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正平 裴子卫 | 一位大学教授的自我修为 ——《朱自清全集·日记》阅读札记
作者简介：
田正平，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史研究；
裴子卫，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史研究。
· 摘 要 ·
朱自清短暂的一生有28年在讲坛上度过，其中，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文系担任教授、系主任整整23年。他对大学教授的职业心怀敬畏和神圣，刻苦勤奋，抓住一切机会充实、提高自己。他教了几十年书，对每一堂课总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时反省，虚心向学生、同行学习，努力改进、提高教学效果。他严格律己、坦白诚挚，待人宽厚、亲切，谦逊而不失原则，在贫困与疾病的考验中彰显出知识分子的气节。他既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经师、更是一位品格高洁的人师。《朱自清全集·日记》是大学教授朱自清一生自我修为的忠实纪录。
1948年8月12日，著名文学家、学者、作家，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朱自清教授在北平逝世。朱的逝世立即在社会各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经久不息的追悼、忆念浪潮……门生故旧、亲朋好友、学界耆宿，以至蒙其著述恩泽的普通读者，都纷纷撰文悼念。可以说，在20世纪作家中，对朱自清的悼念风潮，从波及范围、绵延时间、作者数量、文章篇数来说，都超过绝大多数同侪。”[1]前言1朱自清逝世一周年之际，毛泽东发表著名时评《别了，司徒雷登》，有一段文字高度评价了朱自清的气节：“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冷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2]毛泽东的评价把对朱自清的忆念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朱自清逝世已经七十多年，可以说，除去“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十几年，人们的各类忆念文章和纪念活动几乎没有停止过。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江苏教育出版社陆续推出的12卷本《朱自清全集》，更为后人研究朱自清思想、学术和人格提供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其中的第9、10两卷，收录了朱自清从1924年7月至1948年8月，二十多年用中文、日文和英文写下的日记，全面记录了他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一路走来的修为历程。
朱自清的一生，短暂的51年，有28年时间是在讲坛上度过的，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之后，23岁的朱自清即开始了教师生涯。在江浙一带的中学、师范学校先后担任教务主任、国文教师；1925年应清华学校大学部之聘，任国文教授；三年后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遂担任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此后一直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并长期担任系主任一职，直至生命最后一刻。阅读八十余万言的《朱自清全集·日记》，一位在贫病交加、战乱频仍、颠沛流离中始终站在讲坛上的大先生形象跃然而出。朱自清逝世七十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忆念波澜，固然与他作为一位学者、一位文学家的巨大贡献和影响有关；而他作为一位大学教授、在无数桃李心目中留下的形象，更可能是这种忆念波澜绵延不绝的内在动力。
1925年8月，经俞平伯、胡适推荐，朱自清结束了在江浙一带为期五年的中学教师生活，只身来到北京清华学校，担任大学部国文教授，讲授“李杜诗”“古今诗选”和“大一国文”课程，从此，朱自清的一生与中国文学的有关课程结下不解之缘。二十多年间，他先后开设过“大一国文”“中国新文学研究”“歌谣”“陶渊明诗”“历代诗选”“中国文学批评”“中学国文教学法”“散文研究”“中国文学史概要”“文辞研究”等十数种课程，受到学生的广泛好评。为了这些课程的开设，他多年来从未懈怠，付出了异常艰辛的劳动。我们知道，朱自清在北京大学期间读的是哲学专业，在走进清华学校、国立清华大学前后，由于已经发表了《匆匆》《背影》《荷塘夜色》等多篇广为传诵的作品而成为20世纪20年代颇有影响的诗人、作家，享有一定学术声誉。以这样的背景走上大学讲坛，讲授有关中国文学的课程，在常人看来，可能是一个很高的起点；但是，朱自清却认为，对于一个中国文学系的教授而言，自己缺乏严格的专业训练和系统的学术著述，必须刻苦勤奋、努力弥补。日记中多处流露出这种内心深处的危机感与自我警示。1931年12月5日：“这两天夜里做了一些奇怪的梦。在其中一个梦里，我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了教授资格，因为我的学识不足。”[3]81一个月之后，日记里又留下这样的记载：“梦见我因研究精神不够而被解聘。这是我第二次梦见这种事了。”[3]101此时的朱自清正利用带薪休假的机会，在英国伦敦大学进行访问研究，以扩充有关欧美文学的知识，借鉴文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理念。这一目标既是完善知识结构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教授的题中应有之义，也与他被任命为成立不久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代理系主任一职有密切关系。五年之后，在1936年3月19日的日记中再次出现类似梦境：“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们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意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3]408又是在梦中惊醒！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如果说，在英国期间此类梦境的连续出现是由于走上大学讲坛不久、知识储备不足，又刚被任命为代理系主任的强大压力所致；而五年之后，朱自清担任中文系系主任已经三年，而且，由于教学与研究方面的业绩和造诣获得广泛认可，先后受聘为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清华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并多次被推举为学校评议会成员。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他的头上已经有了许多光环；但是，内心深处的危机感仍然丝毫没有减弱。据与朱自清多年同事的许维遹回忆：“记得民国二十九年他（指朱自清——引者）休假一年，要到成都去休息。临行时，他以诚恳底语调对我说：‘您们大家底学问都有了基础和相当底成绩，我个人太空虚。’我当时听到他这几句话，我很受感动。学问固无止境，所包括底范围也很广，他在文坛和学术两方面都已负盛名，他底态度还是这样底谦虚。”[1]112这次谈话发生在又过去了四年之后的1940年秋季，此时的朱自清仍然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太空虚”！正是由于对大学教授的职业心怀敬畏和神圣，朱自清刻苦勤奋，抓住一切机会充实、提高自己。
在英国访问的短短一年，朱自清多次订立学习进修计划：“兹列本年度拟读书目如次：1.通史，阿母斯特朗。2.圣经，罗素的批评。3.神话，戈尔登·怀特海德。4.四个悲剧。5.理查斯的作品七种。6.文学表现形式，理查。7.现代作家选，美国的七种。8.语音。9.论写作和阅读。”[3]56-57“兹将拟读之近代作家列下：小说家：贝内特、哈代、劳伦斯、韦尔斯、 康拉德、尼瑞第斯。诗人：梅斯费尔德、瓦特·德拉穆尔、哈代、豪斯曼。剧作家：萧伯纳、巴里、高尔斯华绥。散文作家：斯特雷奇、贝洛克。”[3]57这是刚到伦敦不久制订的读书计划。一位中国文学教授，为了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读书计划中包括如此之多的欧美文学作品。此外，“戏剧、绘画和音乐将是我下学期感兴趣的学习科目，所以想事先准备一下，学一点入门知识。”[3]79同时，朱自清十分关注西方学者文学研究领域新的观念和方法：“从费兹先生的讲话中得到一些新的观念，它们迫使我怀疑自己完成研究中国诗词格律要领的能力。我缺乏科学文化的知识。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没有掌握科学的真理。但我仍要坚持下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进行研究。”[3]98
翻阅朱自清的日记，无论是三十几岁风华正茂的岁月，还是四十几岁过早进入的衰病时期，几乎每个寒暑假，甚至每个月、每个星期他都拟定有详细的读书、写作、研究计划，约束督促自己。
“下午上课殊觉不能充分发挥为苦。定习日文、英文，读诗论及批评书，又研究兴诗及读香山、放翁集，新文学书亦须读。以后须能教诗声律史，宋人讨论歌谣、杜诗、陆诗、白诗等。”[3]167一周之后更制订了每日的时间分配：“定读书程序如次：每日读《诗经》，诵诗、词、曲、新诗（诗每周居四日）。二、四、六上午准备功课。一、三、五上午读专书。一、三、五下午读专书、治事。饭后读报及杂志。晚作文及读小书。”[3]168一周六天，上、下午及晚上全部排满。
1934年7月26日 “今夏拟读之书：1.理查斯的《文学批评的原则 》。2.《评论》。3.布朗的《形象世界》。4.耶斯佩森《语法基本原理》。5.《标准英语》。6.《七种意义不明确的话》。7.《意义的含义》。8.《中国语与中国文》。9.《意义学》《中国近代文学史》。10.《言语学概说》。11.《中国哲学史》《中国道教史》。12.《历代史略》夏书，《中华两千年史》雷书。13.《晋书》。14.《宋人诗话》。15.《左传》。16.《庄子》。”[3]308-309这份长长的书单是准备在暑假完成的。
1938年11月1日：“为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教授，得进修古典文学，背诵著名古诗并阅读近期各种社会学刊物上的文章。”[3]557此时的朱自清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为了加强古典文学的积累，还在计划中要求自己“背诵著名古诗”。其实，从1925年受聘清华学校算起，他作为中国文学的教授已经整整13个年头，但是，他仍然认为自己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日记中诸如此类的读书研究计划实在是太多了，他几乎把生活中的每一天都用来读书、研究、写作，都用来提高、充实自己。下面的一则日记写于1948年7月17日，此时的朱自清胃病已至晚期，体重“四十公斤”，刚刚结束了靠吃流食维持生命的状态：“订阅读计划：除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外，每天看一本英文或中文书籍，休息时读诗。今日略感身体好些，进干食，食量增加。晚练字并读书。今日诸事顺利。”[4]516写下这则日记25天之后，朱自清即与世长辞。他是把整个生命都投入到孜孜以求地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教授的追求之中。
除了个人努力读书自修外，抓住一切机会，向同行学习、向同事学习、向一切能够提供新知识、新观念、新思想的中外学者学习，是朱自清修炼、提高自己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江清来谈：一、中国语言文字之特点……二、比较文学史方法……。浦君可谓能思想者，自愧弗如远甚，记此自勉。”[3]163-164浦江清（1904—1957），上海松江人。1926年经吴宓推荐到清华研究院任陈寅恪助教，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任助教、讲师，是朱自清多年的至友。“晚公超来谈中国所以无长诗之故，因中国无宗教信仰，不思灵魂得救，而西方有识者皆腐心焦虑于此……又谓西洋近代诗，日趋精确，阅者渐少，小说新体已成，诗尚在创造中”[3]172-173叶公超（1904—1981），江西九江人。时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朱自清把向他请教的收获一一记在日记里。“一多下午来谈其对于唐初文学见解……所论均极有见。”[3]233日记中逐一记下了闻一多关于唐初文学的五点新见解。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人。1932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后长期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授、系主任。日记中多处留下了朱向闻请益、讨论学术问题的记录。
也许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大学的学术生态环境有关，在日记中还保留有大量作者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种学术活动，以及阅读同行、同事著作后感到由衷的喜悦与赞赏的记载：“追记星期三傅孟真讲演《上古东北之民族》，大略如次……”[3]177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任北京大学教授。日记是追记三天前傅斯年在清华的一次关于上古时期东北民族历史演进讲座的内容。“下午往燕京听伯希和讲演，讲题为《在华西方画家》（Western Painters in China）大旨如次……”[3]195日记用了一页的篇幅，从六个方面记下了法国著名汉学家的讲座内容。“下午钱宾四讲演，题为《龚定盦》。其讲分析龚之思想与性格……钱讲极佳，一因熟，二因有定见，三因口齿清白、神采生动，故佳。本学期讲演当以此为最佳也。”[3]225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时任燕京大学教授。“晚间听一多演讲，妙极。非常羡慕他，听众冒雨而来，挤满教室。”[4]207
朱自清更善于从同事、友朋的著述中汲取营养：“阅孟实《诗学》，甚佳。” 第二天继续在日记中有“读《诗学》毕，大佳，大佳”[3]185的赞叹。朱光潜（1897—1986），字孟实，安徽桐城人，时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与朱自清过从甚密。“读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极有胜义。”[3]265日记中具体地记下了他认为陈论文中最有启发意义的五个方面。“读王力《汉语元音与音调的特性》稿。他论证了好几个与音调特点有关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3]321日记中列举了他觉得王力书稿中具有创新见解的九个方面。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县人，时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日记中留下朱自清多次从这位同事的著述中深受教益的记录。从王力的著述中，朱自清丰富了自己关于音韻、语言、汉语语法方面的知识，受到方法论方面的启迪。
翻检朱自清二十多年的日记，凡是涉及到与同行、同事交流，阅读他们学术成果，或者是听各类学术讲座的记载，都会从字里行间深深地感受到他那种认真的态度，那份“见贤思齐焉”的虔诚。他总是虚怀若谷地看到别人的长处，由衷地给予高度评价；他总是毫不留情地把自己不足的一面展现出来，两相对照，作为鼓励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终其一生，朱自清都坚实地走在为“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教授”而努力的路上。
二、“教了几十年书，总是那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1]187
上面的话出自朱自清的学生兼同事、著名学者吴晗之口，准确地概括了学生和同事心目中朱自清作为大学教授的另一种形象。朱自清深知，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是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教授的基本条件；但是，他更明白，仅有这个条件是不够的，必需在教学中付出极大努力、关心学生的成长，教学才能获得好的效果。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需摆正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教学相长，尊重学生而不是把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日记中保存了大量他在教学中时时反省、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虚心向学生、同行学习，努力改进、提高教学效果的记录：“上国文课，讲错一句，惭愧之至！惭愧之至！”[3]250连着用了两个惊叹号警示自己。两天以后在课堂上及时向同学改正了，但是，心中仍然惭愧不已：“早上课改正前所误解者，心中实甚忸怩也。”[3]251“在宋诗课上读错“祋”字。”[3]530“大一国文课我上得不好。”[3]438“早（上）大一有人示我‘文侯之命’，问文侯是指重耳否，余竟不知所对，惶恐之至。”[3]266“一学生写信给我谓他的分数判错了。检查后，发现了另一起相同情况，我真粗心。”[4]36
这里有专业知识方面的纰漏，有工作上的失误，有对教学方法的反省。知识方面的纰漏让他感到“惶恐之至”，当面向学生承认并改正；工作上的失误使他坐卧不安，自责不已；有的仅仅是自我感觉，如大一国文课后的感受，他也记在日记里提醒自己。
其实，上面提到的把一个学生的分数判错的事情，后续的故事还很长，朱自清并没有在日记中留下痕迹。据当时在西南联大与朱自清同事的杨振声回忆：“我们在国文系共事的时间，前后约共十年（先在清华，后在西南联大），每一事件的经过，都加深我对佩弦先生的敬爱。有一次他忽然要辞职，我吃了一大惊。问他原因，他说他把一个学生的分数算错了。我说‘假使我们教一辈子书，只算错一次，虽不可原谅，倒可饶恕。’这只证明他是怎样地负责！怎么说我也劝他不要辞职。国文系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他。”[1]179一位著名教授，因为算错了一个学生的分数就提出辞职，这样的事情即使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界，也可以说极其罕见。
二十多年间，朱自清开设的所有课程几乎都是他长期研究的成果，有着深厚的积累。比如大学一年级国文，他几乎年年都给新生上这门课，教材是他与杨振声、闻一多等几位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反复讨论、年年修订补充而成。即使是如此熟悉的课程，也是每逢上课，他都要花时间考虑、准备，丝毫不敢懈怠。朱自清一生的挚友、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对此特别有感触：“他是个尽职的胜任的国文教师和文学教师。教师有所谓‘预备’的工夫，他是一向做这个工夫的。不论教材的难易深浅，授课以前总要剖析揣摩，把必须给学生解释或提示的记下来。一课完毕，往往满头是汗，连擦不止。看他神色，如果表现舒适愉快，这一课是教得满意了，如果有点紧张，眉头皱起，就可知道他这一课教得不怎么惬意。”[1]223另一位老朋友郑振铎对此也印象深刻：“他教了三十多年的书，在南方各地教，在北平教；在中学里教，在大学里教。他从来不肯麻麻虎虎的教过去。每上一堂课，在他是一件大事。尽管教得很熟的教材，但他在上课之前，还需仔细的预备着。一边走上课堂，一边还是十分紧张。记得在清华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他办公室里坐着，见他紧张的在翻书。我问道：‘下一点钟有课么？’‘有的’，他说道，‘总得要看看。’”[1]321
日记中还留下许多朱自清反省对待学生态度的记录，有些事在常人看来根本不是问题，他却在日记中责己严苛，悔恨不已：“主持大一国文考试。宣布事项三次，其中一次用语挖苦，不好，悔之。”[3]434“与学生交谈中用词不慎。”[3]499“对一年级学生太严肃。应对青年人和蔼些。”[4]59朱自清长期患胃病，四十岁后病情时重时轻，长年缠身，有的学生回忆：“他非真正病倒绝不请假，而能够挣扎起床便一定到课了。记得最后一堂课他正病好，进了教室便不断喘息，我们都不忍再听下去，劝他回家休息。他却坚持着：‘我能讲，我可以坐下讲。’”[1]167曾经作过朱自清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后又成为同事的王瑶深情地回忆：“作者（指王瑶自己——引者）以前上他所授的‘文辞研究’一课，因为是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专门课程，内容比较干燥一点，班上只有作者一人听课；但他仍然如平常一样地讲授，不只从不缺课，而且照样地做报告和考试。现在回想起他在台上，作者一人在下边的讲授光景，还恍如目前。”[1]279拖着病躯，面对教室里仅有的一个学生，照常讲课、考试，从不缺课，这里蕴含着对学生多么厚重的爱、对事业多么深沉的责任感。
下面的几则日记则反映了朱自清在教学活动中的另外一些特点：“下午研究院考试，委员均到，萧答案至令人失望，结局殊纠纷，久之始定为中等。众意一、萧知识大抵转贩而来，二、其答案多模棱闪避之辞，记诵亦太劣，三、无想象力，不能持论。一多谓对此间中国文学系学生治学方法极不满，杨遇夫亦以为然。余甚愧恧，因余见亦尔也。”[3]207这是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个案，包含三层意思：第一，作为应邀参加研究生口试的委员，朱自清在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各位委员对考生口试的三条负面评价；第二，特别记下了闻一多、杨遇夫（1885—1956，名树达）两位委员对清华中国文学系学生“治学方法极不满”的一致看法；第三，记下了参加会议的感受，归纳为一句话：很惭愧，自己的见解也就是这个水平。综观这则日记的内容、特别是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可以看出，本来是考试委员的朱自清，更把自己放在了考生的位置上，日记的内容实际上是他参加这场口试的收获，委员们对考生的批评意见、对中文系学生治学方法的批评意见，他都看作对自己的批评与提醒。“对霍士休进行的口试委员会今天下午开会。进展颇为顺利。冯友兰先生指出唐代以后大量传奇故事的渊源。唐代的传奇故事是霍的研究题目，而这正是他论文中的大弱点，但我们却没有发现。”[3]345在这则参加学生口试后的日记中，对考试过程一带而过，朱自清记下的是冯友兰教授在会上对学生提出的指导意见，因为他觉得冯指出的问题“我们却没有发现”。
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朱自清在尊重学生、听取学生意见、做到教学相长的同时，也善于在共同的教学活动中从同事身上汲取营养，推进自己的学术工作，使教学与研究得到很好的结合。事实上，数十年间，朱自清关于文学评论、文艺创作、国文教学的大量研究成果，都包含着他在讲坛上、在教室里、在与师生们的共同教学活动中获得的启迪、经验与灵感。对于学生而言，教学活动中先生所留下的身影、所体现的精神更成为鞭策他们永远奋进的不懈力量。
三、“最完整的人格”[1]123
朱自清生活在一个充满动乱与忧患的时代，正像那个时代许多先觉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深切地关注着中国的命运和民族文化的改造与新文化的建设。青年时代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朱自清即投身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后，他在协助首任中国文学系系主任杨振声以及后来自己担任系主任后，为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创建、发展、办出特色做出了重大贡献。杨振声曾说：“民国十七年秋天，清华已正式改为大学，我担任了国文系系主任……我去清华的第二天，便到古月堂去访他。……就在这小屋子里，我们商定了国文系的计划。除了国文系的教员全体一新外，我们还决定了一个国文系的新方向，那便是：（一）新旧文学的接流，与（二）中外文学的交流。国文系添设比较文学与新文学习作，清华在那时是第一个。”[1]177-178朱自清在清华大学的23年间，主持中国文学系的工作15年，他坚持中国文学系“古今融汇，中西贯通”的办学方针，将西洋文学列为必修课程，把新文学研究以及来自民间的艺术瑰宝如“戏曲”“民谣”列为正式选修课目。同时，身体力行，自己利用休假赴英国研修英美文学，亲自讲授“新文学研究”“散文研究”“民谣”课等课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包括后来的西南联大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可谓群星璀灿、名家云集，如陈寅恪、刘文典、杨树达、黄节、闻一多、杨振声、罗常培、罗庸、魏建功、王力、浦江清、游国恩、陈梦家等，且大多数均致力于传统文学研究，各自都有着深厚的学术造诣。要在这样一个氛围中为新文学开辟一块天地、实行“古今融汇，中西贯通”的办学方针，有多少学术上、人事上的工作需要一步步推进，作为系主任，其工作繁重可想而知。日记中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上午编讲义……下午与赵公接洽下半年课程。开教授会，系谈话会，众论考试制度。……晚中文系读书报告会。”[3]216“从开学典礼之后，不知总在忙些什么，得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坐下来好好读书。现在日常工作已处理停当，希望今后会好些。”[3]320为了能有更多时间从事于学术研究，也是出于健康原因，他曾多次向校方、向学院提出辞职报告。但是，当请辞未能获准后，他仍是一如既往地默默为大家服务。
作为一个系主任，专业方向确定之后，让他最操心的是如何协调各位教授、同事之间的关系，使大家能有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完成教学任务。一些教授很有个性，为了大局，朱自清常常提醒自己要学会委曲求全，更多的情况是隐忍：“一多建议下学期中文系教授每人只开一门课，而不顾其他各系。这种想法，我不能苟同。他对系内和校内工作的态度，使我深感不快。”[3]540“冯告以闻君意见。为商谈聘任郭沫若事，尚未做出决定。闻直接向冯提出此请求，令余惊异。然尚不知是否为正式请求。”[3]466日记中的冯指冯友兰，时任文学院院长，闻是闻一多，中文系教授，院长冯友兰告诉时任系主任的朱自清，闻一多向他提出，要求中文系聘请郭沫若为教授。作为系主任，朱自清听后很自然地感到“惊异”，因为闻的行为是越级的，他并没有向自己这个系主任提出过。但他马上自我宽慰：“尚不知是否为正式请求”。“参加一年级国文教学会议，我出言傲慢，想来必定得罪众人，伤害了今甫和广田的自尊心，下次需注意。”[4]237
朱自清的这种谦谦君子之风，固然有顾全大局为学科发展着想的考虑；其实，待人宽容、慎谨、温和、笃实，遇事总要经过一番慎思明辨的功夫，是他一贯的做人态度和处事原则。对同事、对学生是如此，对同事的家属、对家里的佣人、即便是对完全陌生的人也是如此：“饭后宁太太来找妻，我对她太冷淡。当时我正看报，妻未领她去卧室，却在我面前接待她。她俩兴致勃勃，大谈物价飞涨，使我看不进报纸，恼怒之馀，我故意怠慢客人。妻去书房取香皂，我继续看报，不同客人谈话。待客不好，咎实在我。”[4]481“对女佣责备的方法不妥，彼不安者半日，对我不加理睬。”[4]444“对人力车夫发怒，甚不好。”[3]554
但是，朱自清绝不是“拆烂污”没有原则的“乡愿”“烂好人”，相反，他工作中极有原则性。1940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读书的刘北汜曾经回忆：“我第一次听到朱先生在公开场合讲话，……（是）在一次茶会上。那时候我刚考进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当时的系主任是罗常培（莘田）……在入学之后，系里曾发给每一个新生一份表格，调查他们的兴趣和家庭情况。我在‘课外爱读书籍’项下填的是‘爱读新文艺作品，讨厌旧文学’。不料这一条引起了罗常培先生的不满，在系里举行的迎新茶会上，他站起来说：‘有一个学生（未提我的名字，只提了学号）的思想需要纠正。他说他讨厌古文学，这是不成的，中国文学系就是研读古文的系，爱新文艺的就不要读中国文学系！’他很激动，我呢，觉得受了指责，是惹了祸，一时很是狼狈。没有想到的是朱自清先生和杨振声先生都立即起来为我说了话。他们的意见相近，都以为中国文学系应着重研究白话文。朱先生当时很激愤的说：‘我们不能认为学生爱好新文艺是要不得的事。我认为这是好现象，我们应该指导学生向学习白话文的路上走。这应是中文系的主要道路。研读古文只不过便利学生发掘古代文化遗产，不能当作中文系的唯一目标！’茶话会成了辩论会，朱、杨两先生那种认真的态度也就一直留在我的脑中，成为历久弥新的印象。”[1]351在面对有关中文系发展大方向问题上，温文尔雅的朱自清一下子变的“很激愤”，当众发表了与系主任不同的意见。
生活的拮据和体弱多病，在朱自清短暂的一生中如影随行，始终是压在他精神上、身体上的两座大山。作为家里的长子，他很早就承担起赡养父母、照顾弟妹的责任。自己的小家庭，共有八个子女，又在很长一段时间分居北京、扬州两地。日记中经常看到生活的窘迫给他造成的压力：“早晨访叶，想借一百元。他曾答应借钱，但没想到他向我道歉说已把一千元存入银行，手头没钱。这使我大感诧异和失望。”[3]314“给系里写申请，要求预支九月份部分薪水。”[3]314“我尝到经济拮据而产生的自卑感。”[4]126西南联大时期，为了节省家用，夫人和孩子们住在成都亲戚家，他住昆明清华的教授宿舍，吃“团饭”。一位学生回忆：“冷天，自清先生把一张旧毯子披在身上，作为御寒的大衣。日里披了去上课，夜间就当作被子盖。”[1]241分居两地，本来是为了节省开支，但仍然是捉襟见肘：“上午归来，得妻信，谓每月最低生活费需二千二百元，为此我很不安，无法维持家用，真不知该怎么办，天哪！”[4]209后面的日记里留下多处寄卖物品的记录：“找出几件东西去卖，我竟无力步行，只能乘公共汽车进城。晚上找了几家拍卖行，将带去的东西全部寄卖。”[4]213“卖掉一匹半窗帷布，得二千四百元，颇顺利。”[4]244生活如此困顿，但是，在同事和学生的眼里，“他从来不叹穷叫苦，更不因穷困因而消沉、馁气。他只是用劲的教书，写作，研究”。[1]241为了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朱自清在繁重的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之外，利用一切时间，发挥自己多年来在中学、大学教授中国文学积累的丰富经验，写下了至今仍是广大语文教学工作者和一般文史爱好者视为必读之书的一批经典之作，如《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国文教学》（以上均与叶圣陶合作）、《语文零拾》、《经典常谈》，等等。“君子固穷，取之有道 ”，日记中留下许多勤奋撰述的记载：“必须努力工作。在下学期，希望能完成《古诗十九首释》，并继续写《学生作文中的错误》，此外，必须开始研究中国诗词格律。近来，我必须写完关于中国古代典籍的《古典常谈》，并为之写序。写两篇短文，还须为《国文》写篇文章。”[4]143
也许是长期繁重工作和拮据生活的影响，朱自清的身体很早就出现了问题。日记中看到的最早记录是1936年1月26日：“消化不良”[3]400，此时年仅38岁。此后，日记中有关胃痛的记录逐渐频繁，从1941年2月开始，他干脆用一些自制的符号来代替每天日记中关于胃疼的记录：○表示稍好，○之内加×表示胃病发作，×表示胃病严重，×越多表示胃病越严重。据有的学者统计,“9年间（1937—1946年——引者），日记中关于胃病的记载高达1 170多处。”[5]尽管如此，朱自清仍然坚持教学、研究、写作不辍，对所承担的行政工作毫不懈怠。下面是1948年他去世前的几则日记：“胃不适，似痛非痛，持续约十二小时，最后痉挛，整夜呕水。”[4]487“卧病多日，今日始下床。每隔两小时吃一次东西，且不能与孩子同桌进食。”[4]499“体弱。出席系主任会议，讲话时头昏眼花，颇疑能否康复。”[4]504“体重四十公斤。较前减一公斤半。继续编教科书。打算整理一多手稿，工作相当繁重。”[4]514在疾病与贫困交相煎逼的最后日子里，朱自清在日记中平静地写下了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感慨不已的如下一段话：“我在《拒绝‘美援’和‘美援’面粉的宣言》上签了名，这意味着每月使家中损失六百万法币，对全家生活影响颇大；但下午认真思索的结果，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既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就应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4]511第二天在日记里重申：“再次考虑拒绝面粉。得知下午公布宣言。清寒学生有困难。对此，主张不必采取一致行动。”[4]511当时的大学教授中，在拒绝“美援”面粉的宣言上签名的人很多，但是，对于生命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家中几乎断粮的朱自清而言，下这份决心显得格外不易。此时的朱自清，还挂念着清寒学生，觉得他们有困难，不必和大家一起行动。
在专业上，朱自清孜孜以求、刻苦勤奋，古今融汇、中西贯通，用一生的努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教授”；在教学中，尊重学生、上好每一堂课，关心每一个学生，如履薄冰、鞠躬尽瘁；在做人上，严格律己、坦白诚挚，待人宽厚、谦逊而不失原则，在贫困与疾病的考验中彰显气节。
朱自清去世后，与朱有着长期交往的李广田在一篇忆念文章中称，朱的人格是“最完整的人格”[1]123，这一赞誉得到朱自清的同事、学生、朋友和一切与朱有过接触的人们的广泛认同。在1948年8月26日清华大学师生公祭朱自清的会场，悬挂着一幅国立清华大学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敬献的挽联：
“佩弦先生千古：使顽夫廉使懦夫立，求经师易求人师难。”
朱自清完整的人格，感染和温润着所有与其有过接触的人，使“顽夫”变得廉洁，让“懦夫”坚强起来；他既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经师、更是一位品格高洁的人师！这幅挽联是对大学教授朱自清一生自我修为的最好评价。
参考文献：
[1] 徐强.长向文坛瞻背影:朱自清忆念七十年[C].扬州:广陵书社,2018.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1432-1433.
[3] 朱自清全集·日记（第9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4] 朱自清全集·日记（第10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5] 李传玺.朱自清的胃[N].中华读书报,2021-08-11.
引用格式：田正平，裴子卫.一位大学教授的自我修为 ——《朱自清全集·日记》阅读札记[J].教育学报，2022，18（4）：156-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