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史漫谈｜乌格格、聂馥玲：民国汉译《科学大纲》的科学传播
感谢作者乌格格、聂馥玲教授授权“翻译史研究”公众号改编并发布此文，原文见《科普研究》2017年第2期，页86-95。
引言
《科学大纲》的底本是The Outline of Science，是英国生物学家、博物学家兼科普作家汤姆生（John Arthur Thomson，1861–1933)主编的4卷本科普著作。这本科普著作影响大、传播广，对中国的科学传播产生了积极影响。
1974年5月20日，毛泽东接见了李政道先生，讨论了对称问题以及其他许多物理专题。李政道回忆道“他对过去没有时间学习科学表示遗憾，但他还记得J. A. 汤姆孙（即汤姆生）的一些科学著作，他在年轻时很喜欢读这些书。第二天在机场，我收到毛泽东主席的送别礼物：一套J. A. 汤姆孙的1922年的原版四卷本《科学大纲》（The Outline of Science）”。
△精装本The Outline of Science封面
一、 The Outline of Science
1.作者简介
The Outline of Science 的作者汤姆生出生于苏格兰，1893至1899年在皇家（迪克）兽医学院任教，1899至1930年在艾伯丁大学任博物学教授，1930年退休，1933年2月12日在萨里郡林普菲尔德去世。他主要研究软珊瑚。他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调和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他认为“生命无处不在”，主张整体性生物学，强调自然界共生合作的重要性而不是斗争。此外，汤姆生是非常著名的科普作家，不仅撰写多部通俗晓畅的科普著作，而且还致力于向公众做科学讲座，传播科学知识。
△作者汤姆生（John Arthur Thomson，1861–1933)
2. The Outline of Science及其科学传播的理念
The Outline of Science共有800多幅插图，其中40多幅是彩色插图，1922年4月初版，多次重印（见表1）。5年内销售突破10万册，现在仍然在西方电子图书目录中位居前100名，是非常受欢迎的科普图书，还有不同版本的音频朗读版。
△表1. The Outline of Science的出版情况
全书共38章（见表2），涉及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心理学，生理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象学，人种学等等。有四章内容另聘专家撰写，最后一章由编者撰写，其余均由汤姆生撰写。其中第16章“灵学”和第34章“科学于人类之意义——生命与心与物质”由洛奇（Sir Oliver Lodge）撰写; 第19章“生物学”由赫胥黎（Julian S. Huxley）撰写；第27章“细菌”由郎刻斯忒爵士（Sir E Ray Lankester）撰写。
汤姆生撰写The Outline of Science 的目的在于给敏而好学之人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他认为智慧之门关闭有两个原因，一是未见其珍宝，二是科学著作不必要的学术性、技术性术语的展示。汤姆生就是要将科学术语减少至最小限度，以简明、有趣的语言讲述科学的探险故事。他以大量的事实论述了科学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发展的，科学就像哥伦布发现新世界一样，在不断拓展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力。本文更加关注的是汤姆生关于科学传播的理念及其重要性。
汤姆生认为我们未来的文明依赖于科学的广泛传播，以及对科学思维方式的深刻理解。知识重要，有趣的知识更重要，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养成则为重中之重。因此，对于科学传播，培养每个人科学地看待事物之方式比科学本身更重要。
对于科学创造与科学传播，汤姆生更强调科学传播对于一般公众的重要性，科学传播的关键在于培养公众对科学的兴趣。他认为与创造知识本身相比，一般公众对新知识的传播兴趣更大。因此科学传播的关键在于在简明的叙述中体现科学的趣味性。
二、 汉译《科学大纲》的译者
19世纪20年代，中国进入了由中国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自己成立组织并开始系统建立科学技术研究体系的新阶段，同时开始有组织地进行科学技术传播的活动。其中就包括翻译西方世界的畅销科普著作。
《科学大纲》作为较早的一部科普译著，其译者多数身兼数职，在当时知名度高，这也成为《科学大纲》引人注目的关键点之一。具体翻译情况如表2。
△表2 The Outline of Science与汉译《科学大纲》相关信息
由表2可以看出，胡先骕翻译内容最多，主要内容为生物学（植物学），共译7章。其次是陆志韦译心理学及综合3章；钱崇澍译生物学3章；陈桢译生物学、动植物3章；秉志译生物学、动植物3章；再次是竺可桢译气象学、地质学2章；任鸿隽译生物学及综合2章；杨铨、唐钺等人各1章涉及物理、化学、人种学等内容。
The Outline of Science的译者共22人，除王云五之外，均为留学美国的学者，且大部分是庚子赔款的公派留学生，如竺可桢、胡明复、胡刚复、秉志、过探先、孙洪芬、王璡等。其中获得学士学位的3人，硕士学位11人，博士学位7人，他们大多承担科学界的多种社会责任，从事科学事业的多方面工作。
关于该书的译者，笔者通过研究概括为以下六个特点。
第一、都是大学教授。
译者群体中18人为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其余为大同大学、北京大学、圣约翰大学教授。其中王璡，化学系主任兼教授；竺可桢，地学系主任兼教授；胡先骕，生物系主任兼教授；胡刚复，物理系主任；孙洪芬，大学预科主任兼化学教授、行政委员会委员；陆志韦心理系主任；过探先，农艺系主任；杨銓，工场主任兼教授；熊正理，物理系教授。
第二、 大多是中国科学社成员。
秉志、过探先、杨铨、任鸿隽均为科学社发起人，他们都参与了《科学大纲》的翻译工作。科学社董事会11人中（任鸿隽、杨铨、金邦正、胡明复、杨孝述、赵元任、孙洪芬、胡刚复、王璡、王伯秋、张子高）6人（任鸿隽、杨铨、胡明复、孙洪芬、胡刚复、王璡）参与翻译《科学大纲》，唐钺为社友会北京分会的理事，过探先、秉志为图书馆委员会委员。译者群体中至少有8位是科学社的主要成员，而且在科学社中承担重要职务。
第三、 大多为《科学》杂志的工作人员。
王璡为《科学》编辑部主任，胡先骕为副主任之一（另外一个为赵元任），14位编辑中有四位（唐钺、胡先骕、竺可桢、杨铨）参与《科学大纲》的翻译工作。
第四、多人进入商务印书馆。
除编者王云五之外，1922年朱经农，唐钺、竺可桢、段育华、任鸿隽等进入商务印书馆，同时聘胡明复，胡刚复、杨銓、秉志为馆外特约编辑。
第五、多人参与之后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筹建并承担重要工作。
1927年中央研究院开始筹备，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聘请学术界人士组成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筹备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其中竺可祯、胡刚复是筹备组成员。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任鸿隽、竺可桢、秉志、胡先骕、唐钺为第一届评议委员会评议员（共30人）；竺可桢、钱崇澍、秉志、唐钺为第二届评议员（共30人），竺可桢、钱崇澍、陈桢、秉志当选第三届评议员。1948年3月，评议会正式选举，共选出81名院士，其中竺可祯、胡先骕、钱崇澍、秉志、陈桢当选。王璡为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第一任所长，竺可桢为首届气象所所长。杨肇镰、胡刚复则为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的主要研究人员。
第六、除在国家最高科研机构、最重要的科学社团任职之外，还有一些从事专门教学及学术研究，对各自专业在我国的发展产生重大作用。
如过探先专门从事农学研究，曾任江苏省第一农业学校校长，1918年发起中华农学会，中国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即是从过探先的倡导开始，中山林即其一个区。又如熊正理(1893 -1983)是湖南大学物理系的创建者，解放后任湖南师范学院物理系教授，他一生在大专院校任教50余年，培养了不少人才，如吴有训、严济慈都曾是他的及门弟子，亦兼师友。此外，熊正理于1923年在《科学》9卷8期上发表了《磁学理论述略》，同年第7期上译介了电工学莫基人、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首任主席斯坦梅茨(Steinmetz)教授的演讲稿《相对论浅说》，此文是国内较早介绍的相对论文献之一。
上述译者的众多社会兼职及后来在中国科学界所起到的作用足以说明他们的科学素养及其影响力。正如王云五在序言中所表达的：科学越发展，人们越远离科学，这是科学传播者的问题。科学传播的难处在于科学传播者自身如果不是科学家，则达不到应有的深度；传播者不能贯通众学科，又不能达到应有的广度；如果是科学家又不善于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也达不到科学传播的效果。因此，科普作品难写，更难译。“本书每篇论文皆特约科学专家翻译。伦敦书报以汤姆生之名为是书精确明了之保证，吾人更欲以译者之名为是书加一层保证也。”汉译本更是“以适当之书，当适当之时，自不患无适当之读者”。（《科学大纲》王云五序）
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科学大纲》的原著，还是译者群体的专业素质及社会影响，《科学大纲》作为当时科学传播的实践，在这一时期并不多见。
三、 汉译《科学大纲》的传播及当时的评价
《科学大纲》的传播
The Outline of Science的汉译本《科学大纲》的第一、二册于1923年6月初版（并分别于当年10月、次年3月再版），第三、四册于1923年10月、1924年1月陆续面世。后作为“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之一于1930年编入《万有文库》。《科学大纲》翻译了The Outline of Science的全部内容（如表2）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精装本，装帧形式与插图，尤其是彩色插图非常精致，可与原著媲美。
△汉译《科学大纲》 四卷精装本封面
四卷本《科学大纲》正式出版之前，在报刊杂志上已有广告，如1923年4月任鸿隽撰文介绍《科学大纲》，1923年5月在《农商公报》刊登《科学大纲》的广告，介绍了《科学大纲》的特点、售价等，内容如下。
△《农商公报》（1923年第9卷第106期）封面及其《科学大纲》广告页
（1）本书是极有价值的科学书，也是极易了解的通俗书，在欧美科学出版物中可算是空前的著作；
（2）本书用浅显而有趣的方法叙述科学的全体，常人读之不嫌其艰深，专家读之不嫌其乏味；
（3）原书第一册出版后，两个月内翻版至八次之多，其价值可想见；
（4）译者有19人，都是留学欧美的各科专家，按照各科门类分科译出，可算是译述界的一种创举；
（5）本书原版美金18元，约当国币36元，日文译本售日金36元，现在本馆译本，全部四册，预约只售国币12元，仅及原价三分之一。
《科学》杂志介绍了《科学大纲》此书可贵之处在于“传述科学之方法”，并能让我们对“艰冷无生气之智识”产生兴趣，读之“不但了然于科学之进步，且将奋起其自行研究之心”，该文概括了《科学大纲》的几个特性：
（1）选材之精新。如天演学中之最近发现，物理学中的相对论，心理学之灵学，皆今日科学界之大问题，为人人所急欲知者也。
（2）叙述之明了。科学之书，深奥者失之艰涩，浅显者流于肤陋，多陈事实者，患干燥无味。此书独能以小说之笔达艰深之理，使读者“如闻天乐”之叹，是殆得未曾有者。
（3）图画例证之众多而精美，亦足增本书之趣味与价值。
1922年至1923年间在《读书杂志》、《晨报副刊》、《东方杂志》、《太平洋》、《二十世纪》、《创造日汇刊》等期刊上都有关于《科学大纲》的介绍、评论文章。部分内容也通过科学社的演讲活动得到了一定传播。如秉志于1922年春夏演讲 “人类之天演”与“动物之竞存”等，演讲稿还整理成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2. 当时读者对《科学大纲》的评价
在《科学大纲》被赞誉和传播的过程中，也有一些读者对该书的部分内容、翻译、售价等进行了不少讨论。关于《科学大纲》评论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科内容不平衡，生物学内容多，物理学较少、心理学更少。
《科学大纲》38篇，20篇以上是生物学，10余篇为物理学，2、3篇为心理学，有人认为数量的顺序也是质量的顺序，如“达尔文主义在今日之位置”，把达尔文以后天演学说的进步和各家学说的要点，都进行了精确的评价，是研究天演学说的一篇最好文字。
第二、38篇文章翻译质量有别，有的文笔优美通俗易懂，有的语句不通，不易通晓。
科学文本应以流畅、达意为核心要素，但有读者却认为《科学大纲》的译文多处看不懂。有评论文章将原文与译文进行了对比，指出多处地方翻译有问题，有的意思含混不清，有的译错。特别指出人名、地名的翻译中，同一卷里同一人有两个译名，包括众所周知的亚里士多德，也免不了译为“亚力司笃德”和“亚里士多德”，Laplace译为“拉伯拉斯”和“拉普拉士”。Descent of Man译为“原人”和“人类之世系”，Harmones译为“合而门”和“合而孟”等等。“汉译《科学大纲》”一文作者认为秉志翻译的三篇最易懂，胡先骕的三篇最不易懂，因为他们“译书方法各走一端”秉志是看完一段，把原文放在一边，用自己的语言讲出内容，胡先骕则是逐字逐句翻译，包括无意义的形容词也不放过，结果是无人能读。而且《科学大纲》中还有不少排印上的错误（除了书末正误表已经指出者外，读者还发现了许多）。该文还特别指出“讲到文字的清洁与翻译的优美，我们应该将胡明复、胡刚复两先生之名字提出，以表示我们的钦佩。我们读二位先生之翻译及英文原文，如同看见男女二人在路旁散步，虽然挽了手臂，然各具有合于衣履之步法而不伤其天然之美丽。如果不全读，秉志的译文不容错过，又其中有极少数几篇文章不怕荒唐，简直可说非重写不可。”
第三、文字的翻译问题影响了内容的传播。
《科学大纲》出版之后，很多读者渴望读到此书。第一、二册出版之后，读者未见第三、四册，有人撰文表达了迫切之情。但也有读者表示，由于兴趣缘故，先看第三篇环境之适应，“在我未读完一页时，而使我对于读书的热度降于零”。指责译文不通，含混“看不明白，也读不下去”。该读者对第三篇、第六篇进行了很多段落的分析，指出“无论如何，他们的文字——照举出的两篇而言，决不能引人入胜”。所以这部书“仍未足尽传播之能是”，“这是我可以断定的”。本书每篇论文，皆由商务印书馆特约科学家翻译，言“更欲以译者诸君之名，为是书加一层保证”实在是没有做到。
第四、关于“灵学”有较多关注与争议。
对于灵学讨论的文章较多，总体上是怀疑其科学性，认为“读此文者不得不生三种疑问”，三种疑问不论是科学本身，还是科学方法均涉及灵学。更有读者认为“令我们不大满意的是心理学科，心理第三篇，灵学”，“说的那些见儿神的事体”，“是一种变态心理”，“能不能不算做是一种科学，还是绝大的问题”。
第五、售价较高，影响一般读者，尤其是贫寒学子的购买阅读。
有读者指出《科学大纲》通俗，而价目却毫不通俗，区区一介寒士，虽十分想买来一读，以增长自己的常识，实在没有可购买的能力，亦只得“望洋兴叹”了。有位读者去朋友家看到此书，迫不及待拿来翻看，“第一册果然名不虚传，纸张洁白，印刷精良，几张五彩图，已足令人‘叹观止’了。”在印刷方面，好纸、精装，但高价阻止了一般人，尤其是贫穷人来买读。
△汉译《科学大纲》中的部分彩色插图
1924年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了李晓峰翻译的“心的初现”和“心灵学”，注明译自《科学大纲》。译者没有讲为什么要翻译《科学大纲》的这两部分内容，但根据当时人们评论的文章，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可能因为译文不好懂。
小结
《科学大纲》在民国时期的翻译出版无疑是中国科学传播的重要实践，它在中国产生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根据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科学大纲》的命运并不理想。一是，虽然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声称 “以译者之名为是书加一层保证”，各种广告声称它是“译述界的一种创举”，但最后的读者评价却不如人意。其二，在中国，现在已经很少有人阅读《科学大纲》了，该书在万有文库之后也没有再版；而其英文底本在西方电子图书目录中仍位居前100名，非常受欢迎，还有不同版本的音频朗读版。从原著与译著的生命力来看，也存在一定差距。根据我们的研究，该书的翻译、售价在当时并不能令普通大众满意，有人甚至希望有一部较完善的再版出现，但终究还是没有。也许这些问题对《科学大纲》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三，根据本文的研究也可以看出，该书对于汤姆生强调的科学的趣味性传播有余，但对于科学的认知方式，以及科学的动态发展等方面的传播不足。这也许也是我们今天的科学传播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吧。
（全文完）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翻译史研究”公众号的支持和订阅，因微信公众号在进行留言功能整改，目前对新近注册的帐号关闭了留言功能。读者对各栏目及文章有任何建议，欢迎您通过公众号推送对话框留言，或发送邮件至fanyishi@cuhk.edu.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