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沙龙第1期“蒂利亚德的英国文艺复兴研究”纪要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RUC古典学 Author 隋昕 李斌杰
2020年11月1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学教研室在人文楼2层会议室举办了第一期古典学沙龙，沙龙主题为蒂利亚德（E. M. W. Tillyard）的英国文艺复兴研究。参与本次沙龙的老师有《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的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裴云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吴功青老师，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朱振宇老师，文学院古典学教研室的彭磊老师、娄林老师和戴晓光老师等。本次沙龙同时通过腾讯会议进行线上直播，有100余名听众线上参与了本次活动。
主持人彭磊老师对现场与线上参加本次沙龙活动的老师和同学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古典学沙龙”这一新的学术交流形式促进讨论与互动的优势。
裴云老师首先作引言，分享了自己翻译蒂利亚德著作的过程与感受。裴云老师介绍说，蒂利亚德以优异成绩毕业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于1911年进入雅典的英国考古学校（The British School of Archaeology），1916-1919年间先后以步兵军官和联络官的身份服役于英国驻希腊军队，回国后投入剑桥大学英文学院的建设工作。蒂利亚德最开始以古典学者、考古学家的身份进入学界，首部作品The Hope Vases（1923年）讨论了收藏家霍普（Thomas Hope）的希腊花瓶藏品。1930年起，蒂利亚德进入学术鼎盛期，以弥尔顿研究起家，后续又投身莎士比亚研究以及对伊丽莎白时代整体的探讨。
接下来，裴云老师介绍了译著中将《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与《英格兰文艺复兴：事实还是虚构》《神话与英式思维》并举的编排思路。《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强调文艺复兴对中世纪的继承，至于文艺复兴本身是否存在、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关系到底如何，就需要《英格兰文艺复兴：事实还是虚构》来解答。《神话与英式思维》则补充了前两本书在历史语境上的缺陷，并在内容上与伊丽莎白时代密切联系。因此，整部译著的三个部分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逻辑性。
最后，裴云老师分享了翻译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并介绍了译本前言的写作思路。蒂利亚德并非按照严谨的学术规范进行写作，他的行文文学性极强，并引用了大量诗文。在查证这些引文时，裴云老师尽量选择权威中译本（如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朱维之译《失乐园》、邢怡译《仙后》等），如没有中译本，则自己结合引文原文出处和上下文语境进行判断和翻译。在撰写译本前言时，裴云老师将重点放在观念史研究与历史语境研究的分歧上，从蒂利亚德与剑桥学派对历史语境的不同态度切入，表明蒂利亚德后期从单纯的观念史研究转向了对历史语境的考察。
吴功青老师发言
裴云老师结束引言后，四位与谈人相继展开讨论。吴功青老师对裴云老师的翻译工作和译文质量表达了充分的肯定与赞赏，并着重评价了蒂利亚德作品的优点与不足。吴功青老师指出，蒂利亚德著作有三个优点：
第一，《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的独特价值在于对英国文艺复兴广泛、深入的描述，破除了把文艺复兴运动局限在意大利的传统思路，揭示了文艺复兴对于当时欧洲的广泛影响；
第二，蒂利亚德观念史研究方法的长处在于能够对一个长时间段进行整体性的概括，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伊丽莎白时代的整体精神，他选择了秩序、原罪、存在巨链、大宇宙小宇宙等文艺复兴时期的核心观念，很好地把握了英国在16世纪中后期到17世纪初的精神面貌，其对历史大范畴的宏观描述正是侧重历史语境细节问题的剑桥学派缺乏的；
第三，传统上会强调文艺复兴新的以及对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而蒂利亚德却看到了文艺复兴对中世纪传统的继承，他通过扎实的文献告诉读者，英国16世纪末到17世纪的主要观念仍然延续了中世纪的特征，仍然非常追求秩序，强调原罪、救赎，这一时代仍然会根据中世纪晚期的宇宙图景来理解世界。这一角度在以往的文艺复兴研究当中很少，有助于我们看清文艺复兴与之前思想之间的连续性。
接下来，吴功青老师指出了蒂利亚德著作的三个不足之处。
第一，蒂利亚德很少考察必要的历史语境，这导致对部分概念的阐释与认识不足。吴功青老师以原罪概念为例指出，蒂利亚德通过弥尔顿《失乐园》引出的原罪观念并不能代表这一观念在当时的现实处境，因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在宗教问题上非常复杂和敏感，天主教传统与新教改革间冲突剧烈并伴随着深刻的政治斗争，但蒂利亚德没能触及这些现实问题；
第二，蒂利亚德的研究过于文学化，一方面他探讨的对象主要是弥尔顿和莎士比亚等文学家，缺少对同时代哲学家如莫尔、培根及其哲学思想的关注，这就导致对时代精神的把握流于浅表；另一方面，蒂利亚德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本身也缺少哲学思辨，没有提炼出文艺复兴的作品中关于人的新观念。这一缺陷可能源于蒂利亚德对文艺复兴哲学传统认知不足及其本人哲学思辨能力的欠缺；
第三，蒂利亚德过分强调英国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联系，淡化了文艺复兴的创新之处。吴功青老师以存在巨链为例，指出蒂利亚德未能看到文艺复兴时期对于人和宇宙的理解本身就是对中世纪晚期存在巨链的极大突破，蒂利亚德对材料的解释存在一定问题；
最后，吴功青老师总结道，蒂利亚德给我们的教诲在于，既应当看到新思想与旧思想的关联，同时也要看到其与旧思想的不同，那正是真正的“新”。
朱振宇老师在线上从英国文艺复兴研究的角度分享了自己对《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的阅读体会。
接续吴功青老师指出的”蒂利亚德过分强调英国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联系”问题，朱振宇老师认为，《英格兰文艺复兴：事实还是虚构》试图纠正的，正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中的这一倾向。在这本小书的开始，在蒂利亚德指出，自己之所以强调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连续之处，所针对的当时文艺复兴的研究的两种极端，这两种极端要么过度关注人的能力，要么抨击人显露出的肉欲罪恶，即对感官的过分强调。而两种极端之间的共同点，都是过度强调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终极断裂、即宗教的衰落。蒂利亚德认为，文艺复兴当然有其独立于中世纪的精神特征，但这种精神特征是从中世纪渐次发展而来的，他们包括对人的地位的思考、思辨的自由以及对“体恤”之情的强调。蒂利亚德认为，这若干的特征的集中体现，首先反映在锡德尼的作品中。朱老师指出，在国内外国文学界，对锡德尼的研究还有待开发，因此这也是蒂利亚德值得我们关注的所在。
沙龙现场
朱老师强调，蒂利亚德的独特性并不在于强调“延续”还是“断裂”，而是首先在于从观念的源头、从原初的角度出发思考中世纪与现代的关系，因而他的研究既不同于倾向于“断裂“说的剑桥学派，也不同于倾向“延续“说的赫伊津哈，后二者结论虽然不同，但出发点本质上都是现代遗产。其次，蒂利亚德的研究启发我们打破传统“英国文学研究”的封闭观念，关注欧洲大陆文艺复兴文化（如新柏拉图主义等）对英国的冲击；还有，蒂利亚德研读的大量前莎士比亚时期作品也值得我们关注。
最后，朱振宇老师谈到了自己关于蒂利亚德的两点反思。第一，蒂利亚德的研究方法虽然也被归为思想史研究，但相比于丹比等从“自然”观念分析文艺复兴文学的思想史研究，他所关注的“秩序”有时显得不够明晰且狭窄。第二，蒂利亚德在《英格兰文艺复兴：事实还是虚构》中的论述过度偏重狭隘意义上文学作品，忽略了同一时期更广阔的创作，因此其结论往往显得苍白，比如在论述人的“思辨自由”时，显然以莫尔《乌托邦》中人在理性思考下对宗教的自由选择更能说明蒂利亚德自己的结论。
娄林老师首先对裴云老师的翻译表达了赞美和敬意。娄林老师指出，裴云老师非常尊重前代学人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对已有中译本的作品，选择转引中译本并标注出版信息；裴云老师的翻译带有研究旨趣，在译出《伊丽莎白的世界图景》之后又主动承译后面的两本小书，从而有助于读者获得对蒂利亚德观点的整体理解。
娄林老师认为，蒂利亚德采用了许多文学作品来进行思想史的研究，由此会得到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能够体现一个时代的思想观念的文本，往往是当时的文艺作品、哲学作品，而并非普通的档案材料；另一方面，这种写法也有助于普通读者能够更好地进入本书，予以更多共情的理解。娄林老师也指出，蒂利亚德若能引入当时更多的哲学文献，如培根的作品以及莫尔的《乌托邦》，会更有助于对这一时代的观念形成整全的理解。
随后，娄林老师结合自己对《李尔王》的研究，分析了蒂利亚德对文本的解释可能过于粗暴的问题。他以中译本第75-83页对《李尔王》的阐释为例，说明蒂利亚德对秩序的辩护意图太过明显，忽视了爱德蒙与其父亲之间对于“众星与人类的关系”的不同理解，论证显得不够细致，甚至有些粗暴。他又以中译本第88页为例，表明在《李尔王》中关于四元素的问题上，蒂利亚德解释颇为简略，认为主人公提及四元素便意味着与中世纪的存在之链存在关联，而忽视了这一情节更为复杂的内涵。
最后，娄林老师再次向裴云老师表达了自己的敬意，认为这本书将有助于为读者开辟一个新的视角来进一步深入把握伊丽莎白时代。
戴晓光老师分享了他在阅读过程中得到的三点体会。首先，他认为此书本质上是一部“不合时宜”的作品。这本书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鲜，本质上是在重述一个早已有之的主题，但作者却认为到了他这个时代很有必要把这个常识重新呈现出来，这背后其实包含着一种关切。戴晓光老师认为，蒂利亚德写作的动机是想对抗当时主流的史学思想。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蒂利亚德在不少地方批评了辉格史学，认为当时学界对英国历史的解释都被自由共和的思路或者自由主义的思路主导。同样地，存在巨链的问题也被主流学界排斥或否定，因此到二战以后，学界普遍认为这个问题是蒂利亚德为呼唤秩序而编造出来的一个伪命题。因此，戴晓光老师认为蒂利亚德的这种写法不合时宜，且很可能是有意地不合时宜。
其次，根据蒂利亚德的说法，在伊丽莎白时代，人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完全嵌套在一个神圣秩序之中，然而在将近100年以后，这一世界图景竟然已完全改变。戴晓光老师说，就他个人的观感而言，阅读此书令人感受到一种前现代的、合乎秩序的稳定状态，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对人的精神支撑，即便书中某些地方的论证确实存在粗暴之嫌。
最后，戴晓光老师还谈及了蒂利亚德的观点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关系。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前的英国宗教的纷争、政治上的内乱，以及之后的欧洲30年战争，这些动荡实则都与马基雅维利所引起的思想运动不无关系。马基雅维利认为此前的人错误地关注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但真正应关注的是人实际如何生活，由此也引发了一种更为机械式的自然观，逐渐开始颠覆掉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后起的剑桥学派以及辉格史学所采用的种种新观念和方式，实则背后都与马基雅维利密切相关。
主持人彭磊老师进行了总结性的发言。彭磊老师首先分享了他阅读蒂利亚德的起因。他此前发现，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等莎士比亚研究流派以及剑桥学派都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蒂利亚德，这促使他去了解蒂利亚德的研究，并发现了蒂利亚德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他认为，通过阅读蒂利亚德，非常有助于把握当代其他学术流派对于英国早期现代的研究。
随后，彭磊老师概括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二书间的关系。总体来讲，前者强调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是对中世纪的延续，后者则通过分析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来揭示该世界图景背后的政治涵义。一方面，这个世界图景强调秩序、强调君权；另一方面，历史剧虽然刻画的是红白玫瑰战争期间的无序状态，但蒂利亚德仍然强调其中蕴藏的秩序，因为，混乱最终随着都铎王朝的建立而被终结。为了佐证伊丽莎白时代特别看重秩序的论点，蒂利亚德使用了英国国教的官方文献《布道集》。《布道集》反复歌颂秩序、谴责反叛，其实已经触及了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论题，亦即一个坏的统治者是否应当服从的问题，而蒂利亚德选择站在《布道集》一方，坚决反对任何的反叛。但这种对秩序的迫切追求，某种程度上也使得蒂利亚德所阐释的莎士比亚完全成为了伊丽莎白世界图景的传声筒，这使得莎翁的思想有被狭隘化之嫌，因此后人的某些批评不无道理。
但是，彭磊老师仍然充分肯定了蒂利亚德莎翁研究的价值。以往的莎士比亚批评大多从抽象人性的角度去谈莎士比亚，而蒂利亚德可谓率先以严肃的态度探讨莎士比亚的政治思想的学者，并明确认为莎翁对探讨人世政治具有巨大的兴趣。如果把蒂利亚德与80年代以来的莎士比亚研究进行对照，就会发现二者鲜明的差异。蒂利亚德强调旧秩序的高贵，而后来的几乎所有研究都受到了极端民主思潮的影响，都在强调反君主之正当，都在论证打倒一切权威之“新秩序”的高贵。这种政治风向、思潮的剧变着实发人深省。
撰稿：隋昕、李斌杰
编辑：王潇语、陈子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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