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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推荐

齐小林 互联杂谈14 2019-04-13


图:《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齐小林/著



一、选题缘起及其意义
  选题是不断阅读材料、积累和思考的过程。2007年底,我准备将“华北根据地的社会保障”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并进行了一年多的理论和资料准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困惑越来越多:首先,社会保障是外来概念,用它来分析中国历史总有削足适履的感觉,尽管相当多的学者研究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社会保障,但我觉得都不太尽如人意。其次,华北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窘迫,当人们听到我的选题之后,总惊讶地问我:“那时连饭都吃不饱,能有社会保障?!”对此我无言以对。我曾试图用社会救济代替社会保障,但两者的内涵与外延有相当大的区别,社会救济较之社会保障的范围要小得多,而且有关根据地社会救济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如果强力为之,则难免会陷入“炒冷饭”的境地。


  在准备“华北根据地的社会保障”这一课题时,我发现了一些新的资料。军人家属优待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相当多的资料显示,很多中共士兵却因家属优待问题而逃亡。中共士兵英勇、无畏、坚定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为什么他们会因家庭问题逃亡?我感到诧异、困惑,甚至有些不安。当我把自己的困惑告诉业师李金铮教授时,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共士兵是一个极具价值的课题:首先,中共革命成功必须解决兵源问题,但史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其次,应将中共士兵问题置于华北乡村社会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将士兵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简单的政治符号,只有这样思考,士兵逃亡现象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切入,是否有足够的材料作为支撑。


  其时,我读到了法国历史学家雅克·梅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士兵的日常生活:1914—1918》,受其启发,我想是否可以把中共士兵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呢?但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首先,把中共士兵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问题太过庞大和复杂,仅凭一篇博士论文难以完成这样的任务;其次,中共士兵识字率较低,难以留下只言片语,很多档案资料藏于解放军档案馆,外人难以企及。没有原始资料做支持,尽管选题尚新,其价值难免大打折扣。


  伴着些许的怅然和遗憾,2009年2月我到河北省档案馆查阅档案,希望有所发现。河北省档案馆藏有大量的参军动员、士兵家属优待的档案,反映了农民为什么参军、怎样参军、参军之后能否巩固、怎样巩固等问题,诸多问题在逻辑上成为相对完整的体系。我将上述情况向业师作了汇报,李金铮教授认为应从革命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角度把握农民参军及其相关问题,“中共士兵、革命政权与华北乡村”是一个有价值的题目。


  值得一提的是,在华北烈士陵园的所见所闻,坚定了我把“中共士兵、革命政权与华北乡村”作为研究课题的决心。在河北省档案馆查阅资料时正逢清明,我前往华北烈士陵园扫墓。令人感慨的是,偌大的陵园中仅有少数有名有姓的烈士供后人瞻仰;多数烈士仅留下空冢,无名无姓。初春的石家庄乍暖还寒,灰蒙蒙的阳光洒落在四周。无数鲜活的年轻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隐藏在历史的深处,留下一丘空冢、几株枯草。除此之外,他们还留下什么?猛然间,我想起刘伯承元帅晚年的谈话:


  晚年刘伯承对当年自己经历的那些金戈铁马、气势恢弘的战争并不愿过多提及。孩子们小时候一直好奇地问他淮海战役怎么打得那么漂亮,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话:


“你们知不知道每次问我的这些问题,我想到的是什么啊?千百万的年轻寡妇找我要丈夫,多少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找我要孩子,我心里很不安。”


李菁:《“军神”刘伯承片段》,《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9期。


是的,这些普通的士兵肯定留在母亲细碎的梦中、妻子的思念中、孩子的期盼中,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留在历史学者的笔下。这些无名小卒在历史剧变中的际遇,深深地吸引着我。记录下他们为什么走向战场、怎样走向战场,记录下他们的生前身后事,记录下他们的欢欣、悲伤与哀愁,不正是历史学者的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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