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晓明： 历史、自然、艺术激活城市记忆
采访刊载于《建筑实践》056期特辑：
上海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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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明
SHEN Xiaoming
上海明悦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创始人、总建筑师
采访：严安妮、高静
Interviewers: YAN Anni, GAO Jing
AP 特辑人物
沈晓明，上海明悦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建筑师。现为中国建筑学会资深会员、中国建筑学会首批专家库专家、中国建筑学会城乡建成遗产学术委员会理事委员，上海市建筑学会理事、上海市建筑学会历史建筑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建筑学会城市更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修缮（装修改造）工程专家库专家、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城市更新（历史建筑保护）资深专家、上海市文物保护专家。沈晓明在从事历史建筑保护和设计工作的20余年间主持完成了大量优秀作品，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
AP
请问是什么契机使您进入上海的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和城市更新领域？
沈晓明：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所谓“契机”可能就是一种选择。我喜欢历史，也喜欢绘画。在建筑学科内能将历史和绘画结合得比较好的，便是历史建筑保护修缮领域了。在一次次选择中，它顺理成章地成为我深耕的专业领域。
在工作的前几年，我通过项目实践一步步地向它靠近。1998年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大楼建设项目算作一个引子，2003年上海音乐厅的平移与加建项目则是一个转折点，2005年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的修缮是我在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和城市更新领域中真正的开始。
上海音乐厅 © 许一凡
1993年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本科毕业后，我在上海、深圳两地都工作过。1996年，我从深圳又回到上海，参与的主要工作是设计新建的学校、法院、医院等建筑。当时正值最高人民法院推行基层法院建设，我负责设计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建大楼。为了完成相关领导提出的西方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要求，我经同学推荐来到东南大学建筑系图书馆，找到了一套杨廷宝先生从欧洲带回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测绘资料集。这些图纸的绘制水平都极高，还包括了详细的墙身剖面、石材分缝、拼接、转角等各式细部图纸，为我深入学习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设计提供了极大的专业支撑。也是从这时起，我开始了对西方学院派古典主义建筑的深入学习。
除了设计，西方学院派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新建建筑的建造施工在当时也存在一定难度。1949年前，上海的营造厂内有一大批能做这类建筑的工匠师傅。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大都加入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建筑工程局（今上海建工集团）。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类工匠已非常稀少。为了精益求精地完成项目，我们先在闵行莘庄法庭的建设中试验了西方学院派古典主义建筑中所需的各种经典柱式、装饰门窗套、檐口与基座、线脚、水刷石以及斩假石等工艺，并培养了一批熟悉这些工艺的工匠。有了在测绘图集中学习到的西方学院派古典主义建筑语汇，再结合实际建造中总结出的施工工艺、构造做法，我才正式开始了闵行区人民法院大楼项目的设计工作。这个项目成为我进入历史建筑保护修缮领域的引子。尽管因为建筑的形式与风格问题我受到了一些批评，但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类似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这样新建的西方古典主义风格建筑也是需要的，它一定程度上抢救了正在失传的上海近代建筑中特殊的建造工艺和材料做法。1999年项目完成后，我认识了章总（章明，上海历史建筑保护专家）并顺利加入了她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上海章明建筑设计事务所。
在事务所内，我最开始主要负责新建建筑的设计工作，直到2003年，机缘巧合，我被推荐中途加入上海音乐厅平移与加建项目，从而接触到了真正的历史建筑。当时项目进度紧张，原历史建筑部分的平移和加建部分的结构施工都已完成，但加建部分的外立面方案尚未确定。与新建的闵行区人民法院大楼不同，上海音乐厅是一座建造于1930年的西方新古典主义风格剧场建筑，由中国第一代建筑师范文照和赵深设计，也是上海市1989年公布的第一批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接手后，我花了10天时间，仔细查阅了音乐厅原有的外立面资料，在朱虔、徐李洁两位助手的协助下，绘制完成了后续工程所需的图纸。接下来，我就成为了这个项目的设计例会召集人，并参与管理现场的工程质量。
上海音乐厅项目成为我进入历史建筑保护修缮领域最重要的转折点。在该项目之后，我在事务所内的工作方向也发生了改变，开始既做新建项目，也做历史建筑保护修缮项目。经过了解，我发现当时欧美地区的建设项目大多是城市更新类型，在完成上海音乐厅的平移与加建后，我开始认定：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和城市更新领域今后在我国必将获得长远发展。
当时上海各家设计单位编制的历史建筑保护修缮设计文本普遍非常粗浅，既缺乏对历史建筑保护理念和设计原则的认识，也缺乏制定针对性设计策略的方法。2004年前后，经郑时龄院士的引荐，我结识了当时在同济大学客座任教、教授历史建筑保护技术课程的科拉多·拉蒂纳（Corrado Latina）教授，他是研究意大利历史建筑的专家，对建筑遗产保护的原则和方法极具见解。因此，我邀请了拉蒂纳教授为我们的设计团队讲授完整的意大利建筑遗产保护课程。由此，我们开始接触三维激光扫描、温感、红外线等应用于历史建筑的无损检查技术，并学习历史建筑保护修缮的重要研究方法，即历史研究、现状调查和价值分析。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拉蒂纳教授对我影响至深，我终身感激和怀念这位前辈。
在接下来的上海外滩中国银行修缮项目中，我有了一个全过程参与历史建筑修缮、并尝试采用科学的建筑遗产保护修缮设计体系去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机会。鉴于当时还没有历史建筑修缮方案编制的规范或导则，我们团队尝试将意大利的建筑遗产保护修缮方法运用到方案文本的编制中。因此，我们成为所有竞标单位中唯一一家完成了完整的历史研究、现状查勘和价值评估三大研究报告的单位。我们基于这些严谨的研究基础所完成的保护修缮设计方案，成为中标的实施方案。最终，中国银行大楼修缮顺利完成，我也凭借在不同设计实践中的经验积累，真正进入了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及城市更新领域。
中国银行 © 许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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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个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海历史建筑保护及城市更新的发展可以说是并行的。从您和章明老师共事进行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到后来自己成立事务所、再到成为上海历保和城市更新方面的专家，上海在这一领域的关注点和实践让您看到了哪些变化？在此过程中，您对该领域的见解又有怎样的深入与转变？
沈晓明：
自1993年我来到上海参加工作，到今年整整30年，基本与上海历史建筑保护和城市更新的发展并行。
其实上海对历史建筑的修缮在1949年前就存在，房屋修缮便涉及这一领域。但房屋修缮与现在建筑遗产保护修缮并非同一个概念，前者类似于一种建筑的保养维护，是基于住户提出的要求进行的较为被动的修缮活动，主要由市级、区级的房修队负责。
我认为上海当代建筑遗产保护修缮领域标志性的开端，是1997年外滩12号汇丰银行大楼保护修缮实践，它标志了上海对历史建筑的认识从“房屋修缮时代”转向了“保护修缮时代”。该项目由章总主持，是对已有70余年历史的老建筑进行全面的建筑修缮和设备更新。此次修缮的成功，让公众认识到历史建筑在城市中的重要意义：它们是人们认识城市历史、感受城市文化最直接、最真实、最具力量、最能产生情感共鸣的媒介。
外滩12号汇丰银行大楼保护修缮项目结束后，章总成立了上海章明建筑设计事务所，并将历史建筑保护修缮作为主营业务。2007年之后，上海其他从事历史建筑保护的专业设计单位相继成立，上海历史建筑保护的设计水平有了很大的飞跃。整体而言，建筑遗产保护修缮在历史及现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价值分析的学术高度、保护修缮的技术难度、活化利用的设计难度等各方面与一般的房屋修缮都不可同日而语。
衡山宾馆 © 许一凡
此时上海的建筑遗产保护基本针对历史建筑单体进行。在历史建筑单体的保护修缮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历史建筑的“三性”。
一是历史建筑的历史性，即大众关于历史建筑的认知。历史建筑拥有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历史气息，这是一种感性认识。保护修缮后的历史建筑，也必须能被人们一眼就辨别为历史建筑，这是保护底线。二是历史建筑的文献性，即历史建筑在考古中的古物发现。它是专业人士从不同专业及不同维度都可进行研究的信息的总和，是考古学的理性材料。保护修缮完成后的历史建筑，必须仍然是各专业人士、各学科研究的宝库，这是保护内涵。三是历史建筑的时代性，即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这是当代人在当代生活中与历史建筑的历史共情和在守正创新的使用中再创的时尚文化，是建筑学的更新发展。保护修缮完成后的历史建筑，必须仍然是城市生活中最吸引人、温暖人、感染人的空间，这是保护的时代意义。
10多年前，上海实现了历史建筑保护规范和方法的突破。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契机，以外滩源174街坊、思南公馆、建业里等整街坊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为代表，经上海市规划局、上海市房管局、上海市文物局通力合作，梳理了整街坊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和城市更新的规范和做法，使上海的建筑遗产保护范围从过去的“单体”扩展到了“街区”。
荣幸的是，我从2007年开始负责上海外滩源项目。以这个项目为起点，我们的团队又开始思考怎么做好街区尺度的历史建筑保护，并实验出了一套在城市更新领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守住保护底线，平衡地块经济，分类保护和精细化利用。
首先，明确历史风貌保护的底线。我们将沿城市道路的界面定义为第一界面，沿公园绿地的界面为第二界面，建筑物和建筑物之间的巷弄为第三界面。在第一、二界面内所有具有保护身份的历史建筑、价值较高的历史建筑、对城市景观有重要影响的历史建筑，全部保留。同时，为了平衡地块经济，需要将非历史建筑拆除进行新的建设。在外滩源项目中，沿圆明园路道路界面上的历史建筑没有一栋被拆除，守住了保护底线；通过拆除远离外滩的虎丘路上的非历史建筑，得到新的建设用地进行新建筑的插建，来填补保护历史建筑所投入的大额成本。经实践，这样的保护模式和地块经济平衡方法是完全可行的。“留、改、拆、建”的控制图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当然，不是所有保留下来的历史建筑都应该采用相同的保护方式。每栋历史建筑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各有不同，还有些建筑虽然在整体上价值不足，但其某一立面或某构件上具有独特的保护意义。所以针对不同类型、不同保护等级、不同价值的历史建筑，应该采用分类保护和精细化利用的方式，而非一刀切。
现在，我认为上海应该再一次突破保护观念。我们不应把历史建筑的修缮和风貌片区的更新当做是建设项目，而更应将其作为文化项目。
从上海的历史建筑保护的实践历程来看，过去已经实现了从“房屋修缮”到“单体保护”，再从“单体保护”到“街区保护”的跨越，现在又从“街区保护”发展到了“文化保护”，其标志性的事件，当属城市可阅读模式下的“城市漫游”（City Walk）和“城市考古”。上一个阶段的历史建筑修缮非常注重技术，但现在可能我们更应该关注技术、人文和生活的彼此融合，关注“建筑遗产”和“建筑遗产保护”的本质。在我看来，建筑遗产的本质是文化遗产，建筑遗产的保护，本质上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这种文化遗产保护应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指导下，运用文物保护领域和建设领域的专业技术来进行。我们需要抛弃在建筑遗产保护领域中存在的逐利性的建设意识。只有在建筑遗产保护领域中有了文化保护意识，建筑遗产领域发展才具备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AP
明悦建筑（HNA）成立至今已有10年，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是怎样的契机与想法，促使您独立执业创立事务所？可否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人员构成、工作重点及项目的展开方式？
沈晓明：
我成立事务所的缘由与历史建筑保护修缮领域的实际工作方式相关。作为上海历史建筑保护领域较早的从业者，我认为该领域的工作需要多学科复合的能力，即通才的一面。一方面需要花费较大的精力进行历史研究，这与历史学相关；此外，也需要丰富的历史建筑知识和现场查勘经验，以便分辨历史建筑的建筑信息，这属于考古学的范畴；最后，还需要在保护的底线上，让历史建筑更好地为当今社会服务，这需要建筑学的设计能力。总体而言，这是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等3个学科的交融。独立的事务所，可以让我们有复合型的人员配置来适配历史建筑保护与城市更新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在事务所内，每个人的擅长之处各有不同，便又有了专才的一面。在历史街区类项目中，我们会分为不同的团队进行工作，包括历史研究团队、建筑调查团队和方案设计团队。各团队内部协作，这也是事务所的优势。我们团队总共30多人，这样的体量允许我们只承接合适的项目，不必为养活更多的员工而不得不承接于我们并不合适的项目。
事务所目前的工作对象主要聚焦在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包括5个主要方面。一是保护规划的研究，主要是为政府部门提供前期的保护研究与规划指引。二是文物建筑和优秀历史建筑的修缮设计。三是历史街区内的新建、改建和插建，特别是保护风貌地段的更新改建。四是城市更新的设计，包括两个板块，一个是风貌保护街坊更新，另一个是工业遗产更新。五是与政府部门及行业同仁一起参与行业各项规范的研究制定。从流程上来看，事务所的业务范围涵盖了从前期的策划、方案设计，到施工图设计、室内设计、景观设计甚至策展设计，贯通了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的整个过程。
AP
您曾提到过“城市针灸”“城市经络”等理念，请问什么是“城市针灸”模式下的历史建筑保护与城市更新实践？它将如何激活上海城市记忆？
沈晓明：
“城市针灸”（Urban Acupuncture）理念最初由西班牙建筑师和城市学家莫拉勒斯（Manuel de Sola Morales）于1982年提出，是一种催化式的以小尺度改造为主的城市更新模式。它通过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以“点式切入”的方式进行小规模改造，触发其周边环境的变化，最终起到激发城市活力、改变城市面貌、推动城市更新的目的。
由于“城市针灸”较好地体现了历史建筑保护的真实性原则、完整性原则、最小干预原则，其正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近年上海城市的历史建筑保护和街区更新中。小到一个优秀历史建筑单体的保护修缮，及至中等尺度的一个历史街区、一段历史风貌道路的空间和景观整治，大到一个历史文化风貌区或城市滨水岸线的文化和生活品质的提升，这种方法已被证实简单有效且破坏性较小。目前上海的历史建筑保护与城市更新已从“街区保护”发展到了“文化保护”，这样的转变能够将历史建筑在城市生活中最独特、最有魅力的部分连接在一起。“城市针灸”和“城市经络”等理念与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城市更新相结合，我便是从这里有感而发。
上海众多的优秀历史建筑，就是上海城市文化极其重要的城市穴位。在经历了1994—2000年左右实验性的保护阶段后，2001—2009年近10年间，上海的城市更新历史风貌保护实践经过了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循经点穴，起步发展”的阶段；从2010年至今，又是10多年过去，上海见证了历史街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循经传感，蓬勃发展”。
如果我们把上海城市街道界面当作城市经络，那么风貌保护街坊、风貌保护道路等则是其中最重要的经络，其复兴发展对继承和延续城市记忆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们留下了“树、船、河”的开端记忆，留下了“渔村、县城、通商大埠”的历史印记，留下了“北市兴起、上海开埠、市政新姿、航运发达、贸易兴盛、金融先行、工业奠基、飞跃发展”的城市传奇。历史建筑无疑是重要经络上的重要穴位。“城市针灸”则是抓住城市历史建筑这个关键穴位，抓住城市历史街道界面这根关键经络，将力气花在重要的地方以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对这些优秀历史建筑进行精心修缮，这些穴位擦起的一点小火花就可以激发一股蔓延的电流，激活城市记忆，令城市的文化精神为之一振，这就是真正的城市针灸。
AP
您认为明悦建筑（HNA）所代表的“历史（History）、自然（Nature）、艺术（Art）”设计理念如何与上海城市更新特质相契合？
沈晓明：
HNA是对“历史、自然、艺术”3个主题词的概括，也是我们进行保护修缮设计的核心理念。
将“历史、自然、艺术”作为核心设计理念始于2019年。这一理念在上海市武康路100弄项目中被提出并实践，该项目被评为2019年全国优秀古迹遗址保护示范项目，得到了很多国内知名专家的认可。所以它从被提出的那一刻起，就与上海的城市更新相契合。现在，这已经是我们团队坚守的核心理念。
“历史”，代表了我们的保护理念。保护历史建筑的历史性、文献性和时代性，是我们工作的底线和为之骄傲的责任。
武康路100号 © 林山
“自然”，意味着我们不仅要保护历史建筑，同时还要保护历史建筑所在的自然环境，即便是一棵树、一块石头，这些有价值的环境要素都需要被保护。例如，夏衍旧居前有一棵夏衍儿子栽下的香樟树，虽然它对历史建筑正立面有所遮挡，但我们还是精心保护了这棵郁郁葱葱的香樟树。复旦大学玖园里苏步青旧居前有一棵藤，其书斋因此名为“藤庐”；谈家桢（陈建功）旧居前有一株暗香浮动的腊梅；这些藤也好、梅也好，都需要得到妥善的保护，都是历史建筑和历史人物活着的见证。
夏衍故居 © 林山
玖园内苏步青故居前的藤蔓 © 林山
“艺术”，则是我们希望在历史建筑中植入时尚艺术的生活，让历史建筑和城市文脉在现代生活中呈现开放的姿态。我们很少接受历史建筑私人业主的委托，因为这类业务很少能符合我们“将历史建筑融入当代生活”的核心理念，同时我们也拒绝私人业主对历史建筑进行不合理改动的期望。
历史建筑的开放性、公共性、文化性，是我们在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和城市更新中的重要追求。希望我们付出心血保护的历史建筑，都能让大家有机会走入其中、真正地体验到历史建筑本身的魅力。
AP
对历史风貌保护地块进行的城市更新，可以为原场所带来新的业态、功能和社群，提升空间品质、激发区域活力，但这一过程中也可能对地块的原有风貌及原使用群体等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譬如之前有学者们讨论过的“士绅化”“博物馆化”“同质化”等问题。您认为在上海的城市更新过程中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明悦建筑（HNA）在实践中如何看待、回应这一潜在的影响？
沈晓明：
在我看来，风貌保护街坊的城市更新与其他地块的城市更新是完全不一样的建设行为。城市更新的逻辑不应再是以城市开发为目标，而应该是让环境和生活变得更好，让每个利益相关者（如政府、开发商、原社区群体等）都得益。因此，在这种机制下的城市更新，核心是货值增值和利益分配。但对风貌保护街坊的城市更新而言，上海一共有250片风貌保护街坊，历史里弄官方统计的总建筑面积是730万㎡，它们都有严格的保护要求。我以张园案例来对上海历史风貌保护地块的城市更新进行说明。
张园西区更新项目的完成大大提升了原场所的空间品质、激活了区域活力，在更新过程中对地块历史风貌没有产生不利影响，原住民群体也通过征收和搬迁改善了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有学者提出了保护原住民群体利益，以及里弄建筑本身是否还能作为住宅功能使用等问题，并希望原住民群体回搬。但实际情况是张园征收搬迁前的居民大部分是“72家房客”这类社会群体，他们并非是张园历史上第一批居住者，也很难承担城市更新后回搬的成本。更新后开放的张园成为了大家的张园、上海的张园，实现了最大的社会价值；同时，张园的城市更新结合市政重大项目建设，实现地铁2号线、12号线、13号线三线地下换乘，完成区域活化和街区振兴。反倒是政府，为了提供地块征收的补贴和完善市政工程，承受了很大的资金压力。
张园鸟瞰 © 上海明悦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幸运的是，通过大量的设计实践，目前我们对这种风貌保护街坊的城市更新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工作模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真实性的底线原则、多元整体性的特征原则、时代性的创作原则”这3点原则，以此为基础使风貌保护街坊在城市更新后仍旧是原汁原味的历史街坊。
关于不少学者讨论的士绅化、同质化和博物馆化等问题，在我看来，历史建筑是城市中最珍贵的资源，但其价值不能只通过房地产市场价格来表现。正如我在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中所提出的，我们不应把历史建筑的修缮和风貌片区的更新当做建设项目，而应将其作为一个文化项目来看待。新的使用者不仅需要为历史建筑所处的地段和其建筑本身价值买单，更应该为历史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买单，自然需要支付较高的费用。这些附加价值导致的溢价部分，政府可以继续用于历史建筑和风貌保护街坊的保护与更新，形成良性循环。在我看来这不是士绅化，而是对社会资源的保护。另一方面，我认为真正负面的士绅化，是对历史建筑本身的一种不合理的改造；例如，将历史建筑立面改为更为现代的石材、玻璃、陶板等各类幕墙，这种破坏历史风貌的错误做法才是真正的负面的士绅化。
至于博物馆化和同质化的发生，我认为更多要归因于文化意识的误解和缺失,以及房地产开发的方式。过快的开发速度导致市面上出现大量雷同的产品定位、目标人群及策划方案。如果我们把历史建筑修缮和风貌街坊的城市更新仍然仅仅当作是建设项目，而不将其作为一种文化项目，在限购限价的政策下，这种现象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避免。
AP
当前，明悦建筑（HNA）作为历保设计团队深入参与了张园、外滩源等更新后具有商业功能的项目，您如何看待此类项目中历保设计团队的作用和重要性？在此类项目的工作过程中，与其他团队的合作是否遇到过一些困难？
沈晓明：
我们在项目中一般会承担3种角色。一是作为前期顾问，编制历史和现状研究报告，编制保护清单；如在张园、外滩源等项目中，我们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就是一张历史建筑保护控制底图。二是作为主要的设计方，全过程地把控项目。在前期顾问和主要设计方这两种角色中，我们都是主导方，重要性不言而喻。最后一种就是作为历保设计团队与其他设计团队合作完成一个设计项目。基于不同的理念和出发点，团队之间往往会存在一些矛盾。历保团队偏向于坚持保护的底线原则，而住宅产品开发的商业设计院会更关注历史建筑作为豪宅产品的配置、品控和溢价等。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政府部门为城市风貌保护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底线制定相关的工作标准；业主方可以在满足保护底线要求的前提下，追寻一种设计的灵活性；我们就需要在帮政府守住保护底线的同时，为业主合理地达成这种设计的灵活性。
目前为止，我们与其他团队的合作都比较顺利。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注重对项目及合作团队的前期筛选。我们需要的是能够互相沟通、理念接近的合作方和业主。一般在接项目之前，我们就会与合作者就此进行沟通。而小型事务所较小的运营成本给了我们一些小小的底气。
华东政法大学 © 许一凡
AP
在目前上海共建人民城市、“建筑可阅读”项目启动、《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上海市城市更新指引》出台、《城市更新行动方案（2023—2025）》颁布等背景下，可否请您分享一些对上海城市更新以及城市记忆保留与激活方面的展望？
沈晓明：
目前来看，各地的城市更新法律体系其实还没有十分完备。我们到底应该构建什么样的城市更新规则？城市更新怎么能让更新主体获益、让城市群众获益？城市更新如何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其中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历史建筑保护方面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法律和条例，但保护底线、保护方法、具体措施等重要问题尚未明确。历史建筑本身就是城市中最重要、最好的资源，但怎么把资源用好、保护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建筑遗产，本质是建筑态的文化遗产；建筑遗产的保护，本质上是建筑态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只有当我们把历史建筑保护作为一种文化项目来推进时，城市记忆的保留和激活才会越来越好，我也相信这一领域的前景会越来越光明。
本文图片均由 上海明悦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提供
本期杂志编辑 / 严安妮、忻运、高静
校对 / 郭晴
编辑 / 高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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