杀了毛文龙之后，耿精忠、尚可喜就叛逃到了后金。然后注意，亮点出来了：导引后金兵入寇，不去攻击却在观望，你的部队一直要求入城，是神马意思？致使我受惊非浅，狗不如的东西，不判你重罪谁都不能答应！
通篇仍然没有一字坐实袁的反叛，远非清代乾隆公布秘档，是因为反间计奏效。只有一句怀疑，你他娘的坚持要入城想干嘛？袁当然可以回应：我入城自然是帮你守卫国门。所谓“导引入寇”所谓不去攻击，只是皇帝对军事的无知，袁的部队实力再强，野战也不是后金兵的对手，袁的第一爱将赵率教千里驰援，三屯营守军不给入城，赵陷阵在遵化战死；袁部屡挫后金兵，靠的是红夷大炮靠的是坚城，所以袁部一定要入北京城。
一份基本上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判决书，就把袁督师给杀了，还是千刀万剐。
300多年后，翻开历史尘封档案，我看到了运作这篇判决书的两个人，一个叫作温体仁，浙江吴兴人，毛文龙的同乡，立志要为毛报仇，时任内阁总理（首辅）；一个叫作梁廷栋，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与袁是同学（同年），但袁做过他的上司，得罪过他。原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而小皇帝恨的关键在于袁的平台对策“五年可平”，刚过两年，后金就兵临北京城下，小皇帝惊慌失措，对袁立即失去信任，这是可想而知。19岁的皇帝还是个急躁没有耐性的小伙子，哪里懂得军事，看着袁督师（等待援军）暂时不出击，急了眼：“你什么意思？是何居心”这样的话都出来了。
处死督师时，北京人皆曰可杀，一钱银子一片肉。可见舆论之厉害，可见正义并非站在大多数。
19岁，崇祯的多疑性格已经定格。8个月，足够他明白袁不可能是叛徒，但袁非死不可。袁太不让他放心了，放出来怎么办？
以此性格，临死时，崇祯也一定不会认为他杀错了袁崇焕。
崇祯临死前想到的第二个人，应该是他的哥哥朱由校，天启皇帝。也正因为哥哥没有子嗣，朱由检才意外地从信王登上皇帝宝座。上位伊始，17岁的少年就以雷霆万钧之力，就将权倾一时的九千岁魏忠贤发配守陵，并赐自尽，尸体寸磔。
那是酷毙了！天纵英才！登基时自然不把那个天才的木匠哥哥放在眼里。死前，崇祯遗诏是无面目再面对列祖列宗，自然是愧对传位的哥哥。
但，吊诡的是，在大顺军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祯突然下密旨收葬魏忠贤的遗骸。17岁刚即位就亲手灭了魏忠贤阉党的崇祯，从此自视英主；34岁自缢前夕密令收葬魏氏，可真是意味深长。没有几天好活的崇祯听了贴身太监说的那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话之后，终于领会到了皇兄朱由校临终前强调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所在。
265年的崇祯年号
为什么崇祯死前要惦记魏忠贤？显然，不是为了平反，他思考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方向问题。
吴思说过“崇祯死弯”，指崇祯一朝为了镇压变民军，到处搜刮军饷，结果仗打得越多，变民越多，这是帝国灭亡根源。我不这么看。
朱家恰恰倒在了太祖皇帝设立的政治体制上。
让你傻眼的是，朱元璋立国之初就搞过三权分立！帝国分设都指挥使司（地方军事），承宣布政使司（省级行政），提刑按察使司（司法监察），差点就变成“三权分立是中国创造的”。可为何后来全不是那么回事？本质上：家天下的体系产生不了现代共和制的监督体系。
朱家的体系，是“层级干掉制”。比如，巡抚这个官职，原是明代各部副部长或御史挂职巡抚巡察各地，类似中央巡视组组长，到后来挂职巡视的却变成了常设的省一级长官。巡抚与布政使相互制衡，厂卫们又能够任性地逮捕任何一位封疆大吏。
朱元璋设计的最大特点（缺陷），最顶层必须有个终结者。但，不是谁都能做朱元璋的，他的后代反而不断造就“九千岁”的神话，刘瑾严嵩魏忠贤在在都是；其二，作为国家行政体制总设计师，朱元璋只考虑了单向度：即奴才一定会感激涕零地接受皇帝的信任，没想过奴才会不识抬举。
大明亡国便亡在这条单向车道上。1644年3月18日，帝国运行的最后一天，朱由检亲自击鼓，召集百官上朝，没有一个人来，多疑、嗜杀、任性的老板，最后被员工抛弃了。
1644年3月19日凌晨，崇祯自尽，再次回到了276年前朱元璋立国的原点。信任与不识抬举，这套私人情感用词，始终与明代国事相伴，并被崇祯作为帝国最后的陈词：“然皆诸臣之误朕也……”
亡国之君让人目瞪口呆，对泛东北亚近现代史影响最长的正是崇祯皇帝。所有皇帝年号使用最长的是“崇祯”，崇祯死后，他的年号依然在朝鲜李朝沿用，中朝前后一共使用了265年！当年的朝鲜，即便归入满清的藩属也不认夷狄为正统，李朝心怀中华，在本国一直用崇祯年号；就连孙中山先生闹革命时，舆论也一直盛传他是崇祯皇帝转世。
非常巧合，几乎与崇祯一朝吻合，当时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遭遇与崇祯极似，他对苏格兰用兵滥征税收、实行宗教迫害，1642—1646年爆发内战，查理一世最后被国会军处死，奥列弗•克伦威尔成立共和国，奠定了英国乃至西方世界的议会民主制及君主立宪制的基石。
立法、行政、司法相互制约监督，这套现代政治的术语，在甲申三百七十年之后，仍然不在我们的语境中，遵纪守法仍然是道德的代名词。 免责声明：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若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后台，我们会立即删除，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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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帝的最后4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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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帝的最后48小时
来源：烟雨醉巷里
横向比较，斯大林、希特勒在兵临国都时也是不逃的。不逃首先是考虑能坚守待援，其次是顾虑被俘虏。元首非常担心被俘后受辱，希特勒听说墨索里尼被处死后的惨状后，狠下了心自杀，而且叮嘱销毁尸体就是这个理。
首都被攻击时逃跑的也有，慈禧与光绪还有蒋介石，没别的，就是敌人太强大。如前所述，崇祯没有逃跑，很有可能就是没把流寇放在眼里，他也不曾想过，不到两天京城竟然失守。
晚明士风但是，这最后48小时内崇祯帝就没想过点别的？
事实上，崇祯也是想战略转移的。变民军抵达北京之前，他就和大臣商量，当今之事且当如何？匪夷所思的是，从宰相到部长，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他。绕来绕去都是“皇上圣明，一切由您决断”。崇祯也给逼急了：“不管我说啥，你倒是给个建议啊！”大臣们铁了心封嘴，长达一个时辰就是不张口。
皇帝不耻下问，却得到铁嘴把门？答案就在崇祯身上。此前有过兵部尚书陈新甲奉崇祯密旨与后金和谈，不小心走漏消息，舆论大哗；崇祯恼羞成怒，推卸责任，枭首陈新甲示众。
面对本轮大乱，朱由检不想独自担负抛弃社稷宗庙罪名。但，谁会上当？谁能摸清这位17岁就灭了权奸魏忠贤的英主啊！一个对答不合，可能就掉了脑袋。
满朝文武乃至皇上都不敢与后金公开议和，我们看到宋金耻辱的记忆印刻在东林党人心间，秦桧的叛与岳飞的忠，使得晚明士人、时风认定谈判即投降。即使，后金与金国大大不同，明帝国与后金谈判只能是暂时休战，完全不是宋时称臣纳贡。但，社会舆论就是不许，“爱国贼”们也是挺拼的。
高蹈于晚明的士风，我们可以在方孝孺身上看到基因。为了他一个人的名节，他在朱棣“不写即灭九族”的试探威胁中，赌气“灭我十族又何妨”，真的把873人陷进去了；而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保卢斯元帅率20余万德军投降，损失的是名节，保留的是20万将士生命。
名节很重要，所以帝国旌表了很多节烈妇；所以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只能坐在城中等待援军。
一个有意思的心理问题，崇祯帝死前想到了谁？
我想，崇祯皇帝也许会想起三个人：袁崇焕，朱由校，魏忠贤，皇帝的命运或许从他们仨中间能够找到答案。
广东猛人袁崇焕在崇祯刚即位，平台召见时就打了包票，“五年建部（建州女真）可平”。崇祯大喜过望，但袁崇焕出来后，同僚一问大惊失色，“你牛逼吹太大了”。袁有点忐忑，但强作镇定：“他刚上台，我是宽慰下他，给他一个定心丸。”同僚摇头：“今上英明，可不是能糊弄的人。”果然，三年之后，星夜驰援勤王的袁督师被寸磔于京城，肉被刽子手一块块卖给北京老百姓，当场生吃，血流齿颊。
以我看，崇祯绝非中了反间计，他是逮捕袁8个月之后才予处决，宣判罪名是“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市米以资盗粮。既用束酋，阳导入犯，复散援师，明拟长驱，及戎马在效，顿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意欲何为？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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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基本上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判决书，就把袁督师给杀了，还是千刀万剐。
300多年后，翻开历史尘封档案，我看到了运作这篇判决书的两个人，一个叫作温体仁，浙江吴兴人，毛文龙的同乡，立志要为毛报仇，时任内阁总理（首辅）；一个叫作梁廷栋，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与袁是同学（同年），但袁做过他的上司，得罪过他。原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而小皇帝恨的关键在于袁的平台对策“五年可平”，刚过两年，后金就兵临北京城下，小皇帝惊慌失措，对袁立即失去信任，这是可想而知。19岁的皇帝还是个急躁没有耐性的小伙子，哪里懂得军事，看着袁督师（等待援军）暂时不出击，急了眼：“你什么意思？是何居心”这样的话都出来了。
处死督师时，北京人皆曰可杀，一钱银子一片肉。可见舆论之厉害，可见正义并非站在大多数。
19岁，崇祯的多疑性格已经定格。8个月，足够他明白袁不可能是叛徒，但袁非死不可。袁太不让他放心了，放出来怎么办？
以此性格，临死时，崇祯也一定不会认为他杀错了袁崇焕。
崇祯临死前想到的第二个人，应该是他的哥哥朱由校，天启皇帝。也正因为哥哥没有子嗣，朱由检才意外地从信王登上皇帝宝座。上位伊始，17岁的少年就以雷霆万钧之力，就将权倾一时的九千岁魏忠贤发配守陵，并赐自尽，尸体寸磔。
那是酷毙了！天纵英才！登基时自然不把那个天才的木匠哥哥放在眼里。死前，崇祯遗诏是无面目再面对列祖列宗，自然是愧对传位的哥哥。
但，吊诡的是，在大顺军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祯突然下密旨收葬魏忠贤的遗骸。17岁刚即位就亲手灭了魏忠贤阉党的崇祯，从此自视英主；34岁自缢前夕密令收葬魏氏，可真是意味深长。没有几天好活的崇祯听了贴身太监说的那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话之后，终于领会到了皇兄朱由校临终前强调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所在。
265年的崇祯年号
为什么崇祯死前要惦记魏忠贤？显然，不是为了平反，他思考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方向问题。
吴思说过“崇祯死弯”，指崇祯一朝为了镇压变民军，到处搜刮军饷，结果仗打得越多，变民越多，这是帝国灭亡根源。我不这么看。
朱家恰恰倒在了太祖皇帝设立的政治体制上。
让你傻眼的是，朱元璋立国之初就搞过三权分立！帝国分设都指挥使司（地方军事），承宣布政使司（省级行政），提刑按察使司（司法监察），差点就变成“三权分立是中国创造的”。可为何后来全不是那么回事？本质上：家天下的体系产生不了现代共和制的监督体系。
朱家的体系，是“层级干掉制”。比如，巡抚这个官职，原是明代各部副部长或御史挂职巡抚巡察各地，类似中央巡视组组长，到后来挂职巡视的却变成了常设的省一级长官。巡抚与布政使相互制衡，厂卫们又能够任性地逮捕任何一位封疆大吏。
朱元璋设计的最大特点（缺陷），最顶层必须有个终结者。但，不是谁都能做朱元璋的，他的后代反而不断造就“九千岁”的神话，刘瑾严嵩魏忠贤在在都是；其二，作为国家行政体制总设计师，朱元璋只考虑了单向度：即奴才一定会感激涕零地接受皇帝的信任，没想过奴才会不识抬举。
大明亡国便亡在这条单向车道上。1644年3月18日，帝国运行的最后一天，朱由检亲自击鼓，召集百官上朝，没有一个人来，多疑、嗜杀、任性的老板，最后被员工抛弃了。
1644年3月19日凌晨，崇祯自尽，再次回到了276年前朱元璋立国的原点。信任与不识抬举，这套私人情感用词，始终与明代国事相伴，并被崇祯作为帝国最后的陈词：“然皆诸臣之误朕也……”
亡国之君让人目瞪口呆，对泛东北亚近现代史影响最长的正是崇祯皇帝。所有皇帝年号使用最长的是“崇祯”，崇祯死后，他的年号依然在朝鲜李朝沿用，中朝前后一共使用了265年！当年的朝鲜，即便归入满清的藩属也不认夷狄为正统，李朝心怀中华，在本国一直用崇祯年号；就连孙中山先生闹革命时，舆论也一直盛传他是崇祯皇帝转世。
非常巧合，几乎与崇祯一朝吻合，当时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遭遇与崇祯极似，他对苏格兰用兵滥征税收、实行宗教迫害，1642—1646年爆发内战，查理一世最后被国会军处死，奥列弗•克伦威尔成立共和国，奠定了英国乃至西方世界的议会民主制及君主立宪制的基石。
立法、行政、司法相互制约监督，这套现代政治的术语，在甲申三百七十年之后，仍然不在我们的语境中，遵纪守法仍然是道德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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