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I工作论文|数字和金融能力与家庭创业（Luo Yu等）

原文信息

作者：

Luo Yu, IMI Research Fellow, School of Fina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Zeng Lianyun, Chinese Academy of Financial Inclusion (CAFI) Research Fellow, School of Fina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摘要

本研究探索了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对家庭创业创新的影响。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与家庭创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使用了工具变量之后，结果仍然成立。此外，我们通过要素维度比较了这种影响的驱动力，并讨论了数字和金融能力影响创业和创新的不同作用渠道。在此基础上，引入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的交互项，说明其提高模型拟合优度方面的效应，并从总体和两种能力得分层次上进一步讨论交互作用的效果。最后，我们对社会经济群体进行了稳健地检查，并提供了政策含义。本研究强调了数字和金融能力在不同创业活动中的不同驱动力，以及交互作用在理解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如何影响家庭创业中的重要性。

以下为文章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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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全球金融服务数字化引起了极大关注，因为它有可能改变现实生活，特别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正因为如此，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全球机构和新兴经济体的关键战略(Demirgüc-Kunt, Klapper, Singer, Ansar, and Hess, 2018; GPFI, 2016; Lauer and Lyman, 2015; PBOC & WBG, 2018)。在中国，商业和金融活动数字交易额的迅速增长，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使中国成为全球数字金融行业的创收引擎。这种令人兴奋的增长给商业世界带来了显著的变化(Mckinsey，2018年)，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因此，数字和金融能力已逐渐成为潜在和现有企业主至关重要的生产能力。 

事实上，数字素养和金融素养已成为中国就业和创业的主要政策关切因素(NDRC, 2018; PBOC, 2017)。此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有望在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产生差异(The State Council, 2018)，包括转变产业结构和创造就业等(Arzeni, 1997; Hu and Zhang, 2014; Xie, Shen, Zhang, and Guo, 2018)。然而，如果人们没有真正意识到金融行为的特点，专业知识可能不会很好地发挥作用(Atkinson, McKay, Collard and Kempson, 2007; Johnson and Sherraden, 2007)。因此，本文研究数字和金融能力对家庭创业的影响。除此之外，通过谈论数字金融，我们似乎默认了数字技术和金融服务之间的互动关系。毕竟，观察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不难。然而，在创业或创新等社会经济指标上，一种能力是否会显著影响另一种能力在单独指标上的边际效应? 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没有在文献中得到明确的检验。 

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具体研究了数字和金融能力对家庭企业所有制和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对现有文献作了三个重要的贡献。首先，通过考虑数字和金融能力的不同维度来构建测量评分，我们围绕数字和金融能力与家庭创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当较为全面的测试。其次，我们比较并解释数字和金融能力如何通过不同渠道影响创业和业务创新。第三，我们首次阐明了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的相互影响，并严格检验了一种能力在另一种能力的每个层次上的一般交互效应和衍生效应。总的来说，为了更好地理解数字和金融能力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本文提出了新的方法和见解，以及有利于战略发展干预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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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我们使用的数据来自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该调查收集了家庭收支、收入和支出以及态度、行为和人口特征等宏观维度的微观信息(Gan, Yin, Jia, Xu, and Ma, 2013)。与前两个版本相比，2015年的第三次调查更多地询问了家庭创业和数字行为，这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家庭的商业决策和数字和金融能力。

主要变量解释如下：

创业和创新。关于创业，家庭被问及:“你的家庭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包括个体经营、租赁、交通运输、网店、企业等?” 基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受访者的“是/否”答案编码为二进制变量。为了研究其与数字和金融能力的关系，保留的样本由34,872名受访者组成，由于缺少关键变量的观测值，一些观察结果被删除。关于创新，家庭被问及:“与去年/今年上半年相比，是否有产品、技术、安排、文化、营销、服务等方面的创新活动，如研发、新思路、新方法等?” 我们还为这个问题编写了一个二进制变量。用于研究其与数字和金融能力关系的样本局限于调查中自称经营企业的人群，占整个样本的15.65%。

数字能力得分。为了专注于我们的研究主题，我们通过关注与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决策密切相关的维度来衡量家庭的数字能力，包括在线购物、在线银行、移动银行、使用智能手机的社交网络和使用智能手机的信息搜索。我们生成了有关受访者是否报告其家庭使用这些数字服务的组成变量，然后将它们相加，作为数字能力得分，范围为0到5。采用迭代主因子法进行因子分析，并绘制后续的碎石图(参考附录1)，只有第一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因子1解释的变异性百分比为83.9%，占总变异性的大部分，Kaiser- meyer - olkin检验(Kaiser, 1974)表明KMO指数为0.7916。

金融能力得分。与数字能力相比，金融能力更具体地体现在做出明智的金融决策的功能上，并且有完善的框架来衡量家庭的金融能力(Atkinson, McKay, Collard, and Kempson, 2007; Johnson和Sherraden, 2007; Kempson, Perotti和Scott, 2013)。我们采用了结合金融知识和技能、金融态度和金融行为的三维方法，同时将更多的重点放在后一个维度上，以确保调查问题的可用性和金融行为的多样性。对于金融知识和技能，有三个相关的问题，关于计算利息、通货膨胀的知识和技能，以及股票和基金潜在风险的比较。由于大多数金融行为都可能涉及到关于利息、通货膨胀和风险的知识和技能，所以更合理的做法是生成一个统一的金融知识和技能变量作为金融能力的组成部分。如果受访者对这三个问题至少提供了一个正确答案，我们将组成变量“金融知识和技能”定义为1，这是调查中的中值水平。对于金融态度，我们使用询问被调查者对经济和金融信息的关注程度的问题。如果受访者报告至少对经济和金融信息有一些关注，而不是很少或不关注，那么我们将组成变量“经济和金融信息意识”定义为1。对于金融行为，有五个组成变量：“使用信用卡”是指家庭是否申报使用信用卡；“有未偿还银行贷款”是指家庭是否申报有未偿还银行贷款；“投资:流动性”指的是家庭报告的存款是否不低于3个月的家庭消费价值；“投资:风险管理”表示该家庭是否报告使用了任何商业保险；“投资:增长”指的是该家庭是否报告投资了存款或保险以外的任何金融工具。然后我们将7个组成变量相加，形成金融能力评分，范围为0到7。采用迭代主因子法的因子分析和后续的碎石图(见附录1)表明，只有第一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因子1解释的变异性占75.6%，占总变异性的大部分，KMO指数为0.7772。

控制变量。Krasniqi(2009)讨论了影响家庭创业活动的决定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家庭规模、农村/城市居住以及行业和地区。Astebro(2014)补充了这一列表，指出了将创业建立在风险和回报的标准理论基础上的局限性，并就风险偏好、过度自信、非金钱利益偏好和成为企业家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行为视角。Hvide和Panos(2014)也证实了风险容忍度越高的个体越有可能成为企业家。此外，Ma and Yang(2011)和Hu and Zhang(2014)都指出，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尤其可以通过家庭关系支出来衡量。此外，Yin、Gong和Guo(2019)还考虑了子女数量、劳动力数量、健康状况不佳的家庭成员数量以及家庭资产。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分别对创业模型和企业创新模型采用了两种综合控制变量列表。对于后者，我们还包括一些变量，捕捉业务特征，即，多年的业务历史，业务动机，业务电子会计，在线/离线业务模式，以及业务是否获得税收减免。 

为了探究数字和金融能力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我们首先采用probit模型(1)来同时考察数字和金融能力和金融能力的边际效应。在实践中，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都可能对家庭创业决策产生影响。

其中，因变量表示家庭i是否为企业所有者。自变量和分别表示家庭i的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向量X表示家庭i的社会经济特征，为误差项。

 基于模型(1)的讨论，揭示了数字和金融能力和金融能力之间边际效应的差异，我们转而探究影响的驱动力，即数字和金融能力的哪个要素维度推动了显著且更大的边际效应? 那些作为驱动力的人有什么特点? 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将所有的成分变量放入模型(2)。通过观察边际效应，我们试图捕捉对家庭创业活动更重要的因素。其中，因变量表示家庭i是否为企业所有者。自变量和分别表示家庭i的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向量X表示家庭i的社会经济特征，为误差项。

式中，D为数字能力各分量变量的向量，φ为D各系数的向量，F表示金融能力各成分变量的向量，ω表示F各系数的向量。

此外，通过观察数字金融的发展，我们很容易推断出金融能力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很可能受到其数字能力的影响，反之亦然。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又进一步考察了数字能力与金融能力交互项带来的变化，如模型(3)所示。

式中，为数字能力与金融能力的交互项。

为了研究数字和金融能力对企业所有者业务创新的影响，我们转向了有4825个观察值的业务样本。如数据部分所讨论和显示的，我们采用了不同的控制变量列表，以处理不同的影响因素。除此之外，建模过程与上面相同，我们使用模型(4)、(5)、(6)。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对不同的社会经济人口进行了概率回归分析，包括性别、年龄群、农村/城市，以及家庭在消费水平方面是否相对贫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数字和金融能力在不同人群中的异质性影响，并探讨了相关政策启示。 

首先我们给出了模型(1)估计的数字和金融能力和家庭创业之间关系的概率结果，显示具有更高数字和金融能力的家庭更有可能成为企业所有者。受控制的个体和家庭特征与家庭企业所有制表现出预期的关系。年轻、男性、受教育程度低、风险承受能力强、快乐的人更有可能成为企业经营者家庭的受访者。此外，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家庭成员较少、不健康、年长者较少、资产、人均收入和关系支出较少的家庭，成为企业主的可能性较小。       

为了进一步研究数字和金融能力不同维度之间的驱动力，我们将概率回归作为模型(2)。我们给出了数字和金融能力各要素变量与家庭企业所有制之间的关系。除“使用信用卡”外，其他金融能力要素均有显著影响。相比之下，在数字化能力方面，只有网上购物和手机银行对家庭企业所有制有显著影响。 

当提到“数字金融”并思考其演变时，不难看出数字技术对金融服务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进一步提出了这个问题，“数字能力的水平是否会影响金融能力对家庭创业的边际效应，或者反之亦然?” “为了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家庭创业的边际效应，我们在模型(3)中引入了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得分的交互项。与模型(1)不同的是， 由于模型(3)中存在相互作用项，因此需要另一种方法来解决模型(3)中的内生性问题。然后我们利用控制函数方法来解决自变量及其交互项的内生性问题。probit和IV probit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表明：第一，交互项提高了模型的拟合优度(Karaca‐Mandic, et al.， 2012)；第二，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对家庭创业的边际效应存在显著的相互影响。 

来说明不同的边际效应的能力在不同的层次，我们进行进一步计算数字能力得分的边际效应，如表5下半部分所示。数字能力对家庭企业所有制的影响在金融能力得分为0 ~ 3时保持显著正并逐渐降低，在金融能力得分为4时不显著，在金融能力得分为5 ~ 7时再次显著降低。然而，不同的是，边际效应通过后一个范围变成负值。同样，金融能力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在家庭数字能力得分为0 ~ 3时保持显著正相关，但在家庭数字能力得分为4时不显著，在家庭数字能力得分为5时为负相关。这些模式的合理性在于，以前拥有较低数字或金融能力的家庭更有可能拥有令人不满意的就业状况。因此，他们的数字和金融能力的提高更有可能让他们有能力自己创业。相比之下，对于数字能力或金融能力强的家庭来说，他们更有可能拥有令人满意的工作，他们将会有更多的机会成本来承担创业带来不可预知的回报的风险。因此，当另一种能力的得分升高时，一种能力对家庭创业的边际影响降低。

从表2可以看出，整个样本的数字能力得分均值和金融能力得分均值分别只有1.05和2.08。此外，图1说明了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得分的百分比分布。根据上面的讨论，通过提高数字能力或金融能力可以显著提高成为企业所有者的概率的群体，是那些在能力得分上得分为3或更低的群体，占据了样本的大部分。因此，这两种能力对家庭创业的积极推动还有很大的空间。  

表6首先给出了模型(4)估计的数字和金融能力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Probit结果，表明拥有更高数字和金融能力的企业主更有可能成为创新执行者。个体、家庭和企业特征控制变量与家庭企业所有制表现出预期的关系。年轻、男性、已婚、风险容忍的个体更有可能成为创新创业家庭的受访者。除此之外，关系支出较高的家庭也更有可能成为创新执行者。从业务特点来看，历史较短、使用电脑或移动会计、线上或线上线下兼营、获得税收减免的企业更有可能开展创新活动。此外，赚钱动机、创业动机(理想工作/创业动力)等动机对企业创新也具有显著的正向边际效应。

为了说明业务创新的驱动力，我们将数字和金融能力的所有要素变量放入模型(5)中，进行概率回归，如表7所示。

在金融能力的组成变量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与创业模型不同的模式。虽然我们可以将“使用信用卡”和“拥有银行未偿还贷款”作为企业创新的金融支持来源，但这两个变量都具有通过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来改善现状的共同特征。因为人们总是有可能无法全额偿还债务或账单，这与商业创新的情况类似，在商业创新中，这并不总是会增加回报。因此，获得信贷，无论是通过信用卡还是银行贷款，不仅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实际的金融资源，而且也暗示了接受风险以换取改变的态度和行为特征。至于“金融知识与技能”和“经济与金融信息意识”，它们可以作为文化和态度的助推器，促进商业创新的发生。

与创业模型类似，我们引入了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得分的交互项，以检验它们对彼此的商业创新边际效应的相互影响。由表8可以看出，交互项的系数显著，这意味着提高了模型(6)的拟合优度，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对彼此的业务创新边际效应有显著影响。

表8还说明了一种能力在另一种能力的每个水平上的不同边际效应。数字能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家庭金融能力得分为0 ~ 5时一直为正，但在家庭金融能力得分为6 ~ 7时，数字能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同样，金融能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数字能力0 ~ 4范围内保持显著正相关，且呈下降趋势，但在家庭数字能力得分为5时不显著。总体而言，模型(6)中交互项的变化趋势为负，即一种能力得分越大，另一种能力得分对企业创新的边际效应越小。一种能力对业务创新的边际影响随着另一种能力上升到较高水平而下降，而上述两种能力在上述范围内保持显著和积极的影响。

不同社会经济群体的结果表明我们的模型具有很强的稳健性，这意味着数字和金融能力的提高可以在不同人群中广泛地促进家庭创业。在乡村振兴、扶贫脱贫、社会老龄化等问题上，可以重点提高农村和相对贫困家庭的数字能力，以及中年人的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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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从相对全面的角度为数字和金融能力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提供证据。首先，我们构建稳健的分数来衡量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其次，基于probit和IVprobit分析，我们展示了一致和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数字和金融能力对家庭创业和创新具有显著和积极的影响。第三，我们比较了数字和金融能力的不同组成维度对家庭创业的不同影响，并强调了它们对创业和创新的影响的不同驱动力。特别是，我们采用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得分的交互项来分析它们对家庭创业的交互影响。结果表明，交互项提高了模型的拟合优度，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相互之间存在显著影响。通过比较不同社会经济人口的不同影响，我们证明了我们的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并探索政策对弱势群体的影响。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对文献进行了三方面的拓展。首先，我们对数字和金融能力和家庭创业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相当全面的考察，同时考虑了更多的能力维度。此外，我们阐述并比较了数字和金融能力如何通过不同的作用渠道影响创业和业务创新。此外，我们首次指出了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的交互影响，并严格检验了一种能力在另一种能力的每个水平上对家庭创业的一般交互效应和衍生效应。总之，本文为更好地理解数字和金融能力与家庭创业之间的关系以及有利于战略发展干预的政策含义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见解。

虽然本文讨论家庭的创业决策和商业创新，但其他创业活动也可能受到数字和金融能力的影响。因此，有可能出现一种新的研究。鉴于2015年CHFS数据的局限性，我们不包括移动支付等现象级服务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探索移动支付或任何其他有影响力的新服务在特定市场中的作用，并与其他维度进行详细比较。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capabilities on household business ownership and business innovation. Utilizing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2015 data, this paper constructs robust capabilities scores and finds positive associations between digital financial capabilities and household entrepreneurship. After specify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he results still hold. In addition, we compare the driving forces of impact through componential dimensions, and discuss the different function channels that digital financial capabilities affect business ownership and business innovation. What’s more, we add in the interaction term of digital capability and financial capability, illustrate its role in improving the goodness of fit of the models, and further discuss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oth generally and at each level of the capabilities scores. Finally, we conduct robustness check across socioeconomic groups and provide policy implications.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different driving forces of digital financial capabilities concerning different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s well as the importance of interaction effect in understanding how digital financial capabilities affect household entrepreneurship.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工作论文

编号IMI Working Paper No.2202[EN]

本文刊于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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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  强皓凡

   编辑  路钰秾

   来源《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监制  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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