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那天没有遇到那架飞机

作者授权转自龙哥的战场

1949年12月8日

两架国军运输机在空中不期而遇。

“昆明现在情况怎么样？”机长黄煦在无线电中问对方。

“那边现在很热闹，估计就等着翻翻帽子了。”对方答。

驾驶舱内静默了一会儿，黄煦转头对副驾驶说：

“我们在昆明落个地吧？我回去看看病重的父亲。”

1949年12月8日下午2点左右，这架本该飞往成都的大型运输机降落在昆明巫家坝机场。

第二天，卢汉起义。

70年后，清明临近，我不禁又想起了父亲黄煦，再度翻开母亲的回忆录，那些尘封往事犹如电影般在眼前一幕幕闪过，仿佛就在昨天。

父亲是昆明人，1937年抗战爆发，18岁的他“立志航空救国”，瞒着家里投笔从戎，考入中央航空学校第12期。

1941年10月，父亲以优异成绩提前从空军官校毕业，同年11月，他与第12期同学一道赴美国亚利桑那州鹿克空军基地受训。第12期的学员是当时中国空军成建制派往美国受训的首批空军飞行员。因为在美表现优异，他们曾登上1942年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

1942年底，他从美国受训归来，被派往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23中队服役，开始对日作战。

父亲回国后在成都与战友合影（二排右起第四）

父亲回家探亲时，奶奶特地到昆华女中“校花”张家娴家中提亲。两个年轻人本未在意，谁知一见钟情。母亲多年后在回忆录中写到：

第二天，黄煦清早就抱了一束红玫瑰来送我。他能说会道，加之那一身空军制服潇洒脱俗，又刚喝了洋水回来，我犹豫之后，就接受了他的红玫瑰，他吻了我的手，这样就算定下了终身大事。没多久我们就举行了非常排场热闹的订婚仪式。

一个月后，他们在昆明翠湖南路礼堂举行了隆重的结婚仪式。身穿白色婚纱的母亲挽着一身戎装的父亲缓缓入场，早就候在两旁的军人齐刷刷抽出配剑，在空中搭成“人”字，让新人从中间穿过去，全场欢声雷动，在场的几个美军也站起来鼓掌……

婚后一个月，父亲正式加入中国空军第4大队，母亲也随军到了部队。

抗战期间，父亲曾数十次飞越驼峰航线为中美运输机群护航，并在惨烈的鄂西会战和中原会战中分别击落击伤日机各两架。

曾获得中国空军授予的7枚奖章、胸章，包括两星星序奖章、飞虎奖章等，美国空军授予他空军翔鹰奖章、杰出飞行十字勋章、美国空军飞行胸章。

授上尉军衔时的父亲

母亲晚年回忆抗战那段日子时常说：“做为空军飞行员的妻子，每次他们出击我总要默默为他们祈祷，目送他们整齐的编队远去，又揪心地看着他们三三两两返航归来。”

1944年10月，父亲奉命调往位于英属印度拉合尔（Lahore）的空军官校任飞行教官兼任区队长，授上尉军衔。

母亲只能带着孩子回到昆明。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官校迁回笕桥原址，一家人才重新相聚。

1948年春天的一个下午，父亲急匆匆赶回家对母亲说：“你赶快换上旗袍，我们去杭州参加舞会。”

“你是在逗我吧？”母亲惊讶地说。当时她肚子里正怀着第三个孩子，旗袍如何穿得上？更别说跳舞了。

“你别管那么多，先穿上再说。”父亲的语气不容置疑。

见丈夫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母亲赶紧找了一身旗袍穿上，扣子扣不上，就用细线绑起来，外面再罩上一件外套。

出门上车，只见车里已坐着一人，正是父亲在空军官校的同窗战友邢文卓。原来邢文卓中共地下党的身份暴露，军统正准备抓捕他，听到风声的父亲为了帮他脱离险境，冒着极大风险，以进城跳舞为由，将他从笕桥送出杭州城。

临别时，邢文卓对父亲说：“你尽快把嫂夫人安顿好，我在那边等你。”父亲没有说什么，只是挥手示意他赶快离开。

邢文卓后来改名邢海帆，是1949开国大典上的空中领队，第一个驾机飞过天安门。

邢文卓（资料图）

车子刚回到笕桥，父亲就被军统盯上了，他送邢文卓逃走的事情已走漏风声，父亲因此遭到停飞和监禁。

这一年，国民党政府开始向台湾撤退，这期间空军发生多起“驾机投匪”事件，国民党当局害怕苦心培养的飞行员另投其主，遂将航校飞行教官家眷先期集体海运至台湾。

当年秋天，母亲带着三个孩子随航校学员从上海坐船前往台湾，最小的还抱在怀里，最大的不过5岁。

几个月后，父亲也随军撤到台湾，但对他的监控仍未解除。经过近1年的停飞审查，父亲才被调往空军十大队，改飞运输机。

1949年12月初，父亲接到任务，要他驾C-46运输机，于当月8日一早，从台湾经海口，到四川接撤退的胡宗南部。临行前，他叮嘱我母亲：“若三天后没有我的消息，你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一定想办法回家。”

飞机在一万多英尺的高空中穿行，离昆明越来越近的时候，身为机长的父亲发现遇到了“自己人”—— 一架国民党的运输机正飞往台湾，还是同一个大队的熟人。

昆明现在情况怎么样？”父亲在无线电中问对方。“昆明现在很热闹，估计就等着翻翻帽子了。”对方答。

驾驶舱内静默了一会儿，父亲转头对副驾驶陈章相说：“我们在昆明落个地吧？我回家看看病重的父亲和家人，这可能是我和家人最后的机会了。”

“黄兄，我们没有落地的理由，回去怎么给上面交代？”陈章相面露难色。

“就给台湾嘉义报飞机故障，需要在昆明检修，怎么样？”父亲停顿了一会说道。陈章相知道他是军中出名的孝子，犹豫了一会答应了。

当天下午2点钟左右，这架本该飞往成都的大型运输机降落在昆明巫家坝机场。

巫家坝机场旧照（资料图）

下飞机后，陈章相与父亲约定，当天傍晚7点在机场碰头，按原计划飞赴成都。话毕，父亲匆匆跳上一辆吉普车，赶赴昆明城区家中。

刚走到家门口，父亲抬头望见一排花圈，他心下一沉，疾步走进家中，只见家人皆披麻戴孝，大厅正中摆放着我爷爷的灵柩和遗像。

父亲来不及放下手中的行李，便双膝落地跪在爷爷的遗像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全家人都围过去与父亲抱头痛哭。他们告诉父亲，爷爷是在他回来的两天前突然去世的。

稍稍稳定情绪后，父亲从行李中拿出数根金条递给老母亲，告知自己这次是执行任务，很快还得走。

“你要走我不拦你，但你是长子，至少要给你爹守灵24小时才能走。”奶奶边哭边说。父亲左右为难，只能红着眼圈点点头。

这边正陷入悲痛之中难分难舍，而巫家坝机场那边，陈章相却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满头大汗。原来，那时候机场已经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他派人驾车去找我父亲，未果，无可奈何的陈章相不敢擅自离开，只好继续留在机场。但他做梦也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十点，卢汉即通电全国宣布起义，昆明五华山瞭望台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

10日拂晓，卢汉指示封锁巫家坝机场，十余架飞机被扣。

当日午后，一架C-46运输机在巫家坝机场悄悄起飞。飞机沿着跑道滑跑升空时，远处的警卫鸣枪阻拦已来不及，眼睁睁看着飞机飞走了。陈章相就在其中。

陈章相逃走之时，父亲的心中也已打定主意，准备去找邢文卓。但他还没走，就被自己曾经的教育长张有谷叫到面前。

时任云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的张有谷，那时被任命为昆明机场司令员，他听说自己的学生黄煦在昆明，就准备说服父亲参加起义。

父亲见到张有谷，当即表态：“我早就想弃暗投明，眼下只是放心不下尚在台湾的妻儿。”张有谷表示一定会设法帮助父亲。

1949年12月12日，国民党空军留昆人员1000余人响应卢汉通电，就地起义。

解放军进入昆明城（资料图）

起义后，父亲担任昆明起义部队航空队副队长，很快投入到昆明保卫战中。父亲用C-46运输机多次轰炸了云南的四座机场，阻挡了敌机对昆明城的大规模轰炸。并为新中国人民空军的建设完整保护了9架C-46运输机。父亲因此两次受到嘉奖。

卢汉后来曾评价，这支数人的起义航空队，在昆明保卫战中堪比一个陆军师。

昆明保卫战结束后，父亲加入刚组建的人民解放军空军，参加了支援第18军挺进西藏。那时的人民空军中，大多数是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在支援部队进军西藏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50年4月，父亲受命开辟康藏航线。他驾驶C-46运输机，冒着极大的危险，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开辟6条航线，解决部队西飞的重大技术难题，为拉萨开航奠定了基础。

解放军空军序列中的C-46(资料图)

因表现卓越，父亲和战友们在1950年底受到毛主席接见。

在父亲起义的同时，滞留台湾的母亲和三个孩子陷入困境。陈章相回到台湾后，列出父亲的“十大罪状”，家中经济来源因此全部中断。

在那艰辛的日子里，父亲的同学们纷纷伸出援手。但这总归不是长久之计，无奈之下，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大闹国民党空军司令王叔铭办公室，要求到澳门投亲。

王叔铭对父亲起义一事正在气头上，见家眷来闹，本不予理睬，但最终还是开了绿灯，给了母亲一纸通行证。

王叔铭（资料图）

1950年7月，在父亲同学的护送下，母亲带着三个孩子登上一艘荷兰邮轮，准备经澳门、香港回大陆。开船前，父亲的同学凑了两根金条交给邮轮管事者，让他特别关照好这母子四人。并叮嘱母亲在船上要尽量装得阔气一些，以免被人欺负。

暮色苍茫中，邮轮缓缓启航，母亲流着泪挥手告别父亲的同学，她知道这一别，今生恐难再见了。

多年后母亲讲起此事，仍为这份乱世中的情义所感动。“不知道你父亲那些同学后来怎么样了，我一直都很牵挂他们。”

母亲历经千辛万苦，历经十多日终于抵达了广州。母亲入境时，在口岸见到了华南航空处前来迎接她的首长。母亲在晚年曾说，当得知解放军首长是专门来接她的，她感动得哭了。

为庆贺母亲脱险归来，父亲特地带全家去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

1953年8月8日，父亲受命执行一项特殊任务，飞机飞至四川省安岳县观音堂上空时，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他正准备在铜梁县天锡乡迫降，却发现地面有众多正在劳作的老百姓，为避免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飞机错过了最佳迫降地点和时间，一下发生侧滑撞到了地面，“轰”的一声巨响后，燃起熊熊大火，机上9人全部遇难。

下葬时，母亲坚持要到现场。见9个棺材一字排开，母亲问：“哪个是黄煦的？”工作人员指着中间那个，母亲走过去用手轻轻抚摸着棺木，却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

她让工作人员打开棺木，想看父亲最后一眼，工作人员不敢答应，母亲说：“你们不答应，那我现在就和黄煦一起去了。”工作人员只得现场给上级打电话请示，在征得首长同意后，已封闭的棺木缓缓打开。

母亲多年后回忆说，她其实什么也没看清，只见眼前一片亮晃晃的白色。她伸出颤抖的手去抚摸，坚信自己摸到了父亲高高的鼻梁。

父亲牺牲后40天，他的第五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首长们为他取名黄志航。这个孩子就是我。

那时，母亲还未满30岁，只身带着5个孩子。部队首长十分关心这个家庭未来的生活，让她把孩子送给可靠的人家，也劝她改嫁，但她都婉言谢绝了。

父亲加入人民空军短短的3年7个月25天，荣立三等功四次，二等功三次。

父亲的立功证书

父亲牺牲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但母亲做梦也没想到，作为革命烈士家属的自己，竟在文革中被扣上了“美蒋特务”、“国民党官太太”的帽子。

一次批斗过后，她怎么也想不通，拿回家一个注射器，躺在床上双眼发直，任谁叫也不理。我姐姐意识到母亲有轻生的念头，赶紧将注射器拿到院子里砸了。

一天晚上，母亲将父亲的“中正剑”及一大包照片交给我，让我悄悄拿去处理掉，接过照片的时候，我看到母亲哭得红肿的眼睛。

我把这些照片用布包起来，又塞进去几块石头，乘着夜深人静时，悄悄扔进了一个井里。

不久，母亲就被下放到农村了，后来成了一名赤脚医生，两年后才回到家中。

母亲下放农村成为赤脚医生

我四个参军的哥哥、姐姐也纷纷被部队清退回家。后来，父亲所在部队的首长知道情况后，从中施援，协助地方为母亲平反并将四个孩子档案中的黑材料一个个剔除。

1984年，母亲离世。按照她的遗愿，我们和空军派来的同志一道，去重庆白市驿接回父亲的部分遗骨与母亲合葬。

去到现场才知，当年母亲摸到的鼻梁并不是真的，当时惨烈的空难让人们已无法清楚分辨九名牺牲者的遗骨，人们只能用竹子做成骨架，粘土捏成人形，再穿上军装，用白布包裹起来。

父亲牺牲前的最后一张全家福，我当时还在母亲腹中

2016年，我和四哥来到父亲坠机的现场，一位当年的目击者告诉我，那场空难引发的大火整整烧了一天一夜。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是一块烧得焦黑的手表，那是他在国民党空军服役时配发的。

看着这块面目全非的手表，我有时会想，如果1949年12月8日那天，父亲没有在空中遇到那架运输机，他还会不会选择落地昆明？

历史没有如果，父亲也已无法作答。但母亲告诉我，父亲从未后悔加入人民空军。他们那一代的人，身上有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对于当时的他们而言，所考量的不是个人的得与失，而是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存亡、兴衰。

“你们父亲一生志在云天，把毕生献给了空军，献给了国家，我嫁给他无怨无悔。”母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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