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宁 迈克尔·W·阿普尔 | 新自由主义在教育中的含义和政治学

摘  要

聚焦新自由主义、社会阶级、种族、性别和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回顾大卫·哈维、艾华·翁和斯图亚特·霍尔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强调从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社会学等多种视角来理解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性。以择校改革为例，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在教育中的实践、影响和启示。越来越多的批判教育研究关注新自由主义中的“择校”话题，对这些文献的研究表明，新自由主义通过社会阶级、种族、性别等多种形式对教育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这些影响错综复杂、并非此消彼长。最后，呼吁不仅要更关注反新自由主义的局部斗争，而且要重视反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整体进程。 

作者简介：

刘淑宁，鲍尔州立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研究系课程研究助理教授，主要从事批判理论，课程研究，教育政策研究，全球化与教育，以及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

作者简介：

迈克尔·W·阿普尔，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杰出教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约翰·巴斯科姆荣誉退休教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杰出教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和教育政策研究。

译者：索迪，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审校：姜添辉，郑州大学特聘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社会学学会教育社会学分会副会长。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日渐兴起。新自由主义对社会实践影响的范畴远远超出了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经济领域，它也复杂地影响着个人、社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同领域的学者对新自由主义引发的一系列复杂的、有争议的、不稳定的，并且往往存在相互矛盾关系的社会实践进行批判。新自由主义促进了全球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进程。全球转向新自由主义[1]表明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有不同的变体。因此，考查地方传统和环境如何塑造新自由主义的特定形式，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某种新兴形式如何与当地有争议的社会问题相关联是至关重要的。审视新自由主义与竞争的关系，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并追求其他的可替代性的社会想象和实践。[2]　　

本文侧重于研究新自由主义在教育中的实践、影响和含义，同时关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地方斗争。文章首先回顾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艾华·翁(Aihwa Ong)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这样的回顾能让我们更好地展示整合新马克思主义、新葛兰西主义、后结构学和后现代理论来理解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性。然后，以择校改革为例，探讨新自由主义、社会阶级、种族、性别和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批判教育研究关注新自由主义的 “择校”话题。通过对这些研究的分析，本文指出新自由主义是通过社会阶级、种族、性别等形式存在的，因此它对阶级化、种族化、性别化的对象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基于对教育中新自由主义的意义和政治学的研究，我们呼吁大家要关注反新自由主义对教育和社区渗透的局部斗争，其目的是阐明可选愿景、轨迹和对抗新自由主义霸权进程的干预的重要性。

一、对新自由主义的广泛性批判　　

大卫·哈维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批判新自由主义。[1][3][4]他强调，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目标是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恢复阶级的权力。在定义新自由主义时，哈维简明扼要地指出：“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学实践的理论，它提出，通过在具有强大私有财产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为特征的体制框架内解放个人创业的自由和技能，人类的福祉才能得以最大程度的实现。国家的作用是建立和维护一个适合这些做法的体制框架。”[4]2　　

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的定义指出了关于个人自由（如权利、需要和选择）、体制改革以及在新自由主义压力下国家角色转变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一，应解放诸如消费者选择之类的个人自由，培养创业技能。第二，为了促进个人权利和自由及创业技能，必须改造机构，以便它们为自由贸易打开市场。第三，国家的作用是建立和让改变后的体制框架合法化，这样才能“提高”个人的能动性和实践。这种相互关联的关系对个人、社区和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综合的政治经济学项目，新自由主义有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和机制，它对那些干预资本积累和竞争性社会发展的关系产生“创造性的破坏”。这个项目对社会平等具有非常有害的影响。特别是，新自由主义通过让少数人受益来创造阶级区别，哈维把这一现象称之为“通过剥夺而获取的积累”。[1][3][4]因此，对哈维来说，阶级是理解新自由主义问题的最有意义的范畴。 

哈维进一步阐明，“迄今为止，公共资产的公司化、商品化和私有化已成为新自由主义项目的标志性特征。它的主要目的是在以前被视为无法获利的领域内，为资本积累（capital accumulation）开辟新领域”[1]35。我们把哈维的观点扩展到对教育领域的分析，教育作为社会福利的一个重要领域已成为新自由主义攻击的对象。受新自由主义对市场力量及其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信奉的深刻影响，教育的市场化、商品化和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对教育进行改革时必然要做的事，也是它对教育产生的重要影响。鉴于国家已“成为再分配政策的主要推动者”这样的事实，[1]38我们要特别关注国家如何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创造教育市场和促进教育私有化。哈维对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分析为新自由主义时代对国家政策功能的实质性理解奠定了基础;他的分析也指出，把新自由主义/企业教育改革本身作为例子来研究是十分重要的。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查问谁从新自由主义中得益，以及国家在改革公共教育方面采取何种立场。批判性地审视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政策，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阶级利益、权力、斗争及国家权力。　　

哈维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新自由主义对社会平等的破坏性影响。相比之下，艾华·翁（Aihwa Ong）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更侧重于新自由主义如何影响文化和经济实践。翁的视角使她对国家权力有不同的看法。她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更多地汲取了后现代和后结构的思想。翁认为，新自由主义有不同的形式。[5]（翁区分‘N’eo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她认为‘N’eoliberalism多指涉新自由主义的普遍同化作用。她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研究更强调‘n’eoliberalism，即新自由主义存在各种变体，以适应各地特性的需求。）她特别关注亚洲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并指出这些地区视“新自由主义为例外”。与植根于西方背景的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概念不同，翁认为“亚洲各国政府在建立经济区和对公民身份施加市场标准方面有选择地采用新自由主义形式”[5]1。这一论点暗示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分析许多亚洲国家不断变化的国家权力形式的重要性。　　

借鉴福柯的政府性概念，翁强调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治理技术（a technology of governing）。[5]她的这一观点扩展了我们对新自由主义作为政治经济实践理论的理解。她解释说，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治理技术，涉及两种优化技术：主观性技术和征服技术。主观性技术（technologies of subjectivity）突显了新自由主义“通过生产‘意愿(willing)’‘自治(selfgoverning)’‘企业家式的自我(entrepreneurial selves)’”来管理百姓生活方式的过程。[6]3征服技术(technologies of subjection)的概念指通过对国家主权范围内特殊空间的经营来管理居民。翁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理性和机制使国家能够通过布署(deploying)行政策略和采用“分级主权(graduated sovereignty)”，以不同的方式管理居民来获得最佳生产力。[7]翁超越了将主权作为国家权力集中于军事和法律权力的传统定义，她建议“关注其他形式的国家权力，如对市场、居民和外部机构的控制、监督和管制”，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国家、全球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化。[8]56她还强调，“在全球化时代，个人和政府都将发展灵活的公民身份和主权概念作为积累资本和权力的战略”[7]6。翁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将公民权和主权问题连接在一起。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都与不同的监管和“自治”策略相关联。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也视新自由主义为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性的工程。他强调新自由主义对人们的常识和身份产生了深远影响。霍尔整合结构与后结构的思想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他借鉴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著作，进一步指出，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不限于民族国家的霸权主义的项目和过程。霍尔对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霸权主义工程和过程的强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新自由主义“霸权统治”人们的常识;新自由主义既是新“连结危机”的结果，也创造了新的“连结危机”。当一些在社会形成过程中起源不同并且受不同矛盾所驱动的关键性的社会实践和地点在同一时刻和政治空间中集合时，同时发生的危机便会出现。[910]霍尔、梅西和鲁斯汀还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间的相互作用。[11]他们指出，“新自由主义体系已为跨国公司、投资机构和风险资本家创造了巨额利润，为新的全球超级富豪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积累，同时它也极大地增加了贫富差距，加深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收入、健康和生活机会的不平等”[11]34。　　

霍尔等人指出，伴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以及权力和资源从公共到私人、从国家到市场的巨大转移，“‘市场’已经成为社会关系的典范”[11]89。霍尔强调，“流行的市场话语是一个意识形态代表性的问题”[9]716。市场话语的潜在意识形态不仅“在传播、合法化和重新激活权力、利润和特权制度方面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而且还嵌入到流行“常识”之中。[11]17正如霍尔和奥谢所指出的，常识不仅“借鉴了过去的思想和传统;它也在不断演变，给新发展的事物赋予意义，解决新的问题，解开新的困境”[12]9。人们常识中有“好”和“坏”两种含义，这造成了相互矛盾的主体立场。[1214]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常识之争”，并“认识到由常识的困惑和矛盾带来的不安全感”[12]22。霍尔等人的分析指出，有必要研究常识性的新自由主义、身份和新自由主义文化。他们的分析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新自由主义会被接受？它与真实人的日常生活和身份之间有何关联？什么样的连结危机为新自由主义的广泛传播奠定基础？这些问题在哈维和翁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中被部分地忽略了。　　

此外，霍尔认为，新自由主义造成了新的“连结危机”，当不同的社会力量和矛盾在同一时刻聚集时，就会产生这种危机。[9]鉴于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指出，“目前的情况是一场连结危机，这是那个时代另一个尚未解决的断裂，可以定义为‘新自由主义革命的长征’”[9]705。正如霍尔和梅西所言，“历史从一个结合点转移到另一个结合点，而不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当在任何一个历史时刻始终存在的社会矛盾被凝聚起来的时候，危机往往会推动历史的前进。或者如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在断裂中融合’。危机是潜在变化的时刻，但它没有给出解决危机的方案”[10]57。这些解释突出了研究连体危机的现实意义。然而，首要的事情是批判性地分析它是什么类型的危机。抓住有争论的领域是理解连结危机的关键，因为危机是由“矛盾和断裂的积累”构成的[15]343。批判性地分析连体危机的复杂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权力在危机中的运作方式以及即将发生的危机。这可以使我们能够“不仅看到哪里应该进行反干预，而且明白应该如何进行反干预”[10]65。教育的手段和目的再次不能幸免于这些危机。事实上，他们参与到这些较大的“矛盾和断裂”的起因和后果之中。　　

虽然哈维、翁和霍尔对新自由主义特点和问题的批判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他们都指出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密切关系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流行性和它的不同形式。他们都意识到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生活的有害影响。通过整合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深刻批判，我们强调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个社会项目，而且是一个社会过程。这一特点导致新自由主义霸权体系的形成。我们综合哈维、翁和霍尔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的方法涉及到整合新马克思主义、新葛兰西主义、后结构学和后现代理论来分析新自由主义。这种“后”和“新“之间的“平衡行为”要求识别新自由化进程中所涉及的物质、文化和社会关系。[6][16]

二、新自由主义：学校教育、选择和民主　　

到目前为止，在文章中，我们主要关注了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权力制度的广泛性批判。现在我们将注意力转向教育的具体细节，因为教育总是围绕这些意识形态和权力制度进行重组的。　　

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近三十年来经济思想在公共政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市场原则侵袭着教育改革。在许多曾经是福利社会的西方国家，用新自由主义的方法来改革公共服务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性。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将许多福利国家转变为新自由主义国家。在国家和国际背景下，新自由主义也被纳入到教育政策和实践中。全球许多国家正采用新自由主义的方式来改革教育。新自由主义式的教育改革体现在以就业为目的来发展教育、把学生看作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过分强调教育为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服务、课程发展以非常有限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利益为基础。正如斯蒂芬·鲍尔所表达的，“现在主要从经济角度来考虑教育政策的制定。教育的社会和经济目的已被瓦解为单一的、压倒一切地强调为经济竞争力而制定教育政策。（除了在言辞上被保留以外）教育的社会性目的日益被忽视”[17]14。这些变革性的变化是右翼社会运动或被称为保守现代化的一部分。[1819]在支持保守现代化的新霸权联盟的四个主要组成因素中，新自由主义者是最强大的。正如阿普尔在其他地方所阐述的：“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超级市场。‘消费者选择’是民主的保障。实际上，教育被简单地视为和面包、汽车、电视等相似的产品。教育被以代金券和择校计划的形式推向市场，它将在很大程度上进行自我调节。因此，民主变成了消费实践。在这些计划中，公民的理想被等同于购买者的理想。这一立场的意识形态影响是巨大的。民主不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转变为一个完全的经济概念。这种政策的潜台词可能最好被称为‘算术崇拜（arithmetical particularism）’，在这种形式中，作为消费者的独立的个体被去种族化、去阶级化、去性别化。”[18]32　　

新自由主义者坚定地致力于市场，并将自由视为“个人选择”。他们对教育的看法已被视为常识，被许多决策者所接受，并被视为改革教育的正确途径。基于选择的市场动态、消费主义和竞争，世界上许多国家越来越多地采用择校政策，这充分证明了新自由主义教育的“成功”。例如，英国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政策，这些教育政策直接导致对父母选择学校、跨学区政策、下放预算、公式供资、排行榜和政府津贴学校等择校改革的实施。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择校议程被不同程度地附加到学费税收抵免、磁石学校、替代学校、代金券、在家上学和特许学校。由于地区和历史的原因，每个择校程序的具体起源可能不尽相同。然而，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者往往认为，各种形式的选择是提高学校绩效和整个公共教育系统的效率、有效性和反应性的强有力的方式。选择的支持者还声称，通过将学校推向市场，并给家长更多的选择学校的机会，公民将被提供更加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成果。[2022]　　

尽管择校倡导者、学者过于浪漫化他们的断言，[2324]批判教育研究者严谨地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的择校政策，认为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教育改革将教育视为一种私人消费产品，并将公民权利减少到单纯的个人消费者权利。这些批判性的分析指出，新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以市场与消费实践为主导的“浅层”民主是非常危险的。[13][18][25][26]此外，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对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进行深刻的批判与考查。通过研究不同教育环境中各种择校方案的实践和效果，这些文献对所谓“理性选择”模式的逻辑提出了质疑并强调择校现象的复杂性。这些批判性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教育中选择议程的意识形态。他们还提出了一些严肃而深刻的问题，即谁真正受益于择校计划，谁实际上受损于择校方案，以及学校教育的民主目的为择校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27-28]正如我们在下文的分析中所表明的，无论市场提议的支持者出于什么好意，择校方案实际上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特别是在阶级和种族方面的不平等。

三、选择、阶级策略和社会优势　　

大量研究文献批判性地审视了学校选择改革的做法和效果。这些研究指出，被择校政策引入的教育市场有利于那些拥有足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来调动的中产阶级家庭。择校政策使那些最没有能力在市场上竞争的人，如工薪阶层家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择校改革再次制造了社会不平等。　　

例如，英国学者在研究开放招生和家长选择学校的影响时发现，学校倾向于竞相寻找那些能够以最少的投资带来更大回报的有学术能力和社会优势的学生。这些孩子更可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他们具有“天赋”和“有进取心和专注”的特点。在英国文化里，学术上选拔性的学校被评判为好学校，这样的学校也吸引了有亚洲背景的学生，尤其是女生，因为这类学生被认为具有特殊优点，因为他们有潜力提高考试成绩，促进学校的良好形象。相比之下，最不理想的学生往往是那些“能力较差”的学生和那些有残障且有特殊教育需要的“昂贵”的儿童（特别是那些有情感和行为问题的学生），以及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学生，尤其是男生。[29-31]尽管学校在阶级、种族和性别方面提倡多样性，但批判性研究表明，择校计划不太可能导致多样化和有回应力的教育。相反，它们往往加剧现有的教育不平等，并强化基于考试成绩和社会阶层的现有学校等级制度。[32]　　

家长选择学校是英国以市场为基础的主要教育政策之一。斯蒂芬·鲍尔和他的同事在教育选择方面的研究特别侧重于考查家长择校的复杂性和做选择的权力动态。他们关于择校的研究考察了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教育市场、选择、社会阶层、种族、性别，以及通过教育再制造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系。[33-39]借鉴布尔迪厄的资本观念，这些批判性研究指出，与工薪阶层相比，中产阶级父母充分利用“教育市场”来维持他们的阶级优势。教育市场与社会阶级差异密切相关。在择校时，中产家庭比工薪阶层家庭受制约程度小。具体来说，前者更有可能“以‘世界主义者’这种战略方式参与教育市场”，后者则倾向于“作为‘本地人’深思熟虑地选择其邻里学校”[35]56。　　

此外，格维尔茨、鲍尔和鲍发现，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专业人士，往往是“特权或熟练的选择者”，而工薪阶层、处境不利社会地位的父母更有可能沦为“半熟练选择者”或“脱节选择者”。[30]181-182教育市场为中产阶层提供了在选择过程中运用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新机会。例如，鲍尔强调了社会资本在选择学校过程中的作用：其积累方式与文化资本的积累大致相同；社会资本是一种干预措施，特别是父母调动各种策略来支持其子女的能力。[33]鲍尔指出了父母选择学校时广泛使用的两种知识——“冷门”知识（“cold” knowledge，指“学校、学院、大学提供的或关于学校、学院、大学提供的正式信息”）和“热门”知识(“hot” knowledge，即“非正式的通过周围社交网络传播的、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信息”）。[33]100中产阶级家长正是通过激活社会资本，特别是利用社交网络，搜集并交换他们的“热门”知识，从而进一步帮助他们自己在择校市场中做出决策。从本质上讲，教育市场是一种中产阶级的社会参与模式，因此家长对学校的选择是有阶级性的。不同社会群体对资本转换策略的运用程度的差异导致教育的选拔和分化。这种选拔和分化反映并放大了社会阶级间的差异。　　

然而，选择与做出选择的过程也存在着紧张关系和矛盾。择校常常会引起焦虑和不安全感，因为很多时候家长不清楚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做选择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鲍尔（S.Ball）强调择校引发中产阶级的焦虑。在其2003年出版的《阶级策略与教育市场：中产阶级与社会优势》一书中，鲍尔详细地阐述了新自由主义的“择校”带来的理性（rational）和情感（affective）反映的混合。）新自由主义的择校政策赋予父母作为消费者公民、积极地对自己负责的个人的权力。强烈的个人责任感是中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核心。[33]如果最终决定被证明是错误的，那是个人家庭的过错，因为“消费者选择不当”，而不是市场过程本身的过错。社会责任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假定是中立的）市场规则。  　　

在鲍尔及其同事对择校研究的影响下，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学者[40-43]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植根于特定社会环境的择校政策和计划以及在特定环境中被阶级化的立场如何影响教育选择的实践进行批判性考查。更多批判性的研究需要探讨不同国家不同规模、形式和侧重点的择校如何影响不同的社会群体。[44] 

四、教育市场、选择和种族动态　　　　

新自由主义的“选择”议程不仅由社会阶级来调解，而且由种族认同来斡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并且必须被处理的问题之一，因为太多的社会都是围绕种族鸿沟和与其教育系统的运作密切相关的强大和持久的种族不平等而构成的。在《阶级的色彩》一书中，罗洛克、吉尔伯恩、文森特和鲍尔考察了黑人中产阶级在选择学校方面的经验和看法。他们的研究特别关注种族认同和种族主义问题如何塑造和影响这些父母的择校决定。研究人员发现，在选择学校时，伦敦的黑人中产阶级父母在“学术轨迹的要求与种族和社会多样性的社会敏感性之间”会遇到紧张关系。[39]48参与此项研究的大多数家长是“学术选择者(academic choosers)”或“社会选择者(social choosers)”。学术选择者是指那些选择可以为学生提供高质量教育的学校的黑人中产阶级父母，但他们的孩子可能会遭受种族主义或被社会孤立。社会选择者是指那些选择送孩子去一所在种族、阶级和性别方面有良好社会混合的学校的父母。特别是，拥有良好社会融合表现的学校必须有明显的黑人存在，但没有单一的占统治地位的种族群体。社会选择者认为，在混合环境中，子女的社会和教育发展比单独的学业成绩更重要。　　

这两个群体都面临着不确定性和风险。他们必须做出妥协。例如，对于学术选择者来说，他们往往面临两种风险——“一种风险是送孩子去白人学生占大多数和/或中上层中产阶级学生占大多数的学校；另一种是将孩子送到种族意识水平低的白人学生占多数的学校，或在这样的学校他们的孩子面临必须容忍或挑战各种形式的公开种族主义或阶级和种族羞辱”[39]49。这些黑人中产阶级父母试图通过在家里和通过社交网络提高他们的种族意识和黑人身份，来帮助他们的孩子在学校应对种族主义。这是艰苦而持续的情感和社会劳动。社会选择者必须接受低学术水平和低期望的风险。罗洛克、吉尔伯恩、文森特和鲍尔指出，在他们的研究中出现的社会融合的概念意味着，必须利用交叉性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研究在这些黑人中产阶级家庭中种族、阶级和性别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走到一起，促成主体立场的形成。[39]　　

新自由主义作为种族形式运作的复杂方式，以及它如何不同地影响种族主体，也是阿普尔和佩德罗尼（Pedroni）文章[45]——“保守党联盟建设和非洲裔美国人对代金券的支持：布朗承诺的结束还是一个新的开始？”和佩德罗尼的著作《市场运动：非裔美国人参与学校代金券改革》[46]所重点关注的问题。为了更好地了解美国的学校代金券，我们需要认识到自由市场运动与白人至上主义的种族项目之间的联系，这是麦克莱恩最近出版的《戴着镣铐的民主》一书所揭示的。[47]在美国，各种择校计划都源于白人保守知识分子精英所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正如席尔默和阿普尔所评论的，“麦克莱恩揭露了白人至上主义在推动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特别是教育政策方面所发挥的核心作用”[48]。认识到教育中日益扩大的种族差异、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择校运动之间的历史联系，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看似特别“中立”的择校政策的起源。但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非裔美国人的父母和社会活动家仍然可能赞成这种教育政策？为什么非裔美国人的父母和社会活动家在密尔沃基这样的城市有策略地支持代金券？他们以何种方式进行有策略的干预？这种支持如何与部分反霸权身份的形成联系在一起？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在这里所分析的要点。佩德罗尼在密尔沃基对使用教育券的非裔美国人家庭进行研究后发现，教育券为许多非裔美国人家庭提供了部分解决方案，这些家庭在学校遭受种族歧视，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为种族和阶级不平等的再分配和认可而挣扎。[46]佩德罗尼的研究表明，非洲裔美国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以及社区领袖在参与制定市场化教育改革、支持教育券的时候，他们“以复杂、矛盾和创造性的方式采纳、抵制或调解这些主体立场”。这些论述“技能”是下属群体的能动性的产物。虽然这样的产物可能也是精神分析衍生出来的，但它显然植根于并形成于工人阶级和贫穷的非洲裔美国男女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集体和个人的经验和抗争。也就是说，通过教育话语和结构提供的身份不会是“空白和非定形的等待中的主体”[46]139。批判性地审视非洲裔美国父母和活动家之中看似保守的情绪，以及他们支持教育券的行为，不仅可以帮助批判教育者设想有效的策略，使这些家庭对教育的关注重新转向更有意义的民主教育改革，而且为促进社会运动的形成提供途径。这样可以改变那些对教育和社会的不平等起阻止作用的教育和社会政策及实践。[45-46]

五、新自由主义、教育和性别动态　　

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它们在教育内外的力量和影响，不仅应该从阶级和种族动态的角度来理解，而且应该从性别的角度来剖析。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是一套性别化的假设和行动是特别重要的。在本节，我们将通过讨论教育选择实践所涉及的性别化劳动的重要方面和林奇、格鲁梅尔和德文的著作《教育中的新管理主义：商业化、漠不关心和性别》来探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性别化的特征。[49]　　

很多“消费者选择”的择校例子不仅包含家长选择学校的过程，还涵盖家长决定不送子女去市场化的学校的过程。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和许多其他国家，在家上学已成为一种快速增长的择校选择。这种择校选择跨越了阶级和种族界限，但它往往与保守的文化、社会和宗教信奉有关。[18]即使父母像新自由主义的学校教育那样在家给子女上学，这样的教育选择也依赖于性别化的劳动。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家上学还是其他大规模的择校，教育选择和规划的责任以及大部分日常工作通常都落在作为“看护者”的母亲身上。这种性别化的劳动是一种被具体化了的和规范了的社会建构。[37][50][51]正如文森特所强调的，“密集的母职会导致不平等养育的情形”[52]110。“相当数量的专制民粹主义家庭选择在家上学”的社会运动应该通过与性别现实、权力差异和斗争的历史联系起来解释。[23]145-148这些性别现实是阿普尔所称的“保守的现代化”的一部分，它具有明显的性别含义和历史。[18]这也与弗雷泽[53]所指的右派行动对“公共”和“私人”领域产生强大影响的方式有关，其中“私人领域”被视为妇女情感和家务劳动的领域。没有什么比从正规教育转变到在家上学这样的家庭私人领域更“私人”的了。在许多方面，在家上学是终极的“封闭社区”，一个封闭的私人空间。据称这样的私人空间能保护儿童免受公共文化和“危险”知识的影响。[18]　　

但是，母亲的劳工不仅是性别化劳动的场所，它也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议程的结果。此外，以选择为驱动力的议程在很大范畴内影响教师的工作。例如，由于预算限制和与绩效有关的薪酬的影响，教师的工作量增加，教师的集体谈判能力下降，对教师工会的攻击性增加。[18][24][32][54][55]鉴于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绝大多数教师都是女性这一现实，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这种影响应该通过将新自由主义政策与长期攻击妇女劳动的历史联系起来理解。大卫（David）的评论也呼应了这一点，即性别观点在大多数关于择校的研究中“明显缺失”。[56]　　

其他国际研究证实了新自由主义的性别化含义，尤其是支撑新自由主义强调节约成本、效率、竞争力、问责制和“同质经济”的管理动力。爱尔兰是一个受到新管理主义形式和意识形态强烈影响的国家。林奇、格鲁梅尔和德文的《教育中的新管理主义：商业化、漠不关心和性别》[49]关注爱尔兰的新自由主义项目。该书批判性地考察了在新管理主义中体现的“有效”的含义的性别化假设，以及这对教育组织领导人的生活和身份意味着什么。该书还质疑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预设和效果，以及融入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新管理动力。正如该书的作者所说：　　

这项研究旨在确定新管理主义的文化（一种重视长时间工作、强大的竞争力、强烈的组织奉献精神，但是缺乏持续的关怀精神的文化）在爱尔兰教育中是否普遍存在，以及它如何影响教育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特别是承担基层保健责任的妇女和男子的工作。这项研究的政策目标是审查现有程序，并建立能真正地把在不同的家庭、护理包括在内和专业环境中工作的男女包含在内的更合理的程序。[49]41　　

这项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它要求我们直接关注新自由主义及其管理形式对真实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研究人员对中小学、高等教育和政府教育部门等各类教育机构的男女领导者进行了深入的访谈。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在对工作进行评估时，尽管很多女性领导者比她们的男同事承担更实质性的关怀责任，但她们的工作总是被视为不“重要”和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女性领导者常常感到孤独，她们在受器重方面遭遇更多的困难。林奇、格鲁梅尔与德文不仅考察了教育领导者在有偿工作场所中经历的“情绪、道德自我和他们期望扮演的角色之间”的冲突，而且讨论了社会上对于女性在工作之外承担关怀责任的广泛道德要求。[49]作者指出，所有教育领导者都不断地承受着表现自我、应对审计文化的突发事件和灵活应对的巨大压力。但女性显然承担了更多的情感和社会责任。然而，即使考虑到这些控制形式的力量和不同的性别期望，我们也需要特别谨慎，不要仅仅把担任这些职位的女性和男性理解成他们总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管理期望进行工作。事实上，正如林奇、格鲁梅尔和德文所言，这些教育领导者复杂的和有时相互矛盾的身份常常为他们提供了抵抗的空间。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对新自由主义的很多分析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它创造身份和影响人们常识的能力上，而这种身份和常识不会挑战新自由主义的议程。对试图限制新自由主义的权力和中断其议程的社会运动、政策和实践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本文接下来将分析一个能证明这一要点的研究示例。

六、反新自由主义的局部斗争——教育的新政治学

正如我们之前的讨论所表明的，随着教育中市场意识形态的兴起，批判性教育研究者已经着手研究市场的逻辑如何进入并影响教育的政策和实践。在这里，我们将探讨对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的抵制和反抗。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因为批判学者也关注反新自由主义的局部斗争。分析择校和管理改革在现实世界中的有害影响是必要的，但仅仅讨论这些问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寻求对付和阻止新自由主义对教育改革的不利影响。现在，我们把焦点放在择校改革与实地教育的现实性和复杂性之间的矛盾上。　　

费尔曼（Ferman）主编的《为美国学校而战》[57]提供了一个示例，它很好地记录了一些反新自由主义的局部斗争。费尔曼在此书的导论章节阐述道：“在当前的教育政治格局中，我们目睹了大量来自家长、教师、学生和社区居民为寻求维护教育作为公共事业的基层运动。这些基层活动令人振奋，他们倡导教育作为集体事业应该由地方用民主的方式来控制运作，应确保教育资金充足，让教育能满足所有学生和他们所生活的社区的需求。这些基层活动发生在各类城市、郊区和农村。虽然具体细节因地点和问题而异，但这些个体、团体和新进入政治斗争的人，正在挑战既定的政治结构，并为建立新的联盟创造可能性。这些活动有助于改变地方和国家的政策。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基层活动逐步在全美产生影响，这种势头反过来又加强了地方的反新自由主义的努力和斗争。”[57]1    

芝加哥、纽约、费城、波士顿和许多其他城市的教师工会、家长、学生、社区和教育活动家组织的基层活动显示，许多地方和国家正在努力地建设为所有儿童服务的、由公共资金资助的、公平的、民主控制的、人道的公立学校。在美国，随着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议程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在地方和全国实施。这些反新自由主义的基层活动就发生在这样充满紧张局势的背景下。　　

费尔曼强调理解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对美国公共教育影响的重要性。[57]其中需特别关注三个重要的教育政策。第一，1983年发布的《国家处在危险之中》引起了人们对国家安全危机的担忧。该报告将美国的危机归因于国家公共教育体系的失败，展现了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美国对本国教育的焦虑。该报告为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营造了政治气氛。第二，在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任期内，《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2002年对1965年《小学和中学法案》的修订）将竞争和选择原则引入美国公共教育。第三，由奥巴马政府赞助的“争创榜首”倡议验证并资助了特许学校运动，该运动大规模地引发了由企业来改造公共教育的趋势。[21]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强调选择、效率、竞争（而非协作）、问责制、高风险的标准化考试、关闭公立学校、开放特许学校和实践中的企业家精神的“新自由主义”议程再次创造了阶级的、种族的、性别的等级制度，而不是取代原有的等级关系。将市场原则纳入教育改革会导致教育的商品化、市场化和私有化，这是新自由主义战略的一部分。[58]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对贫困城市社区中的弱势群体，以及教育和社区生活产生了消极影响。这种教育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一个剥夺和牟利的时刻。[21]88综上所述，这些特征为哈维、翁和霍尔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提供了事实证据。政治经济学与治理性和连结危机交叉相遇。

《为美国学校而战》中所描述的可能会阻止新自由主义议程的案例正是从这个切入点入手。每一个案例都被有意识地放在教育和社会危机之中去分析。这些案例研究共同讨论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个人如何意识到这些教育和社会问题？他们如何解释这些问题？什么促使他们采取行动？哪些条件使个人行动能够转化为集体行动？哪些条件有助于或阻碍各团体之间的联盟建设？”[57]8。《为美国学校而战》有助于推动更多的研究去探讨基层活动在建设民主学校、教育和社会中的作用。该书所讨论的社会活动家的公众参与，重新唤起了基于充分参与的公民权的“深层”民主的含义。[26]　　

这一点至关重要。正如阿普尔在其他地方更详细地指出的那样，批判教育学术研究需要把重点放在记录阻止那些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基层运动、政策和做法上，与此同时还要构建可行的替代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方案。[59]由于本文的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在这里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大家可以参看许多真实的例子，包括在巴西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等地发展起来的“深层”的参与式民主的模式，[60]以及美国“重新思考学校”（Rethinking Schools）等组织出版的刊物所示范的教育政策和实践。

七、结论

新自由主义不仅有着复杂的历史，而且受到其他社会运动和发展趋势的影响。教育研究者用不同的方法对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本文探讨了日益增多的关于新自由主义议程和政策对教育及更广泛社会的影响的研究文献。正如本文所展示的，我们可以从多种分析和经验的视角去理解新自由主义的根源和影响。然而，尽管我们所讨论的文献对新自由主义复杂性有不同的分析侧重点和理解，但都有力地证明了，对教育中新自由主义的分析必须基于对新自由主义与多种权力动态，特别是社会阶级、种族和性别的真正关系的更详细和实质性的理解。同时，我们指出了对反抗新自由主义霸权进程的干预可能性的阐释是非常有意义的。 

本文代表了我们不断努力地深入了解市场和以市场为基础的教育政策的影响，这样的教育政策根源于特定的意识形态、特定的地点和时间。我们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进一步研究教育市场化过程的理论工具，以便其能够特别关注支持教育中新自由主义的一般性理论和意识形态，以及在地方背景下更具体的新自由主义的不同形式。教育对于我们社会的现在和未来来说太重要了，不能让教育朝着可能造成更多的不平等的方向发展，而这样的不平等往往比“改革”国家的言辞中所谈到的不平等要多得多。批判教育研究应该成为我们在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领域为民主而不断斗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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