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法家是政治上的“巨婴”，法家思想不可能让一个国家长治久安
摘要
先秦诸子中对后来的中国政治影响最大的，却是法家，以及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建立的秦朝。秦制确立了君主独裁的制度，汉代以后，信仰上虽然奉行儒家，政治伦理上虽然皈依儒家，但这个“儒家”和先秦孔孟儒家是不同的，更多是荀子之儒，乃至于是混杂了阴阳家尤其是法家的“新儒家”。孔子的形象只是一个道德信仰，而政治体制和政治操作上实行的确确实实的是法家，也就是秦制的那一套，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许多黑暗都与此有关。
本文综合自作者采访
作者简介
鲍鹏山，汉族，1963年3月1日生，安徽六安人。民革成员，文学博士，作家，学者。上海开放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青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法家是政治上的"巨婴"
有人认为诸子百家那个时候不是真的"百家争鸣"，而是"百家争宠"，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用"争宠"二字，就带有一种道德审判了，并不是一个很客观的判断。
我把当时比作一个大型思想市场，那么，要把一个产品卖出去，希望获得更多的客户，当然要满足客户的需求，但是用"争宠"这个词就显得太道德化了，太人格化了，带有"贬低"的味道。即使是出售一般商品，你也不能把各种促销活动看做是对消费者的“争宠”，何况思想毕竟不同于一般商品。一般商品，只要不是假冒伪劣（从哲学上讲，假冒伪劣其实已经不是商品），都不具备道德属性。但思想不同，任何一种有关人、有关政治、有关社会的思想，都一定有道德属性，既然如此，“思想”一定有其价值坚持，而不可能是随圆就方，没有坚持的。简言之，凡有主张，必有坚持；没有坚持，即无主张。没有主张，又何来思想，没有思想产品，又如何售卖？这一点也与一般商品一样：任一商品，都只能满足顾客一种需求，内衣如何与大衣争宠？鞋子如何与帽子争宠？更何况，卖馒头的，如何与隔壁卖鞋子的争宠？一个做馒头的，门前走过一个要买鞋子的，他能马上做鞋子吗？所以，说百家争宠者，其实是对思想的属性不了解。
一个思想家在那个时代，希望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能够得到更多人认可，尤其是得到诸侯们的认可，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诸侯“认可”，与"争宠"，不是一个概念。要认可，是坚持自己，凸显自己的优势；而争宠，则是委屈自己以满足对方，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而百家争鸣是什么呢？就是我的一个主张，我希望你能认可，而并不是我为你去量身订作，所以这两个还是不一样的。
鲍鹏山老师亲笔签名版《风流去》，已在南翔书苑上线。
如果说"争宠"，有一家确确实实是完全地是从战国各国诸侯们的角度出发——你们要什么我就帮你做什么，这就是法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商鞅去见秦孝公，讲帝道，不行；那就讲王道；讲王道还不行，那就讲霸道。秦孝公喜欢霸道，所以他就投其所好。但是其他几家，比如儒家，道家，墨家，他们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是先有自己的主张，然后希望说服君主，希望君主接受他们的主张，如果君主不接受，那咱们就不玩了，他们不会委屈自己。孔子讲"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意思就是：你若用我，那我就把这个主张给你，你若不用我，那我就自己干我自己的。孟子也讲"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没有什么"争宠"的意味。墨子也一样，诸侯用不用我的主张，若不用，那就不必凑过去，给土地田产住房也不去。道家更不用说了，他们直接否定诸侯们的所作所为。所以我觉得还是用"争鸣"更符合真实。
儒家觉得君主的天然使命或者他统治的"合法性"，就是"行道"。我们讲暴君的时候，往往会用"无道昏君"来形容，司马迁讲"秦失其道，秦失其政"，这个"道"，就是典型的儒家观点。昏君无道，就可以革命；朝廷无道，就可以推翻。君王之所以为君王，是有合法性的，并不是单纯凭借血缘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君主是代表道义的，如果不代表道义，那他就失去了在人间统治的合法性。这样的观点，即便放今天，也是非常有现代性的。
相对于其他“家”，法家在诸子百家中，绝对是一个奇葩的存在。我还是继续用儒家举例吧。
儒家认为，理想的君主本体就应该是"道"，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自身就是"道"。如果君主自身不是道，就必须自觉“行道”：自己没达到尧舜禹的水平，但可以以“先王”为榜样，照着做。注意，儒家所指的“先王”并不是指过去的王，无道的先王，就不是儒家所说的“先王”。“先王”是“道”的载体，人与道合二为一，成为道之本体，道之所在，先王之所在。所以，在儒家看来，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君主，必须具备下面两个条件之一：要不本身就是“道”的代表，要不你必须体现“道”的功能。如果用一个字概述，在儒家的表述里，就叫“德”，“有德者有其位”。“有德者有其位”，其实就是“有道者有其位”。
儒家
道家，像庄子这些人，他们对于那个时代的君主们是不抱儒家这样的希望的，他们更加绝望。儒家，包括孟子，他们知道这些诸侯们的素质都是不高的，德性是不好的，孟子对他们的鉴定是：“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但对这些罪人之罪人，乃至罪人之罪人的罪人，他们仍然不愿意放弃。他们愿意做罪人们的老师，热心的教他们怎么办，只要他们听话照做就好。所以儒家是“热心肠”的。而庄子，他认为这些诸侯根本是教不好的，所以就彻底地放弃了他们。这是儒家和道家的一个重要区别。
当然，我们还是从中看出道家的理想化君主的标准，道家心中理想的君主跟儒家实际上一样的，它也认为君主是要“有道”至少要“行道”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儒家、道家、墨家，他们都认为君主是“道义”的代表，君主代表的是天下人的利益，而不仅仅代表自己。
法家是一个例外。法家认为君主仅仅代表君主自身的利益，只代表他所在的那一个国家的利益，而不代表天下的利益。代表所在国和代表天下，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代表“天下”，它站的角度是公正的。法家不是这样，法家只有国家观，而那个时候的国家不像我们今天的国家，我们今天国家是“主权在民”“执政为民”，而那时候的国家是君主的国家。所以法家把国家利益摆在第一的时候，他自然就把君主的利益摆在第一了。君主只代表君主自己，君主只维护君主自身的利益，君主的目标就是君主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行道”。所以可以讲，法家是一个政治上的“熊孩子”或者说是“巨婴”，因为的君主眼中只有自己，也只崇拜自己，制造对自己的迷信，神话自己。同时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他的，都要服从他，他也只能理解自己的世界。这是典型的巨婴思维。
再说君臣关系。在儒家看来，君臣关系，从人格的角度来说，是平等的；从政治运行的角度来说，是互相制约、互相平衡的；从双方关系得以确立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契约关系。“平等”、“制约”、“契约”是理解儒家君臣关系的关键词。
“平等”当然不是权力平等，也不是在体制里面地位平等，分蛋糕平等，今天处长和科长也不是权力平等待遇平等开会时平起平坐呢，这是行政秩序决定的，无关平等不平等。平等是人格平等。“制约”好理解，是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合作和制衡。“契约”是什么？契约的核心叫“义”，“义”是契约的前提。君主如果没有道义的话，君臣关系自然就解除了，不存在一个天然的君臣关系，至少在先秦的儒家里是没有这样的观点的。君臣是“契约”关系，搞得好大家就在一起做君臣，搞得不好就走。所以你看，春秋战国各国的士，甚至大夫，在自己的国家里待着不舒服了就跑别国去了。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大夫可以徙！” (《孟子·离娄下》)孔子到处跑，也不是一直待在鲁国当鲁国国君的臣子。孟子也是这样，他是邹国人，但他一生大多数时间根本就不在邹国。所以在儒家看来，没有什么天然的君臣关系，必须要有个“契约”，也就是“义”，君若不义，臣就可以不帮你，不跟你打交道。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 (《孟子·离娄下》)
君臣如此，“君民”关系也不是我们今天想像的“一竿子插到底”，往往是权力义务为一体。在诸侯国里，君主是贵族的整体代表，这些上层大夫、士再往下面一层，叫“国人”，就是居住在城市里面的人，这是当初跟着始封君迁徙而来的周族人的后裔，是第二个层次。住在城外的叫野人，是本地的原住民土著。国人享受很多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比如有一点类似于今天参政议政的权利，甚至还可以起来造反，比如周厉王就是被“国人暴动”推翻的，也享有税收上的一些优惠。但野人就没有这些政治特权了。当然国人也负有保家卫国的责任，因为这是你的国嘛，所以那时候打仗是国人的义务和责任，野人没有义务去打仗的，也没有资格。所以，一个“野人”，如果热切参战，说自己要“保家卫国”，会被人嘲笑的：哪个国是你的？你又是那家大夫，你姓姬吗？
可以这么说，君和臣的关系，和下面民的关系，是一个自然的延伸。君和臣之间是契约关系，和民之间也是这样的契约关系，民怎么来体现这个契约呢？“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尚书·周书·泰誓》）国君如果对老百姓好，老百姓当然要对你好；如果国君总是残酷地剥削人民，搞不好人民就造反和革命，儒家给了人民革命的权利。这就是儒家观念中的臣民关系。
法家思想不可能让一个国家长治久安
可惜，先秦诸子中对后来的中国政治影响最大的，却是法家，以及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建立的秦朝。秦制确立了君主独裁的制度，汉代以后，信仰上虽然奉行儒家，政治伦理上虽然皈依儒家，但这个“儒家”和先秦孔孟儒家是不同的，更多是荀子之儒，乃至于是混杂了阴阳家尤其是法家的“新儒家”。孔子的形象只是一个道德信仰，而政治体制和政治操作上实行的确确实实的是法家，也就是秦制的那一套，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许多黑暗都与此有关。
韩非子
我把先秦时的思想现场称作“思想市场”，市场其实不是根据需求决定的，市场是由需求加购买力决定的。举个例子，我们大家有住别墅的需求和愿望，但是房地产公司，为什么才盖2%、3%的别墅呢？因为很多人都买不起嘛。所以市场不是单一由需求决定的，而是由需求加购买力决定的。在先秦的时候，有购买力的不是普通的老百姓，是君主。儒家、墨家、道家，他们讲的仁爱也好，兼爱也好，个人逍遥和自由也好，针对的是这个市场里的普通人，乃至于个体的人。比如儒家讲“仁政”，要对老百姓好；孟子讲“不嗜杀人”“杀一人而取天下不为也”，他们这种主张的购买对象是老百姓、普通人，但这些人虽有旺盛的需求却没有购买能力。法家是把他们的主顾锚定在哪里？他们锚定有购买能力的人，也就是君主，所以他们成交了。
所以我们现在讲“得民心者得天下”，其实是靠不住的，很多时候是“得天下者得民心”。我把权力搞到手里，老百姓自然就服从我了——因为老百姓到那时只能依从我，只能从我这里分一杯羹。法家说“民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韩非《五蠹》），说老百姓总是更愿意服从权势，很少有能够趋从正义，这也真真实实地反映了人性中黑暗的一面，以及世道中无奈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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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家给秦国提供的那一套只能够战胜相同的对手。比如秦国能够战胜楚国、齐国、赵国、魏国、韩国和燕国，但当法家的思想把一个国家变成一国独大、君主专制的国家之后，它已经不再有和它对等的诸侯国了，这时它面对的就是广大的普通百姓了，所以这时候法家的“战国”思想就失效了——因为无国可战，这时秦国已经没有别的诸侯国来与它竞争了，灭秦的是陈胜吴广这样的普通人，而法家恰恰没有正当、正确、正义的对待人民的思想，如同他们对其他国家一样，只有诡诈和武力，毫无正义。他们的视民如寇仇使民如牲畜的野蛮观念，必然招致人民的反抗。
中国古代战争的性质，商朝的时候是部落之间的战争，周朝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出现了诸侯之间的战争；秦以后实行郡县制，不再搞分封，因此也结束了诸侯之间的战争，但出现了朝廷与普通人的战争，我们称之为农民起义。其实，起义的不仅仅是农民，是天下所有被朝廷戕害的民，士农工商都会起来反朝廷。陈胜、吴广是农民，但黄巢、李自成就不是农民，梁山泊108人中，大概只有两个务农的农民——宋清和陶宗旺。陈胜、吴广造反后，连孔子的后裔8世孙孔鲋，都跑去参加了。
所以我们说法家思想不可能让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因为它永远不能够解决人民和皇权之间的矛盾。从秦朝开始到清朝结束，君民矛盾导致的人民反抗朝廷的国内战争远超世界其它国家（参阅解放军出版社《中国历代战争年表》2003版）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法家是有问题的。说明在一个高度内卷化的政治体制里，谁都不快活，只好互相消耗，最后就是消耗了一个民族的血性，消耗了一个民族的生机，消耗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
所以中国在近代落伍是完全可以预期的，从逻辑上讲一定是这样。两千多年前秦朝建立的时候，秦朝灭亡汉朝建立而又“汉承秦制”的时候，乃至“百代皆行秦制度”（毛泽东《读封建论》：百代都行秦政法。）的时候，中国的最终落伍，中国国民性的最终猥琐，就已经决定了。所以，我觉得，法家政治观念及其现实化的政治运行体制一天不消除，民族一定会一步一步地走向落伍。
法家的“法”只是权力的手段
法家的“法”和我们今天讲的“法”的区别，比人和猴子之间的区别都大，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很多人偏偏要把它混为一谈。
“法家”这个命名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有关，司马谈给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李斯这个学派取名字的时候，一不小心犯了个错误，在法、术、势这三个法家核心词汇里选出了一个“法”字做这一门派的招牌和主张，就导致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分不清猴子和人了。实际上法家的根本目标不是“法”，它维护的根本对象是“权势”，如果我有机会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聊一聊，我会建议他把“法”家的“法”改成权势的“势”，叫“势家”。为什么呢？第一，它的目标是为权势服务的；第二，它最核心的方法根本就不是法，而是权力，是权力用“法”的武器来收拾天下，所以它根本不是法制，“法”只是权力的一个手段。
我们今天提倡的“法”是什么？法是目标，法是一个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手段。这个区别很简单，我们今天老是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我觉得像我们这样做研究的人都很无奈。现在有些否定传统文化的，包括对法家进行莫名其妙肯定的人，很多根本是不读中国书的，所以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往往是一知半解，人云亦云。但是问题在于，人云亦云的人多了，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舆论场，就把真相以及真实的声音淹没了，导致我们要不断的去普及一些最基本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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