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丨《自然科学史与玫瑰》中译本说明

小编说

今天为大家摘录的文章是刘小枫教授以玫瑰十字会为主题写的随笔，也是《自然科学史与玫瑰》这本书的中译本说明。文中他一面书写个人求学经历，一面叙述玫瑰十字会的发展轨迹。两条交织的线索共同揭开玫瑰十字会的神秘面纱。也正因此，节选任何一段都有不尽兴之感，毕竟，文中的史实固然重要，但是作者的思考历程和一篇文章的呼吸起伏同样珍贵。所以文章篇幅较长，大家可以点击页面右上角的“···”菜单，选择“浮窗”，这样如果没有一次看完，文章也可以暂时保留在微信页面上。

文章分为三部分，作者以个人读书的思考入手，途经共济会的历史，最终回答了自己多年前那个“什么是玫瑰十字会？”的发问。但多年后，回答已不再是简答的回答，还包含了对启蒙运动的反思。至于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小编先在这里卖个关子，感兴趣的读者朋友自己去发掘吧。

《自然科学史与玫瑰》中译本说明

到底什么是玫瑰十字会？

出生于加拿大的美国人哈尔（1901—1990）出版大部头《古往今来的秘密》（1928）时年仅27岁，距今已经90年。这部让他留名青史的启蒙读物前不久有了中译本（三卷本），其中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让笔者吃了一惊：现代科学的伟大先驱培根（1561—1626）和英国绝对王权时期的大诗人莎士比亚（1564—1616）都是“玫瑰十字会”会员！

笔者不禁想起自己早年读书时的一段经历。

1980年代初，笔者刚到北大哲学系念硕士不久，1960年代《哲学译丛》上的一篇译文让笔者感到好奇：文中说，普鲁士王国的大哲人黑格尔（1770—1831）的《精神现象学》中隐藏着玫瑰十字会的秘密教义。别的不说，单单“玫瑰十字”这个语词散发出的某种莫名的神秘气息就让笔者着迷：什么是“玫瑰十字会”及其教义？

当时的中译文没习惯给专有名词附原文，笔者试图寻找“玫瑰十字会”的踪迹无从下手。1990年代初，笔者到欧洲念书，偶然在洛维特（1897—1973）的《从黑格尔到尼采》中读到：不仅黑格尔，德意志大诗人歌德（1749—1832）也与“玫瑰十字会”有瓜葛。

歌德

据说，歌德的小说《亲和力》（Die Wahlverwandtschaften，1809）的书名来自炼金术术语，指各种金属元素彼此之间不同程度上有某种本能性的相互吸引力。难道“玫瑰十字会”与炼金术有什么关系？

培根、莎士比亚、黑格尔、歌德真的都是“玫瑰十字会”成员？这些欧洲现代文明的代表人物与“玫瑰十字会”有瓜葛意味着什么？“玫瑰十字会”究竟是怎么回事？

后来笔者又看到一种说法：“玫瑰十字会”在一开始仅仅是一种“传说”，或者说一种文学现象，与如今的“科幻”文学没什么差别。但正如“科幻”作品中的想象有可能成为现实，“玫瑰十字会”的文学作品让传说变成了世界历史。

弗朗斯西·培根

耶茨的《玫瑰十字会的启蒙》名气很大，但在一些业内人士眼里，该书堪称“名声狼藉”，因为耶茨对“玫瑰十字会”现象的理解过于简单。看来，史学上的事情要达成共识很难。即便史实明摆在那里，辨识史实时的个体见识也还有高低之别。

耶茨主张慎用“玫瑰十字会”这个语词，因为它仅仅是一种triumph of rhetoric［修辞上的胜利］，历史上找不到实实在在的对应者。文艺复兴以来，赫耳墨斯教的复兴催生出现代自然科学，所谓“玫瑰十字会”现象不过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阶段性表现。

相反的观点则认为，“玫瑰十字会”现象与赫耳墨斯教复兴有关系，不等于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史现象。两者的决定性差异在于：“玫瑰十字会”现象提出了具体的政治理想，并产生了一系列如今所谓的“乌托邦”作品。

在笔者看来，这种反驳观点的理据未必充分，毕竟，所谓“乌托邦”作品在“玫瑰十字会”现象出现之前就有了。但是，耶茨贬低“玫瑰十字会”现象在政治史学中的独特性也并不恰当。毋宁说，我们必须承认，17世纪西欧的政治–文化现象的确极为复杂难辨，要认清其真实面目还需要史学界人士付出更多的辛劳。

这个问题因另一个秘密组织——共济会在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初期浮出水面而变得更加复杂难辨。既然共济会以致力于构建如今被称为“公民社会”的新政治体著称，那么，“玫瑰十字会”现象与共济会是什么关系？

共济会的秘密

2011年，我国最为权威的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美国人写的小册子《共济会的秘密》，笔者看了大吃一惊。

笔者感到吃惊，并非因为文学出版社竟然会出版这样的政治书。毕竟，与“玫瑰十字会”传说一样，共济会在历史上不仅是政治现象，也是文学和艺术现象。众所周知，18至19世纪的不少欧洲诗人、作家、作曲家都是共济会员。笔者感到吃惊是因为，中译本的封面设计带有共济会的秘密味道。橘黄色的套封封面上见不到“共济会的秘密”这个书名，因为书名与封面是同一种颜色，仅以凸凹压膜形式呈现。除非用手触摸，人们很难凭眼力辨识出书名，有如盲人读物。取掉套封，读者又会看到一个全黑色的封面，“共济会的秘密”六个字以浅黑色若隐若现地呈现在正中，宛若黑暗中透出的一线微弱光亮。

《共济会的秘密》

据说共济会成立于1717年的“圣约翰日”（6月24日），地点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烤鹅大厦（Goose and Gridiron Ale-house）。我们应该意识到，英国的“光荣革命”刚好过去30年，那是一个如今好些史学家称为“激进启蒙”的时代。

所谓“激进启蒙”首先指政治上的激进“共和主义”，有时还与“激进新教”是同义词，同时也指现代自然科学从古老的炼金术和占星术中分化出来。由于共济会的信仰基础是机械论式的新自然哲学，据说，共济会的真正教父是培根和笛卡尔。如今威力无比的洲际导弹得凭靠牛顿（1643—1727）发明的力学原理，制造达成国际战略平衡不可或缺的核弹，其原理则恐怕得溯源到史称第一位伟大的理性化学家波厄哈维（Boerhaave，1664—1734）的发明。1717年伦敦成立共济会总会时，其中不乏这两位现代自然科学先驱的朋友。

我们更应该意识到，无论牛顿还是波厄哈维，据说都对炼金术深信不疑。倘若如此，人们的确有理由说，现代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诞生实现了“玫瑰十字会”《告白》的呼吁，而共济会则致力于实现其政治诉求。

在半公开地露面之前，共济会八成已经神秘地存在了相当长时期，尽管史学家们迄今没法搞清，它究竟何时出现，秘密存在了多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共济会出现于“玫瑰十字会”传说在欧洲疯传之后。从眼下这本《共济会的秘密》小册子来看，共济会的起源、宗旨和规章制度乃至行为准则，的确与“玫瑰十字会”《传说》和《告白》中的说法颇为相似（《共济会的秘密》，页71 - 80）。

这种相似性并不能坐实共济会是“玫瑰十字会”成员的缔造，即便在18世纪后期，不少共济会员的确同时就是“玫瑰十字会”会员。毋宁说，所谓“激进启蒙”与新派自然科学智识人群体的形成相关，无论“玫瑰十字会”还是共济会都是这类新科学知识人的组织。共济会与“玫瑰十字会”一样注重革新教育，致力于把新的理性知识教给世上所有的人。他们以地方分会的方式筹集资金，资助科学实验，传播各种基于新自然科学的哲学知识，并直接催生了法国的启蒙运动。据说，达朗贝尔（1717—1783）在1750年的《百科全书前言》中提到的“秘密团体”，很可能指的就是共济会。

尽管如此，共济会与“玫瑰十字会”仍然不无差异。共济会的精神领袖是“石匠大师傅”，而非精通炼金术和占星术的“罗森克鲁茨”——与此相应，共济会强调几何术。

共济会的组织标志为圆规、曲尺和书本（即法典），几乎每个共济会会所都饰有这种三合一符号。这些既是石工行业常用的“家当”，也是共济会员完善自身、突破三重黑暗、重见理性光明的修炼过程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被称为“三重伟大之光”。

左下角折断的柱子象征共济会传说中“哲学的死亡”和“理性的新生”，太阳和月亮象征世界和人的二重性，书本象征所凭靠的“法典”。

共济会的基本宗旨是倡导博爱和慈善，主张个人自由至上，致力于在世上建造出一个完美社会。用“光明王国”取代“黑暗王国”是共济会的政治修辞，翻译成20世纪的语汇即：反抗任何统治形式，通过渐进的革命性改革建立起一个能够给所有人带来幸福的由公民自主的政治体，听起来很像今天的“自由主义”政治理想。

这件史实让我们值得意识到，近代欧洲的启蒙运动作为历史现象极为复杂难辨，要搞清楚其真实面目实在不容易。我们读过盖伊的大部头《启蒙时代》后，会以为他对这段历史的描述，真是再清楚不过了。一旦我们又读到伊斯雷尔的同样大部头的《激进启蒙》，马上就会感觉到，我们对启蒙运动的了解太过平面、太过简单，而且忽略了诸多重大的历史现象。

1738年，教宗克莱门斯十二世颁布通谕，禁止天主教徒加入共济会，违者革除教籍。可见，共济会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各地谣传这场革命是共济会员搞的，各君主制王国纷纷颁布针对共济会的禁令，直到拿破仑挥军横扫欧洲旧制度时才解除禁令。法兰西第一帝国覆亡后，罗马教廷随即（1817）同普鲁士王国签订协议，4年后（1821）又同巴伐利亚王国签订协议，共同禁止包括共济会在内的各种秘密社团。

共济会传说中最为著名的“八卦”要数共济会与北美殖民地独立并立国的关系：据说，华盛顿（1732—1799）是共济会的大师级“石匠师傅”（《共济会的秘密》，页107-133）。著名的富兰克林（1706—1790）从小喜欢阅读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通俗读物，长大后自己也搞实验，还编写过《共济会会规》（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Free-Masons）。

这个“八卦”很可能是真的，因为，18世纪的德意志著名戏剧诗人、古典学家莱辛（1729—1781）曾与共济会组织有过深度接触，从他病逝前不久写的著名对话作品《恩斯特与法尔克》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段对话：

恩斯特  他们终于走了！呵，这些饶舌者！难道你没有看出，或者你不愿注意到，那个下颏长着肉瘤的人——他叫什么名字无关紧要！——是共济会员？他不断这样叩手指头。

法尔克  我注意听他讲话。我甚至从他的话中听出了没有引起你足够注意的东西。他属于那些在欧洲为美国人辩护的人——

恩斯特  在他身上，这也许还不算最坏的事。

法尔克  他想入非非，认为美国国会是一个共济会分会；共济会员最终将在那里以武装的双手建立自己的国家。

恩斯特  竟有这样的梦想家？

法尔克  这是必然的嘛。

恩斯特  你从哪里看出他有这种怪念头？

法尔克  从他的一种表情，将来你也一定会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表情。

恩斯特  天哪！我怎么就不知道，竟如此错看了这些共济会员！

法尔克  不必担心，共济会员沉静地等待日出，同时让火烛尽其所愿和所能地闪亮发光。掐灭火烛，或者在其熄灭时突然意识到应该插上新的蜡烛、提供新的光明，并非共济会员的行为方式。（《恩斯特与法尔克》对话五）

一美元背面的图案

“美国国会是一个共济会分会”——这个说法是否具有史料价值，如今断难搞清楚，尽管早在19世纪，共济会与美国立国的关系就成了一个史学话题。问题在于，即便是文学性说法也具有政治思想史意义。

莱辛的这部对话作品让人们看到：共济会的政治理想是打造一个完美的“市民社会”式的国家。这意味着共济会员相信，通过普遍的理性教育，所有人的德性都能够达到完善。同时，莱辛又试图让人明白：共济会的政治理想从本质上说是乌托邦，这种政治理想会制造出更多的世间恶。

有的共济会大师傅说，莱辛破碎了共济会的理念，有的大师傅则说，莱辛最为精当地表达了共济会的理念。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问题会截然不同。科学技术文明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品质，就此而言，人类的生活方式的确有了有目共睹的进步。问题在于：即便在技术文明发达的国家，人的德性达到共济会理想所企望的普遍完善吗？共济会的政治理想早已经在美国实现，仍然有美国的政治学家认为，莱辛的思考没有过时。

莱辛

玫瑰十字：自然科学的先驱

自1980年代末以来，笔者断断续续追踪“玫瑰十字会神话”（Rosenkreuzermythos）的来龙去脉，差不多10年才慢慢搞清楚大致是怎么回事。现在看来，这件事情其实应该算是历史常识：所谓“玫瑰十字会”会员不过是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先驱。

我们知道，西方的自然科学发端于希腊化时代的埃及（以著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城为表征），其源头在伊奥尼亚的自然哲人。接下来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欧洲的“黑暗”中世纪，由于与基督教的世界观相悖，自然科学知识受到压制。自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追求才重获新生。由于撞上了欧洲基督教的大分裂（所谓“宗教改革”），新教精神给自然科学精神提供了出人意料的另一种原动力。

如今的高中生都知道这个世界历史的大故事。他们上大学后还知道，为了重新获得探究自然奥秘的自由权利，文艺复兴以来的新自然科学家们曾与教权意识形态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不妨想想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故事。

哥白尼“日心说”示意图

事实证明，常被称为“科学革命”的16—17 世纪，即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尔、波义耳和牛顿的时代，也是炼金术的伟大时代。

“玫瑰十字会”传说是这一欧洲历史的偶然事件的产物，并成为欧洲政治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枢纽和标志。搞清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对于认识欧洲近代启蒙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必须承认，直到今天，我国学界并没有对新自然科学与教权意识形态斗争，及其与欧洲民族国家成长的历史纠葛的种种细节给予足够关注。否则，我们不可能不注意到，新自然科学家们曾不得不长期以秘密团体成员身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

“玫瑰十字会”如今被看作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连接纽带：这个运动标志的是摆脱基督教欧洲的传统教义和知识体系，尤其摆脱罗马教会的治权，需求一种新的知识体系：新自然科学与传统宗教的结合，旨在全面改造世界——“玫瑰十字会”是现代启蒙运动的最早先声。倘若如此，我们就不能说，德意志地区的启蒙运动晚于欧洲的其他地方（尤其英格兰和法兰西）。

自然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并不像教科书上讲的那样简单，“玫瑰十字会”传说是显而易见的史例。近代欧洲确实有教会机关压制自然科学探究的情形，但自然科学与所谓基督教的异端又有着密切联系：我们显然不能说，某种宗教“异端”不是一种宗教。

从科学史学的角度讲，我们应该了解现代自然科学在其诞生时期所经历的艰难。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玫瑰十字会”表明，现代自然科学的先驱们并非都仅仅热爱探究自然原理。探究自然奥秘的热情与分离主义的基督教“异端”精神结合催生出一类特殊的宗教知识人，他们渴望凭靠自己的神秘技术知识济世救人，在现世中实现理想世界：不仅要改造世人的灵魂，而且要改造世界本身。

在我们所生活的当今世界，新自然科学早已占据支配地位，“科学发展观”也成了我们的基本指导原则。如前所言，严格来讲，安德里亚的政治理想在美国和欧洲都已经实现。可是，为何直到今天，“玫瑰十字会”传说式的神秘精神诉求仍然不时在美国和欧洲显得十分活跃？

由此引出了世界政治史上的一大问题：探究自然奥秘的旨趣与宗教旨趣在各大宗教传统中都并不抵牾，为何偏偏在近代的欧洲，两者会出现如此尖锐的冲突？探究自然奥秘的旨趣获得解放，并成为现代世界“进步”的推动力，为何“玫瑰十字会”传说式的神秘精神诉求仍然感到自己遭受压制？

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已经思考过这一问题，他在考察新自然科学（天文学、化学）从旧科学（占星术、炼金术）中分化出来的历史时刻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炼金术虽然不是一门科学，但在灵性生活中却有重要的功能。基督教的圣灵本位态度把灵性及其救赎的问题严格限制在人的领域；那些更为综合性的关于自然中灵性生活的问题，以某些东方宗教运动（例如摩尼教）尤其关注的把灵性从物质中解放出来的问题，统统遭到了压制；基督是人类的救主，而不是自然的救主。

在基督教的世纪里，这种救赎工作的另一面在炼金术士的工作中获得了最为重要的表达；炼金术士的作品实质上是尝试把救赎的工作扩展到物质上。当炼金术由于非科学性变得清楚可见而招致骂名的时候，其作品中那种自行表达的灵性欲望被迫去寻找其他的表达形式。因此，随着炼金术在18世纪的垂死挣扎和在19世纪的消亡，我们发现这种无家可归的欲望重新出现，成了那些最出人意料的文本中的一个活跃因素。

沃格林的意思是：天文学和化学从占星术和炼金术中分化出来时，逐渐抛弃了原本蕴含在占星术和炼金术中的灵魂自我解救诉求。问题在于，只要人类存在，这种灵魂自我解救诉求就会不死——麦耶尔用Phoenix［不死鸟］来表征这种诉求。

沃格林更为关注某种“异端”信仰对欧洲民族国家成长过程中的政治行动的影响，但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未必合身。倘若如此，我们就得重新通盘考虑现代中国与欧洲文明的关系问题。毕竟，向欧洲文明学习是现代中国的命运，幸运也好、不幸也罢都得承受。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审慎辨识值得学习的东西是什么。近代欧洲的“宗教改革”让形形色色的“异端”脑筋获得彻底解放，而“异端”精神未必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否则，我们难免违背“玫瑰十字会”高人的告诫：“不要给笨猪戴珍珠项链，不要给蠢驴送玫瑰。”

19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研究“玫瑰十字会”的文献猛然剧增，反映出学界重新认识自然科学意识形态的史学诉求。据笔者目力所及，本书在诸多研究著作中显得颇有特色，即从文史角度呈现“玫瑰十字会”没有秘密的秘密。认识西方自然科学的来龙去脉，迄今仍然是我国学界面临的重大史学课题。笔者相信，本书中译本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历史线索。

自然科学史

与玫瑰

[法]雷比瑟 著

朱亚栋 译

哲学丨历史

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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