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访谈 | 王扬和他的《理想国》

《理想国》汉译辨正

薛巍 撰

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说：“西方文学中有相对的古典，还有一些绝对的古典，后者永恒界定了高度古典的风格。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界定了一种古典的哲学风格——宏大、威严、全面的哲学风格。这两位哲学家过去始终引人入胜的原因不仅在于人们敬慕他们无可置疑的敏锐性、洞察力与想象力，人们还相信，他们拥有宏大整合的体系抱负。”我们普通读者只能通过译本来阅读《理想国》，印第安那大学古典学博士王扬说：“现有的一些《理想国》译本多半以19世纪末牛津大学教授卓维特的英译本为底本，其中个别版本参考或部分采用了哈佛大学出版的‘洛厄布古典丛书’中邵瑞的译本，其实这两个英译本本身都比较陈旧，在语言和文体方面与原文都有较大差距。”王扬在印第安那大学学习了13年，他根据布尔奈特校勘、牛津大学出版的希腊文本《柏拉图作品集》翻译了《理想国》。这是我们第一个按照标准希腊语编辑本翻译的全译本。

　　三联生活周刊：《理想国》大约有多少个英译本？有没有哪些被认为是标准译本，比如艾伦·布鲁姆的译本？

　　王扬：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了30多个英译本，普林斯顿大学有26个英译本，从18世纪的版本开始至今，应该说这些都是经过了长期和大量筛选的结果。艾伦·布鲁姆的译本第一版出版于1968年，第二版出版于1991年，时隔25年。我们在两版前言中可以看出，他参考了“洛厄布丛书”中邵瑞（Shorey）的译本，参考了德国Schleiermacher的德译本，以及法国“布德丛书”的一个版本。可能在七八十年代，布鲁姆的英译本在美国大学中比较流行，也许从那时起，有人把它看作是“标准”译本。

　　1992年另一个由戈如贝（Grube）翻译的版本开始盛行，至今发行量远大于布鲁姆的译本，翻译质量不次于布译本。其实，布译本出现后，学界有不少人对布鲁姆本人的教育观和哲学观有质疑，发现他的这个译本（尤其是注解和书后的“解释性短文”）中存在“政治偏见”，因此，美国大学生所用教材中常见戈如贝以及其他更新译者的版本。如果说，布译本真是“标准”，那么最近20年中出版的新译本岂不都是多此一举？如果论文字的精确性，有好几个新译本比布鲁姆强。如果拿布鲁姆的英译本当底本，将其翻译成汉语，汉语译者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布译本本身存在的问题不说，英语和汉语之间的差距较大，“误读”屡见不鲜。语言在变化，翻译亦应该不断进步，有关这点我在《〈理想国〉汉译辨正》的引言中做过解释。

　　三联生活周刊：柏拉图这本书英美一般译作“共和国”，“理想国”是意译的书名，在汉语学界也曾被译为“王制”，它的原意到底是什么？你为何决定沿用“理想国”这个书名？

　　王扬：希腊文书名是个抽象名词Πολιτεία（Politeia），含义比较丰富，它的词根是Πολις（城邦）。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用这个词时，多半指一个城邦公民的权益或邦籍。在雄辩家德谟斯忒涅斯的演说中，它指公民的生活和事业，或称城邦居民的公共生活。戏剧家阿里斯多芬曾用它来指一个城邦领袖的政治生涯或指城邦政府。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这个词的哲学含义较强，字面意思是城邦的形式或政体。相比之下，军事家、文史学家色诺芬用这个词时就用得比较具体，直接指“城国”或“全体公民”。书题中“理想”一词应该被理解为“根据理论或凭理性阐述或创建的‘城邦’”，因此这一书名的确切含义应该是“理想的城邦制度”。应该指出，此处的“国”字特指一个城邦为单位的公民体制，而不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国家体制”。苏格拉底曾做过这一重要的区分。他说，城邦指一个城市（Πολις），而由几个或许多个城邦组成的东西不能称作“城邦”，而只能被称作其他什么东西。他没有说“国家”，《理想国》中所讨论的是“城邦”而不是“国家”。

　　拉丁文Res publica的字面意思是“公共事业”或“共和制”，其中名词res的原义为“东西”或“财富”，此处的意思是“体制”，而形容词publica的意思是“公共的”或“公民的”，前后加起来相当于英文中的Commonwealth一词。罗马人就曾一度这么称自己的政治制度，而那时就开始含有我们现代人所熟悉的“国家”概念在内。在西塞罗的政治演说中，这个词语的出现频率相当高，专指当时的罗马共和国。把拉丁文Res publica直接翻译成英文的Republic属传统做法，同源词，当然无可非议，但我觉得，严格说，它和柏拉图《理想国》中所说的Πολις和Πολιτεία不能混为一谈，因为前后的本质不同。正如希腊文πολιτής和拉丁文civis（公民）对应，Πολις以及Πολιτεία和拉丁文的civitas（城邦、城邦体制）对应。

　　三联生活周刊：茱莉亚·安娜斯在《古典哲学的趣味》中说：“至少在美国的图书馆，《理想国》及相关著述被摆放在政治科学书架上，而不是摆在哲学史部分。但书中对理想国家的描述仅占该书的一小部分。”

　　王扬：根据国会图书馆的图书分类法，柏拉图《理想国》通常被划为“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谈论的主题内容为“正义”、“国家理论”、“乌托邦”等。它的各种译本以及有关它的评论被编在JC71档。如果是希腊文以及原文的版本、校勘、评论、注疏、索引、词典等，包括原文-译文对照本，这样的图书资料一律被编在古典文学类PA3279-PA4333，与Politeia希腊文本有关的资料也都在此。柏拉图的其他“哲学”著作，包括全集、译本以及评论之类的书籍，通常放在哲学类B350-B398，因此读者也可在这里找到《理想国》的译本和资料。一个作者，一本《理想国》，可在图书馆内占三个不同地方的书架，岂不是很有趣，这种分类系统当然有不少缺点，此处不必多说。

　　三联生活周刊：《柏拉图理想国剑桥指南》中有一篇文章，题为“《理想国》第一、二卷中的聪明人和机灵鬼”，《理想国》中是不是有许多“不易被人发现的暗示、幽默、玩笑、趣闻”？

　　王扬：我想是这样。《理想国》既是优秀的哲学著作，也是优秀的文学著作，这点在西方被学界公认。即使第一次接触《理想国》，读者也一定会立刻被它丰富多彩的形式所吸引。除了戏剧般的对话外，这里还掺杂着故事、演讲、诗歌、辩论、审判、间接问答、场景描写、人物勾画、心理分析等。谈话气氛始终非常活跃，许多幽默有趣的地方常常出现在呼唤语、发誓语、奉承语中，出现在表达语气的虚词中，出现在句子结构中，出现在文学典故中，甚至出现在动词的时态、情态、语态的变化中。这些似乎都属于“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比如，第三卷中，苏格拉底谈到某人为了一些价值很小或根本没有价值的东西喜欢和人打官司，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法庭中，以为法官能为他做主。苏格拉底的这段话最后有个修辞性疑问句：他不知道这有多高尚、多美好，如果他能为自己安排好生活，不靠惯于打盹的法官？此处“惯于打盹”的原文是现在分词νυστάζοντος，这一时态强调经常性、同时性或伴随性动作，“惯于打盹”，“正在打盹”，“一直在打盹”。换言之：如果法官心不在焉，总喜欢打盹，你刚开口诉讼，他就感到累，你振振有词，他昏昏欲睡，你能把自己的案子、利益、前途交托给这样的法官处理吗？原文的含义丰富灵活，翻译成现代语言容易失色。学习古典语言的一大好处就在这里，它能帮助读者看清古人的写作特点和风格，并比较充分地掌握原文的含义。我在《〈理想国〉汉译辨正》中列举了许多这样的例子，对原文的修辞和文体风格、汉译文的差别做了比较具体的分析，我想，读者也许可从那里搜索到一些“不易被人发现”、带有讽刺或幽默的妙笔。

　　三联生活周刊：初学者该如何阅读《理想国》？

　　王扬：如我在“译者前言”中提到，柏拉图的这本书不是写给专家看的，对现代大学生来说，熟悉这本书的文字、内容、思想、风格、精神境界或许要比掌握柏拉图的“理型论”（Theory of Forms）或苏格拉底的“真正意图”更为重要。其实，年轻人甚至可把这本书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慢慢读，随着对话的进度，一行一行地往下看，注意上下文的连接和过渡。苏格拉底说，他们的对话像风一样，吹到哪里是哪里，读者也不妨随之飘流：先让这本书的细节打动你，让它的艺术打动你，最终让它的思想和精神境界打动你。如果你真在这本经典著作上花了时间和精力，它不会使你失望。

　　三联生活周刊：你翻译《理想国》大概用了多长时间？还有没有相关的翻译计划？

　　王扬：前后约用了4年的时间。我白天在图书馆工作，自己搞翻译一般利用清晨或夜晚，周末时间多一些，翻译进度总的来说比较缓慢。

我一直想翻译卢克莱修的长诗《论万物的本性》，尽管国内已有方春书的译本。从拉丁文过来，一句对一句，这样的工作似乎值得一做。在西方，人们谈到伊壁鸠鲁主义通常有两种不同的联想：其一，与美食、烹调、感官享受密切相关的快乐原则；其二，原子论。卢克莱修用诗歌形式来阐述原子论，把诗歌的部分称作是蜜糖，把哲学的部分称作是药剂。他说，如同人们给孩子喂药，如果在杯口先涂上蜜糖，孩子就会不知不觉在吃蜜的同时把药剂喝到肚里。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凭什么去认识它？认识了以后，我们又如何用它来指导生活？伊壁鸠鲁的哲学在诗歌的装潢下也许可读性会很高。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怎样走上学术翻译之路的？

王扬：我22岁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英文系，那是我学术道路的开端。在那以前，我曾“三次”下农村接受过再教育。第一次是小时候到苏州南园某片山芋地抓蟋蟀，我们十来个孩子因不懂事，糟蹋了庄稼，被当地农民抓住，上了绑，被送到市内大公园南面的公安局分所，关在寺庙里，写了悔过书后当天被释。第二次始于1970年，干部下放，我和妹妹随父母去了吴江金家坝西村，我当时是14岁，在农村读中学，寒假、暑假、农忙季节参加劳动，挣工分，前后三年。1973年我和妹妹随父母回城，在吴江中学读完高中，毕业后自己一人回金家坝插队落户，又是三年，直到1977年高考恢复。我12岁开始学英语，全家下放时，爸爸妈妈为我买了一台“凯歌”牌半导体收音机，跟着上海电台的广播英语节目学，一直没停，完成了初级、中级、高级班的课程，法语也是那时候开始学的。当时学英语并没有想到考大学，也不知道英语有什么大用场，学外语如同学拉小提琴，只想循序渐进，走向上的道路。

在北外时，我主修英语，第二外语是法语，学习条件当然非常优越。然而，最令人难忘的是老师们对我们的辛勤扶植和栽培，以及同学们的相互关心。五年时间，四年本科，一年出国预备研究生兼助教，我读了不少英文或英译著作。听老师说，一年读上几十本原著，语言水平会提高一截，从此以后，这话一直伴随着我。学术需要靠持久的积累，一个人学习外语也同样如此，没有工具，要为自己增添工具，没有条件，要为自己创造条件。第一次赴美学习是在1983年，学校是弗吉尼亚的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主修英美诗歌，两年时间，获硕士。毕业后，我回国自愿报名到新疆大学任教，为期两年，想学拉丁文和古典文学的念头是在那时出现的，引发点是一张名叫《布兰诗篇》（Carmina Burana）的古典音乐唱片，上面有一组中世纪寺院僧人用拉丁文写的诗歌。

80年代，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有当时全美最有名的比较文学系，因为是多专业跨系单位，研究生的主修领域相当广，几乎想学什么就可学什么，博士生的学习时间较长，平均在8年，比其他系博士生学习时间长一倍。我入学时并没有任何拉丁文、希腊文的基础，一切从零开始，我选择主修西方古典语言与文学，从此走上了古典学的道路。第一年，比较文学系里有一个同学加朋友名叫肖驰，是人民大学的教师，著有《中国诗歌美学》（1986年）一书，令我钦佩，他激励我学习西方的古典诗歌，因为这在国内是一大空白，我至今难忘。

我的第一个拉丁文教授是拉马戈（E.Ramage），第一个古希腊文教授是纳戈尔斯（B.Nagels），本科生两年的语言基础课程研究生一年学完。我每学期在古典学系平均选两门课，共10年，四年500号以下的（本科生）课程，六年多的研究生课程。美国大学使用学分制，博士应完成的学分一般为60个，我在印第安那大学光从选课一项获得的学分是132个，这还不包括写论文时所得到的学分。学习古希腊文、拉丁文和学习别的语言不同，大家都从零开始。不管从中小学校开始，或从大学开始学，都是这样，这不同于外国人在美国学习英美文学或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中文。可惜，国内大学至今还没有为本科生设立西方古典学系，还不能主修四年古希腊文和拉丁文。

我在印第安那大学学习了近13年，也许有些读者会问，我哪来这么多的资金，学费、生活费怎么付？从1988年初一直到我离开印第安那大学，我一直在大学图书馆工作，因属于大学职工，领薪学习，免交学费，最后几年开始在古典系教课，系里为我另加一笔工资。资金一直没成问题。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人稍微辛苦一些，但这算不了什么，三四十岁的我仍能吃苦耐劳，如同在田间干活的老农。也许昔日在农村受到的再教育锻炼了我，培养了这副身子骨。似乎世界上的好多东西往往就是这样，年轻时做过专利公司职员的爱因斯坦曾说：“可数的东西并非都有价值；有价值的东西并非都可数。”

我的导师里奇教授（E.W.Leach）曾是古典系的系主任以及美国古典学协会的主席（2004～2006年）。在她的指导下，我以研究卢克莱修教诲诗《论万物的本性》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她又推荐我到美国南方的罗耀拉大学任古典学讲师，教古希腊语和希腊文化。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位拉丁文和希腊文启蒙教授外，富兰克林教授（J.Franklin）、隆戈教授（T.Long）、汤姆森教授（I.Thomson）、克里斯特教授（M.Christ）、巴农教授（C.Bannon）都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在学术和教学方面，而且在各自的性格特点方面。我曾问过里奇教授，如果再从头开始，她攻读古典学时会加强哪方面的学习？她说：历史和德语。拉马戈教授以研究古罗马历史和讽刺文学而著名，见我对奥维德的诗歌感兴趣，想选修某某教授开的“奥维德研究”课程，他说，奥维德有什么可研究的？隆戈教授在一次学术会上讲演，不带讲稿，题目是“爱情与古希腊文化”，劈头盖脑，第一句话竟然是：古希腊根本没有我们现代人所说的爱情。随后他分析和阐述了古希腊人的爱情，说得头头是道，令人感叹。汤姆森教授有一次应邀去波兰作学术报告，报告可用拉丁文写或英文写，原打算用拉丁文，后来想想不对，因为波兰学术界拉丁文水准极高，朗读拉丁文当然没问题，可是，如果听众用拉丁文问我问题，汤姆森说，我怎么办，我可对付不了，干脆用英文写算了！接近论文答辩时，汤姆森教授开玩笑对我说，给你出这么一道题：我们都应邀来参加荷马的宴会，请你回答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考生必须列举大量例子，分析和阐述荷马的文学遗产，勾画古希腊文学中的传统与创新，证明文学的交织性和传承性。

三联生活周刊：古典学在国外大概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专业？它跟Philology（语文学）是什么关系？对国内大学教育有何启示？

王扬：古典学（Classical Stu-dies）在西方大学里是核心课程，教学领域在于教授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及其古典作品、文学史（广义）、版本学、修辞学、韵律学等。这和国内中文系中的“古代汉语研究”有点相像，不过有跨国性，涉及的领域比较广，而且和其他院系的关系比较密切。Philology是“语文学”，从前通常指“古典语言学”，现在可用于任何民族语言，不分古代和现代。按我个人看，如果在国内开设“西方古典学系”，让感兴趣的大学生、研究生选修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一定会大有成果。坦白说，学习西方古代语言，中国学生和西方学生的起点差别似乎不大，如同学习数学、物理之类的科学语言，都得从零开始。在这么一个领域里搞上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有什么不好？正如我的一个老师（印第安那大学）常常在自己招引学生的课程“广告”中写道：如果你想学点“某种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something of permanent value），那么就请你选这门课，阅读修昔底德《历史》的希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