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过《词与物》是后现代主义吗？
Editor's Note
某个标榜自己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公众号，却挂着福柯的头像，尽管福柯本人不是后现代，但这种行为却很后现代。而这篇文章也可以澄清一下福柯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到芬兰车站 Author 过载白一VS幻想者
封面出自福柯1994年版《词与物》英译本，经路觉修改。
作者/ 过载白一VS幻想者
排版/ 路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许多人眼里《词与物》这样一部非常现代的著作会被理解成后现代的东西，今天我就来帮大家驱散这种奇怪的印象。这个文章正好用于补充《来自权力构式的批判·序：人之死》有所遗漏的地方。
回答这个书名：什么是《词与物》？
要了解一部著作，简单直接的方法是先从标题入手，我们所熟知的《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只是福柯所设想的其中一个标题，他最早定的标题是“世界的散文”（La Prose du monde），但已经与梅洛-庞蒂的遗作重名被出版社拒绝了，于是另拟了“事物的秩序”和“词与物”这两个标题，但前者又和另一部正出版的书重名了，于是“词与物”成了最终的选择。可1970年，《词与物》的英译本出版时，他又毫不犹豫将其改为The Order of Things，即“事物的秩序”，可见这才是他所心仪的标题。
这样的标题差异说明什么呢？首先解释“词与物”，它可以与当时非常流行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联系在一起，词可以被当成是能指，物可以被当成是所指。福柯曾说这是我的符号学作品，好像他研究的是从16世纪到19世纪符号体系的变化，如果这样，那这本书就只是在探讨词与物之间的关系。但其实远不止如此，因为他自己研究的不只是符号，而是一整个知识结构的变化，它最终在19世纪使人站到了这个知识结构的中心，随着这个中心的形成“人文科学”诞生了，因此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对“人文科学”的考古。福柯的目的是看看哪些不同的要素最终在一定的排列组合之下，构成了“人文科学的秩序”。
而“事物的秩序”就比“词与物”更好的表达了那种整体知识结构，它在书中也被福柯称作认识型（épistémé） ，这个概念直接承袭于巴什拉-康吉莱姆和阿尔都塞（其中阿尔都塞是他在巴黎高师的老师，康吉莱姆是他博士论文[1]的导师）的认识论断裂（Rupture épistémologique），传统翻译为知识型当然也不算错，但这样就隐去了与上述法国科学认识论之间的联系。
正如图2的封面用套娃所隐喻的，首先这是一种排序和布局，这种排序和布局就可以整体地看作是一种“事物的秩序”；其次，如果仅仅把一个个套娃当成是自成体系的“事物的秩序”，那么他们之间就存在许多的断裂带。这就是这本书所涉及的“三大认识型”和“两大间断性”，其中前者是这本书讲的最多的东西，因此“事物的秩序”恰如其名。
与《古典时代疯狂史》不同，这部著作的主题不是关于“异”的历史，而是关于各种“同”的历史，是致力于“相似性、相同和同一性的历史”。（l'histoire de la ressemblance，du même，de l'identité），上述诸“同”可以被简单看成是三大认识型的特征。我们下面来看看三大认识型具体是怎么划分的：
三大认识型（épistémé）：
传统认识型（16世纪——17世纪中叶）是以“相似性”为核心的秩序。
古典认识型（17世纪中叶——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可以看作是事物表象之间“相同”与“相异”的秩序。他的典型是分类学和图表。
现代认识型（19世纪以后）可以看作是事物处在总体之内的同一性秩序。正如黑格尔所揭示的，真正的同一性是一种包含差异的自我区别运动，也正是如此真理是一个总体。
可以看到这真的不是一部后现代著作，相反，福柯是在努力勾勒出各种层次和有序性。书中非常有名的“人之死”（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也老被当成“后现代”，“人之死”在当代物理主义那里甚至更为彻底）的口号其实也是结构主义运动的共识：它真正想表达的是人处在一定秩序和结构之中（如列维-斯特劳斯就说要分解人、分析人），而非一种自足的万能主体。也就是说《词与物》并不是后结构主义甚至后现代的东西。
正如福柯所说：“结构主义并不是什么新方法。它不过是被唤醒了的、令人焦躁不安的、有关现代思想的意识而已。”
有人一提到福柯就说断裂和非连续性，但在这本书里，真正谈到断裂的地方其实非常少，大概只分到了两章左右的篇幅。并且可以看到，出现断裂的情况其实是非常特殊的和被限定的。
两大间断性（discontinuité）：
相似的极限（17世纪中叶）。代表人物堂吉诃德。
表象的极限（18世界末和19世纪初）。代表人物萨德。
当然，《词与物》中对于这些结构性断裂是怎么走向断裂或断裂是如何发生的论证是不充分的，这种间断性更多不是体现在“断裂”上，而是体现在各个“认识型”的明显特性上。因为结构主义擅长把握的更多是横向各个结构之间的特性（如人类学），但对于纵向结构的变化和转换其实是比不上历史学的。所以萨特和其他历史学家才批判这本书无视历史：
可福柯展示给我们的，正如康泰尔（Kanters）所评价的那样，是一种地质学：它探究形成我们“土壤”的一系列相继的（successives）地层。这些地层中的每一层都限定着某种思想类型在一定时期内取胜的可能性之条件。但福柯却没有告诉我们真正有意思的东西：他既没说每种思想是怎样从这些条件下构建的，也没说人是如何从一种思想过渡到另一种思想的。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涉及实践，因此，历史成为他明确拒绝的东西。无可否认，他的观点仍然是有一定历史性的。它区别时代，分出前后。但他是在用幻灯取代电影，用静止的连续取代历史的运动。他的书的成功是意料之中的。不过，人们期待的真正原创思想却从未出现过。福柯只是给普通人带来了他们所渴求的东西：一种折衷的综合，其中罗布-格里耶、结构主义、语言学、拉康和《泰凯尔》（Tel Quel）被依次用来证明对历史理解的不可能性。[2]
萨特是对的，事实上他的这段评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3]福柯最终抛弃结构主义教义。因为福柯并不打算把历史与结构对立起来，它反对的只是那种宣称有某种神秘的早已设定好起源（事实上这种起源都是在现代建构，然后安放回去方便整理脉络的），等待他自我发展就好的黑格尔式的目的论的观念史（如恶名昭彰的《世界史哲学演讲录》，基本上既不世界也不历史）。
例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就批判了那种假装成历史的思辨目的论：
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惟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4]
所以福柯先是在《科学的考古学：答认识论小组[5]》（1968）中简单回答自己并不认可那种任意的“非连续性”。
后来在《知识考古学》（1969）里又重新聚焦了《词与物》（1966）中并不涉及的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萨特的批评：“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涉及实践。”被福柯所重视了[6]，随着实践的引入，这时知识结构的“认识型”（épistémé）就产生了断裂。同时为了更好的把握历史，横向的考古学方法也引入了纵向的谱系学方法。在这些工具的轮番轰炸之下，最后“认识型”（épistémé）范式渐渐被权力—知识的“部署”（dispositif）图式所替代，从此关系和结构不再是自在那里的，而是在各种实践中不断生成的。
所以在走出结构主义之后（有人说福柯从此成了所谓“后结构主义者”，这其实也不对，因为这只不过是历史的回归，具体可见福柯的一篇文章《回归历史》），《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1975）才被福柯看作是“我的第一部著作”，而这本书也才真正是福柯自身原创性的体现。/
来自权力构式的批判·序：人之死
翻译 | 萨特回应结构主义(上)
翻译 | 萨特回应结构主义(下)
[1] 《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疯狂史》（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1961
[2] Jean-Paul Sartre Répond, L'Arc 1966.10，全文翻译可见：翻译 | 萨特回应结构主义(上)
[3] 当然，福柯表面上并没有承认
[4] 出自《德意志意识形态》，最新译文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40页
[5] 这个认识论小组的成员包括巴迪欧和米勒等新一代法国哲学家
[6] 福柯与萨特后来还共办了《解放报》，并且经常一起参与街头政治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