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向辉 涂诗万 赵国祥 | “共同体”与“社会”：对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中“Community”的探析

  作 者 简 介  

吴向辉，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与领导专业博士生；

涂诗万，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史和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赵国祥，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心理学和教育理论研究。

· 摘 要 ·

“共同体”（community）和“社会”（society）在西方思想史和杜威的思想中都有重要区别，虽然少数时候可将“community”翻译为“社会”，但在大多数时候，杜威赋予了“community”独特内涵，而且这种内涵是其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核心要素之一。从语源学视角考察后可知，“共同体”是一个真实鲜活、亲密包容、合作共享的有机体，而“社会”则是一个松散分离、机械冰冷、优劣不齐的无机体。在杜威的词汇中，“社会”是一个中性词，而“共同体”则与“民主”是一个意思。在杜威看来，民主是“自由而全面交流、交往、参与、合作和共享”的共同体生活本身，他的社会改革理想是将“大社会”(great society)建设成“大共同体”(great community)。此理想体现在杜威的所有教育著作中。在王承绪翻译的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原文52个“community”被翻译为“共同体”的计14处，被翻译为“社会”的计38处。按我们的分析，38处“社会”中的21处应改译为“共同体”。杜威之所以如此重视“共同体”，是因为受到了新英格兰地区的民主环境、密歇根大学民主开放的工作氛围和简·亚当斯“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这些使得杜威成长为参与性民主的最重要的拥护者。从教育角度看，杜威认为教育是经验连续不断的改造与改组，而在自由全面交流、交往、参与、合作和共享的民主共同体生活中，经验最容易实现持续的改造和生长。

在王承绪先生（以下敬称略）翻译的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1]（Democracy and Education[2]）中，原文52个“community”（42个community，10个communities）[此处数据统计借助WPS的“查找”功能分别搜索“community”和“communities”，并根据原著人工查找进行双重验证。]被翻译为“共同体”的计14处，被翻译为“社会”的计38处。“共同体”（community）和“社会”（society）在西方思想史和杜威的思想中都有重要区别，虽然少数时候可将“community”翻译为“社会”，但在大多时候，杜威赋予了“community”独特内涵，而且这种内涵是其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核心要素之一。

一、从语源学视角分析“共同体”

与“社会”　　 

“Community”一词最早源于拉丁语“communis”， 其词义为“共同的，公众的，一般的，由所有人或许多人分享”，进而演化为“communitatem”,词义为“群落、社会、友谊、友好交往；礼貌 ，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而后演化为古法语“comunité”,其含义“社群，共同，所有人”；再到 14 世纪晚期演化为英文“community”, 其含义为“因居住同一地点而联系一起的人们；普通大众”。[3]　　

随着英文的演化和社会的发展，“community”的含义也随之丰富起来,该词在英文里有明确的下列含义：“（1）平民百姓，有别于那些有地位的人（14 世纪至 17 世纪）；(2）一个政府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在后来的用法里，指的是较小型的（14 世纪起）；(3） 一个地区的人民（18 世纪起）；(4）拥有共同事物的特质，如 共同利益、共同财产（16 世纪起）；(5）相同身份与特点的感觉（16 世纪起）。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到第三种意涵指的是实际的社会团体；第四和第五种意涵指的是一种具有关系的特质。从 17 世纪开始，有些迹象显示community与society这两个词含义的不同。自从 19 世纪以来，这些迹象变得格外重要：Community被认为比 Society与我们的关系更直接。”[4]

1887年，滕尼斯( F.J.Tonnies) 在《社会与共同体》（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将德文“Gemeinschaft”等同于英文 “Community”（共同体），认为共同体是一种有共同信仰、信念和价值观且相互信赖、相互支持的群体，并将其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Gesellschaft” 则等同于英文“Society”(社会) ，在社会中生活的人以和平共处的方式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不是真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是呈现机械分离的状态。正如滕尼斯所言：“所有亲密的、隐秘的、排他性的共同生活都被我们理解成共同体中的生活；而社会是公共生活，社会就是世界。在共同体里，一个人自出生起就与共同体紧紧相连，与同伴共同分享幸福与悲伤；而一个人走入社会就像走入另一个国度。青年人被告诫警惕坏的社会；但‘坏的共同体’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违反话语意义的。”[5]总之，滕尼斯清晰阐释了共同体与社会的内涵与区别，借此说明“共同体”是一个真实鲜活、亲密包容、合作共享的有机体，而“社会”则是一个松散分离、机械冰冷、优劣不齐的无机体。

二、杜威论“共同体”与“社会”　　

杜威明确指出，“社会”与“共同体”是有区别的，他的社会改革理想是将“大社会”(great society)建设成“大共同体”(great community)。“社会”是一个中性词，它指人类生活中出现的各种“会社”和“团体”，而“共同体”则是一个倾注了杜威的社会理想的褒义词。“我们的大城市，乃是一团松散联合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包括一切和具有渗透作用的行动和思想的共同体。如果我们着眼于社会这个名词所表示的事实，而不把我们的注意力局限于社会的内在的涵义，我们就找不到统一体，而只是许许多多团体，有好的团体，有坏的团体。”[1]92在杜威眼中，“‘社会’既是抽象名词，也是集体名词。具体来说，有大量各种各样的社团、协会、组织，有不同的关系，代表不同的利益。既然没有一个事物可以被称为社会，除了它们的无限叠加之外，就不存在适合‘社会’一词内涵的赞誉之词。”[6]701927年，杜威在《公众及其问题》中指出：“蒸汽和电力创造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或许是个社会，但并不是共同体（community）。新的、无人情味且机械的人类行为组合模式对共同体的入侵是现代生活的真实情况。”[6]98随着科技的进步、工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城市的扩增，现代社会正在变成“大社会”，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自由沟通、合作共享的“小共同体”也逐步分裂、消失。杜威的理想是将隔离分裂的“大社会”建设为“自由而全面的互联互通（intercommunication）”[6]211 的“大共同体”。　　

在杜威的词汇中，“共同体”与“民主”是一个意思。“作为一种理念，民主并非其他协作生活的理念的替代品。它就是共同体生活理念本身。”[7]当然他所说的“民主”不是通常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底线原则的民主，而且是以“自由而全面的交流、交往、参与、合作和共享”为核心的民主。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明确提出了民主的两个标准：“第一，个体与群体内成员有意识地参与和共享的兴趣（利益）数量有多大、主题有多广泛？ 第二，该群体与其他群体的互动和交流的程度有多充分、有多自由？”[2]87它们既是民主的标准，也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是“共同体”的标准。     

在杜威看来，“自由而全面交流、交往、参与、合作和共享”是共同体生活中最本质的方面，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些概念是《民主主义与教育》中的高频词汇，现统计如下：Communicate，communication（沟通），intercommunication（互联互通），interchange（交换），interaction（互动），interplay （相互作用），intercourse （交流）共计120次；free，freedom，freely，freed（自由）共计112次；share（分享、参与）,shared,conjoint（结合的），cooperation,cooperative(合作的)共计95次；community，communities（共同体，社会）共计52次；association（联合）associated life （联合生活）共计49次；equal，equally，equality（平等）共计34次；common interest，common end（共同兴趣、目的）共计30次。

与community相关的高频词汇基本将“共同体”的内涵与精髓囊括在内。　　

（1）Communicate，communication，intercourse，interplay，interaction以及相关派生词以120次的最高频出现，集中体现了杜威对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之间自由、平等沟通交流的重视。“社会生活不仅和沟通完全相同，而且一切沟通（因而也就是一切真正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生活））都具有教育性。”[1]10　　

（2）Free，freedom，freely，freed及其派生词以112次的频率位居第2位,集中体现了杜威对个体自由的推崇，没有个体之间自由而充分的交流、学习、探索、反思、修正，就没有个体生命的生长、更新、发展、提高，就没有共同体和社会的自由、健康、民主的生长,即个体是第一义的，社会是第二义的。这也正如杜威所言：“一个不良的社会对内外都设置重重障碍，限制自由的往来和经验的交流。倘有一个社会，它的全体成员都能以同等条件，共同享受社会的利益，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生活的相互影响，使社会各种制度得到灵活机动的重新调整，在这个范围内，这个社会就是民主主义的社会。这种社会必须有一种教育，使每个人都对社会关系和社会控制有个人兴趣，都有能促进社会的变化而不致引起社会混乱的心理习惯。”[1]109　　

（3）Share,shared,conjoint,cooperation,cooperative及其派生词以95次的频率位居第3位；association，associated life及其派生词以49次的频率位居第5位。这两组高频词汇集中体现了杜威对群体内部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共享与合作的重视，特别是对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或共同体之间自由、平等、充分、互动交流和合作分享的极大重视，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缩微共同体到小共同体，从小共同体到大共同体，直至世界民主主义社会的演进与发展。“就全体人类相互之间的更充分、更自由和更有成效地联合和交往而言，国家主权属于次要的和暂时的性质，这个思想必须灌输给学生，成为有效的心理倾向。这个结论，和把教育作为解放个人能力，朝着社会的向前生长的观点是密切联系的。否则，教育的民主主义标准就不能彻底地应用。”[1]109　　正如有学者所说，“杜威认为民主社会既要冲破阶级的和种族的界限，还要冲出国界，使人类出现与日俱多的接触点和互惠点。民主主义就是这种社会的原则和灵魂。”[1]序10　　

（4）Equal，equally，equality 34次居高频词汇第6位； common interest ，end 30次居高频词汇第7位。这两组词汇体现了杜威对共同体存在前提的思考：首先每位共同体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因为杜威认为“由于缺乏各方面的共同利益的自由而平等的交往，理智的刺激作用失去平衡。刺激的多样性意味着有许多新奇的事情，有了新奇的事情，思维就得到挑战。如果人们的活动愈加限于狭隘的范围，如果有严格的阶级界限，彼此的经验无法适当交流，活动的范围就受到限制。”[1]94其次，每位共同体成员平等地拥有参与和分享共同体事务和利益的积极自由。最后，在实现前面两个前提的基础上，所有成员才能形成共同的志趣、共同的目的，进而在借助联合生活获得经验的更新、智慧的产生、道德的提升、生命的生长，最终构建一个自由 、平等 、 博爱的人类联合体 , 也就是在现实社会中努力建立一个理想的 “民主共同体” 。　　

杜威在出版《民主主义与教育》之前的其他作品中对“共同体”与“社会”也有诸多阐述与区分，现仅以《我的教育信条》（1897）、《学校与社会》（1899）为例，通过译著[8]与原著（脚注）对照印证加以论证。　　

1897年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明确提出：“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community life共同体生活）的一种形式。”“现在教育上许多方面的失败，是由于它忽视了把学校作为社会生活（community life共同体生活）的一种形式这个基本原则。”由此看出，杜威认为学校生活本身就是民主共同体生活，教育上诸多问题之原因在于忽略此观点。“儿童应当通过集体生活（community life共同体生活）来使他的活动受到刺激和控制。 ”“教师在学校中并不是要给儿童强加某种概念，或形成某种习惯，而是作为集体（community life共同体生活）的一个成员来选择对于儿童起作用的影响，并帮助儿童对这些影响做出适当的反应。”“集体”一词与杜威的原意“民主共同体”相去甚远。上面两句，分别强调儿童和教师在民主共同体生活中的角色定位和价值实现途径。[参见：约翰·杜威著，赵祥麟，任钟印，吴志宏，译：《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7，14页；DEWEY J.My Pedagogic Creed[J].School Journal，1897：54，77-80.]1899年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再次强调学校生活应是民主共同体生活。 “学校自身将成为一种生动的社会生活（community life共同体生活）的真正形式，而不仅仅是学习功课的场所。……学校都成为一种雏形的社会生活（embryonic community life雏形的共同体生活）以反映大社会（larger society）生活的各种类型的作业进行活动，并充满着艺术、历史和科学的精神。当学校能在这样一个小社会（Little community小共同体）里引导和训练每个儿童成为社会的成员，用服务的精神熏陶他，并授予有效的自我指导的工具时，我们将拥有一个有价值的、可爱的、和谐的更大社会的最强大的并且最好的保证。”[参见：约翰·杜威著，赵祥麟，任钟印，吴志宏，译：《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3，25，29,38页；DEWEY J.The School Of The Tomorrow[M] .Montana:Kessinger Publishing LLC,2010:34,6,10,19.]在这里，杜威已经暗含了将“大社会”建设成“民主共同体”的理想。　　

简言之，民主共同体思想作为一条主线贯穿杜威的主要著作，现简要回顾如下：1897年，《我的教育信条》（community出现8次）明确提出“学校便是民主共同体生活的一种形式”； 1899年，《学校与社会》（community出现10次）再次强调“学校自身将成为一种生动的民主共同体生活的真正形式”；1909年，《教育中的道德原理》（community出现10次）强调学校民主共同体的道德教育功能；1915年，在《明日之学校》（community出现97次）中以大量学校案例来阐述以民主的教育来改良社会的思想；1916年，《民主主义与教育》（community出现52次）阐述学校是缩微共同体（miniature community）及其在民主教育和社会改良中的责任与使命；1927年，《公众及其问题》（community出现152次）论证“大社会”转变为“大共同体”的机理。

三、对《民主主义与教育》中Community的进一步探析　　

杜威在其《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共计使用52次community，下面将重点讨论各章中应该译为“共同体”而被王承绪译为“社会”的部分。　　

在第一章“教育是生活的需要”中，community共出现5次，笔者与王承绪翻译一致，与“共同体”和“社会”相关的译文如下：“在共同、共同体(community)和沟通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字面上有联系，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沟通乃是他们达到占有共同的东西的方法。为了形成一个共同体或社会，他们必须共同具备的是目的、信仰、期望、知识——共同的了解——和社会学家所谓志趣相投。”“甚至为一个共同目的工作的个人也不构成一个社会群体(social group)。一部机器的各个部分，为着一个共同的结果而以最大限度的相互合作运转，但是它们并不形成一个共同体。但是，如果他们都认识到共同的目的，大家关心这个目的，并且考虑这个目的，调节他们的特殊活动，那么，他们就形成一个共同体。”[1]9“在任何社会群体(social group)中，有很多人与人的关系仍旧处在机器般的水平，各个人相互利用以便得到所希望的结果，而不顾所利用的人的情绪的和理智的倾向和同意。”[1]10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发现作为“共同体”的“community” 与作为“社会群体”的“social group”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所构成的是一个志趣相投、自由交流、深度合作、共同生长的社会组织，而后者所构成的群体是一个各自为己、机械组合、相互隔离的松散组织。　　

杜威在开篇第一章就明确表明自己对“community”和“social group”不同理解和看法，并阐释了“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和发展路径“ [孔德 、 涂尔干以及后来的功能主义者感兴趣的是一个既成的共同体 , 而杜威感兴趣的则是某种形成中的共同体 , 不是社会塑造个人 , 而是个人通过互动塑造他们自己 , 社会因此而存在着 。”（参见：于海著：《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首先，社会群体必须具备共同的志趣、信仰、期望、知识等；其次，借助联合活动和共同生活以保证所有成员充分理解、自由沟通、互动交流，并根据其他成员或群体的行动不断调整以形成相同的情绪和理智倾向，从而完成共享经验的传承、改造与提升；在学校（缩微共同体[2]367）教育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民主共同体（democratic community）[“当杜威说民主作为一种观念并不是联合生活原则以外的某种东西而是指共同体生活本身时，他是把民主与共同体看作是等同程度上的概念。杜威政治哲学的理想之一是寻求和构建伟大的共同体(great community)，而民主共同体是人类共同体的理想形式。” （参见：张梅，张立成：《论杜威的民主共同体理念及其当代价值》，载《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72页。）]，最后形成大共同体（great community）[6]147。　　

在第二章“教育是社会的职能”中出现的8个community符合共同体的定义，而王承绪将原文第21、24页[2]21,24的两个community 翻译成社会，具体译文为：中文版第23页“在野蛮的未开化的社会，这种直接的参与（即我们讲过的间接的或偶然的教育），几乎成为教育青年的唯一影响，使他们获得群体的习俗和信仰。”第25页“因而，一旦社会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在它自己领土以外和它自己直接的一代人以外的东西，它就必须依靠固定的学校机构保证其一切资源的适当传递。” 　　

根据第一章杜威对community和 society的阐述和第二章相关内容，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群体如果具备了共同的志趣、信仰且所有成员能够自由沟通、互动交流，并借联合活动来传递世代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就具备了共同体的必要条件。从这种意义上说，原始的种群部落就是以共同的习俗和信仰为前提，借助占卜、祭祀、狩猎、议事会等联合活动建立起同命相连、合作共生的原始血缘共同体，且表现出个体与群体利益高度一致的特征。因此，第23页的“社会”翻译为“共同体”更为确切。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个体经验与群体经验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原始共同体中的个体并非天生就会理解并接受群体之共同目的，学会群体发展所需的经验和习惯，因此必须借助学校机构来帮助个体认识和学习群体的共同经验，进而传承经验、改造经验、提升经验。杜威并以古希腊城邦共同体[“古希腊的‘公民’（Polites）是城邦（Polis）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参见：吴宁，许慧，冯琼：《古希腊城邦公民精神的演进及其中国意义》，载《哲学分析》2015年第6卷第6期第105页。）]为例说明：当社会传统复杂、书面符号广为应用时，就需要借助学校机构传承经验、传播文化。因此，第25页出现的“社会”翻译为“共同体”更为确切。　　

在第三章“教育即指导”中出现的两个community符合共同体的定义，而王承绪将第35页的community翻译成社会[1]37，具体译文：“要对事物具有和别人相同的观念，和他们有同样的思想，并因而成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真正成员，就要赋予事物和行动以别人所赋予的相同的意义。否则，没有共同的理解，没有社会(community此处翻译为“共同体”较为妥帖)的生活。”[1]37因为，共同体的形成需要有共同的目的和信仰，个体并非天生就能理解并接受群体共同的目的，只有借助沟通（communication）和共享的活动（shared activity）来交流互动、自我调整以达到共同的理解。为此，杜威又举例：“拉一条碰巧别人也在拉的绳子，这并不是一个共同参与或联合的行动，除非拉绳子时知道别人也在拉，而且是为了帮助或阻挠他们才去拉绳子，那才是共同参与的行动。”[1]37　　

第六章“保守的教育和进步的教育”中出现的1个community[2]84符合“共同体”的定义，而王承绪将其译成了“社会”，具体译文为：“在故步自封的社会（society），在把维护已有的风俗习惯作为价值标准的社会，这种观点基本上适应。但是这个观点不适用于进步的社会（communities此处翻译为“共同体”较为确切）。”[1]89根据上下文可知，杜威强调故步自封的社会只是一成不变地沿袭既有的习俗、知识和经验，让整个社会变得死气沉沉、陈腐无新，而进步的共同体不仅净化社会、消除痼疾，让整个社会变得充满活力、不断进步，而进步的教育作为提升社会民主的建设性媒介，不仅净化社会为儿童和青年持续生长提供环境和机会，而且为改造社会和人类未来发展创造条件。 

在第七章“教育中的民主概念”中9个community都符合共同体的定义，本章中的community数量是全书最多的，本章篇幅也是全书最长的，仅从数量和篇幅上就可以看出杜威对教育中民主概念的格外重视与深入剖析。杜威在本章明确提出了共同体生活的判断标准。第一，个体与群体内成员有意识地参与、分享的兴趣（利益）数量有多大、主题有多广泛？ 第二，该群体与其他群体互动和交流的程度有多充分、有多自由？他又提出，民主教育的社会功能是通过让未成熟群体通过参与自由平等、全面交流的共同体生活来解放个人能力获得更好的生长；民主共同体比其他共同体更关注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教育。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杜威提倡借助共同体生活来促成教育的进步、社会的改良和民主主义社会的诞生，这也正是他所提倡的教育的社会职能。　　

而王承绪将其中的5个community[2]85-87,90,91翻译成社会[1]91-93,96-97就显得与本章主题违和。其具体译文及分析如下： 第91页“到现在为止，除顺便提到以外，我们大部分是讲在任何社会群体（social group）中可能存在的教育。现在我们必须说清楚在各种不同的社会（community共同体）生活中进行的教育的精神、内容和方法的区别。”在本章开篇杜威提出通过对共同体生活中的教育进行分析与归纳，旨在突出民主共同体中的教育优于其他社会群体中的教育。第92页“社会被它的本质构想为一个整体，于是人们特别注重这种统一体（community共同体）所有的种种品质，诸如值得称赞的目的与福利的共同性，忠实于公共目标，以及相互的同情心等都得到强调。”此句中“统一体”虽与“共同体”语义相近，但并不能传达“共同体”是一个志趣相投、相互合作、共同生长的社会组织的特性，故译为“共同体”更准确。 第93页“问题在于从实际存在的社会（community共同体）生活形式汲取优良的特点，并运用它们来批评不良的特征，提出改进的方法。……从这两个特点我们可以导出我们的标准。群体内成员有意识地参与的利益有多少？和其他团体的相互作用，充分和自由到什么程度？”杜威此处总结现存的共同体生活的特点，并汲取其优点以找寻民主共同体的理想标准，因此将本句中的“社会”译为“共同体”更确切。第96页“在学校，则和家庭、社会（community共同体）的利益分离；重要的是，孤立的生活能使生活僵化和形式制度化，使群体内部只有静止的和自私自利的理想。”杜威在此处旨在说明，在现实中，学校与家庭以及其他共同体的兴趣、目的相分离，真正的共同体生活就是要打破一切形式的封闭和隔离，鉴于此，本句中“社会”译为“共同体”更确切。第97页“由于民主社会实现了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在这种社会中，各种利益相互渗透，并特别注意进步或重新调整，这就使民主社会（democratic communities民主共同体）比其他各种社会（communities共同体）更关心审慎的和系统的教育。”此处应翻译为民主共同体，因为杜威将民主共同体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置于其他共同体和社群之上，而且民主共同体的实现必须借助民主的教育，并与第六章杜威提出的进步的共同体把进步的教育作为提升社会民主的建设性媒介相呼应。　　　　　

在第八章“教育的目的”中community共出现2次[2]105,114。通过前后章节的联系与分析，文中出现的第1个“community”符合共同体的定义，而王承绪将其翻译为“社会”，其译文为：“以上各章有关教育的论述，实际上已经预示我们有关民主主义社会（democratic community民主共同体）教育的意义的讨论的结果。因为，我们假定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个人能继续他们的教育，或者说，学习的目的和报酬，是继续不断生长的能力。”此处“社会”翻译为“共同体”更为确切，因为，杜威提倡的民主教育坚决反对用教育过程之外的目的来限定、压制教育，而只有在民主共同体中才能真正实现理想的民主教育，同时也与第七章中的“民主共同体”相呼应。　　　

在第十四章“教材的性质”中出现的1个community[2]199符合共同体的定义，而王承绪将其翻译为社会，其译文为：“一个课程计划必须考虑课程能适应现在社会生活（community life此处翻译为“共同体生活”较为确切，因为学校是缩微的共同体，课程首先要满足于共同体生活的需要）的需要；选材时必须以改进我们的共同生活为目的，使将来比过去更美好。”[1]209杜威此处旨在强调：在学校共同体中，教材的选取和课程的安排首先必须以促进人与人之间自由而全面的交流、交往、合作和共享为目的，其次才是为其他的目的服务。教育首先要关注的是人，其次才是职业或专业。　　

在第十九章“劳动和闲暇”中的两个community[2]258,262符合共同体的定义，因为在本章中杜威明确提出,在真正的民主社会中，我们应打破一切隔阂与歧视，“大家都参与有用的服务，大家都享用有价值的闲暇”[1]273；教育改造要给“社会生活的变革以充分的和明显的影响”[1]273，特别是利用共同体生活有效平衡和化解服务与闲暇的矛盾。真正的民主社会与名义上的民主社会在工作与闲暇上的区别如图1所示。

王承绪将两个community全部翻译为社会，其译文为：“如果通过劳动自谋生计和有教养地享用闲暇的机会这两种功能可以平等地分配给社会（community此处翻译为“共同体”更确切，是因为只有在共同体内部才能实现工作与休闲矛盾的化解）的各个成员，那么就没有人会想到各种教育机构和所包含的目的彼此之间有任何冲突。”“自由的公民他们献身于社会（此处应翻译为“共同体”，理由同上）的共同生活，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赢得个人的荣誉和名声，过有理性伴随的生活。”　　

在第二十三章“教育与职业”中出现的5个community[2]317,322符合共同体的定义的有3个，因为杜威认为,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同体（暗含民主社会）中，最好的职业应该使一个人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暗含对个性和创新的尊重），并且在工作中以最小的摩擦（暗含更多的合作与交流）获得最大的满意度；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中，一个人的工作不是只对特定的雇主负责，而是对共同体这个最终的雇主负责；在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中，人人都应从事一种职业，使别人的生活更有价值，职业更是连结人们的纽带，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这种改造意味着一种事态，每个人对他的工作的兴趣不是勉强的，而是明智的，即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和自己的能力倾向志趣相投的。　　

王承绪将这3个community翻译为社会，其译文为：第327页“对社会（杜威明确提出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生活中才会对所有个体的职业和服务表示尊重）其他成员来说，这种适当的行动当然意味着他们得到这个人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服务。”第332页“就是当一个人的工作对特定的雇主负责，而不是对终极的雇主即社会（因为只有在在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社会中才能实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职业服务理念，才能对终极雇主即共同体负责）负责时，才承认他的工作是职业。在民主主义的社会，凡关于体力劳动、商业工作以及对社会所做的明确的服务逐渐受人尊重。”　　

在第二十四章“教育哲学”中community共出现7次，其中6个符合社会的含义，1个community[2]330符合“共同体”的含义，而此处王承绪将其翻译为“社会”，其译文为：“然后我们明确地把适合于发展民主社会（community）的教育，作为进一步更加详细地对教育进行分析的标准。”因为在本章开篇杜威就指出进步的社会群体“在于使群体成员具有广泛多样、相互参与的兴趣，以别于另一种社会群体，它们的目的仅仅在于保存已经建立的习俗。这种社会具有民主主义的性质，因为它们容许成员有更大的自由，并且意识到需要使每个人具有有意识的社会化的兴趣，而不是主要依靠在上等阶级控制下让习惯势力起作用。”基于此，并根据前面章节杜威对共同体的阐述可知此处翻译为“把适合于发展民主共同体的教育，作为进一步更加详细地对教育进行分析的标准”则更为妥帖。     

在第二十六章“道德论”中出现的两个community[2]365,367符合共同体的定义，因为杜威在本书中多个章节强调教育对于民主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作用，而学校作为教育的重要实施机构就“不再是脱离生活，专为学习功课的场所，而是一个雏形的社会群体，在这个群体里，学习和生长是现在共同参与的活动的副产品。”[1]377而且“一切能发展个体有效地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的教育，都是道德的教育。”[1]379本章作为本书的最后一章也呼应了第一章杜威提出的“社会生活不仅和沟通完全相同，而且一切沟通（因而也就是一切真正的社会生活（暗含共同体生活））都具有教育性。”同时，也点明杜威“学校即缩微共同体”的核心思想。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再来看王承绪的译文：“首先，学校本身必须是一种社会（community）生活，具有社会生活的全部含义。社会的观念和社会的兴趣只有在一个真正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发展。学校本身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形式，一个雏形的社会(miniature community )，并且与校外其他各种形式的共同经验彼此密切地相互影响。”倘若将此两处“社会”改为“共同体”，那么就实现了本书中杜威共同体思想的前后呼应与一贯至终。     

总之，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的52个community中35个应译为“共同体”，17个可译为“社会”。由此可见，“共同体”在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此对共同体及其相关概念进行深入研究与挖掘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四、杜威为何如此重视“共同体”　　

从社会的角度看，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其早期生活和成长的环境，同样我们在研究杜威的共同体思想形成原因时，必须将其家庭、社区、工作的环境考虑在内。也正如杜威所说：“总体上说，影响我的力量来自于人和环境的比来自于书本的多。”[9]66　　

杜威出生和成长于北美新英格兰地区，新英格兰的传统习俗和文化积淀在青少年杜威身上打下了深深烙印。首先在新英格兰州定居的移民大多数是清教徒，而且“清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派别， 而且在许多地方与极为绝对的民主共和理论相契合”[9]35。并且新英格兰具有大部分欧洲所不具有的法律制度：“民众参与公共事务、自由投票决定赋税、为公务员规定责任、个人自由、陪审团参加审判，这些都被毫无异议地纳入制度，并真正得到落实。”[9]42这种民主自治共同体的治理方式，无疑对青年杜威民主共同体思想的产生起了很好的启蒙作用。这也正如杜威在《公众及其问题》中所说：“美国民主政治发端于真正的共同体生活，也即地方性和小规模的联合体，其行业主要是农业，主要以手工工具从事生产。”[6]111　　

1889—1894年，杜威在密歇根大学执教，该校校长安吉尔(James.Aagel)提出要“给师生提供一种真正民主的环境，并提倡创造性教育所必需的自由权利和个人责任感”[9]22-23。在这种民主、开放的工作氛围中，杜威本人也亲自参与了密歇根大学创新性、多元化的招生评估工作，这也让杜威有机会直接了解中小学教育教学现状，从而触发了杜威利用民主共同体思想改革中小学教育现状的情愫。　　

1889年，简·亚当斯（Jane Addams）创立了赫尔会所（Hull House），该会所具有社会慈善性质，并设置专门教育机构，对优化社区环境，改善贫民生活状况有很好的社会效益和实践意义。简·亚当斯特别强调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形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赫尔会所和简·亚当斯的缘故，杜威那作为教育指导力量的民主信念，具有了更加激烈和更加深刻的含义。”[9]25这也为1896年杜威创办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提供了社会参照，进而为杜威检验其教育理念和参与性民主共同体思想提供了实验室。[10]正如罗伯特·威斯布鲁克所说，“杜威是参与性民主的最重要的提倡者。他相信：民主是一种道德理想，它召唤普通的男男女女建立起各种共同体，共同体为每个人提供各种必要的机会和资源，使他们通过参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充分实现每一个人的特殊潜能。”[11]　　

从教育角度看，杜威认为教育是经验连续不断的改造与改组，而在自由全面的交流和参与的民主共同体生活中，经验最容易实现持续的改造和生长。民主共同体生活本身就具有教育性。“社会生活不仅等价于沟通，而且所有的沟通（因此所有真正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生活）），都具有教育性。”[2]9杜威将教育作为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之一，民主的目的只能通过民主的手段达成。学校作为缩微共同体是教育的重要媒介，只有将每个班级和每所学校都建设成为民主共同体，才能逐渐把“大社会”改造成民主共同体。教育是杜威的“宗教信仰”[杜威在1922年写给《新共和》的一篇题为《作为宗教的教育》的文章中说：“如果我们拥有对任何事情产生宗教情感的理由，那么，我们可以把教育当作宗教来看待。”（参见：约翰·杜威：《作为宗教的教育》，载《新共和》1922年第318-319页。）]，民主共同体也是杜威的信仰。

参考文献：

[1] 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2] DEWEY J. Democracy and Education[M].Penn State University Electronic Classics Series Publication,2001．

[3] Collins Dictionary.Definition of community[DB/OL].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imited.Scotland:Glasgow.(2013-07-19)[2021-03-27].https://www.collinsdictionary.com/dictionary/english/community.

[4]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 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25.

[5]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9:68-69，87.

[6] DEWEY J.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M].Chicago：Gateway Books,1946.

[7] 约翰·杜威.公众及其问题[M].魏晓慧,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127.

[8] 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 赵祥麟，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9] 简·杜威.杜威传[M].单中惠，编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66.

[10] Charlene Haddock Seigfried.Socializing Democracy:Jane Addams and John Dewey[J].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99.

[11] Westbrook B. Robert.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M].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xv.

引用格式：吴向辉，涂诗万，赵国祥.“共同体”与“社会”：对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中“Community”的探析[J].教育学报，2022，18（5）：3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