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沃热·齐泽克 | 哲学的三个事件之黑格尔的绝对与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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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拉沃热·齐泽克

翻译：Walt

排版：戛剑生

——节选自《Event:Philosophy in Transit》第四章第三节，标题译者自拟。 

正文

只有在此背景下我们才能明白黑格尔所谓的“绝对认知”（absolute knowing）是什么，关键在于：拿掉幻觉，你将随之失去真理本身。真理需要取道幻觉才可达至自身。我们应该将黑格尔放到之前提到的与“客观-主观-绝对”相一致的“柏拉图-笛卡尔-黑格尔”系列之中：柏拉图的“理念”是客观的，真理的化身；笛卡尔的“主体”代表着我的主观自我意识的绝对确定性。而黑格尔，他为哲学带来了什么？如果“主观”联系着我的主观局限性（subjective limitation），而“客观”意味着事物是其所是，那么“绝对”又是何物？黑格尔的答案是：“绝对”并不带来更多深度（deeper）、实质（substantial）以及向度（dimension），它仅仅是将（主观）幻觉投入至（客观）真理自身之中。“绝对”的立场使我们能够洞见现实是如何包含着虚构（或幻想），正确的选择是如何只能从错误的选择中脱颖而出。黑格尔因此是在责令我们倒转整个的哲学史，而这一过往的哲学史则构成了一系列将doxa（通俗意见）与真理知识区分开来的行为：对于黑格尔而言，doxa实则为真理知识的构成元素，而正是如此真理才得以成为当下（temporal（这里他将temporal与atemporal相对立，强调temporal的变化莫测，因此决定译为当下——译注）与具有事件性（evental）。这一包含了逻辑上悖论的事件性真理特质，是由当代法国研究合理性（rationality）与灾难的理论家Jean-Pierre Dupuy所提出的。他在他令人钦佩的关于希区柯克《迷魂记》的文本中写道：

一物拥有属性X直到某一时刻T；而在这一时刻T之后，不仅这一物不再拥有属性X；甚至连说它在任意时刻曾拥有过属性X都是错误的。“一物在某一时刻T时拥有属性X”这一命题因此受制于这一命题是何时提出的。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陈述的构想是：关键不仅在于“一物拥有属性X”这一命题的真理-价值受制于它所涉及的时间：就算这个时刻被指明了，真理-价值仍然受制于该命题自身被宣布出来的时刻。或者，引用Dupuy所拟的一个标题便是“我丧命后，我们的爱将不曾存在过”（when I’ll die, nothing of our love will ever have existed）。想想结婚与离婚的例子吧：对于离婚的权利最具智慧的论证（无独有偶正是由青年马克思所提出的）并不是粗俗的“爱亦如常物，随时间而变化且易朽”等等；相反，溶解（dissolvability）才正是婚姻这一概念之所指。结论应为，离婚亦常有这一回溯性范围：它并不仅仅意味着婚姻到此宣告失效，而是更加激进——婚姻应被宣告失效是因为它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婚姻。（苏联共义亦是如此：仅仅是说勃列日涅夫的时代“国家停滞了”、“它穷尽了自身一切潜能”、“落后于时代”，是远远不够的，它的悲惨结局所证明了的应是，它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历史僵局。）

这一悖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关于黑格尔式辩证过程的扭结（twists）与反转（turns）的线索。举个例子，黑格尔将雅各宾革命恐怖（revolutionary Terror）视为在绝对自由的抽象否定性（abstract negativity of the absolute freedom）之中的活动，它无法在自由（freedom）的具体社会秩序中立足，因此只能在自我-毁灭的狂暴之中结束。然而，我们应该谨记的是：因为我们在此所遭遇到的是一个历史性选择（这一选择介乎于法兰西式维持天主教社会秩序的路径因此有义务卷入自我-毁灭的革命恐怖，与日耳曼式改革），这一选择所涉及到的恰恰正是同样根本的辩证性悖论——来自于《精神现象学》（1807）中——在两种对于“精神是骨头”的解读中（黑格尔在此使用了有关阳物的隐喻，即作为授精器官的阳物与作为排尿器官的阳物）：与只看到阳物作为排尿器官的粗俗的经验论思维不同，黑格尔的要点在于，所有正确的思辨态度都必须选择作为授精器官的一面。悖论的一面在于，对于“授精”的直接选择正是能够最终错过它的不二之选：根本不可能直接地选择“正确的含义”，亦即，我们只能首先从做出一个“错误的”选择（选择“排尿”）出发；作为最初“错误”解读的后设-效应（after-effect）或副产品，正确的思辨性含义只能从这一重复性的解读中才能破茧而出。这也同样适用于社会生活，在其中，对特定伦理的生活-世界之“具体普遍性”的直接选择，只会因其对作为现代性特征之基础的主体性之无限权利的拒绝，而沦为向前-现代有机社会的倒退。因为现代国家的主体-公民（subject-citizen）不再能够接受原本在有机社会整体（organic social Whole）中为他们授予固定位置的某些特殊社会角色，因此革命恐怖便成为了通往现代国家之合理总体性的必由之路：人们应该无情地撕破前-现代有机“具体普遍性”的限制，并坚定地主张在自身抽象否定性中的主体性之无限权利。易言之，黑格尔对革命恐怖的分析并非简单地意识到，革命性计划包含了单方面坚称的抽象普遍理性，并由于无法将革命活力转化为具体、稳定、差异化的社会秩序，因此便命定亡于自我-毁灭的狂暴中；相反，黑格尔的重点在于提出，为何即使革命恐怖是一个历史性僵局，我们却仍然必须经历它之后才能达至现代合理国家之谜。

就举道歉过程的例子说吧：若我用粗鲁言辞冒犯了某人，对我而言正确之事应是给予他一个真诚的道歉，而对他而言正确之事则是说，比如“谢谢，我很感激，但我并没有被冒犯，我知道你并非有意，所以你不必道歉！”关键在于，当然，虽然最终结果是不需要任何道歉，但人们必须先通过道歉才能得到这一结果：“你不必道歉”只出现在当我确实道歉了之后，所以尽管形式上“没有任何事发生”——对方提出我的道歉是不必要的——在这一过程的最终仍然有所收获（或许拯救了一段友谊）。因此辩证过程便比它实际看上去更加精炼。

庸常之见认为，在辩证过程中，我们只得途径谬误之路才能达至最终真理，因此这些谬误并非单纯是被抛弃（discarded），而是被“扬弃”（sublated）在最终真理之中，即被作为内在于最终真理的某一时刻而保存了下来。这一庸见所忽略的是：谬误恰恰是作为多余/不必要的（superfluous）的东西而被“扬弃”了的（否定-保存-升华）。

这一无须借助时光机便能改变过去的循环（circle）是如何可能的呢？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当然我们无法改变过去的实际与现实，但我们可以改变过去的虚拟维度（virtual dimension）——当某些激进的“大写之新”（radically New）出现，这一“大写之新”会回溯性地创造自身出现的可能性与原因或条件。正是潜能（potentiality），能被植入进（或者被收回于（此处齐泽克意在强调不仅某物的出现可以是事件性的，某物之消亡也可以是事件性的，比如他在下文中举的《迷魂记》的例子——译注）过往的现实。比如坠入爱河（falling in love）便能够改变过去：就好像我总是-已经（always-ready）爱上了你，就好像我们的相爱在我们相遇之前便是命中注定的。我现在的（present）爱造成了使这爱产生的过去（past）。在希区柯克的《迷魂记》中所发生之事却恰好与上述“坠入爱河”相反：过去的改变造成了对象a（拉康用以规定无法实现与获得的欲望对象的术语）的丧失。男主角斯科蒂在《迷魂记》中首先所经历的是他挚爱的玛德琳的丧失；而当他在朱蒂身上重塑出了玛德琳的影子后，却发现了原本他熟识的玛德琳实际上是朱蒂所伪装而成的这一事实，他所发觉的事实不仅是朱蒂是一个假的玛德琳（这一点他很清楚，因为正是他一手将朱蒂重塑为玛德琳的），而是朱蒂并不是一个假的玛德琳——她正是他原本熟识的玛德琳——玛德琳自身便是一个假货了：对象a碎裂了，丧失本身丧失了，出现了一个“否定的否定”。斯科蒂的发现改变了过去，剥夺了对象a的丧失客体。这一当下的（temporal）悖论同样塑形了一切事件，包括了政治性事件——德国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对此心知肚明，在她反驳社会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斯坦的论辩中，她针对修正主义者担心无产阶级会在时机成熟之前“过早地”夺权而提出了两点论断：

社会主义革命预设了持久而艰难的斗争，而在这斗争期间，无产阶级或许会失败许多次，因此从斗争最终的结果回头望去，他们将必然地“过早地”夺权……根本不可能避免无产阶级“过早地”夺得国家权力，因为这一“过早的”进攻是创造最终胜利所依赖的政治条件的重要因素。在伴随着夺权时的政治危机中，在漫长且艰难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将会获得政治上的成熟，这将适时地为他们带来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既然无产阶级除了“过早地”夺权外别无选择，既然无产阶级绝对必须在能够永久维持权力之前多次“过早地”夺权，对于“过早地”取得权力的反对，便实际上是对于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权力的诉求的拒绝。

这里并不是在声张什么元-语言：并没有能够为我们提供计算究竟该有多少次“过早的”尝试的外部-位置。为何？因为这个例子强调的是真理源自误认（正如拉康所言，verite surgit de la meprise），正是在这一误认之中，“过早的”尝试改变了当下性（temporality）：主体“向前跳跃”（jumps ahead）并在情形完全明朗之前铤而走险。主体在符号秩序中的介入（engagement）在前后两个方向上沿着时间的线性流动前进：它牵涉到沉淀（precipitation）与回溯效力（retroactivity），即事物回溯性地成为自身，或事物的身份只能在延迟于自身之中获得。简言之，每一个行为都毫无疑问“过早”或，同时，“过迟”。我们必须懂得等待，而非失去勇气：若行为发生得过快，那么这一行为将成为拉康所谓的“过激行为”（passage a l’acte），即粗暴的向前-逃离，来回避僵局。若某人错失良机从而行动地过迟，则这一行为本身便失去了事件的性质，即造成“一切皆不再如过往”的激进介入，而沦为常规之事。问题的关键在于，毫无疑问，任何行为都总是发生地同时过早（条件从未彻底成熟，我们总是必须屈服于介入的急迫性，从来没有供我们等待与策略性计算的足够时间，行为总是先于其确定性，并且把赌注投在其将会回溯性地建立自身的条件上）又过迟（行动的急迫性总是意味着我们已经下手太晚了，我们总是早就应该先下手了，每一个行动都是对于以下这一情形的反应，即我们太迟行动了）。简言之，对于行动而言根本没有正确的时间——如果我们等待正确的时间才发起行动，那么这一行为便早已被降格为存在之秩序中的寻常之事了。

正是由于这一当下性（temporal）的矛盾，对于黑格尔而言，一切都成为了事件性的：某一事是自身生成的过程事件（齐泽克在我未译出的上文部分中将过程，即process，规定为事件性的——译注）的结果，它所具备的过程性（processuality）去-实体化（de-substantialize）了自身。精神（spirit）本身因此便是去-实体化的：它并非自然的实证性反-作用（positive counter-force），并非逐渐打破并显露自惰性自然事物的不同的实体；它仅是这一“自我-释放-自”（freeing-itself-from）的过程。黑格尔拒绝将精神看做是某种为过程进行奠基（underlie）的实证性中介：

精神总是被视为主体、被视为在做着什么，无论它做的是什么、被视为运动与过程、被视为某些依然是特殊之物，其活动或多或少有些偶然性……正是这一精神之本质，要成为这绝对的活泼（liveliness）、成为这一过程、要先于其自然性与直接性而开始、要回到自身，并且释放自己，它当且仅当作为自身的产物回到自身时才成为自身；它的实在性仅仅在于它已使自身成为其所是。

费尔巴哈与马克思对黑格尔所做的唯物主义式反转拒绝了这一自我指涉性的循环性（circularity），将其仅作为唯心主义式神秘化而打发了：对于费尔巴哈与马克思而言，人类是靠实现自身“本质力量”（essential forces）而维系自身（assert）的Gattungswesen（类存在）。黑格尔式的事件因而便被他俩消除了，我们继而便退回到了由本质性特性所赋予的实存性实体（substantial entity）的亚里士多德式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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