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南渡北归》创作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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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PENG
作者：岳南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
前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
所谓"南渡北归"，即作品中的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尔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
南渡北归
纪念西南联大成立八十周年！记述抗战年代学人的艰苦卓绝，再现国难当头大师的风骨典范。
© 粥棚
与李庄结缘
2003年春天“非典”爆发前夜，我到四川考古研究所采访三星堆文物发现、发掘的事。结束后，一人来到所外露天广场喝茶，心中似乎有一种牵挂，有一种情愫挥之不去，通俗地说就是觉得有一件大事因缘未了。深思良久，突然感到上帝在叩击我的额头，一个到宜宾市李庄镇看看的念头闪电般爆出。于是，第二天我便搭车去了这个地方。
我之所以忽发灵感决定到这个地方，实因有段前缘，这便是我以前写过十几部考古题材如《风雪定陵》等纪实类著作，参考的文章和采访的考古学家不时提到李庄这个神秘的地方，即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中国营造学社等几家学术机构流亡的地方，学者们在这个川南一隅创造了学术史上一段精彩传奇，写下了中国知识分子可歌可泣的一页――这一切，促使我奔向心中的圣地和在那块圣地上流传的故事。
辗转来到宜宾江北的南溪县，又从南溪乘船过江来到李庄，到了那里才得知，李庄不是我想象中的村庄，而是川南一个古老重镇，有宏大的九宫十八庙和几个庄园式建筑物保存至今，也正是这些建筑，才使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包括学校师生一万多人来些避难，致使这个已沉寂多年的古镇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四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三处是重庆、成都、昆明）。
在这里，我看到了当年流亡于此地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及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居住的地方；看到了中央研究院一批大师如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李方桂、吴定良、陶孟和、向达、吴金鼎、曾昭燏、夏鼐等在李庄效外板栗坳办公的“田边上”等建筑；当然还有人数最多的同济大学师生居住的几处庙宇楼舍。在瞻仰遗存的过程中听当地乡亲讲述大师的往事，而这些人与事像槌子一样敲击着我的心房，在大震撼、大感动的同时，决定写一部书作为永久的纪念，这便是读者看到的《南渡北归》先声之作——《李庄往事》问世的经过，也是这一“宏大叙事”写作的缘起。
图 | 林徽因与梁思成 ©
是什么震撼了我的心灵？
当我进入李庄并察看了流亡的知识分子居住的地方后，心中就起了波澜，原因很多，比如此地偏僻，生活艰苦，得病无处医治，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如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的妻子、翻译家沈性仁，考古学大师李济的爱女等就因病得不到及时救治而去世（李济两个女儿，一病死云南昆明，一病亡于李庄，只余一子存世），而林徽因、梁思永（梁思成弟弟）也因肺病差点命赴黄泉，真可谓贫病交加。当时梁家穷得已吃不上饭了（他们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是私立研究机构，没有国俸可领），梁思成把心爱的手表、皮鞋甚至外国友人费正清夫妇赠送的一支派克钢笔都卖掉了，为的是换一点粮食与医治林徽因的药品，他们的孩子梁从诫冬天只能穿一双草鞋上学，结果冻出脓疮，久治不愈，受了很多苦。――但这一切只是让我哀叹与悲伤，还不足以惊讶与震憾，因为当时全国军民都处在一个艰苦卓绝的抗战生活中，比这还要惨烈的例子很多很多。
那么真正让我产生心灵震撼的是什么呢，这便是大师向世界展现的不屈的精神风骨，只要活着，那怕只有一口气，仍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努力地干下去，不怨天忧人，不自暴自弃，相反的是血情喷张，灵性飞扬，散发出一种坚硬如石的特质，比如患有严重脊椎病、身穿铁背身用以支撑身体的梁思成，经常趴在桌子上用一瓶子支撑下额坚持写作、绘图，而他的爱妻林徽因与他的二弟、中国第一位考古学家梁思永，因患严重的肺结核病，躺在病床上分别编辑《中国营造学社学刊》与安阳殷墟发掘的考古报告，梁思成于战后出版的轰动世界学术界的著作《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版，就是在李庄的六年中完成的。
当然，这样伟大的学者不只梁家兄弟，与梁著匹敌的还有被陈寅恪先生高度称赞并誉为“抗战八年第一书”的董作宾著《殷历谱》，以及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流亡李庄的同仁撰写的数部著作与大批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这一种努力奋发的精神，连当时前往李庄考察的美国驻中国使馆新闻处官员、汉学家费正清都产生心灵震憾并怅然太息曰：如果是西方国家的学者面临这样一种环境与生活，早就跑掉了，也只有中国的学者能在抗战中忍辱负重，越挫越勇，取得了如此伟大的学术成果，这个成就与精神是中国知识界的光荣，也是人类历史的光荣。
正是因了这些，我对流亡于此地的学者大师们感佩的同时，也在心灵中产生震憾并于震撼中决定去搜寻他们的足迹和在各处流传故事，以便写出更好一点的作品，后来大家的看到的《南渡北归》经过八年的努力终于在2011年分别以简体与正体字版的形式，与大陆、台湾两岸的广大读者见面。
传统史学受到的启示
如果说通篇大量的注释是吸收了古代学者裴松之和现代学学者如唐德刚等先生的营养，那么，在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上，却是受到作品中的主角之一傅斯年的启发。在傅斯年看来，中国文学若干文体的生命仿佛像是有机体，即是由生而少、而壮、而老、而死的生命个体，如兴起较早的四言诗，何以只限于春秋之末，汉朝以来的文人士大夫却作不好，其间只有一个陶潜以其世之罕见的天才作成一个绝无对偶的例外？
为什么五言起于东汉的民间，曹氏父子三人才把他促成文学的大体制，且独霸六朝的诗体，而唐以后竟又退居后列，只能翻个小花样了呢？何以七言造胎于八代，只是不显，到了李杜才成大章法，而宋朝以后，大的流变又空了呢？为什么词穷于唐，五季北宋那样天真，南宋初年那样开展，而吴梦窗以后又只剩了雕虫小技呢？为什么元曲俗而真，粗而有力，盛明以来的戏剧，精工上远比前人高超，而竟“文饰化”的过了度，成了尾大不掉的大传奇，清朝康熙以后又大衰，以至于死呢？为何屈宋词赋变到成了汉朝的大赋文章后遂没有精神？
对此，傅斯年的解释是：所有这些大文体，也都不像有千年以上的真寿命，都是开头来自田间和低层的人民之间，后被文人骚客借用了，遂登了大雅之堂，更有些文人继续地修整扩张，弄得范围极大，技术极精，而原有之动荡力遂衰，以至于到了最后只剩了一个空躯壳，为后人抄了又抄，失去了扩张的力气，只剩了文字上的生命，没有了语言上的生命，一切的文章几乎莫不如此。
图 | 傅斯年 ©
傅氏认为，若把这一文学史中的大问题弄明白了，文学史或者可和生物史有同样的大节目可观。至于如何避免这一文学创造力循环消亡的办法，傅斯年提醒他的学生与文学研究者们：“把发生学引进文学史来”，就是文学的批评、改进、创造的必由之路和不二法门。
我按傅斯年说的路数去尝试《南渡北归》的写作，用的是家乡山东低层人民的语言和文字结构 方式，某些句子也直接以山东人约定俗成的说法应用到文章中，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评价：一是说笔力或者说语言给读者的印象是老到的，蓬蓬勃勃的，酣畅淋漓、活泼泼的且具有生气的，充满了一种欢欣的味道。
另一种则认为这种语言是粗俗的，低级的、土豪的，缺乏高雅的文人之气且带有一股令人不爽的邪味与江湖之气。――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我曾作过深入的思索，仍认为当初的选择和采取的方式方法及语言结构是对的，而作品的销量与评论家的评价也在不断的证明着这个选择的正确。由此，我为受到傅斯年文学理论的启发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并达到了预期效果而感到庆幸。
ZHOU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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