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推介｜赵稀方 著《翻译与现代中国》
编者按
赵稀方教授的学术之路始于现代文学，并延拓至比较诗学和比较哲学。他曾深耕于台港澳文学与后殖民理论研究，近十多年来着力于翻译文学史研究，探索翻译在形塑中国文化主体身份过程中的角色，审视中国历史语境对于翻译的制约、挪用过程。从华文文学途经后殖民理论步入翻译研究领域，著者多年跨学科的学术历练使其翻译文化研究具备了相当的理论高度和史料优势。
《翻译与现代中国》“不仅考察了1949年前后翻译与现代中国文化建构的关系，还上溯探源，对晚晴五四期间中国翻译的流脉进行了清理”。此书时空跨度大，主题宏阔，关涉宗教、社会、文化、政治、历史、文学等不同领域，立足于中国文化场域，从翻译个案考察中外思想的碰撞和协商过程，由点及面，梳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思想文化线索。
作者: 赵稀方
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8年7月
页数： 310
定价: 60.00元
丛书: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132403
作者简介
赵稀方（1964–），男，安徽省芜湖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代室主任。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侧重翻译文学史、港台华文文学及后殖民理论研究。著有《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翻译现代性》、《小说香港》、《后殖民理论》、《历史与理论》等，主编“后殖民理论经典译丛”。学术兼职有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文学评论》编委、中国翻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台湾成功大学客座教授等。
内容简介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初期是将翻译作品包括在内的。1949年后，翻译被纳入外文系。在涉及中外文学关系的时候，中文系学者较多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等方法，并不涉及翻译本身。与此同时，外文系反倒有中外作家之间的翻译研究，不过局限于文本，不为中文系所注意。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已经出现翻译的文化学派，近年更出现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合流，翻译俨然已经成为文学文化研究的重镇。
本书试图以翻译为方法，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透过翻译这个切入点，展示和分析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过程。篇幅所限，本书只能选取一些“点”，画出一条轮廓线，既粗略展示翻译史的线索，也试图通过不同写法表现翻译研究的张力。
目录
书评
在翻译研究领域，赵稀方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也能够立于学术前沿的位置，因为他不仅是西方最新理论的译介者，更能够将其融会贯通，应用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以敏锐的目光抓住具有标本价值的汉译现象和文献，并将其置于本土的历史语境之中，发掘和透视中西相遇所生发的种种问题。其最卓著的示例当为书中《从政治实践到话语实践——明清“译名之争”》和《天演与公理——〈天演论〉与〈民约论〉》的研究。……
赵稀方的研究也说明回望与反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译介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与一般的影响研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后者所依据的理论框架是“西方冲击——中国回应”，偏重于从西方对中国影响的角度来看问题。这种研究路子使西方扮演主动的角色，中国反而成为被动的从属者。事实上，中国向来是以自己的需要，为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主动“拿来”，并加以改造、融通和利用的。更重要的是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也主要通过译介这个转换机制而实现。无论是翻译还是批评、介绍和阐释都经过了中国翻译家、理论家和史学家的改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量外国文化——文学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影响，首先要立足于译介这个转化环节进行比较和影响研究，对译介的研究可以为重新审视、衡定和叙述中国文化-文学现代化历程和近现代中西交流与比较提供一条有效的途径，重建新的图景。
李今《翻译研究的格局与问题
——从赵稀方<翻译与现代中国>谈起》
△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和徐光启（1562-1633）（图片来自网络）
注重文学及历史、理论的勾连与互动，历来是赵稀方先生的文学研究迥异于他人的品格，这一品格的形成，却可以遥迢地追溯到他早年对中西思想的探求之中，并贯穿于后来他研究所涉及的诸领域。
总体而言，赵稀方先生的研究，令人印象最为深刻之处有二：一是脱俗的眼光，从早期致力的比较诗学，直至近年来偏重的翻译研究，学术着眼点始终卓尔不群。即便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也往往能独出机杼，发前人之未见，自成新论。二是实证研究的深入与精准，他在学术上的“超前”，绝非一味追求新异，而是在细切阅读文本的基础上，不断返回历史的现场，将具象的文学从原有的文学史阐释中解放出来，并从理论深处寻找恰如其分的回应。
何夕
《别是一家——赵稀方的学问之道》
书摘
在中国，翻译文学研究一向被看作是外文系的事情，这件事情其实并非“古已有之”。阿英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的时候，便收入了翻译的部分。当时的新文学史，如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也都有翻译文学研究专章。1949年后，翻译文学变成了外国文学，于是与中国现代文学就脱离了关系。
新时期以后，研究者对于这种状况不断提出质疑。谢天振先生明确提出：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而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王宏志先生也以外国“翻译研究”理论为参照，提出翻译文学属于中国文学的观点。的确，从语言上看，翻译文学是一种中文文学，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翻译其实与被翻译的国家没什么关系，它的生产机制及其影响都产生于中文世界。当然应该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观念有所转变，中文系的学者也开始研究翻译文学，不过外文系与中文系的翻译研究一向不搭界。2016年10月，我召集了一次有关翻译的学术研讨会，外文系和中文系的学者各占半壁江山。这种做法，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既然双方目标一致，何不取长补短，共同探讨呢？从效果看，应该说还不错。当时正在撰写此书，于是将研讨会的题目命名为“翻译与现代中国”。
我最初接触翻译研究，始于后殖民理论研究。从萨义德的“理论旅行”、斯皮瓦克的“翻译的政治”、到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特贾斯维莉·尼南贾娜（Tejaswini Niranjana） 等有关语言与帝国及文化身份的研究，翻译研究一直是后殖民批评的一个重镇，这引起了我对于中国翻译文学研究的兴趣。
我的第一本翻译研究的书，是2003年出版的《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这本书讨论的是文学，然而侧重于思想史，希望将翻译作为切入口，考察新时期以来中西话语实践冲突的过程。其后，我应邀参加了中国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会的佛山会议，开始进入外文系的翻译研究界，这才发现我的书在外文系有不少读者，还进入了课堂，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对我也是一个鼓舞。
2009年，在《后殖民理论》和《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两本书出版后，我决定往上溯源，探讨一下近代以来中国翻译的流脉，结果是2012年出版的《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这本书结稿的时候，我正在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正在台湾的王德威先生认真地审读了书稿，认为“无论史料征引或理论辩难均有突破”，欣然推荐出版。可惜的是，此书的反应仍在外文学界，首先评论此书的是《中国翻译》，其次是《中国比较文学》。
今年在我的博士生的答辩会上，有学者说我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这有点说穿了我的心思。他看到，我近年来的博士生都在填补翻译文学史不同的点。今年王建丰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上海沦陷区的文学翻译》，正好接着去年郭刚的博士论文《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学翻译》。俩男生都很下功夫，把相应时段上海的报刊翻译情况全部摸索了一遍。往前看，高云球做满洲国的翻译研究，赵社娜做海明威在中国的翻译，张琳做辛克莱在中国的翻译，往后数，侯杰正在做《东方杂志》的翻译研究，徐婷正在做同文馆的翻译研究。自然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把翻译文学史的主要部分清理一遍。这一想法是很渺茫的，我带博士没有多少年了，这盘棋注定要成为“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本书题为“翻译与现代中国”，以1949年为界分为上下编，旨在考察1949年前后翻译与现代中国文化建构的关系。篇幅所限，只能选取一些“点”，划出一条轮廓。既粗略展示翻译史的线索，也试图通过不同写法表现翻译研究的张力。鸟儿已经飞过，天空中大概不会留下痕迹。
节选自《翻译与现代中国·自序》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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