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史漫谈｜李奭学：中国“龙”如何变成英国的“Dragon”？

本文节选自李奭学教授文集《得意忘言：翻译、文学与文化评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页114-122。本文已获得作者李奭学教授授权发布于“翻译史研究”公众号，谨此致谢。

△青龙纹瓦当，汉代，直径18.5厘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青龙为主管东方的神灵。

（图片来自故宫博物院网站）

坦白说，“龙”字应该如何英译，我并无成竹在胸的答案。然而相关的译事纠葛并非始自今日，我则略知一二：明季耶稣会士入华传教，龙在中国文化中意象庞然，他们不能视若无睹，要如何欧译就曾困扰过其人。明思宗崇祯年间，艾儒略在福建传教；十一年七月五日，有中国信徒名唤李九标（其香）者尝以“雨由龙致”的传说就教于他。艾氏信口则回问龙的真实性：“中邦之龙可得而见乎？抑徒出之载籍传闻也？”这位李九标答得老实，内容不言可喻：“载而传者多，若目则未之见也。”毋庸置疑，中国坟典不乏龙的故事，而且从远古龟甲上即可窥见。不过龙和麒麟一样，都是传说或根本就是神话动物，李九标或在他之前的中国古人哪曾见过？龙那似蟒而又复杂过之的形体，十之八九乃先民想象形成，再于有唐一代经佛教增丽，从而在帝王的联系之外，又变成民族与国家的图腾。

△象征祥瑞的东方龙

上文所谓“似蟒而又复杂过之”一语，我乃简略其说：中华文化中人没有不知龙为鳞介，识见高于我者比比皆是，详情可略。艾儒略和李九标的对答见明末刊刻的《口铎日抄》，可知艾氏压根儿不信世之有龙，而我们可以更准确地为之再详：龙乃中国文化特有，西方传统并无是类动物。因此之故，《口铎日抄》中艾氏乃代欧人二度回道：“中邦之言龙也，谓其能屈伸变化，诧为神物。敝邦向无斯说，故不敢妄对耳。”设使常人闻之，必觉艾儒略这里的话奇甚，因为英文“dragon”一字，英汉字典不常就以“龙”字对译，就算“龙王致雨”或“龙麟蓄水”一类旧说不必信以为真？是的，艾儒略也不相信“应龙化雨”等故谭，甭说“五龙王”一类的佛教神话，回李九标时故而尽以欧洲当时的气象新知覆之。这一点，比艾儒略更早入华的另一耶稣会士高一志也曾说过，而且也不信“龙”果真存在，事载所著《空际格物》一书。

△油画《圣乔治大战恶龙》 (St. George Fighting the Dragon)，拉斐尔·桑西（Raffaello Santi, 1483–1520）作于1505年。

在欧洲，“龙”之为物也，多半两其翼而身似蜥蜴、皮如鳄鱼，有的还会吐火喷毒，故以邪恶之兆闻世，和中国龙的意涵及品类都截然有异，根本就是“两种”动物。德国《尼伯龙根之歌》里齐格飞或英国与西班牙中古传说中圣乔治所屠之“龙”，绝非你我在佛寺道观柱上或壁上可见翱翔于水天云际的如蟒麟介。如就字源再看，英文“龙”字可以溯至希腊古音“drákön”，渊源所出固和古典文学、宗教有关，但严格说来，其今义迟至《新约》方才见重于世，关乎《启示录》中的“古龙”、“蛇”、“魔鬼”与“撒旦”等邪恶概念，彼此甚至可以一体相连。易言之，在我们熟知的雅典全盛的纪元前5世纪，希腊文化或神话中并无《圣经》或今日西人所指的“恶龙”。神话故事确有贾森（Jason）寻找金羊毛一条，其中有“龙牙”，而这位希腊英雄也必需通过忠心看守金羊毛的一条龙——也有人称之为“蛇”——的考验，方能达成任务。同一神话在欧里庇德斯的名剧《米蒂亚》中亦得发挥，而且令人动容：米蒂亚遭贾森遗弃后，她报仇雪恨，也杀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人神同悲。不过在剧尾，欧里庇德斯安排了一条黑色的“drákön”，令其拖着战车破空而去，带米蒂亚跳出无常又无情的人世。对米蒂亚说来，这条希腊龙无疑是条“救命之龙”，和看守金羊毛的龙——据《牛津英文字典》的提示——俱含“神圣”之意。

由是观之，“drákön”“邪恶”的今义，确自犹太与天主教传统的《创世纪》萌芽，再经《新约》铸出，然后化为拉丁音里的“dracō”，终而演变成为现代各种欧语中“龙”的共同字根。从罗曼斯到低地日耳曼语系，无一不是如此。这个字根所成就的字，故此包括意大利文的“drago”，葡萄牙文的“dragão”或德文的“Drache”等等。法文“龙”字的发音和英文不同，但两种语言的拼法如一。所谓“dragon”，抑且是“英国龙”的字源所出。“Dragon”的异音因此万系同源，其形貌或有地域之别，但贬义则一；从天主教上古乃至文艺复兴时期以还，欧洲各国率皆如此视之。

由是反观，艾儒略在明季可谓一语中的，深知中国龙乃自成一格，而我们从翻译实务的角度看，艾氏言下也有中国龙根本不能以欧语说之之意。尽管如此，英语如今依然把“龙”译成“dragon”，是何道理？我们振叶寻根，说来却非英汉字典或汉英字典所造之孽。这笔“账”，我看还是得算到耶稣会去，而且要算到比艾儒略更早入华的利玛窦和罗明坚两人去。他们和艾儒略、高一志一样，出身都是意大利。不过因为当时葡萄牙帝国崛起有年，罗马教会的保教权落在葡人手里，耶稣会士自西徂东之前，多得到葡国高因伯大学进修，再从里斯本放洋东来。职是之故，利玛窦和罗明坚都通晓葡文，而从1583至1588年间，两人在广东肇庆传教，也都曾为学习中文而共编《葡汉字典》。这本书实为残稿，近年来才影印传世。其编译之始也，据研究系由罗明坚主笔，利玛窦助理之。他们当时所虑者并非意大利文，而是保教国所用的葡萄牙文。《葡汉字典》先依字母顺序罗列葡文字词，继之以基本上是意大利文系统的罗马注音，最后才写出汉字或其词语的解释。从语音史的角度看，我们倘可不论奥斯定会士16世纪中叶在菲律宾所编的闽南语词汇表（已佚），《葡汉字典》应该是后世中文拉丁化最早的系统雏形，而从“龙”字欧译的历史看，我们倘亦可不论前此可能伪作的《马可波罗行记》或平托等人真假参半的所谓“游记”，则《葡汉字典》应该也是“龙”字最早的欧语说明。

△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编写的《葡汉字典》，正文部分首页，稿本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

利玛窦晚年用意大利文另行撰就《中国传教史》，其中有章节反映出他了解“巨龙”（dragone）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也深知系帝王及祥瑞的共同表征。然而就《葡汉字典》编纂当时而言，利玛窦和罗明坚显然都为这种“动物”困惑不已，这点可从“龙”字当页编写上的混乱看出。利、罗二公当然找不到“龙”的葡文对等字，懵懂下只好从许慎《说文解字》而粗略将之归于“虫”（bicho/bichinho）属，然后再如前此西班牙人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里的听闻，加上“蛇”（serpens）字以为说明，最后形成的是一个复合字“虫蛇”或——照我的学生的译法——“如蛇之大虫”（bicha-serpens）。这个名词，乃信史可见欧人首次以欧语成就的“中国龙”的译法。如此翻译，在某一意义上实则亦显示利、罗二公有如艾儒略，深知欧洲于“龙”之为物也，“向无斯说”，否则他们也不会左支右绌而在传译上手拙至此。话说回来，中国人的“龙”演化自“巨蛇”或“蟒”的概念，某一意义上其实也和《新约》一致，因为《启示录》在“撒旦”或“魔鬼”之外，其实也视“蛇”与“龙”为一体，故而才会说“撒旦”这条“古蛇”就是“巨龙”。此外，中国传统向来“蛟龙”并用，而“蛟”之为物——请注意其部首系“虫”——说来亦龙之属，虽然另有文献指出龙之无角者方可称“蛟”。有趣的，《葡汉字典》解释“蛟”字，居然和今人译“龙”一致，几乎毫不迟疑就以“dragão”对之，大有向“drákön”这万系之源倾斜的态势。这种译法或说明，当然也显示利玛窦和罗明坚自我矛盾，都以不同葡文欧译品类并无不同的中国“神物”。两人此刻之困惑，显然！

前及我的学生曾考察过中国史上涉“蛟”的语句或故事如“周处除三害”等，倒认为利玛窦和罗明坚的联想或译法无误，而且其来有自，因为“蛟”在中华文化中常带负面意涵，而龙中除了“夔龙”——试想白先勇《孽子》中如何命那“龙凤恋”中的“龙子”之名——之外，从古至今，多数却是“好龙”，系祥瑞之兆，也是真命天子的本尊。从此看来，“龙”在英、法文中均译为“dragon”，似乎就和“蛟”字的负面联想关系较大。就我所知，在1588年迄利玛窦完成《中国传教史》之前，意大利耶稣会士中会把“dracō”译为“龙”者，亦唯利氏在耶稣会中的继承人龙华民而已。龙氏出身亦意大利，取“龙”为姓乃因意文之姓“Longobado”的第一音节所致，至于“华民”的意义，我想不必赘言多述。总之，1602年左右，龙氏在广东韶州中译了大马士革的圣约翰所著《圣诺撒法始末》，而该书内五则重要的证道故事里，有一则就出现了一条“dracō”。龙华民此时入华已经有年，合以他取“龙”为姓观之，想来深知“龙”在中国多为“吉物”，更是“权”与“威”的绝对象征。中译《圣诺撒法始末》时，龙氏因此小心翼翼，在《葡华字典》的中文词条外另添一字，使拉丁文“dracō”变为“毒龙”或“猛龙”，而《圣诺撒法始末》里这条龙“口中吐火，两目炫耀”，果然邪物，正合乎英文或欧人概念中“龙”的传统形象与文化内涵。“蛟”或“龙”字的欧译或“dracō”的中译，可能因此便在历史上正式定调。

   △龙华民译《圣诺撒法始末》中语：“见一毒龙，口中吐火，两目炫耀。”

在基督教尚未入华而英文的“dragon”亦未在华出现之前，上述情形的另一显例是耶稣会士曾德昭的译法。曾氏，葡人也。1613年，他北上南京敷教，其后因教案故一度出而又潜返中国内地，二十二年后始离华返欧。扬航西行的返乡途中，曾德昭在印度果阿（Goa）停留过一阵子，用葡萄牙文潜心完成了《大中国志》一书。其中于中国事物无所不谈，而涉及“龙”的言谈除了有关“龙袍”的陈述外，另含史典。后者之所以出现，乃为解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所谓“龙须虽远，弓剑可攀”一句。就宗教史而言，景教是最早来华的基督教，但其中译的经典里从未提过西方之龙。《景教碑》中的“龙”，当然是条中国龙。唐代曾翼护该教的皇帝有五，上引两句碑文即在隐喻他们虽已驾崩，但音容宛在，事功亦历历如在目前。显而易见，《景教碑》的句子典出《史记》，指《封禅书》中黄帝抱弓乘龙上天而去一事，其中连龙的长相也略有所刻画。就语词译史言之，《大中国志》较罗明坚、利玛窦诸人往前又迈进了一步，书中殆用两人释“蛟”的法文“dragon”传释《封禅书》中黄帝所乘之“龙”。换句话说，对曾德昭而言，“龙”与“蛟”不仅不分，而且共为一体。在字源上，他所循当然不脱“dracō”的拉丁体系。

△“龙虎斗” 基歇尔 《中国图说》

17世纪结束前，《大中国志》至少出现了四种欧语译本，而最重要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此书偕其他耶稣会士的著作影响了约莫五十年后风行一时的《中国图说》。后书原名颇长，作者为德国耶稣会士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而书写语言则为拉丁文。书中不仅介绍了中国可见的各种飞禽走兽，奇化异木，同时也将上述《景教碑》的内容再译一过，可想涉“龙”之处不少，甚至在一幅有关道教神祇的插画中还“有图为证”，予以说明一番。不过有趣的是，“龙”的相貌，基歇尔似乎中西混用或并构。上述“有图为证”中的龙是条鳞蟒四爪的典型中国龙，但书中此外却另有一张江西龙虎山上“龙虎相斗”的插图，其中的龙长相近乎“两其翼而身若蜥或鳄”的欧洲龙。“龙虎相斗”一图，我疑其灵感出自丹道隐喻“龙虎交媾”。《中国图说》将中龙西龙混淆若此，显示即使晚至17、18世纪，欧人犹如今天不懂中华文化的西方人士，对中国龙的概念依然模糊不清，但知用“dracō”名之，而其以贬为主的文化意涵当然如影随形，难以消除。北京有关部门拟变更民族图腾，就对外抹除“不良观感”而言，我倒不否认师出有名。

再回到本文的关怀。《中国图说》里最关龙的翻译者，另含基歇尔分类中的中国文字：在旁人襄助下，柯氏曾取法或为明人所著的《万宝全书》，藉以析论所知的方块字。他的分类高达十六种，而其一就称为“龙书”，盖以为是类文字乃对蛇或对龙的模仿，系伏羲而非仓颉所造。我想不用赘言，这里基歇尔笔下“龙”的拉丁字必如龙华民再早一点的对应，而益形紧要的是，比起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在17、18世纪的欧洲，《中国图书》才是真正的畅销书，不但俗语译本众多，而且强烈影响了许多讨论中国的欧语书籍，加深也扩大了“中国龙”和“欧洲龙”合一这种错误的对等印象。翻译上时见“负负得正”的错译变正解，英语以外的欧洲古典或现代语言中“龙”字的翻译，就是最佳的说明。当然，历史走到了曾德昭或基歇尔，以“dragon”或“dracō”译“龙”几乎根深蒂固，再难撼动。

以上简述均为基督旧教——尤其是耶稣会士——所见之“龙”，而新教正式叩关，进入中国，时序则已跳过百年光阴，进入了19世纪，非特开启船坚炮利的时代，抑且为“龙”的翻译揭开通往英语的最后里程碑。1815年之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首开以中文全译《圣经》的历史先声，所用底本以詹姆士一世在位时英译的所谓“钦定本”为主。马礼逊由《新约》下手，继之才和助手米怜共译《旧约》。在中译《新约》或所谓《新遗诏书》时，马礼逊当然得处理《启示录》中“dragon”的中译，不过最值得一谈的是，他深受上述明代耶稣会那些“分袂的兄弟”的影响，在澳门编出了译经的副产品，亦即史上首见的《华英字典》，而其中“龙”字即从龙华民的线脉附会以拉丁文的“dracō”，然后再用英文为之“正名”曰：“dragon”。《启示录》中上述的古“蛇”，《新遗诏书》当然亦以巨“龙”译之。中国早期基督新教史上，马礼逊的影响力罕见其匹，连稍后伦敦差会来华的大译家理雅各布都难免，所以《新遗诏书》和《华英字典》已还，各种中国古籍里“龙”的英译或各式《圣经》中“dragon”的中译遂“以讹传讹”，如此这般，继而在世人不查或疏于再详的情况下流淌至今。19世纪也是英国和美国崛起的年代，英语变成举世的霸权语言，“dragon”一字乃挟两国几乎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四处流传，到处散播，终至难以收拾。

从翻译史和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看，类此英译上的讹误当非“龙”字仅见，唾手拾来，史上至少有和“龙”并称祥兆的神话动物“凤”（Phoenix）可以再证。不过后者并非本文的关怀，而就“龙”字如何英译或以其他欧语正之，说来确也戛戛乎其难。失察之下，抑且可能治丝愈棼。走笔至此，我愈谈畏愈生，当然也不敢造次而越俎代辞典学家作答。尽管如此，翻译上有所谓“不可译”之说，由来久矣，多指文字游戏如双关语或文化地缘上甲有而乙无——反之亦然——的品类或现象而言。一千三百年前，大唐三藏法师在梵文中尝遇是类情形，他的做法是“译音”不“译字”，也就是以音译代字义之译，从而形成佛教译史上著名的“五不翻”第三条的“此无故”。“Dragon”和“龙”本为牛头与马嘴，泾渭判然，不能互译，孺子可解。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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