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为何这么小气？

美国人对国家的“乐善好施”也有意见

      在美国本土，对外援助本身就常常成为批评目标。很多美国纳税人对拿自己的税钱贴补外国颇有微词。

       根据马里兰大学主管的世界民意调查机构于2010年11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希望削减对外援助，受访者认为联邦的预算有25%用于外援。当问到他们认为多少比例算合理时，答案中间值为10%。而实际上，对外援助经费只占联邦预算的1%。很显然，大多数美国人所感知到的政府外援数额与实际数额有很大出入，但这也反映了美国人对政府的对外援助也颇有意见。

“援外”还是“援内”，政府绝非自己说得算

      美国人是吝啬的，也希望国家把钱用于改善本国的民生，但实际上，外交与内政的花钱过程，绝不能混为一谈。而美国能够处理好两种财政支出的矛盾，要归功于其完善的“外援”决策体系。一项对外援助措施的正式实施，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利益博弈。美国大众对于政府的外援政策没有直接的影响，最大利益集团是美国的各个行政部门。

       美国外援预算程序大约要花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开始拨款，在总统作出决定之后，白宫和国务院将整个预算提交国会审议。美国国会听取由资历较高的议员组成的拨款委员会的建议后，决定援助的金额和方式，并能判断援助预算案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在此期间，国会还要考虑经济游说集团、学界和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的意见。最后，掌握预算拨款权力的机关——拨款小组委员会，在综合各方意见后，确定对外援助的方式和金额。虽说美国民众无法得知每一分税款被如何支援国外，但这种决策体制下所进行的双向监督，客观上限制了行政权力的滥用，更杜绝了援助不当的情况出现。

所以，实际上大多数人道援助，在美国都是民间组织主导的，包括很多私企，这些企业才有可能做出快速反映，因为花的是自己的钱。

中国社科院钟宏武教授、责任云研究院执行院长叶柳红、研究员陈思颖、张阳光、周媛媛、陆烨、柳梦笛通过全网统计发现：

截至2020年2月2日，188家外资企业捐赠10.96亿元，美国、中国香港、印尼、韩国、英国的企业捐赠额暂居前列。1月31日至2月2日的3天中，来自美国、中国香港、韩国、荷兰、日本的企业新增捐款最多，共计1.66亿元。新增大额捐赠包括中国三星3000万，飞利浦（中国）1500万，以及SK中国、安利、NBA、历峰集团、沃尔沃、Honda、朗新科技均捐赠1000万。

（本文也得到中国社会责任百人论坛发起人、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董事局董事吕建中博士的信息支持）。

安利：向武汉捐赠第二批价值1000万元防疫通用物资

安利公司于1月31日向武汉市慈善总会紧急捐赠第二批价值1000万元的通用防疫物资，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此次捐助的通用防疫物资包括：60000瓶必速抗菌洗手液、54000瓶安利优生活浓缩多用途清洁剂、12250个安利优生活喷雾瓶、550台逸新空气净化器。

NBA：向中国武汉捐赠1000万的医疗用品等

NBA将提供包括医疗用品在内的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捐赠。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湖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支持下，此次捐赠包含一台提供给湖北武汉的价值200万元的医疗设备，该设备将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投入使用。

 美国波音公司 

1月29日，波音公司宣布向中国捐赠25万个医用级别的口罩。波音方面称，这批物资中的大部分将会直接运送到湖北武汉当地医疗机构，部分还将送往波音公司海外唯一的完工与交付中心所在地浙江舟山，用以支持当地的医疗机构。

波音公司总裁兼CEO大卫·卡尔霍恩（Dave Calhoun）表示：“我们时刻牵挂着所有在中国受到冠状病毒影响的人们。我们希望能够以绵薄之力，帮助限制病毒的扩散，减轻当地医疗工作者的负担。”

 盖茨基金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简称“盖茨基金会”）提供500万美元紧急赠款，并提供相应的技术和专家支持，用于帮助中国相关合作伙伴加速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应急干预实施和医药产品研发等方面的工作。


 Apple 
1月25号，苹果CEO库克发布微博称，苹果将向相关组织捐款，以帮助受冠状病毒影响的人群，具体捐款数目尚未对外公布。

 美国医学专家 美国休斯敦贝勒医学院教授彼得·霍特兹告诉记者，贝勒医学院正在与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美国纽约血液中心以及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合作研发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也在研究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预计几个月后可以进行第一阶段临床试验，可能一年以后才会有疫苗进入市场。

附表 外资企业捐赠数额排序（截至2月2日）

转自：责任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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