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精读｜沈国威：西方新概念的容受与造新字为译词 ——以日本兰学家与来华传教士为例
本文获得2011年宋淇翻译研究论文纪念奖，论文最初发表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月），页80-93，注释从略。本文已获得作者沈国威教授授权发布于“翻译史研究”公众号，谨此致谢。
推介理由：
文章论证建立在丰富的词汇史研究基础之上，既有对造新字为译词的理论总结，也有对新史料的发掘与考证。
文章通过梳理中日不同译名创制法对各自语言的近代词汇体系形成之影响，指出造新字为译词无法建构新的科技术语体系。观点鲜明，论证有力。
文章触及翻译史研究中诸多重要的议题。作者以日本兰学家和来华传教士使用汉字翻译西方概念的实践为重点，并延展到中日对造新字为译词的接受，有助于我们了解翻译西方概念时汉字的可能性与局限性。
西方新概念的容受与造新字为译词
——以日本兰学家与来华传教士为例
摘要：汉字被认为是一个可以不断孳乳繁衍的开放的系统。历史上, 创制新的汉字一直是应对概念增长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近代以降, 日本的兰学家和来华传教士都使用汉字翻译西方的新概念。在方法论上, 日本多用直译法造复合词, 而中国由于化学元素名翻译的成功, 造新字为译名的方法被认为更符合汉语的本质。然而, 来华传教士苦心孤诣创制的大量新汉字, 最终为日本直译法的复合词译名所取代。中日不同译名创制法对各自语言的近代词汇体系形成之影响表明, 对于有限的语音形式, 只靠增加记录语言的符号——新汉字, 不可能完成新的科技术语体系的建构。
关键词：翻译；科技术语；汉字；传教士；罗存德；傅兰雅
一、引言
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方言变成了“国语”。刘进才在诠释安德森(B. Anderson)关于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与国语形成关系的论述时说：“在欧洲各民族语言发展的现代谱系中, 各个现代民族国家语言的诞生是以挣脱古老的神圣语言——拉丁文、希腊文或希伯来文逐渐向地域方言靠拢, 通过现代印刷语言从而建立起各方言区域的书面语言。”刘进才还指出：“对于晚清以降的中国而言,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印刷语言的产生和欧洲并不相同。”
中国与欧洲各国的情况不同, 尤其是在印刷语言方面不可等同而视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有一点则与欧洲完全相同, 即东亚各国所面临的也不仅仅是各自的语言问题, 而是地域性的俗语方言如何演进为各自的“国语”这一共同性的课题。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把问题意识扩大到语言近代化的层面。语言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 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如此。语言的变化不仅是词语的增加和表达形式(常常被说成语法)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意义, 即作为国家、民族、自我三个层面认同的核心装置, 语言使用者获得了“国语”这一意识形态。因此, 可以说近代以降东亚各语言的变化, 其重要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描述东亚语言的近代演化过程时, 东西方以及东亚域内的语言接触及其互动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作为表意(或称为音节、语素)文字的汉字没有欧亚其他古典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等)所具有的那种宗教神圣性, 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跨语言系统的书写符号体系。汉字为东亚各国提供了古典文本和语言的记录手段, 形成了被称为汉字文化圈的文化共同体。对于汉字文化圈而言, 汉字使书面表达成为可能的同时, 汉字记录的古典文本所体现的规范性又严重束缚了表达的自由。因此, 域内各“国语”的形成必须经过一个去“汉文”的过程。尽管议论百出, 甚至多项改革被付诸实施, 但汉字的地位并没有被撼动。非但如此, 汉字文化圈正是依靠古老的汉字才完成了西方近代新知识体系的容受。现在, 即使在那些不再使用汉字国家的“国语”里, 大量的汉音词也依然占据着书面语言的主要部分。
在进入20世纪之前, 汉文发挥了汉字文化圈书面共同语(lingua franca)的作用。与之相比，日语在商业活动、古典的传承、新知识的容受等所有方面都不能说是重要的语言。然而, 明治维新以后, 日语率先完成了向近代国语的转变, 开始与西方文明连在一起, 成为传递近代新知识的载体。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地区发现通过日语可以短时间内接受西方的新知识, 日语历史上首次成为非母语使用者的学习对象, 与汉文对换了角色, 从“方言”演进成东亚的强势语言。日语的变化可以说是江户时期以来接受西方新知识的结果, 而在这一过程中汉字新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语言接受外来新概念, 大凡有两种方法, 即“译”与“借”。“译者迻也” , 即使用自语言中的有意义的语言成分将源语言中的概念移入到自语言中来。其译法有二：用既有的语词“移译” ；新造译词对译。如果新造的译词是复合词还可以分为直译、意译和混合译;如果是单纯词则有造字为新词的方法。直译法, 或称语素翻译法(亦称“ 摹借法” 、“仿译法”), 即先将源词分解成意义单位——语素, 然后在目的语言中找出与之对应的语素, 再将这些语素结合成一个复合词。源语言和目的语言的可分解性及造词者的分解能力等都将对新词创制产生影响。意译则要求译者对源词的意义用法融会贯通, 以便在目的语中造出一个具有最大近似值的新成分。造新字为译词, 即利用汉字的构成部件(偏旁部首)创造新字, 这是非汉字语言所不存在的方法。汉字被认为是一个可以不断孳乳繁衍的开放的系统, 历史上, 创制新的汉字一直是应对概念增长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这是造字为译词的语言、心理及文字学上的基础。近代以降, 日本的兰学家和来华传教士都使用汉字翻译西方的新概念, 这就必须经过由“字”到“词”的过程。同样是非母语使用者, 两者在方法论上有何不同之处? 兰学家们认为用中国的古典词移译外语才是正途, 必须字字（包括复合词）有出处;在寻求古典词而不得的情况下则多用摹借法造复合词, 造字是惊天地动鬼神的事, 断不可随意为之。相反, 来华传教士则热衷于创造新汉字作译词。本文通过分析两者的不同实践及其结果, 考察汉字在容受西方新概念时的可能性与局限性。
二、从“机里尔”到“腺”
日本兰学家杉田玄白在《解体新书》的凡例中写道：“又如呼曰机里尔者, 无语可当, 无义可解,则译曰机里尔直译是也。”其中的“直译”即音译。杉田采用音译词“机里尔”的理由是“无语可当, 无义可解” 。“无语可当”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医学里无此概念, 故没有表达这一概念的词语。而“无义可解”的“义”似可作两种理解：一是理据义, 即原词成立之理由；二是概念义, 即该词所指称的器官及其功能等辞典上的意义。一个词不能没有概念义, 但并不是所有的词都有理据义(根据语言形式与内容关系任意性的原则, 单纯词都被认为没有理据)。由于外语或解剖学方面知识的限制, 《解体新书》的译者对“机里尔”的两种“义”似都有不解之处。译者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去生造译词, 而是采用了音译词。这一方面体现了译者的科学态度, 同时也表明“直译”(即音译)乃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但在《重订解体新书》(1798年成, 1826 年刊, 以下简称《重订》)的“旧刻凡例”中, 尽管举例仍是表示“腺”的音译词, 但是音译的原因改为“无名可充, 义可取”。这里的“义”只能理解为概念义。也就是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兰学家已经对“腺”有了全面的认识, 只是一时还没有找到适当的译词。然而在《重订》的正文中, 大槻玄泽首次使用了新造的意译词“滤胞” , 并作了如下说明：
吉离卢之名, 特命此物, 别无它义。汉固所未说, 以故宜音译以存原称。然有嫌此物独存原名, 异于他物, 因以其官能作用, 宛如用筛罗滤过水浆者, 义译曰“滤胞”耳, 窃顾未必切当, 姑期他日之再考云。
这就是说“吉离卢”这种音译形式是用来指称“腺”的, 其本身并没有字面的意义(“别无它义”即理据义)。由于中医里没有这种概念, 所以应该使用音译形式来保存“原称” , 这样可以避免其他概念的混入, 但译者认为音译词与全书的体例不合, 故只好根据其生理上的作用等新造译词。从“窃顾未必切当, 姑期他日之再考云”可知, 大槻对自己的译词似乎并不满意。这不仅仅是自谦之词, 因为大槻在该书中还尝试用一个冷僻字即“䐃”来译“腺”的概念。这个字的本义是肉块的意思，即“谓肘膝后肉如块者” , 而大槻之所以选择这个字是因为这个字的左半边有肉体的意思, 右半边是“菌”的异体字, 有聚集的意思, 会意为“细胞组织汇聚的器官” 。但出于同形冲突的原因, 大槻最终放弃了“䐃” 。大槻的犹豫不定促使周围人继续对这一名称进行探索。1805年刊行的《医范提纲》第一次使用了“腺” , 并有“腺新制字, 音泉”的说明。这也是一个会意因素极强的字, 取义为腺液像泉水般地涌出。《医范提纲》之后, “腺”逐渐被接受。
大槻玄泽在谈到译词创制时说：“今所传译。务欲名义之妥当于原称, 不能以不私造语新制字以译定, 所谓‘肫’、‘腟’、‘摄护’ , 或‘解体’、‘神经’、‘滤胞’之类皆是也。”值得引起注意的是, 对于大槻来说, “私造语”和“新制字”为同一层次的事件。就所举的词例而论, “肫”、“腟”是新制字, 此外都可以看做私造语。所谓的“造语”应该理解成创造新的复合词, 但在当时, 字和复合词的区别意识并不强烈, 字即是词的观点占统治地位。在《解体新书》、《重订解体新书》以及其他兰学译籍中, 一些字串之间多用联字符连接以显示一个意义单位, 这一方法在方便读者的同时也增强了复合词的观念。兰学翻译中最为正统的方法是“翻译” , 即利用中国典籍中已有的词语表达西方的新概念。“义译”即创造新的复合词, 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已有的词语有多音节词, 也有单音节词, 即“字”。在翻译的过程中, 对于单音节的“字” , 兰学家们主要采取了三种方法：(1)使用汉字直接对译荷兰语中的词语, 如“胃” 、“腹” 、“肠”等；(2)利用冷僻废弃的字来翻译西方医学的新概念, 此种情况下这些字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如上文的“䐃”等；(3)创造新字表示中国医学中所没有的西医新概念, 如“腺”等。
兰学家的“新造字”现在仍在使用的只有“膵”、“腺”、“膣” , 其中“腺”最为重要。这种日本人根据汉字的造字法独自创造的字在日语研究中称之为“国字”, 又称“倭字”或“俗字”、“和制汉字” 。在古文献如《古事记》、《万叶集》中已有一些例子, 但大多数“国字”是12世纪(即日本的“中世”)以后新造的。造字的方法主要是会意, 如“峠”、“辻”、“躾”、“鰯”等, 这些字大多没有中国式的发音。进入明治以后，又出现了“瓩”、“糎”、“粁”等合体字。这些字不是单音节字, 应该当做符号看。和字的主要特征是低俗, 受过正统汉学教育的人不屑为之。例如, 关于“腺”的概念, 稻田三伯的《八谱》、野吕天然的《生象止观》等都曾造奇字表示, 但最终没有成功。石坂宗珪批评造字乃翻古圣成案，是欺人之举。
三、造字为译词的创始者——罗存德
在中国最早进行造新字为译词尝试的是德国来华传教士罗存德(W. Lobscheid ,1822–1893)。罗存德可以说是一个对19世纪以后中日汉字新词的形成最具影响, 且疑点最多的人物。罗氏以《英华字典》(1866–1869)著称于世, 其对于汉语本体的研究在当时也属一流。在19世纪中国出版的为数众多的汉外辞典中, 《英华字典》是一本值得大书特书的辞典。这本辞典代表了19世纪西人汉外辞典编纂的最高成就, 但由于罗存德与教会的纷争,《英华字典》在中国国内的发行受阻，现在中国国内几乎很难找到罗的字典(含著作)。《英华字典》出版后大部分为日本购入, 对日本近代英日辞典的编纂、译词形成产生的影响远大于汉语。该字典卷首有一篇汉文序, 署名“张玉堂” 。张在序中对罗的字典大加赞扬：
其中俚语文言无不悉载, 前人所略者译之不厌其烦, 所赘者删之不嫌其简。访咨至于迩言, 搜罗不遗俗字, 重抽旧绪, 别出新诠, 博采傍稽, 合参互证。
在罗的字典之前, 中国已经出版过马礼逊的《字典》(1815–1823 , 主要为外国人学中文用)、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1842)和麦都思的《英汉字典》(1842–1843)、《汉英字典》(1847–1848)。序中的“前人所略者译之……” 云云, 是否意识到上述辞典不得而知, 但关于俚语、俗字的评价是符合《英华字典》的实际情况的；而“重抽旧绪, 别出新诠”则是对罗存德译词创造最好的概括和总结。由此可见, 罗存德更多的是将汉语已有的词语加以改造作为译词, 全新的创制似乎还不是主要部分。也就是说, 罗在编纂字典时除了新造以外, 采用原有的旧词(“重抽旧绪”), 或对旧词赋予新义(“别出新诠”)是该辞典译词创造的主要方法。这也说明《英华字典》的新概念移入还可以在旧词新义的范围之内加以解决。但是, 罗存德显然已经开始面对新的问题了。例如, 罗存德在《英华字典》(1869)第四部分的序言中专门讨论了化学元素的命名问题。罗认为汉语中表示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的字是“行” , 因此绝大部分的元素名称都可以通过将某一汉字插入“行”中而轻易得到。即把“ 行”分成左右两部分, 在中间夹上与化学元素有关的汉字。罗存德列举了以下例子:
罗存德希望通过简单的命名法使化学知识能够在中国普及开来。罗存德在序言中写道, 他相信与当时常见的化学书中使用的说明式的方法相比, 他的方法更简便易行；通过专家的使用和推广, 可以使中国学习化学的人更快、更好地理解西方的科学。
四、傅兰雅的翻译实践与译词创制
19世纪来华的西方人士中在翻译西书方面贡献最大的是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1871年, 傅兰雅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批译著：《运规约指》、《化学鉴原》、《化学分原》、《防海新论》等, 至1880年, 傅兰雅译完的著作近七十种, 还有十几种正在翻译。傅兰雅还于1876年在上海开设“格致书院”(科学普及兼图书销售), 出版《格致汇编》(1876–1892 年之间断续刊行)，积极从事西方科学知识的引介、普及工作。1880 年, 傅兰雅在North China Herald(《北华捷报》, 1880 年1 月29 日)上撰文向西方读者介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及其译书的情况，同时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对西文中译及译词创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文章刊出后，傅兰雅又感到“书为西文，华友不便披览，若仅裨益西人而不公诸华友，殊属憾事，故不惮劳悴，灯下译成汉语”，连载在《格致汇编》1880年春季至秋季的四期上。可以说在19世纪80 年代，傅是对这一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人。
这篇题为《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的文章分为：序、第一章论源流、第二章论译书之法、第三章论译书之益、第四章论译书各数目与目录。关于译词创制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第二章进行的。在这一章中, 傅兰雅首先指出：当时西方人认为“中国语言文字最难为西人所通, 即通之, 亦难将西书之精奥译至中国” 。这是因为“中国文字最古最生而最硬” , “中国自古以来最讲求教门与国政, 若译泰西教门或泰西国政则不甚难” , 但如果是翻译西方的科学技术则“几成笑谈” 。尤其是西方当时科学技术发展迅速，“门类甚多，名目尤繁, 而中国并无其学与其名, 焉能译妥, 诚属不能越之难也” 。针对这种观点傅反驳说：“实有不然。盖明时利玛窦诸人及今各译书之人, 并未遇有甚大之难以致中止。”傅兰雅同意“无其学与其名”是翻译的最大障碍, 指出“译西书第一要事为名目” 。但同时认为“中国语言文字与他国略同” ，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具有接受外来新事物的潜在可能性。“近来中西交涉事年多一年, 则新名目亦必每年增广。”对于“贸易或交涉事内有新意新物, 必设华字新名”始能表达, 若拘泥于语词的旧义,“所用名目必为华字典内之字义, 不可另有解释, 则译书事永不能成” 。所以，翻译者在译名创制上的任务是艰巨的。傅兰雅回顾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以来的译词创制说：“所设新名, 间有文雅者, 间有粗拙者, 如前西人与华人所定各名，常有蠢而不能久行者。”但这种情况在欧美也发生过, “二三百年前，英国多藉希腊与罗马等国文字，以作格致与制造内之新名, 后则渐除不用或更换以更妥者”。“各国所设名目若甚不当，自不久必更以当者”；“西国久用之名，后知不合，则更新者虽多有不便，亦不得已也” 。中国也不例外，来自外国的译名“不能一时定准，必历年用之始能妥协” 。
关于译词的创造方法，傅说“此馆译书之先，中西诸士皆知名目为难，欲设法以定之，议多时后，则略定要事有三” 。傅兰雅等总结的三要事如下：
“要事”之一即利用已经存在的译名。傅兰雅提到了两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即耶稣会士们的著述和以墨海书馆为中心的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尤其是对耶稣会士文化遗产的关注和利用，较之鸦片战争前的广州时期是一个进步。另一方面，贸易的自由化、江南制造局的实际生产活动使从“客商或制造或工艺等应知此名目等人”处了解术语成为可能。但这种情况常常不能说是“译词创新”，因为它只是即物命名，没有将外语译成中文的过程。广州时期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名目也不在少数，其作为译名的特点是俗语性，有“粗拙” 、“蠢而不能久行”的危险。
“要事”之二是讨论译词创制的部分。在这里傅兰雅实际上涉及了三个问题：
西国质名字多音繁, 翻译华文不能尽叶, 今惟以一字为原质之名, 原质连书即为杂质之名……原质之名中华古昔已有者仍之, 如金、银、铜、铁、铅、锡、汞、硫、磷、碳是也……昔人所译而合宜者亦仍之, 如养气、淡气、轻气是也……此外尚有数十品, 皆为从古所未知, 或虽有其物而名阙如。而西书赅备无遗, 译其义殊难简括, 全译其音苦于繁冗。今取罗马文之首音译一华字, 首音不合, 则用次音, 并加偏旁以别其类, 而读仍本音。
其中的关键是“以一字为原质之名”的一字原则。一字原则解决了汉语语词形态上的特点与化学元素名之间的矛盾。汉语的词长一般不超过4个音节, 而化学元素即需要单独使用, 又需要以化合的形式出现。如果元素名为双音节, 在复合使用时将极为不便。采用一字原则的傅兰雅的译名正是在这一点上大大优于丁韪良的《格物入门》(1868)、嘉约翰(J. G. Kerr , 1824–1901)的《化学初阶》(1871)的译名。新造字是一字原则的必然结果, 因为尽管废弃古僻的汉字可供征用, 既有的汉字仍然无法完全满足为那些“从古所未知, 或虽有其物而名阙如”的新发现的元素命名的需要。
“要事”之三是术语集编纂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方便后来译者的问题, 同时也是术语的统一和体系建构的必要工作。该文发表以后, 傅兰雅陆续出版了《金石中西名目表》(1883)、《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1887)、《汽机中西名目表》(1890)。其中《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如卷头小序所说, “于同治九年, 在江南制造总局, 翻译化学鉴原、续编、补编时所作” , 是经过了长时期精心准备的。傅兰雅编纂的一系列术语集是对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的总结, 为进一步的术语创制打下了基础。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 随着教会学校的大量增加, 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教育的必要性逐步显现, 科技术语的创制、审定成为传教士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1890年, 第二届新教传教士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 傅兰雅在会上宣读了关于科技术语问题的长篇论文 。文章分为四部分：(1)科技术语与汉语之关系；(2)汉语科技术语体系的某些特点；(3)译名混乱的现状及其原因；(4)解消译名混乱之方法。傅兰雅在第二部分中从七个方面对科技术语的创制原则和方法作了详尽的讨论, 其主要论点如下：
傅兰雅的两篇文章相隔十年, 但主张是有一惯性的, 即尽量译义, 利用古僻字或新造字作译词。我们不得不指出：傅兰雅及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词创造有很大的局限性。傅兰雅一方面主张意译, 反对音译, 但对复合词却很少关注, 尤其是“摹借法”(直译)的译词绝无仅有。这些都与日本兰学家的译词创制形成鲜明的对照。
以造字为主要方法的化学元素命名法后来成为中国化学物质的标准命名法。傅兰雅取得了成功, 但这种成功同时也传递了一个错误信息：新词的创造即是新字的创造。造字法尤为博医会所推重, 认为是建构医学术语体系的最好方法, 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 最终使医学尤其是解剖学的术语制定走进了死胡同。
五、博医会的医学术语制定
西方医学知识是西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传教士等最初就是利用医学传道的方法在中国打开局面的。1886 年, 博医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成立, 其宗旨是推进中国的西方医学教育和传播医学相关的知识。医学术语的创制、审定被提上了日程。该会主要成员高似兰(Philip B. Cousland)是这样回顾这段历史的：
1850–1858年：在创制汉语医学术语方面最初作出认真尝试的是广州的传教医生合信(B. Hobson, 1816–1873), 在此期间合信出版了数种关于西方医学的入门书和教科书, 以及一本英汉对译的术语集。
1871–1890年：合信之后, 广州的嘉约翰为中国的医学事业奉献了三十余年。1871–1898年期间, 嘉约翰翻译出版了多种医学著作, 在医学术语的创制方面也多有建树。与此同时, 福州的柯为良(D. W. Osgood)、惠亨特(H. T. Whitney)医生和北京的德贞(J. H. Dudgeon , 1837–1901) 医生在解剖学、生理学领域, 汉口的施维善(Porter Smith)医生在药物学领域, 山东的洪士提反(S. A. Hunter)医生在诊断学、制药学领域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上海的傅兰雅、广州的桑普生(J. C. Thomson)也完成了医学某些领域的术语集。
1890年：医学术语因译者而异且缺乏统一的状况, 严重影响了中国的西方医学教育。为此，博医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大会, 成立了术语委员会, 着手制定标准医学术语。
1901年：术语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审定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药剂学术语, 出版了术语集：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edical Terminology Appointed by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Terms in Anatomy , Histology , Physiology , Pharmacology , Pharmacy。
1904年：术语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审定病理学、内科学、外科学、产科学、妇科学术语, 出版了术语集：Second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edical Terminology Appointed by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Terms in Pathology , Medicine , Surgery , Obstetrics, Gynecology。
1905年：术语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 审定、修改已出版的各科术语；同年博医会召开第二次全国大会, 决定出版使用标准译词的医学教科书系列。
1908年：术语委员会审定的术语由高似兰编辑出版, 即An English-Chinese Lexicon of Medical Terms。
博医会术语委员会在1901年出版的术语集的导论中对术语创制原则作了如下说明：
对于博医会的成员, 阐明造词的原则也许是有益的。首先需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是骨的名称, 从术语体系的建构上考虑, 最理想的是尽可能为每一骨头准备一个单音节汉字的名称,动脉、静脉、神经、肌肉的名称也应该如此。
为了寻找合适的汉字, 委员会对卫三畏(S .W .Williams , 1812–1884 )、翟理斯(H. A. Giles , 1845–1935)的辞典, 以及《康熙字典》做了长时间、全面彻底的调查, 最终决定了下述原则：每一个长的, 或重要的骨头, 应该在字旁边加骨字旁；手部的骨头加手字旁, 腿、脚的骨头加足字旁。但是, 头骨不需要特别加偏旁, 因为事实上, 颅骨等已经有表示头部的偏旁了。
具体的方法是采用废弃的旧汉字, 或给常用的字加上偏旁, 并赋予《康熙字典》所没有的新意义。这种命名体系将极大地帮助学生和教师记忆骨在身体中的位置。
为血液循环系统的各部分命名的原则是, 添加血字旁, 每一部分都用一个汉字表示。如：
前言中还对以下术语的理据作了说明：
1901年出版的术语集的造字原则为博医会其后的术语审定工作所遵循。在An English-Chinese Lex icon of Medical Terms(1908)的前言中, 高似兰对术语委员会的译词创制原则作了整理, 列于卷首。具体内容如下：
一、使用中国的译名。当然在很多情况下, 这样的译名是不存在的, 或作为医学术语词义模糊, 过于粗俗。为此, 我们的查询范围不应该局限于中国的书籍, 日本的辞典、教科书也应该仔细调查。
二、意译外语的术语。这时译词应该尽可能地简洁、清晰、与原文在意义上保持一致。
三、利用《康熙字典》中废弃不用或罕用的字。很多字在构形上、字义上可以有效地利用来作术语, 准确地表示医学上的意义。这些单音节的表意文字在术语体系的建构, 特别是表示血管、神经、骨等概念时极为有利。
四、音译外语的术语。用这种方法创造的术语不能移译原词的意义, 也不能提供任何意义上的线索。所以, 迄今为止尽可能地受到了回避, 只在药用植物或化学等领域有一些例子。音译是解决难题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同时, 能用于音译的汉字也很少, 如果用拼音记录汉语的方法得到了普及, 音译词的创造可能会方便一些。
五、造新的汉字。这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方法。像很多汉字那样新字可以用适当的偏旁和声符构成, 一看偏旁就可以知道新字的意义和科学上的分类。
1937年, 《高氏医学辞汇》(增订第8版)出版, 采用新造字形式的术语基本被摈除, 取而代之的是日本的医学术语, 博医会术语委员会的努力基本上可以说失败了。博医会的新造字为何得到了与傅兰雅的化学元素名不同的结果？第一, 傅兰雅的新造字主要是“形声” , 即“取罗马文之首音译一华字, 首音不合, 则用次音, 并加偏旁以别其类, 而读仍本音” , 而博医会的新字有了更多的“会意” 的成分, 更加追求新字的理据。第二, 也是最重要的, 博医会的一字原则无视汉语的发展方向, 是不正确的。如子宫、血清等改用一个新字后分别与“宫” 、“ 明”发生同形冲突, 反而无法上口了。
六、结 语
1904年，益智书会主席狄考文(C. W. Mateer, 1836–1908)出版了术语词典Technical Terms，这本词典可以说是对传教士百年术语创制工作的集大成。狄考文在序言中说：适宜的科技术语对于科学的思维和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为了在中国成功地进行西方的科学教育，充足的、适宜的术语是绝对必需的。但是，一些最早著书立论向中国读者介绍物理科学的人却试图尽可能地绕开新术语的问题。其结果是科学表述的准确性受到了损害，科学的正确发展也受到了影响。狄考文认为：
一般来说, 常有一个问题被提起, 即, 科技术语应该意译还是音译。当能找到一个简洁、适当的词语时, 答案似乎显而易见。中国学者通常喜欢这种译词。但是, 对于那些冗长的、俗气的译词, 或意义不清的词语, 直接采用西方语言的音译可能更好。这一方法在商人中较流行。这本术语集中有很多音译词, 尽管在总体上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
读者会发现一个事实, 这本术语集里包含了大量的中国的字典中找不到的新汉字。这些汉字都是由一个偏旁和一个声符组成的, 按照声符发音。所有的基本元素以及一些常见的物质名称都是用这种方法命名的。这一方法还被用于那些急需单音节汉字译名的术语。造字的方法能在丰富语言词汇的同时, 避免陷入混乱。我们大胆地预言:这一方法与过去相比, 今后将会被更多地采用。
古人造一字以名之者, 今其物既已无存, 则其字亦为无用;其今有之物, 既无其字, 则不得不借古有之字而强名之, 此假借之例所以孳乳益多也… …新出之事物日多, 岂能悉假古字? 故为今之计必以造新字为第一义, 近译诸名, 如汽字之类, 假借字也;如六十四原质锌、铂、钾等之类, 造新字也。傅兰雅译化学书, 取各原质之本名, 择其第一音译成华文, 而附益以偏旁, 属金类者加金旁, 属石类者加石旁, 此法最善。他日所译名物, 宜通用其例, 乃至属鱼类者加鱼旁,属鸟类者加鸟旁, 属木类者加木旁, 属器类者加匚旁, 自余一切, 罔不如是。既无称名繁重之苦, 又得察类辨物之益。
梁启超在对傅兰雅大加赞赏之余, 还要把造字的方法扩大到所有译词创制上。黄遵宪对此也具有相同意见, 他在1902年就译名的创制、文章形式的改革给严复的信中说：四千年前产生的汉字, “即以之书写中国中古以来之物之事之学, 已不能敷用, 况泰西各科学乎”？古文字的意义与现在的事物意义范围“已绝不相侔” , 就不要说与西方文字相比较了。黄遵宪指出：“今日已为20 世纪之世界矣, 东西文明两相接合。而译书一事以通彼我之怀, 阐新旧之学, 实为要务。”关于译名创制, 黄具体地提出了以下几种方法：造新字、假借、附会、语、还音、两合。
造新字即造字为词, 黄将其列为第一项, 似乎认为是最可行的方法。黄认为, “中国学士视此为古圣古贤专断独行之事” , 其实《仓颉》只有三千多字, 至《集韵》、《广韵》增加到四五万字, 这些都是后来“因事而制造”的。如“僧”、“塔”等字, 词章家当做十三经内的文字用, 其实是为翻译佛经而造的字，“晋魏以前无此事也”。黄甚至说：如同荀子所言, 新词被社会所接受需要时间, 对那些社会不理解的词要说明词义, 并对词义加以辨析。我认为只有造字方法产生的新词才能迅速为社会所接受(“荀子又言, 命不喻而后期, 期不喻然后说, 说不喻然后辨' 。吾以为欲命之而喻, 诚莫如造新字。”)。但黄没有提如何造字。
张之洞也对“化学家制造家及一切专门之学, 考有新物新法, 因创为新字”的做法表示了赞同。
如前所述, 汉字的历史就是滋生繁衍的历史, “六书”的原理对西方人似乎更有魅力。但正如黄遵宪所说, 对中国的读书人而言, 造字是“古圣古贤专断独行之事” 。而从词汇学的角度看, 近代以降汉语的新词增加只能采用复合词的方式, 新的语音形式的创造已经成为不可重复的历史了。对有限的语音形式, 仅靠增加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不可能完成科技术语体系的建构的。这就是来华传教士留给我们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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