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亮：构建韧性城市医疗保障与健康堡垒
采访刊载于《建筑实践》027期特辑：
韧性城市，韧性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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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亮
CHEN Guoliang
华建集团专业总建筑师、建筑专业委员会主任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总建筑师、医疗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
采访：高飞、周淑倩
Interviewers: GAO Fei, ZHOU Shuqian
AP 特辑人物
陈国亮，华建集团专业总建筑师、建筑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总建筑师、医疗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兼任国家卫健委医疗建筑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医疗建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医院建筑系统研究分会副主任委员。20世纪90年代后期，陈国亮开始聚焦医疗建筑的设计和研究工作，先后主持设计了诸多关系国计民生、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医疗建筑项目，并参与编制了《绿色医院建设评价标准》《综合医院建设标准》（修订版）等国家标准、规范，出版专著《综合医院绿色设计》。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医疗建筑设计研究院成立伊始就致力于医疗建筑的设计与研究，设计建造了一大批具有社会影响的医疗建筑。2008年，由陈国亮领衔成立的“医疗建筑事业部”（后更名“医疗建筑设计研究院”），积聚了公司内医疗建筑设计专家，专门从事医院建筑类项目的设计、咨询及研究工作，创作大量优秀医院建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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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最初是如何接触并深入体育建筑领域的？而后又如何“跨界”进入医疗设施领域？
陈国亮：
我最早涉足体育建筑领域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资历尚浅的我有幸被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推荐，担任由魏敦山院士领衔设计的上海八万人体育馆项目的副设总。之后在其带领下，我们又一起参与建设众多项目。期间，我的专业技能不断得到提升，也认为自己会在这个领域不断探索下去。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时任上海院总建筑师的邢同和前辈建议我，作为一位年轻的建筑师，大可在尝试接触不同类型的建筑设计后再决定职业方向，从此改变了我职业生涯的走向。1996年，我跟着邢总开始了华山医院综合病房楼的设计。医疗建筑极具挑战性，也非常有意思，激发了我浓厚的兴趣。我就这样转至医疗建筑领域，一做就是二三十年。
上海八万人体育馆 ©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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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体育建筑领域的实践理论与学习中，是否有得到受用的体悟？对之后的医院设计是否起到了帮助？
陈国亮：
第一，体育场馆内包含观众、运动员、裁判、媒体、工作人员等诸多复杂功能流线。设计者需对其进行清晰梳理，使各流线间既相对独立、互不干扰，又安全便利；医疗建筑中患者、家属及医护工作者，无菌、清洁及污物等物品流线的组织与功能的配置所需的思考模式，与体育建筑别无二致。
第二，在体育建筑设计中，设计师不仅需满足体育赛事的要求，还需兼顾观众、贵宾、赞助方、运动员、裁判、媒体等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而在医疗建筑设计中，设计师则需倾听医院管理者、医护工作者、患者及家属的意见。设计服务于人，倾听并了解使用者真正的诉求，是我从体育建筑领域中为医疗建筑设计积累到的宝贵经验。
此外，从事任何专项类别的建筑设计，都需跳出专项领域限制，关注社会整体的经济与发展。在上海体育场项目中，我们对国内体育产业化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为实现多功能综合开发，保证其自身良性运营，在严格把控隔音效果的前提下，我们利用观众席后空间建造酒店，并使其与体育场运营相结合，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回报与支撑，对过去作为公共设施的体育建筑的运营模式进行了一次颠覆。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公众对医疗设施不断增长的关注度与期许，医疗建筑设计除满足基础的医用功能，亦需愈来愈多地将以人为本、人性关怀等理念引入其中，为使用者提供更好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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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医疗建筑领域的专家，您参与、主持过大批大型医疗设施建筑的设计，能否请您就医疗建筑设计工作的经历及难点进行介绍？
陈国亮：
首先，医疗建筑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要求设计师拥有庞大的知识面，故需要更多地关注国家的政策方针与医学的发展。一方面，国家政策的推行势必影响医疗建筑空间的创作；另一方面，快速发展的医疗设施与设备和诊疗模式的转变，对医疗建筑的功能布局、流线组织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除此之外，5G、AI等现代科技，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医院的运营模式。在我看来，设计师如果没有充足的知识储备，就无法与医护工作者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对话，只能称之为简单的记录。相较于其他建筑设计领域，医疗建筑设计师更需时刻贯彻自我学习与终身学习。
其次，医疗建筑设计师需要非常好的沟通能力。医院设计历来没有一套可复制的标准模式，医院不同学科间特点，甚至医疗工作者的不同背景、操作模式，对空间都会产生不同的要求。虽然建筑设计已有非常严格的设计规范，但这种人性的考量需要通过与医院管理层、具体使用者的交流中获得，并将建筑专业的价值与之匹配。
不同专科医院的差别是医疗建筑设计的另一个难点。首先，不同专科的综合医院，由于面向的使用群体不同，其设计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别；其次，综合医院的规模、辐射范围、专科特色、文化基因与历史传承的不同，都将反映在建筑设计中；除此之外，不同的地域与环境也会带来设计的差异性。
医院设计的“标准化”只适用于基本构成功能模块的制定，无法作为设计模板套用于整座医院。医疗建筑师需要更多地关注医院的使用人群、诊疗模式和患者的心理诉求，一旦开始深入思考这些内容，设计师的创作就是有缘由、有生命力的，而不再只是自我创意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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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一直是民生关注的重点，能否结合您自身的从业经历，谈一谈我国医疗建筑发展的大体情况？不同发展阶段的重心是否有所变化？
陈国亮：
中国医疗建筑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初创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成长期，以及自觉摸索、回归理性的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们在医疗建筑领域的主要工作为老旧医院改造。解放之初，国家及地方财政虽投资建设了一批医院，但无论从总量还是单体规模上，都与当时社会的医疗需求存在较大差距。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人民群众对生命健康的关注度逐渐升高，因此我们的改造措施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加建一系列综合楼，以填补之前不足的功能与设备。例如在华山医院的改造设计中，我们与医院共同探索改造新模式，在解决建筑空间增量需求的同时，形成科学良性的医疗流程与动线，以助力医疗水平的提升，并给予患者更舒适、便捷的就医体验。在对华山医院各分院进行改造之前，我们会为之制定全院的总体规划与医疗事业发展计划，通过未来几期的建设，使医院的住院、门诊及急诊等区域之间产生相互的联系，形成现代医院的格局，同时实现空间环境品质的改善。
21世纪初，大量社会资本与外资进入医疗设施领域，不只带来了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管理理念，对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引进了长期专业从事医疗建筑的设计团队，使国内外医疗建筑设计理念持续碰撞。这是我们学习提升的一个阶段。我们将国际先进理念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设计建设了一系列高定位、高标准的外资医院项目，包括美国投资的慈林医院、青浦德达医院，与美国麻省总医院合作、民营投资的嘉会国际医院等。
慈林医院 © 邵峰
从2009年开始，上海实施郊区三级医院“5+3+1”项目（“5”为于浦东、闵行、宝山、嘉定4区分别建设长征医院、第六人民医院、仁济医院、华山医院、瑞金医院5家三甲医院分院；“3”为对崇明、青浦、奉贤3区县的中心医院进行改造提升；“1”为迁建金山医院）。该项目旨在改善上海郊区医疗服务水平，优化上海医疗资源布局，与城市版图发展相吻合。我作为专家顾问，参与编制了《5+3医院建设标准》，从公共空间的尺度，到基本设施配置和材料建设标准等，都制定了细致严格的规定。也正因此项目对基础医疗资源进行的合理布局与完善，奠定了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建设的基础，推动了上海高端医疗技术、设施、管理与服务水平的提升。
此外，在编制十三五规划时，我们通过对上海各大医院的评比，确定其专科特色，如华山医院的脑科、第六人民医院的骨科、第一人民医院的眼科等等，以此制定医疗事业发展规划，由政府出资，建设专科中心、强化专科特色，为患者提供最好、最具针对性的医疗服务，也希望上海能够在未来以专科特色在全国起到引领作用。
今天，我国医疗技术与设施，不论从人均占有的医疗资源，还是整体医疗水平，都还在追赶国际。特别是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在床位和医护人员千人指标、人口总量与从职业医护工作者的数量比上，都与国外存在着较大差距，也因此还存在较大进步空间。而中国能够在这一次新冠疫情中交出比较出色的答卷，首要原因来源于我国的体制优势，于危难时刻实实在在地保障了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权利；再者是国民优秀的组织观念，群众对国家号召与组织安排的高度重视，对疫情的防控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则来自于伟大的医护工作者。他们不但要对抗完全未知的新冠病毒，还需直面患者的强烈负面情绪，战斗于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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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的SARS到现在肆虐全球、持续反复的新冠，世界范围内传染疾病对城市整体的运转造成重大影响的案例频发。您认为应如何应对突发性大型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如何规划医疗建设?
陈国亮：
此次新冠疫情虽对城市造成巨大的影响，但也可看做是对我国当下整体医疗设施建设的一次难得检验。“非典”之后，国家推出了一系列传染病医院与发热门诊建设相关标准，此次疫情即是对此的检验；疫情暴发后，卫生部推动医疗设计规范标准的再评估、修订与完善，并融入从这次疫情得到的经验和教训，为今后的医疗建筑设计提供更为科学的指导。
除此之外，必须重视公共卫生及疾控中心医疗设施的建设，不仅是综合医院，从社区卫生中心到各类型专科医院都需具备筛查功能。而疾控中心则承担“吹哨人”的作用，对病原体的分离与判断（如是否人传人，是否会引起大规模传染和爆发）以及传染病疫情的防控有着极强的时效性和预警功能。
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讲，首先应适度预留城市战备空间，以用于突发事件时，快速搭建临时医疗或避难设施。这是性价比最高的应急方式。且应从现在开始对其位置选择进行全面考量，既要与危险性场所保持距离，免受周围环境对其影响，也要考虑临时设施搭建时如何快速地与市政基础设施进行衔接。
为应对大规模的突发性传染病疫情，每座城市都应至少配置一座类似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高标准传染病医院。平时专注于临床研究与教育培训，疫情中快速制定救治方案与标准流程，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且应当有选择地进行医院的平疫转换功能建设。我并不赞同所有医院都考虑平疫转换，尤其是三级甲等医院。事实上，在这次疫情中，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常规医疗活动因新冠收治受到影响。平疫转换应理性地从城市布局思考，科学合理规划，按城市人口计算综合医院进行功能转换所需规模大小、面积标准、投资标准及日常运营所需的能耗、成本分析。方舱医院则规模更大，适用于集中爆发、需求数大、相对不可控的疫情阶段，可将患者集中隔离、便于管理，同时切断其对社会他人的影响。当下国内外较多情况为将大型体育场馆、展览馆、学校体育设施临时改造。在设计此类建筑时，设计师应考虑其应对突发事件时所需的设施与设备。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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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参与设计的上海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建于非典时期，其设计在当时有哪些创新？它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作为上海地区的主要治疗设施之一，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陈国亮：
“非典”时期，相较于紧急建设小汤山医院的北京，上海的情况相对可控，故提出一年内，设计建造一座永久性的高标准传染病医院。由此，上海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于2003年建成。17年后的今天回看，当时的决策极具先见之明。当时，因相关规范标准尚未提出，设计难度较大，我们调集了上海院医疗建筑领域的专家工程师，设计团队庞大。且在设计的同时进行了标准规范的研究，因此其区域划分与功能布局，于今天仍极具指导意义。
其设计分为3个区域，隔离区（危险区）包括病房、门急诊医技楼；限制区负责后勤保障；安全区负责传染病方面的教育培训及会议进修，同时也可作为医生轮岗后的暂留休息处。整片场地的面积规模较大，除严格的功能分区，我们还在病房区设计了2个组团——负责收治呼吸道烈性传染病的下风向组团，及非呼吸道组团。每个组团分4栋病房，平时可分别收治4种不同病种的病人，疫情时则可组团形式收治病人。2个组团间预留大块绿地，配套齐全的市政管线，必要时可搭建容纳600张床位的临时病房。
在这次疫情暴发后，同济设计院第一时间利用预留绿地空间搭建临时设施，发挥了极大作用。此外，由于上海对城市建设的精细化管理与重视，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在建成后经历多次大型修缮改造，其管线设备得以保持极为良好的状态，为大量患者的集中收治创造了条件。我们可以很骄傲地说，在此次疫情中，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没有一名医护人员被感染，这既源于医护人员的自我防护能力，也来自于设计的合理性与先进性。
上海嘉会国际医院 © 邵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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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规划与设计层面考虑，未来医疗建筑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陈国亮：
首先，中国医疗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方针的指引。我们希望在将来营造更为公平、普惠的医疗服务体系，但面对14亿庞大人口，如何才能提供最为合适的医疗服务，建设最为合适的医疗建筑，需要国家政策指导方向。
第二，医学科学自身的发展促使大家越来越多地探索新的诊疗手段，加之基因科学、精准医学等技术的发展，会引领中国医疗未来的发展。建筑师没有无中生有的能力，医疗建筑根本性的空间变化来自于医学科学的发展和医院运营模式的改变。
第三，现代科技的介入逐渐改变医疗设施与诊疗模式。例如，由于当下精准医疗和个性化服务的发展，我们的健康指数可通过穿戴医疗设备实时传送给家庭医生，医生亦可通过人工智能对我们提出针对性建议，疾病治疗与健康顾问或将逐渐融合。而当下大型高标准医院的人满为患，未来或可通过远程诊疗解决。
第四，回归建筑层面，未来的医疗建筑将更有温度、更具个性和人性关怀，这也是建筑师对空间艺术和“以人为本”理念的追求。
第五，社会资本的介入、人口老龄化，以及当下社会阶层的逐渐形成，对未来医疗的多元化、个性化发展将提出更多新的要求。资本的介入带来的不单是资金，还有相关领域的理念、经验与资源，丰富当下医疗设施的原有内涵，扩大外延。医疗建筑设计将越来越重视患者的类型及其使用的设施，通过细分和特质化的设计方式，度身定制疗愈空间，提升患者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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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如何看待当下对韧性城市的热议？
陈国亮：
首先，韧性城市的理念与当今的形势非常契合。但我反对“泛韧性化”。单从“韧性”的定义来讲，很多概念都可以简单与其挂钩。一旦“韧性”一词被泛化，其真正的价值就将被降低。因此，不管是城市还是单栋建筑，我更关注其应对突发事件的承载力、恢复力和适应力，即其生命力。作为设计师，我们要让自己的设计更具弹性和生命力，这才是最重要的。
从微观层面来讲，当下很多人将“韧性城市”在医疗建筑上的具象反映理解为平疫转换。但我认为平疫转换需按时效性制定指标。因为医疗建筑的瞬间转换和一定时间范围内的转换，所需的建设投资和日常运营成本是完全不同的。
总之，“韧性城市”应更多地从政策与城市规划层面来理解和落实，我们应对其抱持科学和审慎的态度，而非将其当成一种政治运动或时髦。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本期杂志编辑 / 徐抒文、周淑倩、高飞
校对 / 郭晴
编辑 / 高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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