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隽 | 清民之际教育变革的另类风景——《世态与心态——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读札记》所引发的学术思考
作 者 简 介
叶 隽，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德文化交流史、侨易学研究。
· 摘 要 ·
田正平所著《世态与心态——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读札记》聚焦于现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教育变革”，提供了理解清民之际日记资料的教育学视角，为反思现代中国整体历史发展进程打开了新视窗。尤其是对刘大鹏面对教育变革时的心理及应对情绪的分析、将胡适视为为国族寻求出路的精英与教育家角色的定位，以及对竺可桢作为一代大学领袖高尚品格与精神向度的展现，都显明作者把握住了作为社会分层和个体学养形成中具有枢纽性意义的教育环节的重要作用。从后设视角来看，在处理日记这类特殊史料时，应具备跨学科的视野和意识，参证各类材料，才能呈现新问题；而对个案的考察也应摒弃过于主观的思维旧习，还原个体存在的历史语境，客观呈现他们的内心世界，此外，对清民之际知识精英们的省思不能仅停留在思想的还原层面，还需继续追问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和历史使命，其思想的职守及特殊的历史情境对于这一思想完形的造就作用。
对于理解现代中国的整体历史发展进程而言，清民之际无疑是最为关键的转折时刻[关于“清民之际”的概念包含了“晚清民国”的内容，但又不仅于此，参考：叶隽.民国学术丛刊·总序，收录于顾维钧著：《外人在华之地位》，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页。]，我曾指出：“清民之际不仅是一个历史进程中的大时代，更是一个大转型时代，可以命名为‘清民转型’。”[1]3这不仅意味着现代中国的兴起，而且象征着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在场乃题中必有之义。晚近以来，各类近现代人物日记被整理出版，成为理解和研究那个时代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但如何充分和有效地利用这批史料则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此而言，田正平的《世态与心态——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读札记》不仅是一部值得重视的好书，而且给我们提供了解读清民之际士人日记材料的一扇精致之窗。作为教育史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田正平撰作的《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主持的《中外教育交流史》《世纪之理想——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等都是颇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参见：田正平著：《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田正平、陈胜著：《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问题研究——以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冲突考察为中心》，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田正平、肖朗主编：《世纪之理想——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田正平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田正平、商丽浩主编：《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这当然是与其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密不可分。对于清民之际的重要性，作者显然很有体认：“晚清和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亦是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重要时期。有日记存世者，大多是时代舞台上的要角，或者是现实生活中的强者，最不济者亦需识文断句，上过几天学堂或私塾，能提笔记下自己的所见所想，否则，何来日记传世？换句话说，这些人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无论是私塾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无论是在国内的学堂读书，还是到国外的名校留学，因此，在日记中大多会留下自己对彼时彼地教育改革的记载，抒发他们由这种变革而引发的感慨。古人讲‘知人论世’，即是说明理解个人和认识时代的辩证关系。”[2]10这段话不仅交待了作者对日记体裁的理解，而且更点明了所关注的重心问题，即作为一个资深的教育学者，其所念兹在兹的仍然是现代中国大转型时代的“教育变革”，而这种变革是涉及多层面、多方位的，既有国内的机构变化，也有海外的知识迁徙。
作者采用的是一种扎实的读书札记写作方法，即一部部阅读日记，每年读1—2部日记并作下阅读札记，而且有浸入式的评析。设想对于一位年逾古稀、接近耄耋的老人来说，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精神力量，才能完成如此的阅读和书写量？所以，这部容量并不算得丰盛的集子，其分量却并不轻。全书涉及曾国藩、恽毓鼎、朱峙三、刘大鹏、黄炎培、胡适、竺可桢七人，人数虽少，但有一定的历史跨度，曾国藩基本算是晚清人物，胡适、竺可桢则主要活动在民国时代。
曾国藩大致相当于德国的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马克思（Karl Marx）那代人，当“德国天才”在或致力于民族国家统一与建构，或创发世界性的“共产主义理论”的时候，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中国精英则汲汲于“平定洪杨”“挽狂澜于既倒”的工作。这样一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世界历史进程的跨度，以及中国精英的世界意义。不仅跨文化比较可以进行，即便同为时代的本土精英人物，可能在大变局到来时的应对方式也各有选择，这反映出历史演进过程的“吊诡”之处，我们此处选择三个个案来做一些深度解读，即刘大鹏、胡适、竺可桢。
一、作为民间精英的刘大鹏及其《退想斋日记》
刘大鹏（1857—1942）的《退想斋日记》可以说引发了一个学术热点，对其有相当数量的研究，其中也包括外国学者的专著。[参见赖媚苑：《〈退想斋日记〉研究综述》，载《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74-78页；沈艾娣著，赵妍杰译:《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罗志田、关晓红、刘云杉等都有颇为敏锐的发见[参见刘云杉：帝国权力实践下的教师生命形态：一个私塾教师的生活史研究，收录于丁钢主编：《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3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此书也论及了，而且将其与朱峙三（1886—1967）进行比较，作者选择的入手点颇为巧妙，题为《横看成岭侧成峰：乡村士子心中的清末教育变革图景》，将两部日记对照阅读，很见匠心。
其中对两人因年龄不同（相差29岁，超出一代人）而导致对教育变革的态度迥异有很好的解释，“当乡村教育变革开始时，刘大鹏已过不惑之年，思想早已定型，他不愿意也难以接受外界的新思想、新思潮。而朱峙三恰值青春年少，有很强的求知欲，青春期所特有的叛逆心理使得他对‘汩没人性灵’的旧教育非常反感。此时进行的教育变革恰好可以满足朱峙三这种求新求变的心理。随着教育变革的深入进行，这种情绪就转化为对新式教育的期待与欢迎态度。”[2]150应该说，这段分析是颇为准确地把握到当事人在那种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不同心理和应对情绪的。由此，作者引申出心态史研究的问题：“清末教育大变革使传统士子阶层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职业等方面，也表现在士子的心态上。不同的心态不仅影响着他们对这场变革的认识、体验，而且也影响到他们实际的教育活动。”[2]157并进而指出：“士子心态不仅能够为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它自身也应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158这种从具体的个案研究上升到学术领域的开拓思路值得嘉许，实际上“心态史研究”早已是西方学界的显学，法国学者菲利普·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开辟了心态史的研究，而将心理学与历史学联系起来的是年鉴学派的学者，杜比（Georges Duby）强调对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继承，并提出了心态层面自身的时间性概念[参见：克里斯蒂昂·德拉克鲁瓦、弗朗索瓦·多斯、帕特里克·加西亚著，顾航，等译：《19—20世纪法国史学思潮》，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53-356页。关于西方心理史学的介绍，参见：张广智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74-376页。]。按照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2014）的看法：“心态史研究日常的自动行为。心态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的个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因为心态史所揭示的是他们思想中非个人的内容：这内容是恺撒及其古罗马军团中最低一等的成员所共有的，是圣路易及其土地上的农民所共有的，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及其手下的水手所共有的”[转引自周兵著：《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8页。]。而国内对心态史的著述也并不少见。[理论方面如：彭卫著：《历史的心境——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张立群著：《心态史的研究与进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实践方面如：陆震著：《中国传统社会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杨守森主编：《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刘大鹏虽然偏居乡里，其实很有见地：“近年来为学之人，竞分两途，一曰守旧，一曰维新。守旧者惟恃孔孟之道，维新者独求西洋之法。守旧则违于时而为时人所恶，维新则合于时而为时人所喜，所以维新者日益多，守旧者日渐少也。人心风俗将有不堪设想者矣。”[3]143譬如他对留学生的仕途优势也不以为然：“现在出洋游学者纷纷，毕业而归即授职为官，其学孔孟之道并一切词章家，俱指为顽固党，屏之黜之，近又停止乡、会、小考等试，世道亦可见矣。”[3]145其实表现出的，或许更是对“废科举”的忧虑，传统考试制度的废弃更意味着儒家学统的断裂，此事牵连极广。所以，刘大鹏对西学成为一种标签式的东西是很不以为然的：“见有一从西学者，自以为维新，一讲西学则手舞足蹈，其实饰庸俗之耳目，究未晓西学之所以然也，而于骨肉之间，乖外实甚，其人之不贤不肖亦可见矣。”[3]145这种思路虽然有其传统的保守主义立场，但却是不无价值的，如果我们联系到下面将会谈到的胡适-吴宓的同源却不同路的思想进程可能会看得更清楚，所以如果仅是说：“尽管已经意识到社会风气和教育上的这些变化，刘大鹏却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主动对个人的发展方向和心理进行调整，从而错失了跟上时代前进步伐的时机。面对清末十年间的教育上发生的种种巨变，他只是在日记中一次又一次地对这种变革进行谩骂和攻击，徒劳地发泄自己的不满。”[2]136似乎多少缺了些对历史当事者的“同情之理解”，而过于将后世的立场强加于前贤，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历史中人都如先知般的洞察大势、顺潮流而动，因为每个个体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中其实都微若草芥，但却可以保持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所以即便守旧，也不失为一种态度鲜明的文化立场，更何况刘大鹏对西学并非没有自己的认知。而像辜鸿铭这样的人物，通晓多种西文，却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甚至始终拖着那根“残菊犹有傲霜枝”的辫子，谁又能否认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无法绕过的巨大身影呢？这或许与作者学术观形成时期的那套“现代化”理论有关系[譬如作者就表达过，“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新课题”，并引用了罗荣渠、章开沅的相关论述，参见：田正平：中国教育近代化丛书·总前言，收录于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但随着学术的发展，这种单线演进的现代化范式或思路显然已经受到巨大的挑战。如何更合理与客观地复原历史现场，借鉴更有效的理论资源，悉心体会当事者的心态、思想和语境，或许是更值得探索的问题。
二、胡适的留美日记及研究的比较意识
像胡适这样的人物，因留存史料甚多、牵涉极广，仅仅从日记的这个维度颇难完全对其做全面之把握，可以将其与《吴宓日记》对照阅读，或可有不同之发见。因为胡适、吴宓二人不仅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各领风骚自不同的代表人物，而且恰是新文化派和学衡派这南北两大对峙学派的领军人物，透过他们正可以见出其时场域的脉络流向；而且留美时代也是如此，两者都是清华出身，前后同学；更巧的是，两者都有大部头日记留存，是研究二人最好的入手史料，且留学时代也都有日记，如《胡适留学日记》，吴宓的留美生活记录集中于《吴宓日记》第2册，都留下很多有意思的材料，且可相互印证。譬如1919年时，吴宓曾记下波城（康桥附近）留美女生的逸事：“此间之女留学生，相聚而月旦人物，则尝以男留学生，划分上、中、下三等。其人物漂亮，才貌双全，衣饰华丽，名誉远播，善交际，工应酬，多自命政治家，奔走活泼，而尤喜与女学生周旋者，为上等。其学问渊博，成绩优美，然衣饰朴素，相貌丑老，不事修饰，亦不善交际，安静自守，终日苦读，终其身只可为学者、文士；然喜言道德，性情兀傲，见女学生，尤冷如冰雪，不假词色，如是者为下等。而其介于二者之间，学问、相貌、交际、能力、仪容，举止，均非甚优，亦非甚劣，一切皆在平均之数，谓之庸庸碌碌固可，谓之行事适中，合乎人情，亦可。其于女学生，则不即不离，虽不常往来，而间亦同跳舞看戏，和蔼可亲，此则为中等。”[4]64这段描述似乎正可以为胡适做注脚，唐德刚就将留美时代的胡适称为“花丛少年”：“胡适之这种风流年少，他在哥大一共只读了21个月的书，就谈了两整年的恋爱！他向韦莲司（Miss Edith Clifford Williams）女士写了一百多封情书。同时又与另一位洋婆子瘦琴女士（Nellie B.Sergent）通信，其数目仅次于韦女士。在博士论文最后口试前五个月，又与莎菲通信达四十余件！”[5]196-197这里说的三位胡适留美时关系颇密的三位女性，即韦莲司、瘦琴、莎菲，前两者是美国人，后者为陈衡哲。田正平也关注到了这种交往，但更注意其对胡适思想的影响，譬如引胡适日记：“吾自识吾友韦女士以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对于男女交际之关系亦为之大变。”[6]299这里说的应是和韦莲司的关系。
当然，这些显然不是作者关注的重点，田氏更将胡适视为为国族寻求出路的精英，所以命题用胡适的诗句“救国千万事，造人为最要”，给我们展现出一个豪情激越的留美青年胡适之，不乏“但得百十人，故国可重造”的壮志！[2]193而且，田氏也是并不缺乏比较意识的，譬如他在讨论胡适改换专业时就将鲁迅取来做比，“‘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胡适和鲁迅一样，作为20世纪初负笈海外的留学生，面对‘风雨如磐’的故国，专业上的最终选择，都把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改变国人的思想品格放在了首位，表现出如此惊人的相似，这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历史话题。后来的事实证明，胡适和鲁迅重新选择专业虽然可能使近代中国少了一位农学家和一位医学专家，却由此产生了两位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启蒙大师、文化巨匠。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阅读胡适的《留学日记》，我们在为他的改变专业而庆幸的同时,更多的是感动！它告诉我们：一个19岁的青年，在经历社会大变革和人生大转折的关头，是如何因应时代需要，把专业选择、个人兴趣和报国志向结合在一起的。”[2]205-206
此处对胡适留学日记的解读可能和田氏对胡适的基本定位有关，他所关注的是：“综观胡适回国后在教育界的所作所为，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他确实无愧于‘先锋旗’的称号。阅读其《留学日记》，比照其归国后有关教育的种种言行，是我们了解其教育思想形成、发展脉络，全面评价这位教育家历史贡献的一个很好的视角。”[2]235-236即作者始终是以教育学的角度来考察胡适，将其定位在教育家的位置上。但像胡适这样的人物，其所涉猎领域远非区区教育一科可以囊括，举凡中文、英文、历史、哲学、教育等几乎无所不论，而其当大使、论政治、任院长，更是有深度的现实介入。如果我们所做的，只是以后世的学科划分将其割裂之，则是很难真正进入历史人物的客观世界的，所以对研究者而言，不可无学科的训练，但却一定要有超越学科的眼光和意识，如此庶几能稍近于研究对象的历史语境。
三、竺可桢的浙大日记及其大学理念的侨易视域[侨易视域是指一种兼具流动性、复杂性、结构性、系统性的整体概念，具体可参考叶隽著：《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叶隽著：《构序与取象——侨易学的方法》，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
可能是同为浙大人的缘故，作者对竺可桢有特殊的感情，而一时间又难以读完其煌煌1300多万字的日记，就选择其在浙大期间的日记先读，写出了一篇《理念 境界 情操——〈竺可桢日记（1936—1946）〉阅读札记》，总结了三点，即“大学使命：追求真理、培育英才、转移风气、报效国家” [2]243、“精神境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 261、“道德情操：克己奉公、清正廉洁、襟怀广阔、平易近人”[2] 293。应该说，这种提法是有相当概括性的，也很好地体现出竺可桢作为一代大学领袖的高尚品格与精神向度。
当然若说比照，竺可桢同样可以陈寅恪来参考，因两者不但曾同样留美在哈佛求学，也是早年在复旦公学的同学[参见：张荣明著：《竺可桢与陈寅恪——科学巨擘与史学大师的交往》，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当然不同的是，陈寅恪早年留日，后来又数度留学欧洲，不以求学位为鹄的，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学人的标志性象征；而竺可桢则在气象学领域披荆斩棘，开拓一方，成为著名的科学家，并长期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将其建设成了“东方剑桥”[关于此期的浙大背景，可参考何方昱著：《训导与抗衡——党派、学人与浙江大学1936—194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按照竺可桢自己的说法：“哈佛的校训是‘真理’Veritas，无论在哈佛校刊上，或是波斯登城的日刊上，常把哈佛校训相鼓吹。我不知不觉便成为这种资本主义文化的俘虏。我认哈佛为我的母校，我回国以后在大学里教书或是办行政，在研究院办研究所，常把哈佛大学做我的标准。哈佛大学便成了我的偶像。……我到浙大后，不但把美国哈佛大学所提倡的学术自由和‘为学问而学问’这套资本主义国家文化遗毒加以宣扬，而且把过去东大反动守旧的传统也带到了浙大。”[7]89-93这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下的思想汇报，但也可以窥见竺可桢大学理念形成的一般轨迹，即“哈佛影响”和“东大传统”。哈佛的这套大学理念其实是从德国来的，即“为学术而学术”（Wissenschaft um Wissenschaft）的这种纯粹学术传统，要知道，在19世纪美国人眼中德国大学可是被顶礼膜拜的。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就说：“试问迄今为止我们美国的大学为何物？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两三所砖瓦建筑和一座小教堂，再加上一位在内祈祷的校长。”相比之下，德国大学却是“教授云集之处，他们极其富有思想和声望……与之相比，我们差得实在是太远”[8]4。所以，“到1900年为止，横渡大西洋到欧洲伟大的学术研究中心，主要是德国的大学留学的差不多1万名美国学者，坚定地服膺于学术研究和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和学习的思想回到美国。”[9]3这其中就包括了在哈佛大学实施改革的原校长艾略特（Charles Eliot,1834—1926）。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则“东大传统”也值得关注，也就是说，虽然处于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期，但经过一批筚路蓝缕者持之以恒的工作，尤其是郭秉文、刘伯明等的努力，东南大学已经在短时期内构建起了属于自身的学术传统，而且开花结果，四方延伸，譬如吴宓北上清华，其实也带去了东大传统；竺可桢到浙大后的管理方式，也有东大的印迹。所以，诚如我所言，中国现代大学和学术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多重复杂侨易的过程，也有一个“南北二元”互动的基本结构。
可能是也曾担任过教育行政工作的缘故，作者对竺可桢作为大学领袖的进退取舍之难有很好的体会：“尽管在《日记》中，我们看到竺可桢几乎一有机会就向各方面表示自己辞去校长一职的愿望和决心，但是，一回到学校，他就把自己的种种想法和不快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全力以赴投入工作。”[2]300确实如此，作为一个学者，去承担行政事务，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牺牲，这是需要有很大的学术伦理自觉和学术共同体意识的。当初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拟设立民族学研究所，托傅斯年商请李方桂任所长，李方桂称:“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转引自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4页。]这当然也是学人专注于学术道路的一种自觉选择，但相较而言，竺可桢这样本身有杰出学术成就的学者去当校长，且长期坚持之，也确实是一种奉献，因为优秀的学术领袖的价值是怎样高估也不过分的，所以作者总结竺可桢的经验认为：“这些基于一所大学的发展所提炼出来的理念、境界和情操，折射出现代大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发展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律和她的主持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对于正在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高等教育而言，可以提供诸多方面的启示和借鉴。”[2]314-315像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李登辉等这样一些中国现代大学建立期的领袖人物，他们确实具有某种程度的范式意义，是后来者难以望其项背的，作者的关注点有很敏锐的地方。但也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这代知识精英都是在那样一个中西文化激荡、碰撞与交融的语境中被培养出来的，他们的成就并非完全不可复制，但首先需要理解他们所成长和养成的那种具体语境，当然还有这里所凸显的个体的人格、意志和精神。
竺可桢的一生由于长期居于中国现代大学与学术场域的高位，所以有机会结交各类学人，包括海外学者如李约瑟（Joseph Needham）、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等，譬如他就曾记录下与费正清的交往：“上午阅费正清《美国和中国》（1948年出版）一书。其中论及人口问题时关于18世纪自康熙迄嘉庆一百年间中中国人口增三倍一节，谓系此时适在包谷、红薯等自美洲传入。余忆两年前余在剑桥，至费正清家茶点时，曾以此意告之，不度竟亦将此意载入书中也。余有此意曾于民卅一二年与张荫麟谈及，渠深以为然。后再《读书通讯》中见书评，提及某书中已述及此，现已忘在何书矣。”[10]215-216如果我们看一看费正清这部大名鼎鼎的《美国与中国》的话，他在分析清代中期人口增长时，在和平环境之外，强调了粮食增加的因素：“粮食供应的这种增加，可能一半是由于耕地面积的增多，特别是由于有很多人移居到中部和西部各省，一半是由于生产率提高，农民能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种出更多的庄稼。这一技术上的进展采取了多种形式：最重要的是不断从南方引进早熟稻种，使双季收获成为可能。此外从南北美洲也引进了新的作物，如玉米、甜薯以及花生和烟草……”[11]160。这确实是一个饶有趣味的学术史现象，值得进一步考证之，这意味着跨学科、跨文化的学者交流确实可能对学人思想观念发生较大的刺激和作用。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们会意识到，竺可桢的学术史意义也绝对不可小觑，他的大学领袖地位是建立在其深厚的学养和学术地位基础上的，此点不可不察。
日记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材料，它典型地反映出作者的心路历程，是后来者探究个案、追索其精神轨迹的最佳史料之一，当然其中也可能存在陷阱，史家需要冷静对待、客观处理，这就要求我们能将个案放置在历史语境之中进行还原，参证以各类材料，庶几可以更近原相。譬如人文学界对刘大鹏日记关注颇多，或将其置于乡村社会史语境，或凸显个体灾害史的线索，甚至更另辟蹊径，将文学与历史视域相融合，从“乡村演剧”角度考察“社会变迁”与“民间传统”的关系，均颇有发现[王先明：《“非农化”趋向与乡村危机的另一面相——基于《退想斋日记》（稿本）的一个学术思考》，载《史学月刊》2020年第7期,第78-86页；行龙：《个体灾害史：中国灾害史研究中的重要视角——从刘大鹏〈退想斋日记〉说起》，载《河北学刊》2020年第5期,第9-14页；韩晓莉：《社会变动下的乡村传统——〈退想斋日记〉所见清末民国年间太原地区的乡村演剧》，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第92-98页。]；胡适虽是名人，但对其日记研究反而不算很多，马兵考察胡适留美日记中的“文学生活”，欧阳哲生则从版本史角度切入，揭示其作为五四新文化的文献史意义，甚至从日常生活史角度进行整体考察，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马兵：《1910—1917：胡适留学日记中的文学生活》，载《东岳论丛》2017年第10期，第147-151页；欧阳哲生：《一部新文化的珍贵文献——〈胡适留学日记〉版本源流及其文献价值考》，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98-104页。另参考：欧阳哲生著：《胡适的北京情缘——一个新文化人的日常生活史》，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年版。]。从以上例证来看，引入跨学科视角自然可以呈现新的问题关注点，尤其是学者能立足自身所长，同时兼顾研究对象的主要面相，则往往可以别出手眼；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分析教育史视角也同样可以对文史学界的日记研究有补充纠偏之功用，因为作为社会分层和个体学养形成过程中具有枢纽性意义的教育环节，确实具有重要的规训作用，也是文明史进程里不可忽略的核心要素。当然如何才能贡献出更有学术分量和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仍是考验学者的难题。
总体而言，作为一部阅读札记，此书以教育史为切入点，始终把握“教育”的核心要义，爬梳材料、理解对象、弘扬精神，无疑是一部开卷有益的精品。它尤其渗透着作者本身的阅读体验，也有助于引导我们进入那个时代的“日记世界”。就学术研究而言，这部札记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进入更为广阔的“历史语境”的一扇小门，可以循此而入，但广阔的大千世界则仍需来者自由探索。我们必须要追问的，则是那代知识精英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语境之中究竟要回答什么样的问题，又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历史使命？而在西方现代性舶来的过程中，东方现代性又在何种程度上借助这些精英人物得以形成？或许，我们始终还是在行程之中，那代人只是因云际会，掀起了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而真正的“文艺复兴”（胡适称“五四”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不确），乃至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大同”，仍在历史前方等待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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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叶隽.清民之际教育变革的另类风景——《世态与心态——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读札记》所引发的学术思考[J].教育学报，2024，20（1）：187-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