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第一代打工妹”，个人工作证被收入深圳博物馆
往事如昨。“一直梦想着往外飘”的汕头女孩翁纯贤没有选择顶替父母的职位成为一名教师。她曾谋划申请赴港，投靠她的外婆和舅舅。对香港，她怀有憧憬，“听说香港教育水平高”。
高中毕业后，18岁的翁纯贤到街道办的集体企业缝蚊帐，按件计算工资，一床蚊帐4毛工钱。她每月能赚20元，经常下午三四点就下班，跟同伴出来逛街。
1982年4月，她照常出来逛街，看到路边的墙壁上贴了一张招聘广告。“香港一家企业在深圳蛇口工业区办了凯达玩具厂，要招女工，要求高中学历。”
这是翁纯贤首次遭遇“招工”。“以前只听说过，没亲眼见过企业招员工。”她还不知道，当时所见到的，正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土中生出的一株苗芽，经济发展由计划制慢慢向市场制转轨，劳动用工制度悄悄从“顶替”、“分配”变成“招工”，同时不同地域的人口流动限制缓缓放开，从香港舶来的“打工”一词即将在深圳掀起“打工潮”。
“当时对深圳还没概念，去的时候只知道两件事，一是深圳距香港很近，二是等着我们的是一份正式工作。”翁纯贤参加了凯达玩具厂的招工考试，考题以趣味题和数学题居多，没有她想象中的政治题，也没有英语测试。
然而，翁纯贤的哥哥和外婆并不支持她到深圳。“外婆担心我被骗，哥哥说香港的工厂都是资本家办的，剥削人，怕我吃不消。”翁纯贤笑忆当年。
过了一段时间，街道办来通知，翁纯贤被凯达玩具厂录取了，要到市政府开会。“那应该是正规的，不会骗人。”翁纯贤心想着，跟120名同时被录取的姐妹涌进市政府礼堂，听团市委书记和港方代表讲话。“听到每月工资80元，大家都很期盼。”
1982年4月30日早晨5点，凯达玩具厂来接人的三辆大巴停靠在市政府旁边。一个蛇皮编织袋装着四五套衣服，加上枕头、被单，这是翁纯贤的全部行李，跟她的步伐一样，简单而明快。离乡打工意味着阔别亲友和前途未卜，车上车下哭成了一团，而翁纯贤却“兴奋得不得了”。
以前，翁纯贤总欣羡着远游的人。“每晚七八点，市中心的北方宾馆前站满了人，他们来接从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回来的人。”她觉得很风光。
三辆大巴6点准时出发。“路很窄，只有双车道，大巴偶尔会遇到货车、敞篷车，那些车上都满载着男性民工，不知道去哪里。两边车上的人都一声哇，互相喝彩招手。”翁纯贤搭乘的大巴走了十来个小时，由罗湖进入深圳市区时，已是晚上。
“那时候的深圳都在搞建设，到处都是基建兵，尘土飞扬，车子开过去大家身上都是灰尘，我们开玩笑说体重都重了三两。”翁纯贤回忆。
凯达玩具厂正式名称为凯达实业有限公司，是香港开达实业有限公司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独资设立的，也是落户深圳最早的外资企业之一。厂方委托广东劳动部门从韶关、肇庆、梅州、汕头各市招收女工。其中韶关、肇庆的工友先到，在翁纯贤到达前，已投入生产了。1983年，该厂职工人数达2000多人，其中90%都是女工。
翁纯贤那一批人是有“商品粮户口”的城市青年，不是后来成为打工主力的农民工。她们后来被称为特区“第一代打工妹”。
“亮，太亮了。”这是凯达玩具厂留给翁纯贤的最初印象。她的父母执教于汕头农村，平时就住在庙里头，15瓦的灯泡，光亮闪烁不定，有时候还得用上煤油灯。“黑乎乎的夜”成了她少女时代的记忆，跟此刻用三盏并排日光灯照明的玩具厂截然不同。
1982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放假。5月2日，开始上班，翁纯贤被分配到车缝组。每天上午8点上班，按照规定下午5点下班，但一般都要加班到晚上9点，“有加班工资，大家干得都很起劲。”
凯达玩具厂主要生产椰菜娃娃、爬山车等玩具，这些玩具都是翁纯贤童年时未曾接触过的，因而倍感新鲜和喜欢。“我们小时候玩的都是自制玩具，做毽子、玩泥巴、串珠线，哪有现成的、还这么可爱的玩具。”
▲翁纯贤在凯达玩具厂的宿舍里引吭高歌 马大为翻拍
得益于此前缝制蚊帐的功底，翁纯贤踩着蝴蝶牌的电动缝纫机缝出来的娃娃线条非常笔直，车间的香港主管直呼“太麻利了”，是带着浓重港式口音的普通话。只有翁纯贤等为数不多的人听得懂。“眺望着远方”的翁纯贤在语言上下过一些功夫，普通话和“白话”讲得都很好。
仅三天，翁纯贤被提拔为车缝组组长，手底下带着18人，最多时管理过上百人。她的职责是每隔两小时做好卡片登记，统计工作量。作为组长，她还需要给每道工序定好工作时间，以便给做这道工序的工人设计工作量。
每次接到一项新玩具的制作任务，翁纯贤和其他组长要提前试做，估算一天8小时能完成多少件，然后分拆到每道工序里，记录好具体时间。如此一连试验两三天，取数位组长的平均工作量作为基本标准。“一般来讲，熟练的女工能用6小时完成我们设定的8小时工作量，速度越快做得越多，超产奖就越多。”
在翁纯贤的印象中，大家都格外勤奋，埋头工作。车间里只听机器响，没有人语声。大家仅仅在排队上厕所的时候才聊几句。“我们都奔着奖金去的，干得特别快，都想多干。因为除了固定的工作量，加班、超产都有奖金。”翁纯贤感叹，虽然都是来自城市的女孩，但大家干得特别来劲，没有休息的欲望，更没有怨言。
1983年的一天，一场特大台风突袭深圳。工人们从宿舍到厂房，有一公里路程。上班时间要到了，“姐妹们只是犹豫了一小会儿，就毅然闯进风雨里，弯着腰朝厂区冲。冲到半途，连站都站不住了，不少人都是爬着到达的。”翁纯贤说，“香港管理者很吃惊，说都8级台风了，你们竟还能坚持到岗。于是，饭堂中午给大家都加了鸡腿。”
在凯达玩具厂，翁纯贤第一次领到的工资包括人民币80多元、港币200多元和外汇券四五十块，后来赚得最多时可领到的工资折合人民币有500多元。1980年代初，统购统销的票据时代仍未过去。“要想直接购买冰箱、电视机等大家电或其他物品，得用到外汇券。”翁纯贤用外汇券在深圳买到了许多家乡不好买到的东西：洗衣机、电视机、洗衣粉、肥皂、衬衣、折叠桌椅……
回想起凯达玩具厂的伙食，翁纯贤至今仍觉得很赞，“一天吃的肉比家里一个月吃的都多。”
▲在凯达玩具厂的宿舍，翁纯贤(左二）和同事聚会 马大为翻拍
1987年9月，翁纯贤报读了蛇口会计学会第三届会计夜校中专班。晚上加班时，她因无需直接从事生产线上的工作，就偷偷溜出去上课。
1990年，拿到中专文凭的翁纯贤离开了凯达玩具厂，入职了生产外墙玻璃的南玻集团。“这家国企支持职工读书，若读的是工作相关课程，还能报销学费。”于是，翁纯贤相继读完了暨南大学的专业证书班，拿到了大专文凭，也考到了中级经济师的职称。“工作后格外珍惜学习的时间，晚上在家有空时就学，口述知识点，录好音，上下班通勤时听。”翁纯贤说。
翁纯贤在南玻集团干了22年，做到销售经理，后又加盟东莞一家玻璃生产企业，任总经理，最终在今年3月退休。
个人的经历成为城市的印记。翁纯贤在凯达玩具厂工作时的工作证、借书证等记忆载体被深圳博物馆收葳，并在“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展览中展出。
▲翁纯贤往日证件 受访者供图
对话
你们被称为“第一代打工妹”，深圳对你们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深圳给了我们机会，我们在此工作、学习，获得了成长。
你们给深圳带来了什么？
一种上进的社会风气。我们这一代人不怕吃苦、敢于进取、勤勉用心，给后来的年轻人树立了榜样。特区建设再出发，还需要我们这种精神。
来源：南方工报
记者：马大为 詹船海
他点燃“改革开放第一爆”，见证深圳崛起
【9点开抢】“惠粤工活动周”正式启动！幸运大礼赶每天抽！
觉得有用点赞、点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