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禾： 城市更新——多维价值导向下的共生共利
采访刊载于《建筑实践》044期特辑：
激活城市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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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禾
SHEN He
水石设计
创始人、设计总监
采访：忻运、周荣敏
Interviewers: XIN Yun, ZHOU Rongmin
AP 特辑人物
沈禾，建筑学硕士，水石设计创始合伙人、设计总监，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客座讲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主持设计过酒店、住宅、城市综合体、产业园区等多类项目，带领设计团队荣获众多国内外建筑设计荣誉，近年来关注数字设计领域和城市更新等方向。主要学术著作有《更新城市：价值驱动下的城市再生》《城市再生中的开发与设计》《城市主题产业园设计与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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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于1997年入学东南大学建筑系，恰好经历了学院教育不断创新的年代，既体会到老一辈的东南教育传统，又经历了新的思潮的冲击。这段求学经历对您的建筑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沈禾：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给人感觉比较传统，历史上从这里走出了很多优秀的学者和建筑师，因此这样一所传统学院的学子会被教育，设计产生的价值是可以传递和描述的。
这是一种正向的影响，但同时又隐含着一个矛盾。所谓的“新思潮”是对建筑设计的现代性的不断追求，这种追求相对来说是理性和独立的，它会要求你用更现代的建筑生成逻辑和个人精英式的理解去设计。但对于东南大学，它在1997年后的变化不是一种突变，仍面临历史传统的继承问题。所以在我的求学阶段，一直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
这个话题跟今天要讨论的城市更新也有关。无论怎样回应城市问题，城市更新永远同时受到新旧两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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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自学生时代就积极参与各类媒体实践，包括在校期间担任东南大学系刊主编、工作之后发起各种展览、沙龙和书籍出版的交流活动等。您认为网络时代的媒体传播应该给建筑行业带来什么？
沈禾：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两个看起来矛盾的观点：一个是建筑行业如何融入网络时代，另一个是如何抗衡这样的传播对设计实践的影响。
一方面，媒体对建筑实践能起到正向作用。一直以来学术和实践分离的现象很普遍：掌握实践话语权的人和掌握学术话语权的人，很可能不在一个体系下交流。因此当代媒体的一项很有挑战性的责任，就是把学术和实践放在同一体系下进行比较和对话。而网络时代的媒体则更可能催化年轻设计师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传播方式去展示他们的作品。另一方面，与更讲求时效性、更追逐热点的媒体相比，建筑行业的媒体尤其是纸媒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需要继承一些传统的价值观，用建筑学的语言去记录时代，发掘和整理多年后人们依然能借此了解这个时代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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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的内涵是丰富的，它既可以是有组织、有目的一系列整治、改善、重建、活化和提升活动，也可以是一段有机生长、没有明确起点和终点的过程。您和您的团队怎样理解“城市更新”？
沈禾：
对于水石设计（以下简称“水石”）这个机构而言，参与城市更新的过程也是逐步对城市更新形成认知的过程。水石参与的红坊项目（上钢十厂改造）始于2004年，持续了很长时间，2016年又开始二次更新，大部分拆除后进行房地产开发。这对于一个成熟的社区来说是遗憾的，我们由此开始反思城市更新中功能转换的价值逻辑和持续更新的问题。红坊的城市更新过程显然是以价值为导向的，但价值提升是不是评价城市更新好坏最重要的维度呢？2020年水石出了一本书， 《更新城市：价值驱动下的城市再生》， 把视野从单一地块上升到整个城市地块去看待城市的发展，把关于城市更新的研究视角，从红线内往红线外、往历史场景、往历史片区拓展。这其中包括多类基于不同城市的更新逻辑：上海是一类，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一类，江南手工业城镇也许又是一类。今年我们也做了一本小册子，叫《街区更新》。街区更新强调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着眼点落在发展水平层次及居民生活幸福指数的提高上，体现了“人民城市”理念。可以看到，水石对城市更新认知的形成经历了3个交替的阶段：从单一的价值观到多维的城市运营价值逻辑，再回到最基本的城市使用者的体验维度。
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红坊） © 罗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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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您提到上海红坊项目，水石设计在这个项目中强调设计对全周期的规划管理与控制，但多数时候设计师的话语权有限，往往难以真正参与项目的前期策划与后期运营。对此您和您的团队有没有相关经验或思考可以分享？
沈禾：
很难说设计师一定能够主导或者参与全过程。水石强调对全过程的规划、管理和控制，这是从红坊等强运营类改造项目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一个项目的成功并不取决于建成那一刻静态的照片，其运营成功与否需要时间的检验。既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前期设计团队必须去了解在此全过程中，到底有哪些因素在影响它。根据水石的经验，这类项目一般由3个维度主导：政策、成本和运营。
在政策维度上，旧建筑再利用未必都有合理的法规政策保障、成熟的社会环境以及明确的主管部门，有时只有宏观政策可作为依据，这就要求设计团队在进行策划或运营相关的设计时，对政策予以充分考虑。在成本维度上，所谓的“成本”，考虑的不仅是建造和改造的成本，还有项目投资能否取得合理回报。单体项目的成本控制是相对容易的，但在大型项目或者片区式的城市更新项目中，成本往往对采取何种更新方式有决定性影响。在运营维度上，要考虑如何使项目有持续的核心价值输出，这会极大地影响到更新改造策略的选择。
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红坊） © 罗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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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 “微更新” 概念，并在社区内进行试点，至2022年上海 “微更新” 实践已进入第7年。水石设计也参与了上海徐汇区田林社区、乐山社区等居住区的街道更新。街道更新与常规的公共建筑更新有何不同？
沈禾：
这个问题仍和刚才的问题有关，一旦从政策、成本、运营的角度去理解街区更新，就会得出与单体建筑更新完全不一样的目标、手段和路径。
首先是目标的不同，它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受政策的影响，以改善民生和改良公共空间环境为目的。第二个不同是手段的不同，在物权和责任都相对不明确的情况下，街道更新往往采用社区共治或参与式设计的手段。为什么它是“微”更新呢？因为目前的政策只允许我们在一个比较模糊的界面下进行这样程度的改造提升。由于没有明确的红线或运营主体，我们只能用一种参与和议事的方式去梳理更新内容。以田林社区和乐山社区的更新为例，都是先立项，再通过与沿途的学校、商户、居民进行一系列讨论来确定更新的边界与设计范围，采用的手段相对来说是跨学科跨专业的，除了建筑和景观，还涉及市政建设。第三个不同是路径的不同。我们面对的是一套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即这些微更新项目往往是与绿化改造、人行道系统、排水系统等公共系统的治理一起来做，它的路径更偏向于社会治理或社区优化，有别于纯建设地块的报批流程。
上海田林东路街道公共空间提升设计 © 杨阳
当下城市更新面临的是社区整体优化改进的问题。很多街道和绿化体系每年都在不停地施工、维护，却缺乏总体的控制。相比之下街区更新是设计师从一种系统性的、社区活化的角度去整体参与到自下而上的街道更新项目中，它一定是可持续的。
上海乐山社区街道空间更新 © 杨阳
上海乐山社区街道空间更新 © 王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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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更新”主要针对公共领域，也触及到管理部门权责分配、资源梳理等城市改造中更深层次的利益相关问题。可能会有一些声音觉得“微更新”是在做“涂脂抹粉”的工作，作为建筑师您如何看待并回应这些问题？
沈禾：
之所以有“涂脂抹粉”的担忧其实是因为它的权属边界不明确，在功能定位或运营主体缺失的情况下，设计师只能凭借个人的经验、判断，以及对新和旧的理解去进行改造。但“微更新”最大的问题，同时也是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这个“微”字——它足够小，不妨碍大家凭更主观的经验来进行一些实践，容许出错、容许未来对它进行二次更新，所以我对这件事持积极的态度。
回到权责分配的问题上，城市的绿化、排水、路灯等基础设施都由彼此独立的部门进行建设和管理，没有整体牵头部门，在社区层面可能会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均与浪费。现在我们想做的就是在一个系统内，整合这些资源，把它们倾斜到更有需要的口径。比如在乐山社区，我们对建筑外部的所有环境进行梳理，列出包含了小区围墙、公共厕所、局部道路界面、小区菜场改造等在内的任务书。当我们为这些曾经理所当然由不同责任主体来负责的事树立更完整和清晰的目标后，社区管理者和社区居民也会被吸纳到设计范围的商定工作中来，形成更有凝聚力的社区文化。
“微更新”更像是城市的“触媒”，你引入了一种催化剂，在不同街区的不同角落，用不同方式进行一些实验。哪怕它是“涂脂抹粉”，当足够多来自各方面的人参与到“微更新”后，它就给社会增加了一些面向未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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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项目中，旧建筑的再生往往伴随着新业态、新功能、新人群的注入，您认为这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既有居民的生活习惯产生挤兑？水石设计在实践中如何看待和回应这种“挤兑”的潜在可能？
沈禾：
更新改造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缙绅化（gentrification），这不光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从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到莎伦 · 佐金的《裸城》，都探讨过城市发展应该更偏向地方的传统、原住民的利益，还是考虑更大范围的发展需要。
无论是街区更新还是历史文化风貌复兴，其面临的问题总是多方面的，既要考虑城市发展，又要考虑产业导入，还要解决民生问题，设计师如何仅凭个人经验来判断所做的设计是不是居民想要的呢？我们只能试图从实践中去解决每一项内容的公共性问题。在我的理解中，每个城市更新项目都是一次显示社会公正和修正此前的分配不均的机会，所有的城市再生项目，都应该被放回城市环境中。
举个例子，我们近期在苏州的历史城区做了一个更新项目，它的周围全是老建筑。我一开始很担心它难以被周围居民接受，因为新建的是一座奢华的五星级酒店。但建完后居民的反响良好，因为我们设计的不是一个封闭的场所，而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空间，产生了一种面向各年龄、各阶层的更广泛的公共性。它不仅带来了外来的游客和商务客人，甚至吸引了一些本已不在老城生活的原始居民的后代回来。同时这个新空间又与老城结合在一起，系统地还原了大家记忆中的一些苏州的生活场景，体现出“原真性”。这样的项目是给社会各阶层、各收入水平的人的一次机会，让他们能够相对平等地去享有一座城市的发展。
苏州竹辉饭店 © 胡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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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们的生活受到了疫情、自然灾害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城市空间的应急、应变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更具前瞻性地把这种应变力纳入城市更新项目的考虑中？
沈禾：
一座城市的韧性不光意味着对紧急情况的处理能力，更意味着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它的空间格局和产业布局应该有更好的价值分配。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往往把不同的功能区域分开，但这是不可持续的，会带来许多环境和交通上的压力。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产城一体”规划对于回应这个问题就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城市韧性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城市功能的复合，即城市的各种功能可在一定范围内自行循环。以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为例，1996年其开办之初，周边几乎没有配套生活、商业和交通设施，也没有产业空间。而今天那里周边一项很重要的需求，是大量服务于高校的科创产业孵化研究基地。因此，我们在毗邻交大的大中华正泰橡胶厂的改造设计中，提出“利用更新实现产业和城市配套复合”这一概念，如此，人才可以留下，城市运行的压力也得到缓解。
当疫情来临时，我们的公共生活空间被压缩到了一个更小的范围内。这意味着如果在那样一个限定范围内可获得的公共资源或服务不够有效，于身心健康都是不利的。小区封闭管理期间因缺乏公共服务保障引发过诸多次生灾害，同时还暴露了快递管理、安全保卫等方面的问题。以水石的经验为例，在做田林社区更新时，这些问题还不怎么突出，但随着疫情的升级，在乐山社区更新中，我们对于老旧社区入口的人性化设计相应融入了更多的社会治理环节和互助设施。
如何在我们生活环境的周边创造更多更具包容性的公共空间和服务体系，是城市更新、社区更新、街区更新需要关注的。一个城市除了大公园、大绿地、体育场、歌剧院以外，也要有口袋公园、小区的景观绿地、良好的楼道管理措施、安全的入户体系等，这些都是城市韧性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城市韧性产生于不同的层面，既有宏大的叙事，也有对每个人的权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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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更新的进程中，无论采用何种设计方式，被保留的建筑物或结构在新的语境下必然会改变其原有的意义。能否结合您的实践经历讲讲，如何在保留物的文脉价值、经济价值和空间功能价值之间取舍以找到平衡？
沈禾：
我们在烟台将一个建材厂改造成了党校。为什么厂房能和党校产生关联呢？有机缘巧合，也有其内在逻辑的因素。党校实际上有点像大学校园，大家在一个小小的社区里面进行封闭式学习。厂房的空间结构是开放式和并联式的，里面都是比较同质化的空间。我们在改造中延续了这种开放的空间价值，把这些厂房全部联合在一起，使很多功能区都集中在同一个屋檐的好几个大空间下。这就有点像庙宇或教堂，倡导一种平等的交流，即大家可以自由争论一件事情的、非二元的价值观。我们回访项目时了解到，校长和很多学员都对这个党校很满意，觉得它不像普通党校上课、吃饭、睡觉三点一线，而是把各种活动容纳在一个大空间里，鼓励交流和讨论。在这个项目中，空间的价值就在不一样的功能之间完成了传递。
烟台城市党建学院 © 何炼
关于历史文化价值的保留，我们2021年在昆明完成了一个古村落改造项目，改造对象是滇池边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渔村。渔村里曾有300多户人家，其中一小半现已被拆除。这个项目带有一些地产属性，但作为设计师，我们还是要研究村落的肌理，因为这类村庄多为近百年来不断加建而形成，村庄整体的聚落形态价值大于建筑单体价值。在这个项目中，我们主要以一种补缺和延续街巷或肌理的手法去延续它整体的历史价值。这个村子在改造后，已经吸引了很多游客、年轻人、艺术家聚集。所以即便新的语境改变了原有的功能，但仍会有一些价值的延续。
昆明卧龙古渔村 © 王志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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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更新的说法，有“改造”“更新”“再生”“共生”等，您如何理解这些提法的差异？您认为当前环境下的城市更新将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对此您有什么展望？
沈禾：
“改造”更侧重于物理空间的改造，对应英文通常叫“transformation”或者“restoration”。“更新（renewal）”的对象可以是城中村、历史文化街区等，尺度更大，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城市面貌提升，无论具体手段是拆除新建、改造还是新旧结合，其追求的重点在于“新”，价值衡量维度依然比较单一。“再生（regeneration）”强调活化，它的手段往往是在不改变原有结构的前提下慢慢引导发展，这其中呈现出一种多样性，除了追求经济价值，还有城市竞争力、文化传承、社会公平等方面的考虑。“共生”相对来说更宽泛， 是一种人和自然共同生长的理想，更接近一种哲学层面的状态。这4个词的含义有所不同， 对应的需求也有所变化。而“共生共利”始终是最终的目的,无论是物理空间的改造，还是城市大面积更新，抑或是偏重于优化提质的社区、产业、环境再生，都存在各种利益的动态平衡，有“共生”的语境在其中。
与其说城市更新面临的挑战和我对此的展望，我们不妨讲讲机遇。城市更新的机遇既来自未来， 尤其是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成本优化及城市管理水平提升所产生的新要求，也来自城市竞争力和活力提升的需求。每一次城市更新都是一次提升城市竞争力和活力的机会，如何更好地分配资源，以触发城市产业和城市文化的发展，这是时代给予我们的挑战和机会，也是设计师在未来不同维度的城市更新项目中需要坚守的设计目标。
本文图片均由 水石设计 提供
本期杂志编辑 / 忻运、周荣敏
校对 / 郭晴
编辑 / 高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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