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I工作论文|中国风险分担机制建构与产业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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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作者：

Du Jula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 Qin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of IMI, School of Fina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Zhang Ce,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Bank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题目：

Risk sharing and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in China

摘要

本文研究了中国的风险分担机制如何影响中国地级市的生产专业化。通过分解风险分担机制，我们发现事前风险分担机制对地区生产专业化有更强的刺激效果，尤其是对于非国有企业和周期性行业；事后风险分担机制则只对国有企业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在使用文化边界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的检验中仍然稳健。最后，我们发现区域间劳动力迁移（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在促进中国事前（事后）风险分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表明，如果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得到更好的发展，地区生产专业化将带来更多的风险分担和效率收益。

以下为正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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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通过风险分担机制对生产过程中的风险进行保险，从而地区能够进行专业化生产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Brainard and Cooper，1968；Ruffin，1974；Helpman and Razin，1978）。专业化有助于实现更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会引发更大的产出差异（Saint-Paul，1992）。若没有风险分担机制进行保险，产出差异造成的福利损失将超过生产专业化带来的收益。如果地区和国家能够为其个体异质性生产风险进行保险，则它们就能够通过专业化生产来更好地发掘比较优势（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Saint-Paul，1992；Obstfeld，1994；Acemoglu and Zilibotti，1997）。与此一致地，Kalemli-Ozcan等（2003）提供的证据表明风险分担能力与地区专业化程度正向相关。然而，其中影响的经济机制尚未被充分论述。

理论上，有两种方法可以在市场经济中平滑地区产出波动（Kalemli-Ozcan et al.，2003）。首先，一个地区的居民可以主要通过资本市场使他们的收入来源实现地域多样化，从而保证收入并平滑消费（事前）。其次，为了应对收入波动（暂时性冲击），一个地区的居民可以主要通过信贷市场借贷来平滑消费（事后）（Asdrubali et al.，1996）。现存文献并没有尝试辨别并分解这两种风险分担机制。我们的核心研究内容是实证检验事前与事后的风险分担机制在促进生产专业化中的相对重要性。

该问题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在发达经济体中，发达的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分别是事前和事后风险分担的主要工具。两种机制都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因而政府在实现风险分担方面的作用较小。相比之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是金融抑制，在这些地区金融体系在政府过度控制和干预之下，并处于高度不发达的状态。政府对国内银行保有所有权或控制权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利率会受到明确或间接的限制，因而银行可以向享有特权的大公司和政府提供廉价贷款。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要么不存在，要么规模很小。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过度控制和干预十分普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难以惠及非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和广大城乡居民。因此，它们难以承担实现事前和事后风险分担和支持生产专业化的重任。另一方面，劳动力迁移，尤其是农村向城市迁移，以及由此产生的汇款在收入来源多样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成为事前风险分担的重要手段（Du et al.，2011；Balli and Rana，2015）。特殊财政转移支付和政府援助成为在负面冲击后维持消费的事后风险分担的主要手段。这一模式表明，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事前风险分担主要依赖于市场机制，而事后风险分担则依赖于政府协调机制。因此，这些经济体中普遍存在的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可能会从政府管理的事后风险分担机制中不成比例地获益，而非国有企业则可能从基于市场的事前机制中获益。因此，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地理集中度可能分别受到事后和事前风险分担机制的显着影响。

我们使用2003-2015年间中国制造企业的大型数据集，实证研究了事前和事后风险分担对制造活动地理集中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更好的风险分担意味着更高程度的生产专业化。该影响关系在基于收入的风险分担（事前风险分担）程度更高的地区尤为显著。相比之下，基于消费的风险分担（事后风险分担）的作用更为有限，其对完全生产专业化并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我们发现事前和事后风险分担分别提高了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生产专业化。这与我们在中国新兴市场经济中观察到的事前风险分担渠道主要是以市场为基础，而事后风险分担渠道则主要由政府统一管理的事实相一致。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现有文献有所贡献。首先，本文是第一个明确地分别检验了事前和事后风险分担对生产专业化的影响的研究。以往关于风险分担的研究通常侧重于检验风险分担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或分别通过不同的风险分担渠道来识别影响关系。我们的研究通过分解事前和事后风险分担对建立生产专业化模式的推动效果，对既有文献进行了补充和扩展。第二，本研究进一步将事前风险分担和事后风险分担与基于市场的风险分担渠道和政府管理的风险分担渠道联系并对应起来。市场力量和政府干预紧密的相互作用贯穿于中国的整个改革过程，这就为对于事前和事后风险分担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研究提供了绝佳的研究背景。第三，我们重点研究了风险分担如何影响生产专业化，以及风险分担如何与政府干预共同作用的机制，从而对相关文献做出研究贡献。我们的分析表明，基于市场的事前风险分担有助于促进非国有企业的生产专业化，而政府管理下的事后风险分担催生了国有企业的生产专业化。中国的经验对于其他经济体，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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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研究假说

假说1：在风险分担程度更高的地区，工业生产更加偏向专业化。

假设2：事前风险分担对于生产专业化的重要性高于事后风险分担。

假设3：在国有部门中，事前（事后）风险分担对于生产专业化的积极影响相比在非国有部门更大（小）。

假设4：风险分担在周期性行业中对生产专业化的积极影响比在非周期性行业中更加显著。事前（事后）风险分担尤其促进了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周期性行业的专业化。

假设5：在设有经济开发区的城市或面临度持久性冲击的部门，事前风险分担对生产专业化的作用比事后风险分担更加显著，事后风险分担仍会促进国有企业的生产专业化。

（二）数据测度与统计

·风险分担的测度

参考已有文献，存在两种风险分担渠道：一是事前风险分担。一个地区的居民可以在地理上分散其收入来源，从而保障收入。二是事后风险分担。为了应对收入波动（暂时性生产冲击），一个地区的居民可以通过借贷或接受转让或赠款，以平稳其消费。Asdrubali等人（1996）、Sørensen和Yosha（1998）以及Kalemli-Ozcan等人（2003）认为，事前风险分担渠道通过投资组合多样化和多种收入来源来分担来自要素收入变动和资本市场投资回报的风险，而事后风险分担渠道包括借款和贷款，使消费平稳。具体来说，资本市场投资和证券持有以及收入的汇款是事前风险分担渠道。财政转移既包括事前风险分担，也包括事后风险分担。税收和社会保障通常被视为事前渠道，但直接向个人转移和补助更有可能在危机发生后作为事后风险分担渠道发挥作用。

本文通过估算城市收入和消费对城市GDP波动的敏感性，来衡量中国一个城市与该国其他城市分担的风险程度。参照Asdrubali等（1996），本文考虑：

为了构建风险分担的指标，本文使用了2003年至2015年各地级市的GDP、消费和收入数据。其中，遵循Xu（2008）和Du等人（2011）的方法，以每个城市的城市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家庭净收入的平均值来衡量城市的家庭收入；家庭消费是指每个城市的城乡人均消费支出的平均值。

·产业专业化的测度

为了衡量产业专业化，本文首先从中国统计局2003-2015年工业企业年度调查（ASIF）数据集中的每个公司的地址中提取城市和省份的名称，以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利用企业的行业代码估计产业专业化指数，然后取样本期间的平均值。根据Kalemli-Ozcan等人（2003），本文将产业专业化定义为：

其中，为产业部门数，为风险分担组的城市数，指城市部门的工业总产值，为城市所有制造业部门的工业总产值，该指标反映了某一产业在城市产出中所占份额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偏离，反映了产业专业化程度。

·其他变量

本文还控制了其他传统的决定因素：首先，本文引入人口、人口密度、人均GDP和它的平方项来控制劳动力市场效应。第二，本文计算农业部门产出占GDP的比例和矿业部门总产出占GDP的比例分别代表城市的自然资源禀赋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代表城市的资本资源禀赋。第三，本文使用地方政府支出占其GDP的比例来衡量地方保护主义的严重程度。最后，本文用小学和中学的入学人数衡量知识水平，以货运量控制内部贸易水平。

（三）实证分析

·基准结果

本文探究风险分担与产业专业化之间的关系：在表3的前三列中，总风险分担指数和事前风险分担指数对产业专业化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而事后风险分担指数的估计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该结果说明风险分担对产业专业化具有重要影响，而事前风险分担渠道是中国形成这一格局的主要力量，而事后风险分担对产业专业化的解释作用较弱。在控制了一系列其他可能的产业专业化决定因素之后，总风险分担和事前风险分担的估计系数仍然是正的，在1%的置信水平上统计显著。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产业专业化

风险分担对产业集中度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在表4 Panel A中，国有企业的产业专业化水平均值和中位数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这是因为国有企业通常比非国有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规划的影响。因此，事前风险分担对国有企业的行业分布影响较小。在Panel B，第（1）-（3）列中，总风险分担、事前风险分担对国有企业产业专业化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第（4）-（6）列中，总风险分担和事后风险分担措施对非国有企业产业专业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两种风险分担渠道的估计系数高于表3，表明风险分担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产业专业化都有影响，而事前和事后风险分担分别是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产业专业化的主要渠道。

·周期性和非周期性行业的产业专业化

在一个城市，周期性行业更有可能受到当地生产冲击的影响。风险分担对产业专业化的影响在周期性产业中比在非周期性产业中更明显。在表5的Panel A中，周期性行业的专业化程度略小于非周期性行业，但两者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根据Panel B，在第（1）-（3）列中，总风险分担和事前风险分担对周期性行业的影响显著为正，在第（4）-（6）列中，三种风险分担措施对非周期性产业的估计系数在统计上都不显著。在Panel C中，本文进一步估计了周期性行业中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专业化程度。总风险分担和事前风险分担对保障周期部门非国有企业的生产风险和促进产业专业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只有事后风险分担措施对周期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产业专业化产生显著影响。

·经济开发区的产业专业化

拥有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城市很可能拥有更开放、更市场化的经济和更好的经济制度与政策：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环境；精简监管，简化行政，降低要素流动的交易成本；丰富的信贷和财政资源。在经济更加开放和市场化的城市，风险分担将对产业专业化产生更大的影响。

本文将城市划分为经济区城市（至少有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ZONE）和其他城市。在表6的panel A中，总风险分担指数和事前风险分担指数对ZONE城市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其他非区域城市，风险分担指数对产业专业化的影响不显著。在表6的panel B中，本文考察了风险分担对自贸区城市中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产业专业化的影响。事后风险分担程度对国有企业产业集中度的影响显著为正，总风险分担和事前风险分担对行业集中度的影响不显著，而总和事前风险分担安排对非国有企业产业专业化的影响显著为正，事后风险分担对非国有企业产业专业化的影响不显著。

市进行排序，基于样本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低持续性组和高持续性组。

在表6的panel C中，统计上显著的结果集中在高持续性组，即总风险分担和事前风险分担显著促进了产业专业化。相反，在低持续性组中，风险分担对产业专业化没有影响。在高持续性冲击面前，事后风险分担很难发挥良好作用，因为家庭需要在信贷市场上长期借入大量资金，政府需要定期提供特殊财政转移，成本高昂，可行性较低。在表6的panel D中，本文进一步研究了风险分担对高持续性冲击城市中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产业专业化的影响。总风险分担和事后风险分担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产业专业化，而总风险分担和事前风险分担对非国有企业产业专业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panel B的结果一致。

·事前和事后风险分担渠道的性质

在中国产业专业化形成过程中，事前风险分担渠道以市场为主，事后风险分担渠道以政府管理为主。为验证上述假设，本文标准风险分担回归模型：

其中，Channel(it)为i城市事前或事后风险分担渠道的指标集合。系数向量γ估值为正值表明，一个城市的这些渠道变量的值越大，该城市实现的风险分担量越大。

为了检查事前和事后风险分担的具体渠道，本文使用以下式（8）和式（9）进行回归分析：

如果估计的系数γ是显著的，则证明事前或事后风险分担渠道是有效的。

在事前风险分担渠道的测度方面，可以从资本市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一般转移支付等方面考虑。本文用股票市场市值总额和公司债券未偿本金余额与GDP的比率构建资本市场变量，用人口流动比率，即人口流出和流入总额与城市人口的比率，来衡量外来劳动力的规模。在事后风险分担渠道的测度方面，可以从信贷市场和专项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考虑，本文用存贷款总额占GDP的比例作为信贷市场发展的代理变量。

表9中Panel A、B和C分别检验了总风险分担、事前风险分担和事后风险分担渠道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迁移在实现事前和总风险分担方面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在单独考察资本市场发展时，资本市场发展显著降低了总风险分担程度，但是考虑其他潜在风险分担渠道时，资本市场的影响并不显著。资本市场发展在中国实现事前风险分担方面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第三，在其他潜在风险分担渠道的条件下，一般转移支付对总风险分担的负面影响，但在10%的水平显著。一般转移对事前风险分担的影响并不显著。第四，专项财政转移对总风险分担和事后风险分担的作用显著。第五，信贷市场对总风险分担和事后风险分担方面没有显著影响。因此，信贷市场并不是事后风险分担和总风险分担的重要渠道。

（四）稳健性检验

·敏感性检验

本文以赫芬达尔指数和基尼指数替代产业专业化指数：

赫芬达尔指数可以直接衡量产业专业化程度，如果城市的所有经济活动都集中于某一特定产业，则赫芬达尔指数为1；如果城市的所有经济活动平均分布在个s行业中，那么赫芬达尔指数将是1/s。该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到1之间。Gini（i)是衡量产业地理集中度的另一种方法，其中，S(ij)和S(ijk)分别是城市部门和部门的总产出份额，表示部门平均份额。基尼系数从0到1不等，反映了行业分布的不平等。如果一个城市所有产业的产出份额相同，则基尼系数为零，产业结构完全多元化；如果一个城市集中于一个特定的部门，这意味着一个完全专业化的产业结构，基尼系数等于1。

在表7的Panel A中，结果表明，总风险分担指标和事前风险分担指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Panel B报告了本文基准回归对替代估计方法和替代行业分类的敏感性，所有结果在质量上都是相同的。

省级层面的保护主义防止一个城市依靠另一个省份的财政资源来化解生产风险。根据一个城市的GDP规模是否高于或低于省份内的GDP中值水平，本文将样本分为大城市和小城市。在Panel C的估计结果中，事后风险分担对大城市产业专业化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对小城市则没有影响。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大城市更容易获得省内的财政资源，可以将更多的财政资源分配给国有企业。

Panel D的第（1）-（3）列报告了在10%水平下系数显著的样本估计结果。所有结果保持不变。为研究风险分担与产业专业化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时间维度，以及在考虑时间动态时这种关系是否仍然成立，本文估计了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的风险分担情况，结果表明，本文实证结果保持不变。

·内生性检验

为检验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了每个城市的族谱数量和本地方言与北京普通话之间的差距作为风险分担的两个替代工具变量，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8。在Panel A中，第二阶段回归表明，总风险分担指数和事前风险分担指数对地方产业专业化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支持了事前风险分担对促进产业专业化的重要性。在Panel B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中，无论是总风险分担还是事前风险分担，两种工具变量与风险分担均呈现负相关关系。且根据Panel C和Panel D检验，两个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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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将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代表，进一步探索中国地级市风险分担与生产专业化的关系。首先，我们将风险分担机制分解为事前风险分担和事后风险分担，发现事前风险分担和总体风险分担对于促进生产专业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事后风险分担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其次，我们的数据源使我们能够通过区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以及周期性和非周期性行业来细化生产专业化的衡量指标。风险分担对生产专业化的影响在非国有部门和周期性行业更为明显。此外，事后风险分担对塑造国有企业的产业集中度具有重要意义，而事前风险分担主要促进非国有企业的生产专业化。第三，以往研究对于制度环境和波动的持续性是否会影响风险分担的有效性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建模（Obstfeld，1994；van Wincoop，1994；Asdrubali et al.，1996；Acemoglu and Zilibotti，1997；Feeney，1999）。我们为这些理论模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并表明当制度环境更合适且经济波动更持久时，风险分担在促进生产专业化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第四，我们使用每个城市的家谱数量以及地方方言与北京普通话之间的差距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我们国内环境中的内生性问题，为未来研究风险分担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效工具变量。第五，我们的研究表明，在中国，跨地区劳动力迁移和专项财政转移分别是事前和事后风险分担的主要手段。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分别作为事前和事后风险分担的传统主导力量，在发达经济体中还相当不发达，包容性远远不够，因此它们在促进风险分担方面没有发挥重要作用。

本研究表明，在中国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的不发达和所有权歧视对风险分担的实现和生产专业化的深化具有显著的威慑作用。这是不发达的金融体系产生的负面影响和成本，从而导致相当巨大的效率损失。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得到更好的发展，可以预期国家能从强化风险分担和工业专业化带来的高效率中获益颇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的益处被严重忽视了，这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重要。

Abstract

We investigate how risk sharing shapes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acros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By unbundling the mechanisms of risk sharing, we find that ex ante risk sharing generates a first-order stimulant effect on the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particularly for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cyclical industries. Ex post risk sharing matters only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is result remains robust to instrument variable estimation and controlling for other determinants of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Finally, we show that interregional labor migration (special fiscal transfer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interregional ex ante (ex post) risk sharing. The study implies that much more risk sharing and efficiency gains from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would be achieved if capital markets and credit markets are better developed.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工作论文

编号IMI Working Paper[EN] No.2210

原文刊发于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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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  孙宁

   编辑  陈婷

   来源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监制  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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