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云 张姜坤 | 子承父志：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扎根研究
作者简介：李云，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与家庭教育研究；
张姜坤，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与道德教育研究。
· 摘 要 ·
基于对3个两代参军家庭的实地调查和对家庭成员的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借助Nvivo11.0软件对数据进行编码，以分析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逻辑，结果发现：军人家庭的爱国主义教育历程包括“亲代成长—家风建设—关键事件—互动成长”四个重要阶段。一般而言，爱国主义的生活化构成了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理念，代际冲突的整合为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化提供了重要契机，而当国家、家庭、个人三者利益一致时，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更容易被顺利践行。在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显现优越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对其潜藏的内生性减弱、超越性不足、感性与理性失衡等问题保持警惕。
一、引言
爱国主义是军人政治观的核心内容和永恒主题。[1]因此，一般认为军人家庭的爱国主义教育会比非军人家庭更加自然、突出和具体。目前，关注军人家庭子女教育的研究不少，但是大多聚焦于军人家长工作繁忙、流动性强，军人家庭成员聚少离多等等现实问题，认为军人家庭文化资本处于劣势地位[2-4]，军人家庭子女心理健康水平偏低[5-6]，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帮扶和指导[7-9]。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社会对军人及其家庭教育的关心，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军人家庭教育优势的忽视。因此，本研究选择了3个两代参军家庭开展研究，旨在通过对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考察，探究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逻辑，为军人家庭教育以及爱国主义教育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抽样与资料收集
以往对于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研究，大多从必要性和可行性等方面出发，进行一般性理论论证，通常解决的是“家庭教育应该怎么做”等应然层面的问题，对家庭教育的真实过程缺乏必要的了解，因而也很难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同时，由于军人家庭教育的复杂性、动态性以及非系统性等特征，用调查方法进行的相关爱国主义教育研究还不多见。已有研究的局限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都对当前研究的方法的探索性和建构性提出了较高要求。而扎根理论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理论的方法，它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在这些概念间建立联系而得出结论、形成理论。鉴于扎根理论特别强调对复杂现象或者情境的理论生成，尤其适用于探索性研究。因此，本研究选择扎根理论作为研究的主要方法，并运用NVivo11.0质性资料分析软件和人工编码两种方式提取概念，分析不同概念间的关系，在资料收集和分析中形成理论结论。
1.研究对象
本研究基于目的性抽样原则，选取了我国某边境城市（以下简称“R市”）的3个两代成员参军的军人家庭作为研究对象。R市是我国西南边陲重要口岸城市，三面与邻国山水相连、村寨相依，聚居着傣族、德昂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复杂的边境地缘关系以及家庭两代成员参军的独特经历，都让受访的3个家庭对爱国主义有着较深的理解和感受。
3个家庭均由父母和已成年的儿子两代人组成。其中，家庭中的亲代为50后或60后，父亲均有较长时间的军队服役经历，并在部队或退役后受过重要表彰或有过突出贡献。受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影响，3个家庭均仅育有一子，为80后或90后，都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及军队服役经历，其中两位已退伍，现为当地公务员，另一位军校毕业后仍在部队服役。
资料的编码采取三阶式，如JT-1-父，一阶字母“JT”代表家庭，二阶数字“1”代表受访家庭编号，三阶“父”“母”“子”或“实地调查”代表访谈资料的来源。访谈对象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2.资料收集过程
本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和实地调查法进行数据收集。在对三个家庭的相关调查中，不仅包含对家庭的实地观察、对家庭成员的深度访谈，还包含了对所在地的社区、武装部、公安局、边境联防所等相关部门进行的调研，旨在深入了解当地青少年成长环境，采取三角互证法检验所收集材料的真实性。
访谈主要围绕家庭基本信息和家庭爱国主义教育两方面进行。家庭基本信息包括家庭组建过程、家庭成员结构、家庭成员受教育经历及部队服役经历等。家庭爱国主义教育主要关注两代人对爱国主义及爱国主义教育的认知、感受、困惑，以及与此相关的重要事件等。实地调查则包括对受访家庭文化建设、家庭周边环境的调研。在调查过程中，还利用自编的人口信息表等调查工具收集家庭的相应数据，同时采集现场的录音、照片、录像等，以尽可能全面地掌握信息。
（二）分析资料
1.开放式编码
研究对5份访谈文本以及文字化处理后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逐句编码，在此基础上将原始资料概念化和范畴化。经过反复比较、整合、归纳，共提炼出42个初始概念，合并交叉后形成了9个初始范畴，即爱国主义情感、爱国主义认知、爱国主义行为、爱国主义思想载体、特色家风建设、子代参军、爱国主义行为互动、社会拥军氛围、社会不良习气。（见表2）
2.主轴式编码
研究将开放式编码得到的9个初始范畴进行比较、归纳，发现其中7个初始范畴遵循较为明显的时间序列变化规律，其中“爱国主义认知”“爱国主义情感”“爱国主义行为”和“爱国主义思想载体”是亲代的爱国主义思想形成过程和外在表现。“特色家风建设”“子代参军”“爱国主义行为互动”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时间发展先后规律。“社会拥军氛围”和“社会不良习气”持续对以上整个过程产生影响。因此，将时间作为划分依据，结合“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研究主题，本研究最终形成了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4个阶段，分别为亲代成长阶段、家风建设阶段、关键事件阶段及互动成长阶段。4个阶段以阶段内的典型特征为主要划分依据，并不否认阶段间存在着部分交叉和重叠的内容。
3.选择式编码
在开放式编码和主轴式编码的基础上，研究通过对亲代成长阶段、家风建设阶段、关键事件阶段、互动成长阶段四个主范畴之间的反复考量和分析，最终形成了“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历程”这一核心范畴，其中主范畴的典型关系及内在机制如图1所示。军人家庭的爱国主义教育历程并非线性的，而是一个循环往复、各阶段之间互相影响的动态历程，这一点在受访家庭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家庭中的代际冲突也很可能会发生在教育历程的其他阶段，而受访家庭中亲子的互动成长将会促使亲代成长和家风建设持续正向进行。
4.理论饱和度检验
研究使用预留的4位R市军人家庭成员的访谈材料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显示，访谈材料中出现的概念均被已编码的概念和范畴所涵盖，未出现新的范畴和概念。因此，可以认为本文编码较为完善，所构建的理论已经达到饱和。
三、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四个阶段
研究发现，军人家庭的爱国主义教育经历了亲代成长阶段、家风建设阶段、关键事件阶段、互动成长阶段等四个时期。两代人的共同经历，又会对两代人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家庭的爱国主义氛围产生积极影响。社会的拥军氛围、不良习气也潜移默化地对家庭爱国主义教育产生了影响。
（一）亲代成长阶段
亲代成长阶段主要指家庭的亲代在养育孩子之前，追求自身爱国主义思想及行为发展的阶段。该阶段亲代的特征如下：首先，他们都是接受了一定程度学校教育的农村兵。他们的家庭大多贫困，父母文化程度较低。因而，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启蒙主要是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内生性。“那个时候不是读过一篇文章？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它其实就是写当兵（的）人。”（JT-3-父）其次，他们大多将“参军”和“爱国”等同起来——参军就是爱国，爱国就要去参军。此外，“家国一体”“忠孝难两全”等传统思想仍然对他们有着深刻影响。因而，刻苦训练、英勇战斗、因参战无法照顾老人等行为一并被视为爱国的表现。再次，他们均表露出较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例如，虽然他们都因为服役经历负伤或者遭遇不公，但是均表示为国家做贡献是青年人的职责和使命，从不会为此感到后悔。最后，他们都在部队有过卓越表现，退役后又在本职岗位做出了较为突出的业绩。并且，他们都保留了证书、照片、书信等载体，外化了其爱国主义思想，为后续的家风建设和子女教育提供了独特的家庭资源。
（二）家风建设阶段
家风建设阶段是指家庭中亲代进行的特色家风建设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主要是家庭爱国主义教育与其他教育内容、爱国主义教育与家庭生活的融合。前者是指这些家庭中爱国主义教育与子女的健康、学业等普适性教育同时进行，并且联系紧密、相互交融。例如，三个家庭均强调保持环境整洁、学习礼仪礼貌、把书读好、锻炼身体等普适性家庭教育观念，同时在教育实践中又大多运用军队口号、军队训练方法等进行子女教育，并强调个人能力、素质发展与国家富强的关联。后者则是指受访家庭中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通过生活化的方式、在生活情境中进行的。首先，两地分居、子女隔代教养等是军人家庭常见的生活困境，但受访的3个家庭均克服种种困难，亲自教养孩子。例如，3号家庭的母亲放弃了某内陆地区的稳定工作，选择去边境城市随军。正是得益于对家庭生活的及时调整，她的儿子能自小生活在父母身边，在部队大院中长大，不断受到部队爱国主义氛围的熏陶。这种亲近的亲子关系构成了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其次，受访家庭的三位父亲均具有长期带兵的经验，这使得他们熟谙青少年的身心状况，也会借用部队带兵的方法教育孩子。3号家庭的儿子自小比较淘气，他的父亲便采用严厉的带兵方式管教他。“（当孩子淘气跳窗逃走时，我冲他大喊）赶紧给我回来，再不回来小心我枪毙你！”（JT-3-父）2号家庭的孩子则自小被要求和父亲一起锻炼。“反正从小到大都是对我就有点半军事化管理。上小学回来就……他要做俯卧撑锻炼啊，他一做就逼着我做。”（JT-2-子）再次，亲代作为退役军人，常有战友相聚、回忆往事的场合，这种家庭场景的叙事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他很少和我们讲（自己的故事）……这些战友来，我爸是军事主官嘛，所以（才有机会）听他讲，因为很多那种受伤啊干什么啊，他都不会跟我们提这些。”（JT-2-子）最后，亲代的信件、证件、照片等成为了家庭共同记忆的重要部分，营造了浓厚的爱国主义教育氛围。
（三）关键事件阶段
关键事件阶段是指家庭爱国主义教育中重要事件出现的阶段。在受访家庭中，“子代参军”是爱国主义教育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之所以将其划分为一个阶段而不是某一特定的时间节点，是因为家庭中的重要决策往往是反复沟通、协商的过程。并且，子代在决策后会经历明显的适应和成长期。3个受访家庭的孩子参军之前，父母均已经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爱国主义熏陶。当两代人态度不一致时，双方还会展开长时间的磨合和协商。例如，在3号家庭中，孩子表露出不想考军校的想法后，父亲尝试了轮番劝说、鼓励法、激将法等多种方式扭转其想法，最终成功将孩子送进军校。关键事件阶段有以下两个明显特征。其一，因爱国主义认知差异而产生的代际的矛盾在这个时期集中爆发。例如，受访中的两位父亲都认为孩子不愿参军是因为“怕吃苦”“追求享乐”“太自我”，忽视了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以及爱国主义的广泛内涵，并曾因此与孩子产生分歧。其二，子代在完成家庭的期望与个体自由发展之间摇摆。一方面，参军意味着要暂时放弃自己的社会身份和物质条件，去过一种艰苦、单调的生活。因而，子代在参军事宜上略为抗拒。另一方面，他们又长期浸润在父亲的爱国主义感召之下，并且对军队生活非常熟悉。因而，入伍也较为符合个人发展的实际利益，可能使他们获得个人精神和事业上的双重成长。因而，子代在参军上显得“半推半就”。3个家庭的子代入伍后的发展也部分印证了以上说法：他们参军后均适应快，表现出色，在部队期间入党并受到各类表彰，其中一位入伍伊始便荣立三等功，还有一位军校毕业后主动选择到艰苦地区戍边。
（四）互动成长阶段
互动成长阶段是指在充满冲突和张力的关键事件之后，家庭重新达到的平衡状态。在受访家庭中，互动成长阶段有三个特征。首先，两代人身份、经历、认知的逐步同质化重塑了家庭的互动方式。在此之前，受访家庭的亲代在子女面前具有较大的权威性，甚至有专制的倾向。而子代参军后，家庭关系结构出现了明显变化。几位父亲均表示，孩子参军后成熟了，更像是自己的同路人了。家庭教育的方式也从原来单向度的“言传身教”变成“对话”“交流”等较为平等的方式。其次，进一步传承了家国一体的观念，“孝”成为互动成长期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亲代的爱国主义思想中，“家”和“国”的一体关系构成了其爱国主义认知与爱国主义情感的重要内容。随着子代的成熟，家国一体观念逐渐通过“孝”的观念进行传承。三个家庭成员均表示，孩子当过兵会更加体谅和孝顺父母。“孝顺孝顺，实际孝顺就是天天去关心他，就是互相关注情绪，爱吃什么你给他做什么。”（JT-2-子）最后，家庭共同形成了一些朴素的、共同参与的爱国表达。例如，一起讨论电视、网络上看到的国家大事，八一建军节组织战友及全家的出游活动，将保家卫国的直接爱国主义行为转化为“为人民服务”“发光发热”等贴合生活实际的家庭处事原则等，都是互动成长期的常见家庭状态。
经由以上四个阶段，受访家庭基本完成了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建构，形成了“子承父业”且“子承父志”的特色家庭样态。
四、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逻辑
军人家庭虽然独有一些爱国主义教育资源优势，但是这些优势并不天然地构成对子女的家庭爱国主义教育。换而言之，只有当军人家庭的亲代自觉地利用优势资源、选择一种有教育意义的生活方式时，爱国主义才能够在家庭这一生活化的场景中传承和革新。因而，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受访家庭得以顺利推进爱国主义教育的原因，以寻求家庭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背后的逻辑。
（一）生活化：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理念
“爱国主义”是一个较为宏大、复杂，蕴含坚定性、崇高性的理念。它既包含因为历史文化延续而沉淀形成的较为稳定牢固的情感内核，也有因国家政治制度、治理模式、社会发展等客观条件的影响而时常变动的理性外延。[10]它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具备明确指向性和着力点的强势宏观叙事话语。而家庭教育则是一项微观的、极具生活化的命题。它以家庭生活为载体、以家庭生活为导向、以处理家庭生活事务为契机和内容、使用家庭生活化的方式、在家庭生活环境中进行、由家庭生活世界中的人实施教育。[11]家庭教育弥散于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能够对受教育者产生持续、深刻、全方位的影响。总之，“爱国主义”和“家庭教育”之间存在着宏观与微观、理想性和现实性、针对性和弥散性等多个层面的张力。
因此，家庭爱国主义教育始终面临着如何弥合“宏观理念”与“现实生活”的问题。从现实层面考察，这种平衡又可以细分为两个现实教育问题。其一，如何将爱国主义理念较为全面、准确、有效、自然地融入日常生活。这既需要家庭中的教育者对爱国主义有着较为全面、深刻的理解，又需要他们具备一定的教育知识和能力。其二，如何发掘生活中蕴藏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并且以此实现对日常生活的反思与超越。这意味着，家庭爱国主义教育应该尽力融入家庭日常生活，在家庭场景中实现自身的生活化，使自身成为家庭中一个弥散性的道德约束和政治理想，但又并非简单地回归生活，而是需要以爱国主义理想引领生活，最终超越现实生活。这种超越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审视、批判和反思之上，始终保持着对理想生活的趋近性。[12]
研究发现，“爱国主义的生活化”是贯穿3个受访家庭的重要爱国主义教育方式。3个家庭中，亲代均秉持“家国一体”“参军就是爱国”等朴素的爱国主义认知，在家庭建设过程中融入爱国主义理念，将“爱国”与家庭生活、个人成长联系起来。其一，注重“爱国主义”与“家庭生活”的统一。3个家庭的亲代均以身作则，把建设家庭、关爱家人作为生活的一大重心。例如，他们均克服困难，亲自教养孩子。并且均注重有效参与孩子学校和社会生活，时刻关注孩子生活的环境。亲代不断叮嘱子代应该注重家庭传统礼节、保持家庭环境整洁、勤于家务等优良传统，期待通过言传身教，使子女认识到维护家庭的荣誉和利益是爱国的基础，是通向爱国主义的必经环节。其二，注重“国家利益”与“个人成长”的统一。在绝大多数家庭中，亲代都会注重孩子的身心健康、未来发展、品格成长等话题。与此不同的是，受访军人家庭同时注重将个人成长（锻炼身体、提升学业成绩、做好本职工作等）与国家建设需要联系在一起。亲代会以此激励孩子不断奋斗，将自己培养成能够参与国家建设的人才。
（二）整合冲突：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契机
虽然“爱国主义的生活化”有利于家庭爱国主义的传承，但是家庭的爱国主义教育不仅需要单向的传承机制，还需要借由家庭生活事件实现自我革新，才能够保持教育活动方向的正确性。
研究发现，虽然家庭冲突中潜藏着关系破裂的风险，但也蕴含着家庭教育品质提升的重要契机。两代人对参军这个事件的判断不同，构成了军人家庭最典型冲突事件的关键诱因。例如，“参军”到底是爱国的问题，还是个人选择问题？在子代看来，爱国可以通过很多行为实现，参军仅仅是其中一种，而且是否参军主要是一种个人选择的问题，无法上升到爱国层面。这显著区别于父代所秉持“不参军就是不报国”“不参军就是怕吃苦”等对个人的道德判断。
许多研究表明，家庭中的儿童经常因为个人自主边界的问题与成人产生冲突[13]，而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家庭中的子代感受到自己的个人领域被侵占。在冲突的过程中，受访家庭亲代所采取的协商和劝导策略也标志着亲代对其侵犯子代个人领域言行的矫正。事实证明，当亲代使用“锻炼自己”“感受过程”等极具个人化的表述劝导子代时，往往能够成功达到目的。子代在参军问题上的“反抗行为”，不仅表达出子代关注个人自主权和家长权威界限的问题，也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化提供了重要契机。子代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到了“参军”这一事件是多层意义的交叠。而亲代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爱国主义教育观念的更新，并开始逐渐认识到爱国主义的广泛内涵与时代特征。
（三）情怀与利益的一致：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在逻辑
军人的子代参军，并非一时兴起、率性而为，而是整个家庭精心琢磨，兼具家庭价值实现与个人未来发展的考量。因此，考察“两代参军”的影响因素便显得尤为重要。
参军作为对个体生命历程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既是个人地位获得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在本研究中，三位军人父亲均通过参军、转业的途径从“农村兵”转变成“干部”身份，并由此获得了较为可观的经济收入和满意的婚姻。虽然亲代的参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对原生家庭的亏欠，但是从个人发展角度来看，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并不是完全的冲突，反而在他们个体的身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一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逐渐多元，加之国家长期的和平稳定局面，“征兵难，当兵冷”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征兵工作的普遍情况。[14]其背后折射出的一个问题是，参军虽然仍有各类优惠政策，但是能够带给个人的现实利益已经远不及父辈，不足以成为青年赖以改变命运的途径。因而，亲代和子代的爱国主义认知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子代在参军问题上的犹豫，与国家利益和家庭、个人利益在思想和现实上的分歧有着深刻联系。
代际间的生存环境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认知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家庭关系的疏离。相关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家庭能够在情感需求和利益共同体的影响下展示出坚强的韧性。[15-19]这一韧性在受访家庭中也有所体现。在本研究中，受访家庭的成员均将代际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主轴，子代的发展始终是家庭工作的重心。从情感需求来看，在几个受访家庭中，亲代长期强调参军的道德价值等个人收益，例如“锻炼自己”“身份体面”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子代对参军的心理偏向。此外，从现实利益看，军人家庭的子代自小经受父亲的“带兵式教育”，深谙军队的纪律与规范，并且在家庭中获得了一定的参军优势（例如身体健壮、有较强的纪律意识、广泛的社会资源等）。可以说，军人家长通过自身教育自觉和家庭优势，对子代参军行为进行了道德价值、个人发展上的强调和回馈，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代参军回报率较低的问题，使得国家利益、家庭利益和子代的个人利益保持了相对一致性。
可以说，对国家利益、家庭利益和个人利益一致性的认识和强调，在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潜在切入口：致力于达成国家、家庭、个人三者利益的一致。当三者一致时，家庭爱国主义教育便能够顺利被推广和践行。而当三者部分一致时，家庭内部需要进行不断地协商，以尽力争取三者的平衡。而这同样意味着，当“爱国”成为一种偏离家庭价值和个人利益的理想时，会造成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巨大阻力，甚至中断。
五、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隐忧
（一）从“自我动员”到“家庭动员”：爱国主义内生性的代际变迁
受访家庭中的亲代更多依靠个人的主动性和主体性树立了爱国主义信念，并积极把握住了参军机会。对国家和军队的拥护、对家庭的责任感以及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成为促使他们做出参军选择的重要原因。过去由社会氛围、文学作品影响而激活的爱国主义情怀，客观上起到了筛选的作用。简言之，受访家庭的亲代，本就是被筛选出的、具备较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的一批人。而这种品性几乎不可能自然而然地遗传给下一代，只能通过他们的影响和教育进行。
在受访家庭中，家庭成员的鼓励与参与逐渐取代了过去的个人内生情怀。参军不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需要家庭共同努力的事务。是否决定要参军，不仅靠子代自身的追求，更是靠家庭的引导和支持。在他们的下一代身上，主要是由父母通过家庭建设、社交环境等主动行动营造了爱国主义的氛围，子代的爱国主义情怀的内生性相对较弱。总而言之，两代人的爱国主义思想成长，经历了从“自我动员”到“家庭动员”的变迁。这种由家庭动员所生发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否具有同样的坚定性和崇高性，仍有待研究检验。
（二）从“教育目标”到“生活手段”：爱国主义教育生活化的风险
将家庭视作教育情境，可以发现受访的军人父亲作为教育者，已经经由自我教育和军队教育，具备了较为完备、坚定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们通过家庭建设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家庭生活，对子代的成长产生影响。但是，家庭作为一个微观生活单位，不仅是情感共同体，还是利益共同体。家长不仅是子女的教育者，还是家庭利益的规划者和保护者。因而，家庭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及相关活动，无不掺杂着家庭现实利益的考量。此外，家庭中的孩子并非完全的被动接受者。因而，家庭爱国主义教育中还需要考量相关教育活动对亲子关系、家庭氛围等问题的影响，往往采取一种妥协、折中的方式进行。以上两点都有可能削弱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力度。
进而言之，爱国主义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在进入家庭情境中时，如果简单变成了生活的手段而非生活的目标，就可能面临丧失内在价值、坠入功利主义的风险。从两代人的选择来看，可以认为受访的3个家庭基本完成了亲代理想中的爱国主义教育任务。可以推测，军队更为系统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很有可能弥补家庭爱国主义教育中非系统性、功利倾向等短板，将受访家庭的子代培育成具有内在爱国主义情怀，积极践行爱国主义理念的爱国者。但是，随着社会中青年人发展选择路径的多元化，参军必然不是所有军人后代的第一选择。因此，如何抵御家庭生活现实性的负面影响，发挥爱国主义的引领作用，体现家庭教育作为一种真正的“教育”之超越性，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议题。
（三）从“积极情感”到“爱国主义”：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理性限度
爱国主义是一个内涵丰富、历史悠久的概念。在概念外延上，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公民身份等有着紧密联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曾有过许多概念内涵的变迁。但可以肯定的是，爱国主义区别于朴素的爱国情感，是强调情感、理性、道德、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概念。[20]因此，爱国主义教育除了强调朴素的积极爱国情感和行为之外，也需要注重系统的爱国主义知识教育，培养理性的爱国者。此外，当今形势的发展和思想的多元化也使得青少年在爱国主义议题上不断面临着两难问题。例如，在爱国和爱全人类的议题上，当今社会的青少年持续面临着国家公民身份和全球公民身份、国家特殊关切和人类普遍关切、国家利益维护与全球利益促进等等关系之间的冲突与抉择。[21]在认识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关系时，青少年也较难自觉厘清三者的联系与区别，需要系统的、持续更新的爱国知识教育。
但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现代分工，已经使得家庭很难承担起进行系统知识教学的任务。[22]同样，以爱国主义的丰富内涵，以及爱国主义教育的知识标准审视家庭爱国主义教育，可以发现其面临着为情感所束缚的问题。本研究中，军人普遍接受过较为全面的军队爱国主义教育，但是其家庭爱国主义教育仍旧存在着情感教育有余，知识教育不足的问题。可以认为，家庭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着明显的感性与理性失衡的问题，需要学校、社会的协同和支持。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3个两代参军家庭为研究对象，借助扎根理论对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历程进行分析，发掘出9个初始范畴，构建了包括“亲代成长—家风建设—关键事件—互动成长”4个阶段在内的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历程模型。研究发现，军人家庭通过将理念融入生活的方式进行爱国主义精神传承，借助相关事件的冲突进行爱国主义精神革新。而在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背后，不可避免地存在情怀与利益的博弈。研究还发现，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潜藏着内生性减弱、超越性不足、感性与理性失衡等问题，威胁着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顺利进行。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有其独特性。普通家庭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否和军人家庭遵循相同的实践逻辑，是否会面临着和军人家庭同样的现实困境，是后续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应当承认的是，本研究在样本和资料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和局限。一方面，样本选取均为成员入伍经历及工作成绩突出，家庭关系和谐的城市中产家庭。这也决定了在后续研究中还需要扩展研究案例的类型与数量以证明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因为研究资料主要为回溯性的访谈资料，这使得军人家庭代际关系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的呈现方面具有一定局限性，也使得基于此所构建的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历程模型不可避免地存在扁平化与线性的特征。而事实上，无论是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还是一般性的爱国主义教育，都是一个动态性与生成性的过程。为此，在后续研究中还需要通过设计追踪性资料搜集、参与式观察等对研究方案与研究结论进行不断地丰富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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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李云，张姜坤.子承父志：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扎根研究[J].教育学报，2024，20（1）：5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