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最后的飞虎队老兵：妻离子散难平反

抗美援朝时王延周的照片曾刊登在《解放军画报》上（资料图片）

我是一个兵，保家卫国是分内事。为民族的生存而战，我尽力了。相比千千万万为国捐躯的勇士，我已是幸运的。

穿起60年前的飞行员夹克服，双手模仿着驾驶战斗机时的姿势，拉高、俯冲、射击……王延周老人的眼眶湿润了，时光如梭，距离他最后一次升空作战已经过去了整整59年，他以“飞虎队”战机飞行员身份痛击日寇更是65年前的往事了。

记者探访

明天过90岁大寿

考虑身后事称“不留骨灰”

　　明天（2010年）是王延周老人90岁生日，在山东日照市大孙家村，记者见到了这位饱经风霜的“飞虎队”老兵。“这5年来我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我已经考虑过百年之后的事情，不留骨灰。”今年9月份，王延周老人刚刚动过一次手术，手臂上还留着为方便输液用的导管，不过老人思维敏捷，精神状态也不错，现由同村的侄子和侄媳照顾。

　　在王延周老人的屋内，挂满各式老照片和画像，勋章、战机、英姿飒爽的军人……诉说着屋主人曾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书桌上翻开的一本大学英语书上，一块普通的压书石引起记者的注意，王延周老人笑着解释道：“石头是1955年在航空学校学员送的，我一直用来压书，不知不觉就过了这么多年。”

　　今年8月22日北京最后一名飞虎队队员彭嘉衡辞世，辞世前他留下遗嘱，将社会捐赠给自己治病的善款转捐给老战友，彭嘉衡过世后，儿子彭灼南将剩余的2万元善款，分别捐给了山东的“飞虎队”老兵王延周和湖北抗战老兵张启元。

“十分感谢老战友一直惦记着我，我很感动。”王延周与彭嘉衡在飞虎队时并不相识，2005年9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座谈会上，彭嘉衡找到王延周，两人相谈甚欢，并合影留念。“想不到这一次，竟是最后一面。”王延周望着墙上“P-51”野马战机画像，陷入沉默，在“飞虎队”期间，王延周与彭嘉衡正是驾驶着“P-51”野马战机痛击日机，驰骋于蓝天。

　　“他们都走了，彭(嘉衡)走前给我汇来钱，我很感动，谢谢他的战友情，吴（其轺）也走了，我从报纸上看到了。”王延周喃喃地说道，“飞虎队”的战友一个个离去，让他更显落寞。但王延周说，自己从未忘记蓝天。

　　今年8月22日，北京的最后一位“飞虎队”队员彭嘉衡辞世，10月13日，杭州最后一位飞虎队员、享年93岁的吴其轺辞世。如今，王延周已经成为最后一位在内地的“飞虎队”战斗机驾驶员，也是最后一位曾在抗日战场和抗美援朝战场都击落过敌机的飞行员。

辉煌经历

“七七事变”保卫北平

放弃留美任教机会回国抗日

　　1920年农历十月初四，王延周出生在山东省日照城东大孙家村，16岁时投奔身在29军的二哥王仲懿，成为29军军事训练团的一名学生兵，当时兼任军事训练团团长的正是抗日名将29军副军长佟麟阁。

　　“七七事变”爆发时，王延周所在的军事训练团刚开始训练半年，尚未进行过实弹射击，“当时发给我们一人一支枪，也进入了阵地，第一次实弹射击就是真正的战场。”1900名学生兵突围后再次集结只剩下了500人，敌人的大炮、坦克和飞机让王延周见识了真正战场的残酷，也第一次看到了战斗机在实战中的巨大作用。

　　1938年，撤退到陕西西安的王延周参加了黄埔16期招生考试，考入黄埔西安分校，

　　1940年12月，即将从黄埔军校毕业的王延周在西安街头看到了航空学校第十四期学员的招生广告，“七七事变”时敌机给阵地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还历历在目，王延周便不顾二哥阻拦毅然报名投身于空军，并于1941年被派往美国航空部队学校进行强化训练。

　　“高级课程毕业后，因为成绩优秀，美方希望我能留下来当教官，我拒绝了，我说我要回国打小鬼子。” 1943年春，23岁的王延周回国，并被分配到“飞虎队”——由陈纳德领导的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三大队八中队，任战斗机飞行员。

王牌飞行员首次出战

7名日本将官“祭旗”

在空战史上，凡是击落过5架及5架以上敌机的飞行员被称为“王牌飞行员”。抗战胜利时，王延周的座机机身上就涂着五个日本国旗图案，这是王延周的骄傲，因为这代表着他曾击落5架日军飞机，是当之无愧的“王牌飞行员”。

　　1943年6月1日，王延周首次执行空战任务，驾驶“P-40”型战斗机掩护9架“B-25”轰炸机对河南郑州火车站进行袭击。由于飞机发动机一度停止工作，任务执行完成后，王延周没有赶上已经返航的队友。

　　“独自返航时，遇到一架96型日本运输机。” 兴奋的王延周没有放过这个“猎物”，飞到日军运输机后方，6挺机枪同时发出怒吼，日机被击落，坠毁在中国大地上。

　　第二天，“飞虎队”美国中尉分队长给王延周带来了好消息，通过监听日本电台广播，得知被王延周击落的日本运输机中，有七名日军将官。王延周说：“这可真是条大鱼，大家都为我高兴，我也激动得一夜没睡。”

　　此后，王延周与“飞虎队”的中美战友频频协同出战，战斗任务天天都有。“空战中没办法上厕所，有两次就在机舱里"解决"了。”

　　1943年、1944年两年中，王延周还奉命赴印度接收飞机，8次飞越了被称为飞行禁地的“驼峰航线”，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飞机在死亡航线上航行，嘴上紧扣氧气面罩，天气时阴时暗，看不清前方情况。穿出云层后，大家会相互联络呼叫，如果联络不上，基本就是机毁人亡了。”

迫降解放区

曾与邓小平对弈

1946年4月20日的一次飞行改变了王延周后半生的命运。“当天驾驶L5型救护机，由徐州飞往济南，遇到了沙尘暴,途中偏离航线，迷失了方向。”油料耗尽后，王延周操纵着飞机迫降到河北省清河县一片麦田里。

　　“进村后，才知道是解放区，我一身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服装，感到非常紧张，因为以前受到的教育说共产党对俘虏飞行员剥皮活埋。”不过王延周并没有受到任何虐待，也没有人给他难堪，相反，乡亲们拿出大饼稀饭和炒鸡蛋来招待这位“不速之客”。

　　随后，王延周被送到邯郸晋察冀军区，在这里他见到了邓小平、刘伯承和聂荣臻，“邓小平和刘伯承就穿着普通的灰布军装，也没有军衔，和普通士兵没什么两样，他们都很忙，有时候忙里偷闲与我这个"闲人"打打扑克下下象棋。”王延周回忆时脸上带着笑容，他说：“邓小平棋艺很好，我很难赢他， 十次有九次会输。”

　　“当时党的政策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还给路费，去留的决定权在我自己手里。”王延周坦言，在解放区那段日子曾一直很犹豫。终于，在迫降一年后，王延周写好决心书交给组织，表示愿意留在解放区。王延周说：“那一夜我睡得很好。”

　　1948年，王延周奉命到东北牡丹江航校任教，1949年中国人民空军的第一支作战部队南苑飞行中队在北平成立，“七七事变”12年后王延周再返北平，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的第一支飞行中队的一员。

参加开国大典

两次飞过天安门广场

“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经历。”1949年10月1日下午16时36分，开国大典受阅分列式开始，在第二分队的王延周与战友一起驾驶“p-51”野马战斗机从通县转弯进入航线，“各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差、速度差和时间间隔，分别在900公尺、600公尺和450公尺的高度，由东向西依次进入。”回忆起这段经历，王延周激动不已。他说：“我是在机舱内收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看到地面是红旗的海洋，紫禁城琉璃瓦建筑在阳光反射下非常耀眼。”

　　通过天安门广场后，9架“p-51”飞机要再飞过天安门一次。“这是提前预定的复飞方案，队形由原来的大队纵队改变为大队9机品字形队形，加快速度由西折向北郊上空，再由东向西第二次飞过天安门上空，从时间上看，我们的9架战斗机尾随PT-19型和L-5型飞机之后,所以多年来人们一直以为开国大典受阅飞机是26架，其实只有17架。”

最后一次空战

螺旋桨式打下美军喷气式

1951年11月30日下午，抗美援朝战场大、小和岛上空，中国人民志愿军“拉-11”苏制螺旋桨驱逐机群与美军“F-86”喷气式战斗机群战在一起，这是王延周最后一次参加空战。

　　“拉11极限时速700公里，F-86时速1100公里，无论是时速、升限还是火力都无法相比，何况敌众我寡。”空战中，王延周中队的3号和4号僚机不幸被击中坠毁，两位驾驶员牺牲。

　　“他们都是新培养出来的飞行员，我是长机，一定要报此深仇大恨。”王延周回忆，一架美军“F-86”追击志愿军轰炸机时，正闯入自己的瞄准范围，一阵炮弹射出，发发命中敌机身，顿时火光冲天，敌机拖着浓烟一头栽到海中。在人生最后一次空战中，王延周击落一架敌机，击伤一架。他说：“我总算为死去的战友报了仇。”

　　在中国空军历史上，既在抗日战场上击落日本飞机，又在抗美援场战场上击落美军飞机的只有两人，另一人为王延周的战友邢海帆，已于1998年6月过世。至此，王延周在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共击落击伤7架敌机。

苦难人生

被划为右派妻离子散

“文革”中再次难逃厄运

1953年11月，33岁的王延周与未婚妻成婚，由于工作繁忙和工作性质特殊，夫妻聚少离多。1955年，王延周服从安排，转业到了地方。

　　1956年，王延周的儿子出生。王延周在出差转车途中见了襁褓中的儿子一面，就匆匆离开了。

　　1957年7月，反右开始，王延周被划为右派并被判刑。在法庭上，王延周将法官拿出的离婚证书撕得粉碎，并高喊“离！你们枪毙我好了。”王延周说：“我当时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性子好暴啊。”

　　“当时我理解不了，但后来知道，妻子当时受到了很大压力，为了孩子，才含泪写下离婚申请书。在那个年代，这种事很平常。”王延周说自己并不怨妻子，但是心中无限遗憾。

　　1961年6月，王延周服刑期满，被遣返回老家山东。王延周辗转回到青岛父亲家，“母亲去世后，父亲已经再娶，又有了3个孩子，虽然继母对我很好，但在那个困难时期，我不愿意拖累家人。”于是，王延周回到了阔别25年的家乡——日照大孙家村。

　　“长久无人居住，房子已经被生产队当作仓库使用。”王延周眼前的家，院子里杂草丛生，荒凉败落。村支书和小时候的玩伴为王延周送来柴米，“我没有做过农活，开始连独轮车都推不稳，每天只能挣5个工分，比妇女还低。”

　　曾经叱咤蓝天的飞虎队“王牌飞行员”，就这样做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的王延周再次难逃厄运，“批斗会上，我气虚便急，要求方便，不允许，只得尿裤子里，过去空战时不能上厕所，曾尿在裤子里，没想到如今又摊上了。”王延周对这段历史不愿多谈。

劫波度尽

终于获得平反

放弃应补发的27年工资

　　1983年，一个意外的机会，王延周获得了平反，当时他已经到大队部院看大门。当年3月，日照市统战部部长夏良柏来到队里，王延周照例烧了开水送进去，“我参过军，军人的气质和形象，使得夏部长对我很好奇，村支书知道我的情况，就告诉了他。”

　　“我当时知道大家都为自己争取平反，我开始没想过，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也不错，农活已经完全不成问题，还落个好身体。名誉和地位，就是浮云。”但是夏部长还是力劝王延周，王延周说：“他很热情，劝我不要这么消极。”

　　在夏部长的帮助下，经过一番周折，王延周终于获得平反。1984年秋天，正在大队烧水的王延周拿到了红彤彤的《国家干部离休证》，27年的冤案平反了。

　　“来人问我，是把乡亲们都找来开大会宣布，还是就在这里简单宣布，我考虑正是农忙，没必要耽误大家时间，就没让他召集村民。”

　　王延周还放弃了应该补发的27年的工资，“我说国家正在搞经济建设，我全捐给国家，不要了。抗战时我就曾捐过5万元奖金给流离失所的爱国青年。”谈到这里，王延周笑了。

84岁时

再次递交入党申请书

2004年，84岁的王延周在病榻上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上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书，是在朝鲜战场上。

　　2005年6月25日，王延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05年9月3日，王延周称这是自己生命里最光荣的一天，那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座谈会，会上，85岁的王延周被邀请到主席台就座。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胡锦涛亲自向王延周敬酒，并和他亲切地握手交谈。如今，这幅照片就摆在王延周家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经过媒体报道，村民们才知道王延周当年的英雄事迹。老邻居孙方连说：“只知道他当过兵，其他的他都没说过。”最早采访王延周的日照广播电视台记者李晓梅清楚地记得，每次采访后，王延周老人都会一直送到村口，和她挥手告别。

　　王延周1983年再婚，在老伴子女家生活，5年前搬到了大孙家村由政府提供的楼房内。

　　“老伴5年前瘫痪，我每月3000多退休金，请保姆每月是1400元，剩下的也可以供我们生活，现在的生活比原来强。”王延周说。

儿子早已改随母亲姓

希望孙子还姓王

在采访过程中，王延周老人反复说起一句话：“我可以说有后代，也可以说没有后代。”老人的侄媳告诉记者，如果说王延周老人还有一个心愿的话，就是希望孙子能改回姓王。

　　原来，王延周和妻子离婚后，儿子随了母亲的姓，改姓齐，以免受到牵连。儿子还在襁褓中时，王延周匆匆见过孩子一面。此后，一直到儿子上高中到青岛探望爷爷时，王延周从日照赶到青岛，才再次见到儿子。

　　王延周平反后，儿子一家也经常来看望老人，王延周说：“他们还是很孝顺的，我没有机会抚养他成人，是我的遗憾。”

　　王延周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时代的悲剧，冤案可以平反，但妻离子散的结局能平反吗?”

后记：

2012年4月29日，大陆最后一位飞虎队员王延周在北京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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