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版 | 曹征路：三次反围剿虽胜，“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却处于下风时期

食物天地人 2023-02-12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Author 曹征路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中央苏区的根基，建立与南京政权对峙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迫在眉睫。共产国际对于一再拖延非常不满，电报催促多次。远在上海的以博古为首的中央也讨论过多次，在哪里定都，谁出任主席等等。唯独对最该总结的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不够关注。

朗读：丁卯剪辑：侯乐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

中央苏区的根基——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二十）

前三次反围剿毛泽东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还没有免除，在军事问题上还是由他主导，而反围剿自然是那时苏区的头等大事。

第一次反围剿是在否定李文林的“夹江而阵”以后展开的，坚决把敌军引入苏区腹地，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起初红三军的许多官兵不愿意东渡赣江，在彭德怀的说服下执行了命令。主力部队埋伏在宁都西北部山区，罗炳辉的十二军则在东固山区钻来钻去吸引敌人。

1930年12月30日，首歼张辉瓒部两个旅9000余人，紧跟着又吃掉谭道源部两个旅，五天内两战两捷。

其中的一个插曲是，张辉瓒部与公秉藩部因不熟悉地形，在山雾弥漫时误以为对方是红军，交火后死伤400多人。老资格的公秉藩大骂张辉瓒，张辉瓒憋了一肚子火，进了东固山区大烧大杀，群众恨之入骨。

张辉瓒被俘后，提出愿意出钱出军需物资换取生命。当时毛泽东、朱德去看了他，也有意留他在红军学校当教员。张辉瓒的妻子急赴上海与中共中央谈条件，中央也同意并派人到南昌与当局谈判释放100多名共产党员的事情。可惜东固群众1000多人冲进驻地抢走了张辉瓒，并杀了头，这笔交易只有告吹。

第二次反围剿是在两个月后，蒋介石派出军政部长何应钦出任剿匪总司令，坐镇南昌行营。

何应钦的20万大军一开始就抛弃了鲁涤平的“长追并进，分进合围”，毕竟吃过一次亏，而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在重兵合围的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

1931年4月17日，中央“三人团”、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以及一方面军领导在清塘新屋底召开苏区中央局成立的第一次会议。会上，又围绕“打不打”出现了截然对立的声音。

三人团的任弼时态度非常明确，主张红军退出苏区，分散兵力，让敌人扑空，“转移目标方可退敌”。项英此时已经失去权力，但他的见解更加令人大跌眼镜：红军不但要退出苏区，而且要退到1000里外的四川去，因为“斯大林同志说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

这些意见自然遭到一方面军的激烈反对，他们已经尝到了第一次反围剿“诱敌深入”胜利的甜头，理解了根据地“天时，地利，人和”的重要性。4月21日，会议扩大到七个军的20多人，大家一致要求就地迎战。

任弼时最终表态，接受大家的意见，承认三人团对于军事是门外汉，宣布由毛泽东全面指挥战争。

第二次反围剿最值得一提的是东固隐匿。红军主力3.2万人于4月30日进入东固山区隐藏，家家户户都住满了人，白天上山躲避飞机侦察，晚上才回来睡觉。连续15天，红军意志力经受了极大考验，粮食不够，活动严格限制。敌军三面包围，最近的地方只有30里，三人团有点沉不住气，多次催问毛泽东。毛泽东的回答是，一定要等敌人离巢。

5月14日战机出现，彭德怀的红三军从郭华宗部与蔡廷锴部之间的20里夹缝中钻出去迂回包抄，红四军和红十二军“飞将军自重霄入”，一举歼灭敌二十八师大部。公秉藩夹在俘虏中，谎称是书记员，领了赤卫队一块银元的路费侥幸逃脱。

5月17日至5月31日，红军自西向东“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五战五捷，共歼敌3.3万。

第三次反围剿是蒋介石在痛定思痛中亲自指挥的，共调集30万人马。

经历第二次失败，蒋介石还真哭了鼻子。1931年6月6日，在南昌的原北伐军司令部大厅召开的剿匪会议上，蒋介石以哭声发誓：

三个月内定当肃清江西赤匪，不成功则成仁，如不获胜，定当自刎首级。

众将领也都跟着做哽咽状。

7月1日发布总攻命令时，红军主力还在闽西休整。这一次是毛泽东失算，他原先以为敌军怎么都要等新谷下来以后才有可能行动，没料到才一个月又卷土重来。而且这一次蒋介石又改策略了，是“长驱直入”加“步步为营”。

到了7月中旬，根据地的重镇广昌已经失守。若不及时千里回师，根据地一旦被敌军站住脚跟，红军的优势便不存在了。7月25日，经过半个月的酷暑行军，红军进入兴国县境。朱毛的策略是先打北方来的部队，完成这个战役构想的关键是要完成两次穿插：让三万多人从敌军的结合部钻出去，有人比作骆驼穿针。所幸的是两次都做到了偃旗息鼓衔枚疾行，由于熟悉地形又有苏区群众的赤色警戒，经常是与敌军只隔一座山头而对方浑然不觉。尤其是通过尖脑岭的危险程度，毛泽东也说是“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惊险危急的一次”。

到8月底，蒋介石的十几万大军已经不断重走回头路，饥不得食倦不得眠行不得安。而红军在兴国茶园等地养精蓄锐半个月了，正在等待战机。这时，蒋介石已经不得不面对桂系、粤系的发难，回过身来对付“两广事变”，9月2日下达了全线撤退命令。朱毛却认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有这么便宜，必须留下买路钱。

到9月15日，红军六战五捷，歼敌两万。遗憾的是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被飞机炸弹击中，当场牺牲，全军痛悼。毛泽东书挽联：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

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

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至此，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中央苏区的根基，建立与南京政权对峙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迫在眉睫。当初项英就是为这个事来的，筹备了一年半，共产国际对于一再拖延已经非常不满，电报催促多次。远在上海的以博古为首的中央也讨论过多次，在哪里定都，谁出任主席等等。唯独对最该总结的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不够关注。

以今天的眼光看，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至少有三方面可记取：

一是发挥根据地的优势，“诱敌深入”的策略正确；

二是“富田事变”的负面影响并没有党史专家夸张的那么严重，干群关系、军地关系、群众的支前热情并没有遭到破坏，土地革命依然是主旋律；

三是在军阀混战的条件下，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还有很大空间，苏区建设完全有可能形成规模。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相继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和宁都起义等重大事件，整个形势的发展对革命非常有利。如果当时共产党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方针，发展这一大好形势，将会极大推进革命的进程。然而，尚处于幼年期的党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路线”逐渐在全党占了上风。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名义上毛泽东担任主席，实际上已经被排斥在党的决策系统之外了。

苏区中央局取代总前委，客观上已经意味着毛泽东在党内事务上不能参与决策了。尤其在重大政策上，他的观点往往被批评为“狭隘经验论”，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不说话。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为便于熟悉情况，仍由毛泽东主持苏区中央局的会议，但当时毛泽东的处境已经非常困难。

在苏区中央局讨论研究中共临时中央要红军攻打赣州的指令时，毛泽东不同意立即打赣州，当时就有人表示：“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

1932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毛泽东在讲话时没有提日本占领东北就是为了进攻苏联，也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之类的傻话。有部分人便借此批评毛泽东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保持沉默，再也不开口，会议陷入僵局，只好中途更换主持人。

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原由，主要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内高层对形势的判断依然以共产国际的意志为圭臬，实际上比李立三更加激进盲动。加之顾顺章、向忠发叛变以后，中央机关在上海已经很难生存，高层领导干部陆续进入苏区，也改变了党内的风气，“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自然处于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