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珍珍 刘长宽 |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篇名论

作者简介：

张珍珍，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刘长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报纸校对，编辑，教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摘

要

1912年2月，承载蔡元培教育方针观的《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在沪宁杭等地报刊发表。百余年来，教材专著与文选全集呈现了该文的三个通行篇名。其中，“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由《申报》《民立报》《新闻报》等报纸版抽绎而来。“新教育意见”为1912年3月发行的《教育杂志》第3卷第11期贡献。“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的出现不早于1915年，与广被当代著述称引的1912年4月《东方杂志》第8卷第10期无关。报刊编者之规约、文章作者之重订、寻章引者之化用，促成百余年来《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通行篇名的应时之变。

1912年1月11日，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主编陆费逵在《新闻报》《时事新报》刊文，敬告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蔡元培“速宣布教育方针”。[1-2]同日，《申报》之评论亦希望新政府“明定教育方针”。[3]19日，临时政府教育部启用印信，发布由陆费逵、蒋维乔等起草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课程标准。21日，浙江省教育会公举章太炎为正会长。22日，在沪的章太炎于复该会书中，表达了对“以不离道德为宗旨”的教育方针的认同；而对“谈道德者，专趣欧化”，“设立通俗讲演社”推行社会教育，及部颁课程中的初等小学“男女同校”等论，则不以为然。[4]　　

同在22日，常州伍博纯经蒋维乔介绍，携“规画社会教育办法”到部谒蔡，“蔡极赞许”。[5]2月2日，《教育部通电临时宣讲办法文》载于《临时政府公报》，指出社会教育为“今日急务”，“入手之方，宜先注重宣讲”。[6]6日，报载蔡“对于民国教育非常注意，拟发表意见，以供众览。刻下正在撰稿，约有数千百言”。[7]1912年2月8日，蔡元培之“数千百言”意见（下称《意见》）始连载于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报章。《意见》托出蔡以世界观和美育为特色的教育方针观，是为民国首定教育宗旨之渊薮。本文试对该文篇名之流衍及其动因作一探讨。

一、呈现：引述、收录与百年嬗递

百余年来，教材汇编和文选全集对《意见》的引录不绝如缕、异彩纷呈。　　

关于蔡元培之名篇《意见》，当代再版次数较多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中，《简明中国教育史》有言，“蔡元培1912年4月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8]《中国教育发展史》则记，“1912年2月”，“蔡元培在《民立报》、《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上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同年4月，蔡元培将该文易题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交由《东方杂志》重新发表”。[9]《中国教育史》亦述，“蔡元培于1912年2月在《教育杂志》《民立报》等处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率先对民国教育方针的整体构想从理论上进行系统探讨”；“后来，蔡又以《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为题，“重新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征求各方意见”。[1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二辑》据“北洋政府教育部档案”，收录《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且注此文曾刊于“1912年2月11日《临时政府公报》第十三号附录”，文中有周官以“乡三物”教万民、美洲之“德弗伊派”的表述。[11]《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亦据前述档案，收《蔡元培关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依《东方杂志》将该文时间记为1912年4月，述“卿三物”“杜威派”。[12]《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之《教育思想》与《学制演变》二分册，均收《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前册据《东方杂志》，述“乡三物”“德弗伊派”[13]；后册据1959年版《蔡元培选集》（选集亦据《东方杂志》[14]），述及“卿三物”“杜威派”[15]。　　

上述教材依史料选、文集及全集，汇编据报刊和档案，呈现了《意见》发表的两类时间和形式（1912年2月，发表；1912年4月，易题重新发表），以及源自五家报刊、一种档案的四个篇名（《民立报》《临时政府公报》《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东方杂志》与“北洋政府教育部档案”；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关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汇编收录的四种《意见》中，均有“乡三物—德弗伊派”或“卿三物—杜威派”的组合式呈现。

此外，从百余年时段看，更多文选全集映现了《意见》的三个通行篇名：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新教育意见；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其中，1912—1920年，可见（教育总长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和“新教育意见”；1920—1997年，多见“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1997年至今，多为“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版）、《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与《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三部结集之作，是《意见》篇名百余年嬗递的关键。　　

在总结史料编选工作时，教育史家舒新城曾写道，“为求信实计，每篇均须详查其来源，考核其时日”，“这层在史料上极为重要”。[16]百余年来，教材汇编及文选全集等印本文献的多元引述提示，民国元年“时日”未尽一致的诸报刊所载《意见》的篇名及其“来源”即投稿版篇名，或被大多引述者和编选者忽略了。

二、刊布：首发、转载及名实误正

对民元诸报刊版《意见》的比较，是疏通其篇名源流的必然选择。　　

1912年2月8日始，沪上《申报》《新闻报》《民立报》等报，在首要版面、栏目率先连载《意见》（见表1）。1912年2月，各报刊呈现的《意见》篇名不同，但均含实词“蔡元培、新教育、意见”，虚词“对于、之”。“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而非官职名“教育（部）总长”，或为《意见》投稿版篇名的必备项。

由表2第1、2、3项等，可断首发诸报中的《意见》之《申报》版，异乎《民立报》《新闻报》《时报》版者多。由第5、10项，可见《民立报》《新闻报》《教育杂志》《东方杂志》版绝非无误。由第12、14项等，可推时效较差、创刊不久的《汉民日报》《中华教育界》，在篇名与文本上或直接取法《申报》。参考第11项，将教育名词“美洲之德弗伊派”记作地理概念“美洲之德弗伊洲”的《中华教育界》版，[17]可称最不善之版（另可参第6、8、9项）。

由表2第3、7、10项等，可断诸首发报纸所据即蔡的投稿本，绝非铅印，当为保留丰富笔迹元素的石印[或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影印发行并公诸网络之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http://180.101.234.209:443/shac/res/layouts/imageDetail.jsp?id=1821，2022年5月6日。]。［11］首发诸版文本之歧见，当由报章编印者对来稿的误认引发。此外，《东方杂志》版文本与《新闻报》版近，篇名与《申报》《临时政府公报》版同；《意见》在该志“内外时报”栏刊发，显为转载。上述教材所谓《意见》以“《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为题，“重新”在《东方杂志》发表，[9-10]不确。

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民国期刊库）藏《中华教育界》创刊号，及1912年2月23日中华书局关于杂志“第一期业已出版”的广告[18]，该志创刊日期并非学者所考之“1912年3月25日”[19]。《中华教育界》版《意见》字误尤多，实与该志在民国元年初的仓促出版相关。[20]又，由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第3卷第11期发行即出版于1912年3月28日，前述教材谓《意见》“1912年2月”在此志发表，[9-10]亦不确。

三、转捩：规约、重订和习焉不察

报章编者、文章作者及寻章摘句之引者等主体，对《意见》篇名的流衍均有助力。

（一）编者之规约

清末民初，蔡元培与上海书报馆的关联颇深。身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之文亦得到沪上主要媒体的广泛关注。　　

第一，各报对篇名之照载或修饰。率先连载之《申报》《新闻报》将《意见》列入“代论”栏，《民立报》则将其归诸“要件”栏。三报在连载时间、版面位置、文本字号等方面的安排，均能凸显对教育部总长之文的重视。前述《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二辑》收《意见》时，注明“此件沿用原标题。系石印本，未书日期”。［11］此石印本，当为《意见》投稿版，其篇名“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与1919年前后蔡自道“蔡孑民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21]近同，与1912年2月诸报刊版篇名之必备项“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叠合。据此版，首发诸报或秉书照载（如《新闻报》《时报》），或踵事增华（如《民立报》《申报》等），奉献了趋异的《意见》篇名。　　

第二，《教育杂志》对篇名之重组。清末，蔡与商务印书馆要员张元济为浙籍同乡、科举同年、书报馆同事。[22]1911年初，该馆《教育杂志》第3卷第1期“征文”栏，刊出被描述为“今日有数之文字”的“一等当选二篇”。[23]封面目录中，“征文”栏名及栏内篇目字号均超其他栏、篇，颇能引人注意。主编陆费逵对该栏第一篇《中国当采之教育方针》的当选及刊布，定有考量。民初，该馆陆费逵、蒋维乔、高梦旦等助蔡襄部务颇力。［5］陆费逵的敬告更推动了蔡《意见》的发表。［21］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足堪蔡教育意见发表之优先选项。1912年3月，该志第3卷第11期“言论”栏，前后接排之高梦旦《敬告教育部》和蔡元培《新教育意见》二文，篇名字数相同、文本内容呼应。如此组合，绝非偶然。而且，该志置“蔡元培”于篇名下，置“教育部来稿”于“蔡元培”下。[24]如此版式，异乎诸报却合自身惯例，显出该志对《意见》篇名的规约。

（二）作者之重订

篇名关键词“新教育”向“教育方针”的转捩，亦是作者因应教育时论之表征。　　

第一，温故致新。1919年三四月间，蔡元培任副会长的教育部教育调查会审议、通过议案凡9件，“最重要者为修改教育宗旨”案。该案之两名提出者中，沈恩孚指出，民初教育宗旨“似太复杂，非一般国民所能了解”；蒋梦麟认为，此案“实顺世界大势而立言”。[25]在是年3月15日于北京进行的一场演说中，蔡提及将到中国讲学的杜威时，自道曾于“民国元年在南京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实利主义一节介绍过其人其事。[26]这番温故里的《意见》篇名更新，在稍后《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编辑时得到再度确认。［21］　　

第二，言说策略。1919年2月，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等五机构倡办、宣传新教育思想的《新教育》月刊发行。该志编辑部四成员中，蔡之学生、主编蒋梦麟不久后受蔡之托代掌北大，蔡之学生、通信记者黄炎培民元初曾助蔡襄部务。师弟子交谊匪浅。在前述1919年3月的演说中向听众提及《意见》时，蔡元培变篇名核心词“新教育”为“教育方针”[26]，当可免听者认其对《新教育》杂志和新教育思潮有否定看法。　　

此外，1912—1919年，蔡元培的相关著述可见杜威（Dewey）中译名的如下链条：德弗伊（1912.2）[24]→德佛伊（1915）[27]→都爱（1918.6）[28]→都威（1918.7）[29]→杜威（1919.3）[26]。而“杜威两字”在中国“几于妇孺皆知”，[30]240实晚于《新教育》杂志“杜威”号筹组、发行的1919年三四月间。《意见》中“德弗伊”易为“杜威”暨篇名“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的生成，应不早于蔡尚使用译名“德佛伊”的1915年。

（三）读者之化用

各类引者的损益变通和习焉不察，同编者、作者一起推动了《意见》篇名之多歧。　　

钱玄同存《蔡孑民新教育意见》抄稿之文本依《教育杂志》版，抄稿题名却冠以“蔡孑民”。[31]顾实《对于新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所据非《教育杂志》版，而其将所阅《意见》篇名中的“蔡元培”省为“其”。[32]1912年5月1日，正留美的蒋梦麟致函蔡时，以（尊著）“教育意见书”代其或从《申报》读来的《意见》。“受业”蒋对“夫子”蔡之文篇名的如此活用，却被此函的当代整理者援为《意见》的篇名。[33]　　

1912年2月，《中华教育界》所刊陆费逵一文述《意见》的篇名为《教育杂志》版“新教育意见”[34]，非“对于新教育之意见”[35]。与两志关联甚深的陆费逵未使该文篇名归于其本。《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多引《意见》作“新教育意见”[30]191-268，亦作“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30]162，又作“新教育方针之意见”[30]170。参考了《教育杂志》等至少五种刊录《意见》的出版物的该书作者、教育史家舒新城，[30]442-450亦未做到篇名引述的一贯。　　

当代两种《蔡元培全集》中的《意见》，均误“乡”（“鄉”）为“卿”、化“德弗伊”为“杜威”。[36-37]“卿”与“鄉”，“字形相近，在版刻中属于常见易混字”[38]，字源上亦存在关联[39]。1920年版《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印行不久，蔡即指出该版《意见》中的“卿”应作“鄉”[40]，可谓两字宜混的一个明证。两种全集借对民元报刊版的梳理，促使《意见》通行篇名由“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转归“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同时，其也错将1920年言行录版之名与《东方杂志》版关联，将言行录版之实与《临时政府公报》版挂钩。由此，上述全集及教材、汇编等，终未道出该文《东方杂志》版、投稿版的真名。

四、结语

借助有限却不乏代表性的资料，本文力图疏通蔡元培名篇《意见》篇名的源与流，尝试揭示多元主体之于篇名嬗递的影响。民国元年，从作者手笔到读者心目，《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由多家报刊首发和转载。《申报》《民立报》《新闻报》等主流报章率先以不同之题连载该文。1912年3月下旬《教育杂志》对《意见》的呈现，晚于而善于《中华教育界》。据投稿版，民元报刊呈现了篇名有异、文本近同的诸版《意见》。由此并参“北洋政府教育部档案”，可证投稿版篇名为“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亦可质教材汇编全集之篇名“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从出《东方杂志》等成说。文章的创作者、新闻报章教育期刊综合杂志的编辑者、教材汇编文选全集的编选者，以及数量更广的引述者等各类阅读者，均从自身角度确认了《意见》之手稿版暨投稿版、报章版及杂志版、文选版和全集版之某种或某几种篇名的正当性，并推动了篇名之“手稿版/投稿版报章版/杂志版文选版/全集版”的百余年转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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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张珍珍，刘长宽.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篇名论 [J]. 教育学报, 2023, 19(2): 2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