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妈弹泪为哪般？
老妈弹泪
1974年元旦后，我怀着孕，去干校看望了妈妈。我要返回农村时，从不流泪的妈妈拉着我的手，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妈妈、我和妹妹
回村后，我们也不懂得怀孕期间要增加营养。其实，就是懂，也没有钱来买，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买。我们那里除了山药蛋、胡萝卜什么菜也没有。整个夏天，一点肉也没有。连攒带买准备了点儿鸡蛋，还要留着坐月子。听人说多活动点生产时会顺利一点。我就坚持天天出工劳动，照常做家务，一直到生产的前一天。当然，挑水，端猪食盆这样的重活是不敢做了。那一段，杨永增天天乐得嘴都合不上，一会儿要听听他的孩子有什么动静，一会儿要摸摸他的孩子是不是又在蹬腿呢。我虽然觉得挺辛苦、挺累的，可是一看他那笑脸，一切不适、不快就都云消雾散了，心里也就乐了起来。就这样，在莜面、山药蛋的滋养下，我努力地度过了漫长的“十月怀胎”。
1974年7月11日，农历闰五月的五月二十二。我早上起来，正在拉风箱，忽然一阵肚子疼，杨永增赶快把我扶到炕上，然后跑到东院叫来了二嫂。二嫂来了一看，说：“先见红，疼死仍（人）。”接着，就烧水、铺草纸……忙成一团。杨永增不同意请村里的产婆，坚持要请医生接生。这时，天下起了瓢泼大雨，二嫂让二哥披个雨披牵个毛驴去请七、八里外唯一的学过接生的农村医生——张连登的媳妇。我上炕躺了一会儿，肚子不疼了，什么动静都没了。张连登媳妇来了，也快到中午了，二嫂做了饭给大家吃。我抓起个花卷，咬了几口，忽然肚子又剧痛起来。大家赶紧把饭收下去，又忙活起来。因为下大雨，不能让人都出去，也没让杨永增出去。杨永增就坐在我旁边，我使劲攥着他的胳膊，都把他掐紫了。还算幸运，在老公焦急、关切、鼓励的目光中，我顺利地生下了我的宝贝女儿。
我女儿出生的小屋
我往起坐，想看看孩子什么样，大嫂、二嫂一起叫：“停停睡的，不敢起来！”我也累极了，就躺下闭着眼睛休息。过了一会儿，二嫂把孩子抱过来给我看。呵，就吃点儿莜面、山药蛋，孩子还长了一头黑发。她使劲蹬着小腿哭，小脚丫才有我中指的两节长。再仔细一看，头尖尖的，又黑又红，满脸满身都是褶子，像个小老头。好丑啊!我们俩都还长得可以嘛，这小东西是像谁呢？看不出来。丑也是我闺女呀，我想接过孩子来亲亲，又不会抱。二嫂一边帮我托着，一边说：“将将养哈（生下）统（都）窄（这）样，奶上个三几天，就蜕出来了，赶过满月，就决发（越）喜仍（人）了。”屋里几个女人七嘴八舌的“好娃娃呀，迷留骨（额头）宽宽的，亥（和）她妈一样样的。”“嘴嘴搭她爹了。”“再明儿更（跟）上她妈尅（kei去）别（北）京，可要好活（过好日子）了。我也沉浸在初为人母的欣喜与自豪之中。
过后不久，我们村有个产妇，孩子生下来了，衣却下不来。接生婆用秤钩子去钩，结果产妇大出血死了。Z大姐在生第三胎时，忽然难产，差点送了命。原来，自古就有人说，产妇是一条腿在阳间，一条腿在阴间。生孩子就等于去鬼门关走一遭。我妈和我的三个姨，年轻时都是八路军，都有孩子寄养在农村夭折、丢失的经历。这时，我才明白了老妈弹泪为哪般。
不许哭
二哥冒着雨去离我们村五十里的下营盘把二姐接来了。二嫂早就给准备好了红布条。把红布条挂在门上，我就开始坐月子了。
二姐也是个精明强干的农村老娘娘。与二嫂不同的是，二姐的小眼睛中闪着“女强人”般坚定的目光，一看就是个厉害的主儿。二姐一看到我和孩子，小眼睛眯成一道缝，眉里眼里都是笑，竟变得十分和蔼。当时，村里的女人坐月子什么都不让吃。开始，只让喝小米粥，还是瞪眼米粥，就是稀米汤。后来才让吃点豆面面条。杨永增和二姐争执了一番，二姐也就答应给我吃得比别人稠一些，还可以用米汤泡馒头吃。杨永增求爷爷告奶奶的搞来二斤红糖，加上留的鸡蛋，就是我们的全部营养品。当时，别说尿不湿，就是卫生纸也没得卖，只有黄草纸。孩子就用二、三层旧布匝成“尿片片”，拉上了也得洗出来再用。把屎把尿洗尿布，这些脏话都是二姐干了，还给我们做饭。洗出来的“尿片片”，就在炕头上烘着。大夏天的，二姐又不让开窗子，屋子里满是奶腥气和尿骚气。
第九天，二姐家中有事，傍晚回去了。大姐说第二天一早来。半夜，孩子哭起来，杨永增睡得呼呼的。我把孩子放到他耳边，他还是不醒。本来，把他推醒就是了。可是我忽然觉得一阵委屈，就自己坐在那儿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忽然觉得鼓涨的胸部倐倐地瘪了下去。我吓得止住哭，推醒了杨永增，看看竟是一滴奶水也没有了。第二天一早，大姐就来了。大姐更老一些，是个嘴也不停，手也不停的老娘娘。一进门，听说没奶了，就开始叨叨：“他四妗妗，做妈的仍（人）了，可不敢哭，瞭娃娃莫（没）纽纽（奶）咋呀？”她抱着孩子哄着：“毛仔可怜了，姑姑抱抱，揣揣（摸摸）小肚肚，饿得板塌塌的了， ……。”那时我们没有奶粉，也没有任何下奶的东西，急得大姐催着二嫂和其他亲戚满村求正在奶孩子的女人，这个来给吃一口，那个来给吃一口。三哥还到邻村找人要了点羊奶。幸亏，过了两天，奶又下来了。饿坏了的宝贝，贪婪地吸吮着，一口赶一口地吞咽着。我也松了一口气。是啊，都当妈了，大姐不说，我也不敢再哭了。大姐一直伺候我坐完月子。
终于熬出来了，这么多人帮忙，怎能不过满月呢？那些年，旧礼数比较少。大姐给蒸了个大大的面库垒（面圈），上面一圈插了九个大馒头，一个面佛手。两个人捧着面库垒往孩子头上套去，嘴里念叨着：“头上套了脚(jia)上抹（ma），娃娃活(hua)到一百（bie）八。”“九佛梨，一佛手，守住亲(qing)娘永不走。”我们的大侄女，比杨永增还大三、四岁，她比我早一天生下了她的“六六”。她不能来，就让她的大儿子来了。她儿子大概十六、七岁了，他对我们孩子伸出手说：“小姨，来，外甥抱抱。”大家都笑了起来。
过完满月，我妹妹从插队的山西阳高来看我。这时，孩子已经很好看了，长得像我。我妹妹抱着她说：“大奔儿头、抠抠眼儿，吃饭抢大碗儿。”这时，我才开始干给孩子把屎把尿洗尿布这些事。后来，我大姨说：“你还真不简单，在农村生孩子，还活了。”
现在，杨永增的侄辈、孙辈，有好多在北京打工。都成家立业了。这些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一怀孕就到医院去建档，检查无数遍，吃许多营养品。都到医院去生，还大多是剖腹产。生了以后，大人、孩子都金贵得不得了。尿不湿、婴儿车、各种玩具、各种营养品，……奶粉都要进口的。每每看到这些，我都会不由地想起当年……。
鬼怕知青
下乡头几年，偶尔有人神神秘秘地悄悄地说：XX跟上XX了。（跟上鬼的意思）可能怕我们知青听见，说他们搞封建迷信，说的时候总是离得我们远远的，更没人跟我们细说。
我坐月子时，因为哭得没有了奶，孩子也饿得直哭。大嫂一天来了好几次，每次都说：“不是有了不干净的了？”第二天，孩子嘬一嘬，胸部有了倐倐的感觉，可能奶快下来了吧。大嫂又来了，她说：“该管（不用管）他咋的了，有的莫（没）的试达一下吧。”我想：“人家一天几趟来关心，不由着她，她心里老不舒服。”我也想看看她们这一套怎么搞，就暗示老公杨永增听她的。大嫂用纸卷了个长长的纸棍点着火，不知她怎么弄的，着的比较慢。只见她一边嘴里叨叨着：“南来的绳绳（神神）别（北）来的怪，来的欢欢走的快……。”一边用纸棍迅速的在我胸前一晃，又在孩子身上一晃，接着小脚颠颠的飞跑到院门口，把剩下的一点火用碗扣在矮墙头上，又给孩子叫了几声魂，就好了。真好玩，坐月子不能哭，不知是不是也不能笑呀？因为怕大嫂生气，我使劲忍着，才没有笑出声来，两天来的忧愁一扫而空。不一会，奶就下来了，孩子吃饱了也不哭了，大嫂颇为得意。不知你信不信，反正她信了。
农村没什么娱乐，一有点什么事，大家就纷纷跑去看热闹。我是一个生性活泼好动的人，总是很积极地往“现场”跑。
有一次，二嫂的大闺女我们的二侄女来住娘家。她岁数跟杨永增差不多大吧。老实巴交的一个农村妇女，不像那些神神叨叨爱装神弄鬼的人。听说她跟上她爷爷（也就是我公公）了，我想看看所谓跟上鬼到底什么样。是神志不清、发烧说胡话，还是借鬼发挥说说平时憋在心里的话。我跳起来就往东院跑去。她家院子很大，我跑到她家屋门口，刚迈进一条腿，正好刮来一阵风，她家房顶窑洞（烟囱）上立着挡风的一块土坯掉进窑洞里，忽通忽通一阵响。在场的人一起说，“走了，走了。”我进了门一看，二侄女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了。她坐在炕上，额头有些汗珠。见我进来，她很清醒地说：“四婶过来了？欢欢上炕。”听说，她刚才叫着她四叔（杨永增）的小名，嗔教他不烧纸。还说我们回北京时，他给看门来着。（看来，我们不烧纸，亲戚们有意见。）“跟上鬼”时究竟什么样，我没看着。还是“耳听为虚”呀。
又努力了好几次，总是我一进门，人家就好了。我还觉得挺遗憾的。有一天，一个聪明的老乡解答了我心中的疑问。他说：“后死的鬼到阴间亥（和）递个（过去）死的鬼告诉（交谈），村呵儿（里）来了一伙伙恣肆（知识）青年，窄（这）干家肆可生杀了，可厉害了。打仍（人）、叼（抢）东西，甚灰做甚。（我们刚下乡那会，正赶上‘挖肃内人党’，有些知青参加了批斗，还抄了几家，把人家的东西拿回来吃。）苛（全）村呵儿（里）的狗都不敢鸟（咬）恣（知）青。窄（这）狗们的不怕鬼，倘或碰上，接（趁）早圪绕开些，操心叫抬住，可要叫折点个灰。……”他兴致勃勃地说着，好像忘了我也是个知青。他忽然感到了我的不快，尴尬地解释道：“窄（这）鬼风（分）不清好恣（知）青还是灰恣（知）青，一紧儿（一齐）都躲上走了吧。嘿嘿。”“奥、奥，原来鬼怕知青啊！怪不得我一次也看不到。”我勉强地应道。
既然信则人怕鬼，不信则鬼怕人，那为什么要信呢？
知青安置办主任
这天早上一睁眼，看杨永增头肿得大了一圈，眼睛成了一条缝。再看他的手和脚，肿得都发亮了，一摁一个坑。他浑身发软，几乎爬不起来。我赶紧请了赤脚医生来看，医生说是急性肾脏炎。还说，最好是去大医院看看，不然转成慢性就麻烦了。那时，孩子还在吃奶，我们手头又没有一点钱。一时竟陷入了困境。
年青时的杨永增
这时，村里有个人对我说，县知青安置办公室每年都有救济款，让我去试试。73、74年大批知青走了之后，县安办早就不把在农村结婚的女知青当知青了。我觉得去也白去。可这人说，听说有个女知青，也是在农村结了婚的。丈夫死了。她找到安办女主任的家里，饭熟了就自己拿着吃，晚上就自己上炕铺被睡。主任赶紧把她安排到县招待所，给她买了饭票，然后，很快地给她办理了返城手续。我想也许这个主任还不错，就去试试吧。
在去县城的三十里路上，我一直在心里盘算：进门第一句话说什么呢？要不要学习那位女知青呢？总觉得心里七上八下的直打鼓。到了县城，打听到女主任家，我硬着头皮走了进去，头都没敢抬，讷讷的说了我的困难和来意。“你嫁给贫下中农就是贫下中农了，贫下中农咋过你咋过。救济款得发给知青用！”这主任操着后山普通话，无情地说。听到这粗哑又生硬的声音，我吃惊地抬起头，这是个女人吗？我看着她，她也瞪着小眼睛盯着我。我被那一句话噎得不知再说什么好了。想想躺在炕上的老公，我心中叹道：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我忍了忍气，鼓了鼓劲，准备再说点什么。
这时，她们家的饭熟了，摆到了炕上。可能有那个女知青的前车之鉴，她们全家人都充满戒意地望着我不吭声，连内蒙人习惯地让一下都没有。按计划，我该自己去拿着吃了。可我的勇气鼓了又鼓，手却像被拴住了一样，怎么都伸不出去。“我……，我……，” 刚说了两个字，就不由地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主任“嗤”了一声，轻蔑地撇了我一眼，也不撇那二圪揽普通话了：“哭甚了？俺们家又莫（没）死（人）！剋（去）别处哭圪！”我真不知道是该继续哭，还是该停止。原来的计划和想了一路的话，全都忘记了，脑子一片空白。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离开她家的。现在，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只有那瘦高的个子，男人般的线条、声音，瞪着的小眼睛，还有那无情的、蔑视的表情，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其实，她不给我救济款是在意料之中的。可她把我“开除”了知青籍，对我真是莫大的打击。从那以后，我也把自己“开除”了知青籍，很少和其他知青来往了。不去呼市看他们，也不通信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时不时的就会想到，我就是个农妇了，就像千千万万农村妇女一样，死了就埋在老杨家的祖坟里了。可我偏偏又不是个平常的农妇，总比别人凭空多出几分烦恼。
我当时又气又急又悲，可生活却不容我悲戚。杨永增还膀眉肿眼地躺在炕上，等我去找钱治病。吃奶的孩子，还等着我去抚养。还得出工去挣工分，打口粮钱。油、盐、酱、醋，吃饭穿衣，点灯的煤油，烧火的炭，要的都是钱。不是欲哭无泪，而是欲哭也没时间啊！我顾不得去跟这XX生气，牙一咬、心一横：天无绝人之路，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
我跟亲友借了几十块钱，先给杨永增开了点药吃着。然后，我给妈妈写信，请她向扣发她工资的中联部申请点补贴。还给当时能联系得上的大姑、五姨写信求助。很快，三处各寄来了100元，就是300元了。在当时很多了。我妈让我哥给寄来一盒卡那霉素针剂，还寄来一包冬瓜子（在干校食堂帮厨搞的，说是可以治肾脏炎。）我五姨还寄来了黄芪、杜仲、大枣。大概因为平时不常吃药打针，刚打了8针卡那霉素，杨永增的肿就全消了，几乎和没病一样了。剩下两针，后来我们家的羊生病，给羊打了。邻村有个人和杨永增几乎同时得的肾脏炎，那人半年多都消不了肿，后来转了慢性，几年都没好。
开始，我出去找钱、去县城寄信、取钱，嫂子、侄女、侄媳妇，总有人帮我照看病人、带孩子。最初那几十块钱，也是大家帮我凑的。后来，杨永增好些了，可还不敢干重活，二哥、三哥、侄子们每天都会有人挑水给我送来，还常帮我干重活。在大家的帮助下，杨永增一天一天好起来了。
灾难，算是挺过来了。尽管我已深深体会到，面对艰辛之时，笑要比哭难得多，累得多，心神也要疲惫得多，但我还是选择了笑。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么多亲友帮助我，鼓励我。我只有过得好好的，把发自内心的微笑送给他们，才是最好的回报。冲那给我带来伤害的小人，我更应过得好好的，把不屑的冷笑送给她，善恶定会有报的。我也决心不再悲泣，以仰天大笑直面已过去的艰难困苦和未来未知的险阻坎坷。于是，在别人眼里，我勇敢地闯过了难关，又乐呵呵的生活了。
有惊无险
刚下乡时，到冬天，我们村女知青就一起回北京去。当时，我父亲不知下落，母亲在干校隔离，不许探望，家里也封了门。我妹妹也从插队的山西回来，我们俩加我哥一家三口，就挤在我哥家一间小屋里，住在一张双人床上。别的知青一回北京，都是乐不思蜀，迟迟不肯返回内蒙。我看把哥哥一家挤成这样，就想回内蒙了。正好到了月底，没有钱买我和妹妹的火车票。我们来时已向我妈妈的单位申请了一点补助，估计再申请可能不会给。我就给五姨写了封信，打算等五姨一寄钱来就买票回内蒙。
左起：我嫂子、我哥的孩子、我、我妹妹、我哥哥
这一天，我到街上逛了一圈，一摸兜，仅有的两块钱让小偷掏走了。当时，那个懊丧，比现在让人骗走两万块钱还痛心。晚上，哥哥嫂子回来，四个人把兜都掏空，都是些硬币、毛票，一共不到两块钱。买点不买不行的东西吧，这几天只好不吃菜了。这一天，我和妹妹又出去逛街，身上只有1角5分钱。我说：“反正也是没钱了，把这1角5分花了吧。”我们俩人就开始琢磨买点啥。走着走着，我们俩忽然相视大笑起来：“想不到大名鼎鼎的XX之女，居然攥着1角5分钱满街琢磨。哈哈，哈哈！”最后，我们买了一个酱猪脑，俩人分吃了，正好1角5分钱。这猪脑别提多香了，以后再也没吃过这么香的猪脑。
五姨寄的钱到了，我和妹妹买了火车票各自上路了。到了呼和浩特，正是夜里。我在火车站候车大厅找了个空椅子，把带的一个箱子放在头边，就睡起来。人逐渐多起来，没有空地儿了。有个人就坐在我腿弯儿，趴在我腿上睡起来。我睡醒了坐起来，看这个人不年青了，干干瘦瘦的，戴个皮帽子。他一开口就问：“你是江苏人吧？”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他是蒙着了，还是怎么看出来的。听他说话公鸭嗓子，不男不女的。既然趴在我腿上睡，就是女的呗。我也有一搭没一搭的和他闲聊着。这时，他把皮帽摘下来，露出了喉结骨和短发。诶呦，原来是个男人。他说他是来车站接人没接着，所以就在火车站爬了一夜。越看他越是不怀好意。这时，站外传来汽车的声音和人走动的声音。我提起箱子就往站外走去。一出站门，天黑曲曲的，也看不见行人和汽车了。我挺害怕，后悔不该出来。正想返回站里，那人也追了出来。这时，一对农村老夫妇提着几个大包走出来。我赶紧跑过去，说：“大爷、大娘，我帮您提一个。”从火车站到汽车站，要走很长的一段窄胡同，胡同里黑乎乎、静悄悄的没有其他行人。那人一直跟在后面叫：“小王，我们认识不容易啊！”直到我们进了熙熙攘攘的汽车站，那人才走了。我吓得心咚咚直跳，心想，幸亏这对老夫妇了，不然，没准出什么事呢。
到了武川县城，天下着大雪，刮着白毛风。风刮到脸上生疼生疼的，眼睛都睁不开。入冬以来的积雪都没有化，白茫茫的一片根本找不到路，一眼望去，一个人影都没有。武川属于丘陵地带，沟沟壑壑很多，一刮白毛风，沟里的积雪有时会有一人深，要是掉进去，可就没命了。原想搭粮站的汽车，村里或邻村的马车。可这天气，人家都不出来了。我只好住进了县城的车马大店。住了两天，没钱了。同住在大店里的一个蘑菇窑的女知青给了我一块钱吃饭，可还是没有住店钱。看天晴了，我把箱子提到店老板屋里，请他帮我存着，我回去找人来拿。老板说：“漏（路）还莫（没）踩开，操心跌进壕子（沟）呵儿（里）。再住一天哇。”这时，旁边坐着的一个后生问：“你是哪忽揽揽（哪个地方）的啦？”我说是天力木兔大队霍家沟村的。他说：“你寻不见漏（路），哦亥（和）你们村安明子是亲亲了，哦漏（路）过你们村，更是（跟上）哦走哇！”这人还骑了个毛驴。他用毛驴把我的箱子驮上，他自己也只好走路了。一尺多深的积雪，三十里路。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好几个小时，他把我送到转身就走了，也没去他亲戚家。看来，他并不是顺路，起码是绕了路。我居然连他的名字都没问。好像是什么长尾巴梁还是长尾巴沟的。
终于回到我们的知青小屋了，再小再破，这儿才是我的家。想想一路风险不断，真有点后怕。幸亏是有惊无险，平安回来了。以后，我可再也不一个人出门了。
老喜板板
老喜板板孤身一人，是村里的五保户。大家只知道她是跟老喜从外地迁来的。她说不清自己姓什么，闺名叫什么，老家是哪里，也说不清老喜是她的第几个男人。按她平时零零星星的述说，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克夫命吧，嫁一个，死一个，老喜至少是她的第三个男人。
老喜板板个子高高的，脸盘圆圆的，满脸深深的皱纹记录着一生的沧桑。你若跟她说话，她把眼一眯，笑得扑喜喜的，挺典型的农村老板板形象。她不曾生育过一男半女，所以特别喜欢小孩。见了小孩子，总要抱一抱。她特别爱到我家来，就是为了抱抱我女儿。
孩子很小时，我把孩子放在二嫂家，就去生产队出工劳动了。二嫂也是一大家人家，有许多活要干，怎么好意思总是麻烦人家呢？想想孩子如果会翻身会爬了怎么办呢？这儿的老乡一般都在炕上钉个铁橛子，用绳子拴住孩子的腰。可是，拴上也不能走远。不然，绳子脱扣了，橛子拔起来了，或绳子绕到孩子脖子上了，都是很危险的。
看老喜板板这么喜欢孩子，我灵机一动，让她上炕抱着孩子，我来做饭。那天，正好有人送给我一绺韭菜，我做了韭菜鸡蛋摊饼。老喜板板吃了个不亦乐乎。她还详细地问了做法，说晚上回去自己做。第二天，老喜板板一早就来了。我问她做好摊饼了吗？她笑着摇摇头：“莫（没）抬（做）成，圪搅了一锅白面圪髑(du)，圪（给）接壁（隔壁）家猪吃了。”原来，这老喜板板活了一辈子，什么饭也不会做，每天东游西串，各处钉锅（蹭饭）。钉不上，就不管怎样，把生的搞熟，塞进肚里。我边笑边让她再上炕。经过几天观察，这老喜板板只要一上炕抱上我们孩子，一上午也不下来，连厕所也不上。真是尽心尽职。我试着问她，每天来给我抱孩子，我管她中午、晚上两顿饭，行不行？她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几天下来，平安无事。
这天晚上，我收工回来，见老喜板板没精打采的耷拉着脑袋，脸色发黑，眼睛也快睁不开了，一摸她额头烫得吓人。我赶快接过孩子，一眼就看见好几个虱子在窜。我让我先生杨永增给孩子抓虱子，我送老喜板板回家。老喜板板家又黑又脏又乱，炕席已经烂得拿不起来了，炕上只有一个烂棉花套子。我想给她倒点水吃药，只有锅里有一个没洗的盛菜的浅盘。我说：“你咋不买个碗呢？”老喜板板无力地答道：“哦老歪歪快死的仍（人）了，圪（给）甚仍(谁)置家产了？”我回家拿了一床被，一身内衣，一身棉衣，还有两个碗……，把她的烂棉套、烂衣服都扔了。回到家，杨永增告诉我，因为发烧，老喜板板身上的虱子就爬出来了。他给孩子抓了几十个虱子了。第二天，老喜板板穿着“新”棉衣，美不滋滋，精神焕发的又准时来“上班”了。
说来老喜板板不聋、不瞎、不疯、不傻。可你要是跟她聊天，说到新社会、旧社会，共产党、国民党。她只有一句话：“知不道。”真好像个外星人。别看她没文化，可她会一套一套的童谣，大约有十几二十套。她抱着我女儿，总是美滋滋的笑着，有腔有调的念叨着：“挠（好的意思）圪蛋（对小孩的昵称），会打炭，莜面窝窝捣烂蒜。……”“……。”我女儿就在老喜板板的童谣声中逐渐长大了。
物小情浓
我叔叔是江苏阜宁的中学教师，我婶婶是小学教师。那时的人，既不旅游也很少探亲。他们没有来过我家，我父亲也没有回去过。我们只是从照片上知道叔叔婶婶。叔叔婶婶有6个孩子，孩子都上学后，他们生活有点拮据。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向我父亲要过钱，也没提过其他任何要求。每到开学，我母亲都会替我父亲给他们寄一点钱去。也没见他们回信来说点什么。这份情，平平的、淡淡的。后来，我父亲出了问题，母亲也被单位隔离。很多亲戚都受了牵连，失去联系。在那鬼都不上门的时候，叔叔却开始常常写信询问我们兄妹的生活情况。
叔叔婶婶知道我怀孕了，要在农村生孩子了。在离预产期还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婶婶寄来了第一个小包裹。里面是两件绒布系带小上衣，白底小黄花，柔软极了；三条带着小鞋子的开裆裤，紫红碎花，又轻又薄；还有一个用碎布头拼的小帽子，漂亮极了。孩子生下来一穿，大小刚刚好。随着天气变凉，婶婶又寄来了夹衣夹裤，毛线帽子，还有一个薄薄的、精致的蓝花小坎肩。冬天将至，又寄来了棉衣棉裤，还有一个棉斗篷。随着孩子一点点长大，衣服也一点点变大，样式也不断改变。第二年裤子不再连鞋，成了背带裤。冬天的裤子前面很高，护着肚子和前心，后面还有个屁帘。单做的小单鞋、小棉鞋，总是十分合脚。就这样寄了整整三年，我一点都没用再给孩子添衣服。
我女儿一岁半时，和我母亲（在干校）的合影。小棉鞋、棉袄、棉裤和围嘴都是我婶婶做的，多合身啊！
当时，村里的亲友们羡慕极了，她们说：“燕毛（我女儿小名燕燕）争（真）袅（漂亮、好的意思）了，有这么精巴（精干）的二姥姥。可要袅节节了。”“瞭瞭窄（这）小袄袄、小裤裤，瞭瞭窄样式、窄争节（针脚），想买剋（去）哪儿买圪了。”看看全村属我们女儿穿得漂亮，我也很得意。
这些小衣服，都是我婶婶一针一线亲手缝的。小孩衣服，用布头就行，花不了几个钱，可对我来说却有如雨中送伞、雪中送炭。衣服小小的，那情意至今想来仍是浓浓的、暖暖的。
错位小天才
大南大北的远血缘婚配，正符合科学的原理。所以，我所接触到的和听到的在农村结婚的女知青们的孩子，没有一个傻子，没有一个有先天疾病。个个聪明、漂亮，健康。我的宝贝当然也不例外，从小就聪明得出奇。
那年清明，正好下了点雨。我和我先生杨永增就边吟边赞道：“清明时节雨纷纷……。”“欲断魂，多形象啊！”“遥指，在远处呢，更断魂了。写得太好了。”过了一会儿，女儿忽然说：“妈妈，再讲《清明》的故事！”我挺吃惊，和着她当故事听了。我就尽量通俗细致的给她讲了一遍。过了一会儿，她又让讲。讲了几遍之后，女儿忽然手背后站好，晃着小脑袋，用标准的普通话一字一句清晰地背道：“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我试着给她讲别的“故事”，她总要问：“甚意思啦？”我就尽量生动地讲一番。背过十几首之后，她不再问“甚意思”了。我试了试，她竟是不用讲解就读懂了。此后，女儿就常追着我要听新“故事”三岁时，她已经会背《木兰辞》了。
有一次，女儿从外面哭回来，说XX男孩打她了。我看她没伤没咋的，就说：“嘿嘿，活该！”孩子站那儿楞了一会儿，转身跑出去了。我对杨永增说：“孩子是一个小社会，有打人的，就有挨打的。有孩子头，就有跟屁虫，还会有受气包。大人是干涉不了的，因为你不可能天天跟着她。”不久，就发现女儿已自己打下了一片天地。村里7、8岁的男孩都听她指挥。
正当我把自己未竟的心志寄托于女儿，心想按我的模式也许能塑造出个小天才时。女儿却自己有了惊人的“发展”。
那次，我和先生去参加民办教师招考，大姐来给我看孩子。我回来后，好几个亲戚争相向我夸赞我女儿：“窄（这）女女争（真）精了，做饭贵贱不搅（叫）她大姑姑倒油。”“你骂她小猪猪，她骂你老母猪。娃娃翻过班来了。”“她三嫂（我们的三侄媳妇）戏逗她说：‘你妈下街离婚圪了。’她接起来就骂：‘你妈接嫖客剋（去）了！’”诶呦，我的天哪！这都是什么时候，从哪儿学来的啊！孩子才3岁多点儿啊！还夸她呢，越夸她还不越来劲儿？！
有一次，邻居家孩子打了三哥家的两个孩子。我女儿爬到东院圪蛋（用扇形土坯旋成的圆形粮仓）顶上，扯开嗓子大骂：“XXX（对方家大人的名字），哦X你妈，你打爷哥哥，爷……。”一点儿大的小人儿，站得高高的，操着地道的后山调，把女人骂街的话，一套一套的抛出来。家家都有人跑出来看热闹，被骂的人也叼着个烟袋乐呵呵的看着。我真是哭笑不得，不知如何是好。我想，即使是一个只有三岁多的孩子，也不能随便当众挫伤她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耐心地等她骂了十几分钟，骂够了回来，我说：“以后你回北京，北京的娃娃不骂人，你怎么办？”女儿想了想，认真地说：“妈妈，那你得提醒我啊！”好在我女儿很争气，4岁离开农村后，不仅没有再骂一句人，连内蒙话都没再说过一句。只是开始几天不说话，等一开口就是标准的普通话。
后来，我当了老师，经常碰到先天重要，还是后天重要；家庭影响大，还是社会影响大；这一类争论和探讨。我总是笑而不言，其实我是不知说什么好。那时我常想，如果把牛顿、爱迪生这些大天才搁咱村里，大概也只是会比别人更会骂人吧！
独守“寒窑”
第三个冬天，我真的没有回北京。场面活干完了，分了红，其他知青全都回北京了。就剩下我一个人。
后山的冬天特别冷，老乡开玩笑说，撒泡尿都会半截冻成冰。有一天，我早上一起来，推不开门。原来，那年雪特别大，下了一夜雪又刮了白毛风，我们住的是原来的小学校，门是向外开的，雪就把门堵住了。我们那儿地广人稀，每家都住得很远。小学校离别人更远，叫人也叫不到。我又急又怕，在屋里团团转。忽然想起这小学校窗户是可以开的。我从窗户跳出来，才把雪铲开。更难的是每天要去挑水，井台上冻着厚厚的冰。井口也冻得很小，连水斗子都下不去。要打水还得用尖头铁棍把井口凿开。我凿不了井口，看见别人挑水，就赶紧也去挑。井台又光又滑，一不留神就会滑倒。手要是碰到桶上，一粘一块皮。我们那儿冬天不干活，我每天在村里东游西逛，到人家的热炕头暖和暖和，和老乡聊聊天，蹭点饭吃，一天一天的混着。
要过春节了，人们都忙了起来。先打扫屋子，然后炸油糕，蒸馒头，轧粉条，烧猪肉，最后贴对联、贴福字。村里常飘着各种香气，人们的脸上也都洋溢着浓浓的喜气。那几天，天天有人给我送东西，油炸糕、粉条、猪肉……什么都有，有一大盆了。我很是感谢他们。也为快过节了而兴奋。那天富宽家的闺女，用一个很大的笊篱，给我拿来五个油炸糕，两坨粉条，一块豆腐，一小块猪肉，一碗豆芽，甚至还有一棵葱。想得真周到啊！我特别高兴。也特别感动。可是，人处困境时，往往特别敏感，心理也往往不太健全。我又想到只有人给我送东西，却没有人请我去。我想起了人们常说：大年三十儿晚上接神时，家里没外人。嫁出去的闺女接神时都要避到院里。我当然是外人了。
除夕之夜，我想：我也不懂这里的习俗和禁忌，就别随便去招人讨厌了。就躲在自己屋里，躲在这节日的欢乐之外。我们那时还是不会过日子，门上有一个大洞也不懂得糊上。每天早上，水缸里、锅里都是冰。这时屋里升着炉子，还是冷得要命。冷风从门上的破洞中呼呼的往里刮，门忽嗒忽嗒地响着。我这个一直自诩坚强的人，这时也不由得难过起来。我想我父亲——爸爸，你在哪里？怎么这么多年杳无音信啊？我想我母亲——妈妈，我知道你在干校扫厕所，你是否也在想我们呢？我也想我哥哥嫂子——其实他们对我们很好的啊。我更想我妹妹——不知她是否也像我一样一个人在山西农村过春节。我还非常的想同村的知青伙伴——没了你们的吵吵闹闹，我竟是这么寂寞，快点回来吧！胡思乱想着，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撑着自己，不让自己流一滴眼泪。我赶紧找出毛主席著作，边读边写着日记，批判自己的小资情调，驱赶着各种奇怪的思绪，用革命口号鼓励自己要克服困难，要坚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个冬天，我其实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也没有生病，应该说是平平安安过来了。可那刺骨的寒冷和难耐的孤寂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又想，以后可不一个人在村里过冬了。可是，一个人上路不行，长住哥嫂家不行，一个人呆在农村又不行，那明年该怎么办呢？当时，颇有点走投无路之感。还好，第四个冬天，单位允许我们去干校探望母亲了。不必再为如何度过漫长的冬天发愁了。
打羊草
说到插队，有不少苦涩艰辛的记忆，却也不乏温馨美好的回味。苦和乐本身就是相对的，又是相辅相成的。乐往往就在那苦中。
每年秋天，大家都要打一些羊草，以备冬天积雪不化时用。这一天，我一大早就起来了。烙了几张饼，煮了几个鸡蛋，切了一些芥菜疙瘩，七七八八也装了一书包。还灌了两瓶水。待太阳升高，晃掉了露水，就该出发了。杨永增把孩子抱到自行车大梁上，然后骑上去，我紧跑几步，跳到二等座上。一家三口，一辆自行车，我们高高兴兴的出发了。
秋高气爽，天蓝地广。大片大片的麦田，绿中又带一点微黄；莜麦还是绿的，微风吹来掀起层层波浪；各种不同的庄户（庄稼）呈现着不同的色彩，好一派五彩缤纷的秋日的田园风光。我们走了很远，找到了一个羊草茂盛的山沟，就开始干活了。打羊草要看时机，太嫩了容易烂掉，一晒就没了。太老了一碰就断，又扎手又不好打，羊也不爱吃。马莲要用镰刀割，割下来的马莲很滑，不好拿也不好捆；沙蓬要用手拔，合用的沙蓬已经很扎手了；还有许多可以用的草。我们或割或拔，忙碌起来。孩子兴奋异常，自顾自地又跑又叫，玩儿得似乎比我们还忙。
打了不少羊草了，休息一下吧。我们往草地上一躺，舒展着身体。嘴里嚼着一些甜草，闻着青草的芳香，看着孩子自得其乐地满世界奔跑、喊叫，那种舒适、惬意的感觉，城里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休息一会儿，就开始“野餐”了。不过，我们可不像现在郊游的人那么休闲，那么文雅，我只记得是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味道嘛，一句话：香，实在是香呐！连水都觉得是甜的。
打下的羊草要晒一晒，圪朽（蔫）了才好捆。我们把打下的羊草堆在一起晒着，换个地方，又大干起来。转眼就太阳西斜了，我们也打下了不少羊草。我们把打下的羊草捆成大大的三捆，一侧一捆，上面一捆，远看就像一座小山似的。杨永增推着自行车，我把孩子放在草捆顶上，在一边扶着她。劳作了一天，满载而归。这种成就感、充实感，这种喜悦之情，只有付出劳动的人才能享受得到。晚霞辉映，照着我们长长的身影，老杨稳住车，吼起了爬山调，孩子咯咯地笑着，我也开心地笑着。
半跳农门
要在全县考核民办教师了，所有民办教师都要经过考试才能上任。现任的和想就任的都可以参加考试。这好消息瞬时传遍了全县。怀才不遇的乡村秀才各个跃跃欲试。当然，有人欢喜就必然有人愁。有些不学无术，笑话百出，误人子弟的庸师却惴惴不安，生怕丢了饭碗。
当时，民办教师每年记一个强劳力的工分，每月有8元补贴。放农忙假时出工劳动还可再记工分。周日和假期还可以照顾家里。所以，不少人找门路、托关系想当民办教师。像我们这样没背景，又不善奉迎的人，这种好事是轮不到我们的。但凭本事考，我还是有信心的。我们着实为上级这英明举措激动了一番。找村里的学生借了几本初中课本，复习了一下，就去公社参加考试了。考题十分简单，我十分轻松地答完了所有的试卷。
成绩公布了，我考了全县第一名。杨永增考了我们大队第二名（我第一）。我们很高兴，这下两人应该都可以当民办教师了。考试成绩好的人都很高兴，做着走马上任的美梦。接着，录用结果也张榜公布了。可是大家万万没想到，这样兴师动众的在全县大考了一回，我们大队成绩在前面的几个人，居然一个也没有录用。也就是说，一个新人也没有录用。我这几乎满分的全县第一名，都没能替下三门不到100分的最后一名。一时，参考的人和村里的人，议论纷纷。可人低言微，又有什么用呢？大家都十分失望，也十分气愤。
我这时比要救济款那时强了一点。心想，谁怕谁呀？还能把我们农民资格开除了？于是，我就背了一书包莜面，（准备到车马大店打尖用）去上告。我琢磨，大队敢如此做，公社恐怕也是默许的，就先不去了。可如果告得太高了，一来门槛高，自己也摸不着门路；二来山高皇帝远，等一级一级批下来，黄瓜菜也凉了。我选择了先到县教育局。到了县教育局，我直奔局长办公室。我也没问对方是不是局长，姓什么，就愤怒说：“这次考民办教师，我考了全县第一，我爱人杨永增考了全大队第二（我第一），却不录用。一个新人也不录用，还装样子考什么试？既然是县里组织的考试，我就找县里。如果不解决，我就一级一级往上告，一直告到教育部！”我拍拍那书包莜面：“面都背上了，不解决马上去集宁（乌盟所在地）！”对方马上回答：“全县第一都不用，太不像话了。你先回去，过一两天去公社，我们打招呼，让他们解决！”我颇感意外，心想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过了两天，我去公社。有关负责人居然点头哈腰的和我商量：“录用的人都上任了，你说都是有来头的人，把谁剔下去呢？县里给加了一个编制，你们两口子安排一个行不行啊？互相体谅一下吧！我们也挺难办的！”我们当时比较穷，能有一个人当上民办教师，生活就会大大改观。如果继续上告，是不是一定会有结果呢？官官相护，搞不好连这个名额也丢了。我稍加考虑就妥协了。想来惭愧，这么轻易地就放弃了斗争，也没有为其他成绩好的人争一争了，更没有和那些欺上压下搞关系网的人斗一斗。
就这样，我一分钱没花，从前门登上了乡村小学的讲台。虽然人还在农村，却不用再干农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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