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怎样染上非典的？

我们这个SARS隔离区是在北京八大处的一栋封闭的三层楼，住着50余名SARS患者，大部分是从协和医院发热门诊SARS抢救病区转来的，还有些来自航天医院，阜外医院等。其中多数人感染发病于4月中上旬——当时的北京还没有准备好，非典疫情却毫不留情地爆发了。我们这些人首当其冲，属北京非典确诊病历前500名。

我因身在其中，又和病友们厮混甚熟，听到了很多真实的故事，而大家的对话总是从你是怎么得上的开始的。让我惊讶的是，在医院，我们接受过关于姓名，性别，年龄，职业，所在单位方面的调查，还两次填写过密切接触者人员名单，但直至我出院的5月11日，我们这个特殊人群一直没接受过从流行病学的角度进行的一些调查，比如我们是怎样染上SARS的这样有现实决策意义的问题。但同样令我惊讶的是，后来我看到媒体登出了这个问题的结论：1，医院；2家庭等密切接触；3，社会……和我在这个小范围的调查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不管怎样，这样就好。下面从我所在病区随机抽出9个人，谈他们是怎样染上SARS的，他们都是恢复得好的，能说话的，而危重的和已死亡的病友，我们已经无法听到他们的故事……

1层4床，苏某某，男，31岁，出租车司机，北京人，现仍在医院：

嗨，总之那些天人心惶惶的，你也不知道拉的人是不是有病，脸上也没写着，

应该是哪个乘客给传的吧。一开始北京各个出租车公司还不让我们司机戴口罩上岗，后来才让了。有一天我拉了三个乘客到医院，我在下面等，一边檫车，消毒，他们去了一会儿就有两个人回来了，我给他们拉了个回程。那一趟之后，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就总嘀咕，感觉不好，要出事。果然，4天以后，我就发烧了…….

1层8床，郑某，女，25岁，外地来京打工者山东德州人，现已康复出院：

说实在的，我真的不知道从哪儿传上的，你看那些天我也没去哪儿，就是每天骑自行车上XX大厦上班，路上要15分钟，不会在路上传染吧，宿舍6个人一屋，周围也没人得这病，公司有400多人，也没有一个得上的，就我自己。自从我得病，公司里人心惶惶，上班的连30个人都不到了，我特别难过，是我害了公司，可是我真的不知咋染上的呀！

1层12床，贾某某，男，62岁，农民，北京通县人，现已康复出院：

我本来一开始就是感冒，不发烧，就是流清鼻涕，正好我去朝阳区的一个厂子，附近有个小医院，我就就便去瞧瞧，想开点儿药。当时那个门诊躺着一个病人，发着高烧，我在那里待了好大一会儿，估计就是在那儿得的。过了几天，我就开始发烧，一开始我还不知道是这病，为了省钱，也不敢去大医院，只好去瞧瞧中医，还去过乡镇门诊打针药，可打什么都不管事儿，39度8，就不降烧！直烧到第12天，我才想到不好，是这个病！别人劝我去通州的大医院潞和医院去瞧，我说：我还是别潞和了，我直接协和吧！赶紧地，我老伴陪着我，我们就打的奔城里来了……

1层16床，张某，男，33岁，某工地农民工河北丰宁人，现已康复出院：

我们这个建筑工地在北京城区里，400多号人，有三个得上的。我们三个互相一点儿也不认识，后来住院才认识，他们俩一个木工，38岁，湖北的；一个钢筋工，21岁，山东的。在工地，我们根本不在一起干活，也不在一起住，不可能互相传染，我也没离开过工地，真不知道怎么回事。住的是很挤，茅房也脏，条件不好，可是我就不明白我们怎么得上的。

作者按：后来出院得知该工地又有9人染上，现在医院治疗。

1层20床，张某，女，41岁，内蒙呼市公司职员，现已康复出院：

内蒙3月底就有这种病了，当时死了一些人。大家都很害怕。我父亲64岁，好身体从没有过病，是退休的工会主席，他为一个老工友张罗葬礼，没想几天后就病倒了发高烧，我和我的两个弟弟为父亲跑医院，结果哪里也不肯收，最后总算胸科医院收下了急诊观察，给打上了先锋霉素什么的。他在发病第六天一句话也没留就死了。同时我也开始发烧，知道自己已染上。我告诉大家，父亲发送要简化，除几个亲友谁都不要去，可是父亲一生做了太多好事，大家不忍让他那么孤独悲惨地走，甚至不愿承认他得的是这病，说这么好的人不会得那种病，还是去了那么多人。我在中途就退出了，我想，留在呼市就是等死，我必须去北京，北京总会有办法！于是到银行取了钱，请朋友帮买了机票，第二天（4月15日）一早45分钟航程我逃命到协和。两天后，我大弟也发病，也奔我这来了。走之前我小弟的一个朋友因曾到医院帮助病重的我父亲（扶他从3层到4层做了一个检查）就染上了，当时他已烧得无力跟我们走，几天后，他死了。真惨啊，他是胸科医院对过的银行的信贷部主任，才35岁……

1层24床（空）

2层4床陈某  女，21岁，北京某医院急诊科见习护士，北京人，现已康复出院：

我护校毕业，刚刚参加工作不久，一开始就被安排到医院做急诊部护士。4月10号前后，急诊陆续上来一些发烧病人，当时还没有后来的疑似确诊的说法，所以如果患者X胸片没事就给打上些药，把人放走。自然人家回家不见好，就要再来。还有的病人本来是外科术后来急诊这里输液的，过几天就转成非典了。这样，我们每天接待的病人只见多不见少。有的病人很焦急很害怕，有很多疑问，问医生问不出来，就抓住我问，我也不知道，但我总是尽量多安慰他们，我想我不能为他们做什么，总可以给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吧。当时，我们的防护并不好，只有普通口罩和普通工作服。从4月12号开始就有医生护士发烧，他们被院里安排隔离了，但就是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治疗办法。到我发病的4月19日，已有十来个本院职工发病。我意识到自己难逃SARS，怎么办？我了解本院——内科不是强项，当时又那么混乱，就没加入本院的隔离。20号晚，我来到协和发热门诊，做了胸片验了血，当场就被扣下了……

2层8床汪某某，男，27岁，银行职员，北京人，现已康复出院：

我在工商行新设在平安里的一个分理处工作，我是在前台的，每天接触到一些顾客，本地的和外地来京的都有，但我们这个分理处不大又是新设的，应该说业务量不大，接触的顾客也不多。我的周围同事没有发病病人，当然，顾客中有没有，我不知道，当时顾客中有少数戴口罩，大部分没有。我是在4月22日开始发烧的，37度4，我想是感冒吧，就喝了点感冒冲剂，体温也就下来了。第二天，我去上了班，也没觉得不舒服，更没别的症状象腹泻，咳嗽什么的。想不到当天晚上，体温到了38度4，我很紧张，吃了退烧药，也就退下烧来。我觉得自己很象感冒，想到医院正在非典高发期，这个病不比别的，烈性传染，医院交叉感染严重，还是能不去就不去。可是我又想，在这个时候发烧，谁也不敢排除非典的可能，不是便罢，万一是，我的工作性质要接触那么多人——单位的同事和台前的顾客，还有家里社会上的，传上别人多不好。我就和我爸商量还是去医院吧。当天也就是23日，我就去了协和发热急诊，立刻被留观下来。

作者按：汪先生后来在出院时被疑为误诊。因他入院时胸片确实有个小阴影，但整个病程中没再变化，而他又拿不出过去的胸片来证明有前科，只好自认发烧发的不是时候，陪着我们真非典们白走了一程。

2层12床（空）

2层16床李某某，女，39岁，某商场售货员，北京人，现仍在医院中：

我是因为伺候病人在人民医院的急诊染上的。3月底，我64岁的婆婆患了脑血栓，因我家就在人民医院附近，人民医院又是大医院，当然就去了那儿。我在单位请了假，陪婆婆治病，后来的20多天每天都陪她在急诊打点滴。急诊病人很多，我们周围总有发烧的挺重的，我还两次看到病人死在急诊的。4月20日我开始发烧，就没再去照顾已经住院的婆婆。婆婆在22号去世了，她不是非典，走了八宝山，不然就走昌平。我那两天就在家吃药，但始终没有效果，还是烧不退，我知道自己染上非典了，在婆婆去世当天就去了阜外医院的急诊，拍了片，验了血，当场就被留下了。

2层20床王某某，男，50岁（已故）

2层24床（空）

2层28床，张某某，男，29岁，公司职员，北京人，现仍在医院中：

我妻子患癌症4年，至今年年初癌症扩散，已是到了晚期。我在非典爆发那段时间象以前一样为她的病来往于医院，估计就在医院受了感染。4月中旬，我开始发烧，其它症状也似非典，18日到协和得到确诊。我照顾妻子，密切接触，因此她也有感染嫌疑，也必须隔离。可当时她已病危，卧床不能自理，所以干脆我们一起住进了发热急诊SARS隔离病区的一个单独房间……

作者按：进SARS病房一个星期后，史先生的妻子病逝。而史的病情多有反复。好转后转来八大处这里，现他已停药，相信不久即可出院。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文中人名姓均为化名）

旧文重发说明：这是2003年5月中旬我写的文章，由中国新闻网发表，当时我刚出院，发现社会上人们关于SARS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等非常紧要的问题不甚了了，我十分着急！一些媒体的宣传也不得要领...为此我拼命赶稿，搞了这个急就篇，就是想告诉大家，不必恐慌，有的放矢，科学防护。

今次的非典和十七年前不甚相同，但我不怀疑重点传播窝点仍在医院，医院做好“发热门诊”做好隔离仍是关键，今发此旧文，希望给些启示与大家。我本人很珍视这篇文章——她是我在

生命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做的采访，我为自己骄傲为自己点赞！

本文作者   礼露   2020年1月22日 于沈阳新乐遗址

2003幸存者：我就是典型的“非典”

口述 | 礼露  记者 | 李菁 

看病

2003年4月初的时候，陈寰阿姨想去医院做一些检查，希望我能陪着她去。其实她也没什么大事，只是已经86岁，肯定多少有些不舒服的地方。她是高干身份，人民医院有专门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大夫，所以不像我们普通人那样轻易不愿意去医院。

坦率地讲，我当时多少有些迟疑。那时候北京的传言特别厉害，说是广东的“怪病”已经跑到北京来了，而且中关村那边有一个楼已经被封闭。不过这都是在网上传的，没有公开，没有报道。这也难怪我弟弟听说后打电话过来，第一句话就问：“这个时候去医院，你不要命了？”但我想陈阿姨平时也轻易不张嘴求人，最后还是决定陪她去一趟。当时很多药店的口罩都脱销了，我弟弟当天晚上开车跑了好多家药房，买了三十几个口罩——其实就是那种普通的比较薄的棉纱口罩，然后连夜给我送过来。

4月7日一大早，我就戴着他买的口罩出门了。坐出租车去接陈阿姨时，她看我只露出了眼睛，还哈哈大笑。她是“老革命”，一切都相信正式媒体的报道，既然当时的主流媒体都说没几个人感染，她觉得我这个样子有点小题大做。但我还是坚持让她也戴上了口罩。

7点钟左右，我和陈阿姨到了人民医院。我陪她看的第一个医生姓段。进到诊室的时候他正在给另外一个人看病，那个人大约70多岁，高高大大的，声音洪亮，看起来是一个老干部，他已经开始咳嗽，也在发烧。我记得段大夫对他说：现在还不敢确认是不是“那个病”，但先按“那个病”吃药吧。就给他开了阿奇霉素——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宣布是SARS，官方的说法是“非典”，但是医生也不直接用这个词。不过虽然含含糊糊的，大家也都心照不宣，知道是指什么病。

8日那天没什么异常。9日那天特别暖和，大概都有20摄氏度了，可是我却觉得特别冷，把棉袄都找出来穿上了，还是觉得冷。睡到半夜竟然冷醒了，在被窝里缩成一团。第二天一早，牙齿开始打颤，到了下午，感觉自己开始烧了起来。体温计一量，接近39摄氏度。我想，坏了！可是又拼命否定：怎么就那么巧呢？全北京都没几人得。那时候媒体说，全北京就有12个染病的，都在地坛和佑安医院住着，怎么就会是我呢。

当时我家里还借住着两个客人，一个是我的堂弟礼斌，我喊他“阿斌”，还有一个是武汉大学来北京实习的新闻系学生万莹，她是经朋友介绍借住我家的。我让他们马上把家里的窗户全部打开，然后让万莹把我动过的东西全部用酒精擦一遍消毒，让他们把牙刷也换掉。

我想到的第二件事，是让万莹赶紧上网帮我查这个病例的资料。万莹很快就找到了，然后打印出来给我，其实当时找到的中文资料就只有一页纸那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说此病目前没有对症疗法，一般情况下感染到肺部，出现肺炎，然后是发病5到7天后窒息死亡。这里面还有一句话，只是说这个病的“病程”一般是两周——这个在医学里究竟是什么意思，到了今天我还没十分清楚它的意思，但是它在后来给我很大精神上的支撑，因为我坚持到了第10天还没有死，我就想，这个病程是两周，我还有机会。

当时我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识：应该尽量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少出去和大家接触。

五进五出

4月11日一早醒来，烧还是没有退，冷得我把家里的几床大被都盖上了，可还是禁不住浑身打颤。不过吃饭还好，精神也还好，也并没有咳嗽。4月12日情况依然没有变化。我还抱着幻想：发烧几天也是正常的，也一点咳嗽都没有，可能就是普通的感冒，就在家挺着慢慢恢复吧。

可是到了13日这一天，我开始浑身疼，而且胸口开始有憋闷的感觉。我跟阿斌说：“不行，咱们得上医院！”阿斌的防范意识比较强，他不但戴了口罩，还穿了皮夹克，还戴上了墨镜。

我住的地方和人民医院只一路之隔，所以晚上我们直接去了人民医院的急诊。当时医院里有很多病人，但是我发现医生们都没有戴口罩。医生让我先去化验血，结果是白血球低。然后做胸透。胸透显示，肺部没什么事。既然只是发烧，医生给我开了药，让我每天去打针。在这之前我已经在心里嘀咕了三天了，现在一看这结果，一下子无比轻松起来，就像一块压在心里的大石头被挪走了一样。从人民医院走出来的时候，我虽然还发着烧，但是那个高兴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

我想既然不是“非典”，那还是等它慢慢降温吧。但是睡了一晚上之后，14日这一天病情越来越重，一直想咳嗽，全身酸疼，一点也不想起来，而且腹泻得厉害，人虚弱得不行。这一天去打针的时候，医院的人特别多，不管生病的人和陪着他们看病的，都混在一起。有的戴口罩，有的没戴。

4月15日我自己又去了一趟人民医院打针，但是这时候一天比一天咳嗽多起来，憋闷得很厉害，还是浑身疼，而且发烧始终没降下来。一般是上午能降到38摄氏度，从天黑开始，又达到39.5摄氏度到40摄氏度的样子。虽然没什么胃口，我还是使劲让自己吃一些东西补充点体力。

4月16日一早醒来，我感觉自己实在挺不住了。我和阿斌说：“咱们再去一趟医院吧！但是这次咱们要把钱带上。”我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我觉得，这一次去医院，他们不可能再放我回来了。阿斌带上钱，还是全副武装又跟我去了。

再一次验了血、拍了胸片，我坐在二楼一个挺清净的地方等。阿斌来回跑，问片子的事。这时候我心里很难受，我自己觉得可能逃不了这个病。因为这已经是发烧第6天了，而且我做透视的时候，感觉已经无法做深呼吸了，一深呼吸就咳嗽，最后只能勉强拍了片子。正在胡思乱想之际，阿斌从楼梯那头走过来。虽然他戴着口罩，脸上大部分被遮住了，但是我一看到他仅露着的眼睛就知道，事情不妙。我接过片子一看，上面写着：“左肺叶右下感染。”

愣了几秒钟以后，我才反应过来，说：“那赶紧找大夫啊！”于是我们来到了之前那位专家交待的曹大夫面前。曹大夫戴着口罩，这时候已经把白大褂换了下来，好像要去吃饭。他旁边有一个女大夫在和他聊天。听我讲完病情之后，曹大夫拿着我的胸片看了一会儿，然后回头和刚才闲聊的女大夫说了一句：“看，又是一个！”那个女大夫赶紧坐直了说：“那你这个地方我还是少来吧！”

听他这一番话，我更加确信我百分之百回不了家了，马上就会有一个人把我记录在案，把我送到某个地方隔离起来。可奇怪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曹大夫还是要出门的样子，临走前嘱咐我再打几天抗生素的针，开了四五天。我问：“怎么还打这个药？不需要隔离吗？不住院吗？”曹医生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说：“你先打吧。”他这么处理我倒又高兴起来，我想人家大夫不比咱们明白？它必定不是这个病，如果是的话能放我回去吗？所以特别真诚地谢谢他之后回家了。

可是回到家静下心来一想，我还是没有办法骗自己。我开始冷静地想想该处理一些什么事情，于是陆陆续续打电话，给单位的同事，给我的朋友，告诉他们我得了“非典”，有些事情应该安排安排。不过大部分人接到我的电话的第一反应都是：“得了，你别瞎扯了，如果是‘非典’肯定早让你住院了，既然不让你住院肯定不是！”

不过还是有几个朋友，没说这个话，其中一个是我在《人民日报》的同学常莉，她听到我讲的经过之后也很奇怪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情况。我后来才知道，常莉放下电话后一溜小跑，跑到《人民日报》卫生组组长白剑锋那里，告诉他自己有一个同学得了“非典”，却住不上院。白剑锋马上给四个医院——人民医院、地坛医院、佑安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打电话了解情况。尤其是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它们本身就是传染病医院，按道理应该接收传染病病人。可白剑锋发现，对方不是找不到人，就是没有病床。

白剑锋是一名专门跑医院的记者，他意识到肯定出问题了。首先传染病医院人满为患，其次确诊为“非典”的人都没有院住。当天晚上，他把电话打到了我家里。那时我已经无法正常起床。我小时候是练体操的，身体素质特别好，可是这时候我的身体都不支持自己有这样一个大动作，我必须侧着身子，先变成半卧，再用手扶着自己的膝盖，跪着起来。每走一步手都要抓东西，眼睛开始发黑了。可奇怪的是，到了那个时候，咳嗽也并不厉害。我已经没有力气抬手接白剑锋的电话，是万莹在厅里接的。万莹把这些天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详细地讲给白剑锋听。了解完情况之后，白剑锋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时候已经是17日凌晨。这时候我话都说不出来，在电话里能听到自己嘶嘶的喘气声。白剑锋问我：“你现在怎么样？”我说还是不好。他说：“你不要着急，我们都在帮助你。”除了“谢谢”，我当时已经没有力气再说别的，可是这句话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记得……

...

回到家，我就让万莹和阿斌赶紧走。我想阿斌是独生子，如果被我传染上了，我死不要紧，他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呢？我和万莹接触特别少，我相信她不会有什么问题。把他们“撵”出家门后，我想，就让我自己死在这儿吧。

遗嘱

这时候我意识到，所有该处理的事情，都该处理了，要不就来不及了。其实我已经想了两天遗嘱的事情，这时候意识到，要不抓紧写，就再也写不动了。我努力攒了一点力气，爬起来，坐在写字台前，这时发现字已经写不成直行了。写了一半，我又回到床上躺一会儿，再爬起来写。对我来说，在知道自己生命即将结束之时，最重要的事情无非是孩子、财产这些问题。

写完遗嘱后，我往沈阳打了电话。我妹妹在沈阳，孩子也寄养在她那儿。我说话的时候，妹妹和我儿子同时在电话那边听。我说得很慢，因为也说不动，我妹妹一直在哭，奇怪的是，我平时是一个很爱哭的人，这时候却一点眼泪都没有掉。跟妹妹交待完，我又跟儿子说话。我第一次告诉他他的身世——他不是我亲生的……最后我说：“劼克，和妈妈说再见吧！”可是他那边一直沉默着，就是不说“再见”这两个字。而妹妹就一直在哭。我想，就这样吧，一咬牙，把电话挂了。通完电话，我开始清理电脑，把里面我认为死后不希望别人看见的东西全部删掉，然后又努力拖着身体收拾屋子。我受不了自己这个想法：我死了以后人家来收我的尸体，一看我的家说：要不然她死呢，你看家里脏成这个样子……

话说白剑锋通过万莹得到了第一手材料之后，向中央写了一份内参。内参里用的也是“礼露”这个真实的名字。也许这个名字显得太“90后”了，我后来听说，当时民间就传说有一个美丽的少女，在人民医院感染上的“非典”，可是还不收她住院，差不多奄奄一息了，结果告到《人民日报》……

这一天还有一个小插曲：人民医院的一个领导到我家来慰问。打电话的时候这位领导显然也以为我是个“美丽少女”，问我：“是礼露小姐吗？”他说得知我现在还没住上院，院长委托他来看我。这位领导带了一个急诊部主任和一个呼吸内科的主任来的，三个男医生，全副武装，像太空人一样。他们远远地站着，最大可能地站在房子的对角线上。领导要了我的病历看了看——但上面只有“发热”二字，也不会写“非典”，所以他似乎还对我的病情有些疑问。我几乎是悲愤地说：“我是典型的‘非典’病人！”他无言以对。临走前，他解释说：“我们也是条件有限，也没有办法。无论如何，我代表人民医院向你道个歉。”

这天晚上，我在灯下观察自己的手，发现两只手已经开始发黑。

重见天日

4月19日，于晓初打电话来问我怎么样，我说烧还没有退，她让我加大激素的药量；20日中午，她的电话又打了过来，得知我情况还没有好转之后，她让我立即到协和医院。我提了个要求：希望不要对我进行无谓的抢救，也不要上呼吸机。于晓初回答：“行，我同意你。”

那时候协和的救护车已经不够用，只能找“120”。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东西，3个小时以后，“120”到了。我穿着羽绒服，拖着旅行箱出了家门。我是抱着必死的心出门的，那张遗嘱被我放在卧室的桌上。我几乎是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才爬进了车厢里。车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非常刺鼻。车外，阿斌、万莹远远地站在那里，目送我离开。我心里默默地在跟他们、也跟自己的家做最后的告别。

到了协和的第一件事是在急诊马上做血氧，测里面的氧气含量，我只有58%。此时我已发高烧第10天，眼睛看东西时只剩下一条缝，两边都是黑的；走路得扶墙，脚不知道往哪儿踩，可以说是濒死状态。

协和当时也比较忙乱。病房里面都住满了，后来的人只能住在走廊里。没有床，护士推了一辆手术车给我当临时病床，被子也不够用。有些病友病情不太严重，他们后来告诉我，我进来时，他们纷纷议论说：来了个重的，看她脸都黑了；还有人在讨论我是男是女——那时我整个人已经折磨得看不出男女了，瘦到只有80多斤，皮肤像老茄子皮似的，一捏能提起来特别长，脂肪全都烧掉了，披头散发的；还有人说我是老太太，其实当时我才49岁，可以想见当时都成了什么样子。可以说我靠着最后一口气，挨到了协和。

奇怪的是，身体到了最低点的时候，精神上的负担反倒一点也没有了。我想反正遗嘱也写好了，家里也收拾好了，该交待的都交待清楚了，反倒坦然起来，专心致志对待我的敌人。

当时的感觉非常不好。每一次呼吸都觉得非常费劲，一阵阵想咳嗽，但感觉没有进气，憋得厉害，似乎肺已经不工作了，就只剩下嗓子眼里这点气。我极力使自己的每一次咳嗽都要咳得“科学”一些，免得一口气上不来被憋死。

用了激素之后，21日下午，我感觉体温轰然而退。这个时候我已经烧了11天了，第一次恢复了正常体温。22、23日体温都开始正常，体力也慢慢恢复。烧一退之后，医生立即把甲强龙的用量从80毫升降到40毫升，卫生部的指导意见用药量的上限是320毫克，后来听一些病友说他们在别的医院用的甲强龙剂量是我的6倍。我也感到万幸。后来听说每一个病人的用量都是医生们充分讨论后形成的意见，有时还经常争得面红耳赤。当时还有的病人不太理解这一点。我记得有一位年轻的病人，只是有轻微的症状，急诊科主任王仲没有给他开激素，他父亲还来质问王仲，话说得很难听，意思是是不是因为没有给医生送钱？协和的医生们也受了不少委屈和误解。

这个时候给我最大慰藉的，就是我的这些朋友们。王颖的丈夫萨丕达也是我下放到锦州青年点时的同学，当时他特地从锦州赶到北京来看我，为此，他从住的宾馆被“请”了出来，从北京回去的时候，也被拦截在了锦西没让回。我至今还保留着萨丕达写在“西直门宾馆”信笺上的信，鼓励我要活下去，“我们都相信你”。吉林大学的同学们也发了封集体电报给我，北京的同学也送来了花篮和果篮，我把它们远远地放着，想看又不敢看，因为任何一点感情上的波动都会让我的身体承受不了。

我的身体慢慢康复，终于在5月12日这一天出院。不知道为什么，整个病的过程中我一滴眼泪没掉，可是再重进家门的时候，我忍不住号啕大哭，感觉有如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

7月份我去复查，当时收我住院的许文兵大夫看了我的胸片说：“你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我后来才知道，在协和前期收治的106名“非典”患者当中，我是最危重的16人之一。8月5日那天，我再去检查身体的时候，报告上写着：胸透未见异常。看到这几个字，我都快哭了。我一口气从雅宝路走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底下，趴在栏杆上，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我终于和正常人一样了，这怎么可能！

...

如今再谈起“非典”，外界多关注的是我们这些受感染者身体上所遭受的伤害，其实我们后来遇到的歧视、排斥、责怪、怨恨和过度防范等等，都给我们心理上形成第二次伤害。因为这个病的高传染性和前期失控，每一位SARS病人几乎都承受了道德上、心理上的纠结、自责甚至鞭挞，这里也包括一线的救护人员。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宽慰是幸好阿斌和万莹没感染，不然我可能没勇气生存……更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在当时极度恐惧和孤独中抱团取暖，演绎了一场“非典之恋”，如今已经结婚。陈寰阿姨则在非典后第六年，以94岁高龄寿终正寝。

后来，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资助立项，协和医学科学院与北京协和医院对几十名来自各个医院的患者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社会跟踪。我也参加了这项调查。我们做过多个心理问卷，特别厚，上面设计的问题也特别专业，比如：“你担心别人恨你吗？”“你是否对别人有内疚感？”等等。其实关注的也是我们这些病人的心理康复问题。有个测试还将受试者封闭在检测舱看一些片子，观察脑电图等反应。重看那些“非典”影像时，有的病友痛哭失声。其实，我们都不愿意再回忆和讲述2003那段痛苦经历，但是为了将来不让我们身上发生的悲剧重演，我们还是回忆了，讲述了——惟愿能给聆听者一点点启示。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10期，节选）

相关文章

长按下方二维码打赏

金额随意，感谢您的鼓励与支持！

点下方阅读原文，查看更多互联杂谈精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