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I工作论文|中国的开放、城乡不平等和幸福感

原文信息

作者：

Ma Yon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of IMI, School of Fina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hen Diandian, School of Fina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题目：

Openness, rural-urban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in China

摘要

虽然收入不平等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现有文献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但关于开放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城乡不平等的作用研究相对较少。本文试图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的数据集来解决这一问题。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幸福感的影响呈倒U型，金融开放对幸福感的影响呈U型。此外，城乡不平等对幸福感有抑制作用，贸易开放会增强这种效应，而金融开放会削弱这种效应。本文通过强调与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相关的不同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如何与城乡不平等相互作用，扩展了先前关于幸福感决定因素的研究。

以下为正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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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化浪潮中，亚洲各国纷纷采取旨在促进经济和金融开放的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公共福利。

理论上，贸易开放的福利效应是增加进口，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据研究，金融开放下，落后地区可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发展旅游等产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Kim and Kang, 2020）。同时，外国投资的先进技术产生溢出效应，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Ma et al., 2019）。开放国内贸易和金融市场使商品、服务和金融的跨境流动变得更加方便，扩大了商品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有助于提高个人福利（Rahman and Veenhoven, 2018）。

实证上，有些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在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得到改善（Tsai, 2009）。尽管现有研究压倒性地认为开放促进经济增长（Chang et al., 2009; Darku and Yeboah, 2018），但是关于经济增长是否提高了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不确定的。根据Bartolini and Sarracino（2015），在2000年前后的10年里，尽管中国经济大幅增长，但中国的主观幸福感有所下降。这一“中国之谜”体现了伊斯特林悖论（尽管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幸福感，但在不同的国家和时期，这种影响通常会被稀释）。而开放对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是备受争议的。一般而言，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借款等融资活动与富人的生活更具相关性，因此加剧了两级分化（Erauskin and Turnovsky, 2019）。但是以往的文献通常显示金融开放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较小的负相关（Ni and Liu, 2019）。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现有文献有所贡献。首先，研究结果不仅确定了开放政策是幸福感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且强调了与不同维度的开放政策相关的不同效应。其次，本文扩展了不平等-幸福感关系的文献，表明城乡不平等对幸福感的影响也依赖于贸易（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开放的有利调节效应在不同群体间存在不均匀分布。第三，补充了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的研究，在中国，经济和金融开放政策可能面临开放市场和保持个人幸福感之间的一些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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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本文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集作为个人信息的来源。从31个省份获得了年龄在17岁以上的51,574名受访者的样本。城市和农村样本的比例大约是6:4。在去掉6843个缺失值的观测值后，最终的实证分析样本由44731个观测值组成。用于构建贸易开放、金融开放和城乡不平等的代理变量的省级变量数据，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出口、进口和FDI。此外，各种区域控制变量包括消费者价格指数、工业生产和政府支出，均来自国家统计局与各省统计年鉴。

·幸福感的测度

本文主观幸福感的测度是是通过受访者对“一般来说，你对你的生活感觉如何?”问题的回答来衡量的。除了不适用、无法回答和拒绝回答的情况外，各选项使用李克特量表（一种心理反应量表）类型：“非常不幸福”、“相对不幸福”、“既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福”、“相对幸福”和“非常幸福”。将答案从1编码到5，1表示“非常不幸福”，5表示“非常幸福”。最终样本受访者的幸福感得分平均为3.821。图1显示了幸福感在最终样本中的样本年度分布。

·开放程度和城乡不平等的测度

本文使用的核心解释变量包括开放和不平等，以及它们的平方项和交互项。平方项用于研究潜在的非线性关系，交互项用于检验开放对不平等的影响是加强还是减弱。为了检测与开放的不同维度相关的潜在不同影响，本文使用了两种开放措施：贸易开放（TO）和金融开放（FO）。本文通过计算进出口贸易总额占该地区GDP的份额来衡量TO，用各地区FDI占GDP的比率来衡量FO。本文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作为衡量城乡不平等的指标。

·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还包括了一组可能影响幸福感的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收入水平、性别、种族、教育、政治地位、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和社会地位。由于开放度的测量可能会受到其他省级变量的影响，因此，本文控制了各种省级变量，包括人均GDP、省级GDP占全国GDP的百分比、工业生产、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政府支出。

为估计TO、FO和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以下模型：

其中i和j分别是个人和省份。在估计方法上，传统计量经济学将因变量Happiness作为序变量，采用有序响应模型。

在表5中，幸福感水平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一结果表明，TO与幸福感之间呈倒U型关系。据研究，TO的阈值在1.67到2之间，超过阈值后，幸福感随着TO的提高而下降。但在样本中没有一个地区的TO高于1.46。因此，中国几乎所有地区的人们仍然可以通过在他们所居住的地区推广TO来获得更多的幸福感。FO对幸福感的影响呈U型关系，其水平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其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即FO对幸福感的影响在达到一个临界阈值之前是负的，之后变成正的。尽管，在没有控制的回归中，FO的相关阈值约为10.68%，在有完全控制变量的回归中为11.2%，但是没有一个样本地区的FO达到了高于7.96%的程度，说明中国仍处于FO对人们幸福感具有抑制作用的阶段。

城乡不平等的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负，说明人们的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的增大而降低。同时，不平等与TO的交互项系数（β6）显著为负，表明TO加剧了不平等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虽然TO可以提高幸福感，但它的积极作用会因不平等和幸福感的斜率降低而打折扣。通过比较，城乡差距与FO的交互项系数（β7）显著为正，表明它可以缓和不平等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这意味着在FO越高的地区，相对被剥夺感越弱，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的厌恶程度越低，幸福感越强。

表6报告了解释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因为因变量考虑了所有的幸福感水平，平均边际效应的估计产生了五组结果。随着预测结果从不幸福转变为幸福，男性、非少数民族、离婚等变量的影响也从积极转变为消极。相比之下，高收入、高等教育、党员、宗教信仰、已婚、健康、社会地位等变量的边际效应则相反。

本文遵照Ashraf等人（2020）方法进行进一步的边际分析，将连续变量转换为离散变量。具体来说，虚拟变量TOdum，当TO大于样本均值时，该变量取1，否则取0。此外，虚拟变量的FOdum是区分了FO高和FO低的区域，而Ineqdum区分了城乡不平等高和低的区域。则本文的回归模型变为:

TO和FO的边际效应分别为:

图2和图3分别显示了不同开放程度对生活在低不平等地区（即Ineqdum = 0）和高不平等地区（即Ineqdum = 1）的人民幸福感的边际效应。

由图2横向比较可知，TO度高的区域幸福感的边际概率高于TO度低的区域，说明TO对幸福感有积极的影响。在纵向对比中，不平等程度高的地区比不平等程度低的地区的边际效应更明显，说明不平等程度增强了TO的积极影响。随着TO程度的增加，这种强化作用变得更强。在图3中，FO程度越高的地区，人们的幸福感边际概率越低。在组内比较中，不平等程度高的地区比不平等程度低的地区表现出更大的FO边际效应，这意味着不平等的调节作用削弱了FO的负面影响。随着FO的增加，这种调节作用会减弱。

图4和图5描述了不同幸福水平下不平等的边际效应。不平等会抑制幸福感。在不平等程度高的地区，居民不幸福的边际概率大于不平等程度低的地区，这与我们之前的结果是一致的。

需要注意的是，灰色的线是不平等对生活在开放程度较低地区的人们福祉的边际影响，而黑线是对生活在开放程度较高地区的人们福祉的边际影响。根据图4，在高TO地区，不平等对不幸福的边际效应高于低TO地区，即TO强化了不平等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这种调节作用随着不平等程度的增加而减弱。根据图5，在高FO的地区，不平等对幸福感的边际效应要小于低FO的地区，这说明不平等对幸福感的负面效应被削弱了，这种调整效应会在不平等加剧时缩小。

为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两种方法替代不平等指标：第一，用县域城乡收入比来替代不平等指标；第二，利用基尼系数的组间成分，它是根据每年的样本类型分解该县的基尼系数得到的。研究发现，TO和FO的系数保持相同的符号和显著性。

综上所述，城乡不平等对开放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增强了TO的正向影响，削弱了FO的负向影响。反之，不平等对幸福的负面影响因TO而加剧，因FO而减弱。

·异质性检验

由于近年来社会群体的多样性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可能会导致不同人群之间的显著差异。

首先，本文检验了主要结果是否对不同的收入群体和居住状态是稳健的。根据受访者的家庭收入将样本分为三类，每组的户数大致相等。从表9中可以看出，尽管在统计学上有一定的差异，但主要结果在所有收入群体中普遍成立。

其次，本文检验了在不同性别、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不同人群中，开放程度和城乡不平等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从表10的结果可以看出，各组间FO的系数基本保持稳定，而TO的系数存在统计学差异。这说明两种开放程度可能通过不同的机制影响主观幸福感，即将主观幸福感分为两个维度的开放程度模型是揭示潜在差异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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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研究发现：首先，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对幸福感都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影响，但它们的影响似乎是相反的。其中，贸易开放对幸福感的影响呈倒U型，而金融开放对幸福感的影响呈u型。其次，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以往的研究高度一致。第三，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会随着贸易开放的增加而增强，而随着金融开放的增加而减弱。这些结果对不同的估计方法和各种灵敏度检验都具有稳健性。

Abstract

Alth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has been extensively discussed in the literature, relatively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effects of opennes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how rural-urban inequality may influence these effect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ddress this issue by using the dataset of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We

find that the effect of trade openness on happiness takes an inverted U shape, whereas that of

financial openness is U-shaped. We also find that rural-urban inequality has a dampening effect

on happiness, and this effect is strengthened by trade openness but weakened by financial openness. These findings extend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 by high-lighting the different effects associated with trade openness and financial openness and how these effects may interact with rural-urban inequality.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工作论文

编号IMI Working Paper[EN] No.2209

原文刊发于

Economic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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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  孙宁

   编辑  陈婷

   来源  IMI工作论文

   监制  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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