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hieu Renault | 反暴力：黑格尔的神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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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制作：路觉

作者/ Matthieu Renault

翻译/ 何啸风

排版/ 路觉

引言

为纪念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08.27—1831.11.14)逝世190周年，故推送此文以飱读者。这篇文章的作者主要是批判20世纪以来，对黑格尔的庸常解读，并且认为：主奴的殊死斗争并非双方关系的结束，乃是开始。

文章出自哲学杂志《Radical Philosophy》，原文标题为"Counter-violence, a ‘Hegelian’ myth"，作者是Matthieu Renault，由何啸风先生翻译。原文链接：https://www.radicalphilosophy.com/article/counter-violence-a-hegelian-myth

（本文约6500字，预计阅读时间16分钟。）

#03

（第二轮）生死斗争：反暴力的效用

时间回到1952年，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出版的年份。如果说法农在书中直面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把它同殖民地种族主义进行比较，那么，这种比较的高潮是第7章“黑人和承认”，尤其是第7章第2节“黑人和黑格尔”。今天，法农的论点众所周知。他认为，黑人——法国殖民地的黑人，加勒比地区的黑人，“黑皮肤的法国人”——依然还是奴隶，因为黑人没有在寻求承认的生死斗争中豁出生命：“在白人和黑人之间没有公开的斗争”。“一天白人主子不经斗争地承认了黑人奴隶”。法农或许没有明说，但是，他无疑指的是废奴。废奴只会赋予奴隶一种虚假、不安的 自我意识，因为这种承认是他人施舍的，不是自己赢得的。

“处于奴隶地位，黑人涌入主人所在的城堡周围的木栅栏里。同这些被准许每年一次在客厅跳舞的仆人一样，黑人寻求支持。黑人没有主人。当不再有奴隶时，就没有主人。”

白人决定把一些“人-机器-牲口”提高到至高无上的“人”的行列。黑人没有把自己提高到人的行列：“骚乱从外部波及黑人。黑人受到影响……黑人不知道自由的代价，因为他没有为自由而斗争过。”  

在历史上，废奴导致奴隶（自我）解放的辩证过程戛然而止。法农思考的正是这种反-辩证法（anti-dialectic）。自从奴隶制废除之后，在法国殖民帝国中，这种反辩证法就控制着白人与黑人的关系。而在美国，种族主义积重难返，白人甚至懒得假装承认黑人，因此黑人参与了真正的解放过程：“有交战，有失败，有休战，有胜利。”与此相反，在缺乏公开冲突的地方，黑人往往把主人形象内化，认同主人形象：奴隶把黑皮肤藏在白面具后面。我们可以用黑格尔的“苦恼意识”来解释这种分裂，就像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一样。不过，这是半个世纪来重新解读黑人激进思想的另一个篇章了。

为了佐证主奴生死斗争的必要性，法农同巴克-莫斯一样引用了《精神现象学》那句话：“一个不曾把生命拿去拼了一场的人，诚然也可以被承认为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达到他之所以被承认的真理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像巴克-莫斯所希望的那样，法农把这句话从上下文抽离出来。在原本的上下文中，斗争建构主奴角色，而不是打破了主奴角色。不过，巴克-莫斯对法农的解读有所反对。法农认为主奴生死斗争从未发生，而巴克-莫斯认为，它至少在一个例子中发生了，而且 黑格尔把这个例子作为同类斗争的原型。

这种黑格尔色彩，依然体现在《全世界受苦的人》那著名的暴力理论中。在法农看来， 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在许多方面实现了主奴生死斗争，而加勒比地区的黑人没有。因此，他把反殖民暴力定义为反暴力：“殖民制度的暴力和被殖民者的暴力，在非凡的相互一致中互相平衡和互相呼应。这种暴力因宗主国的大量移民将尤为可怕。在被殖民的人们内部的暴力的发展，将是与有争议的殖民统治施行的暴力成正比。”至少在一开始，被殖民者的暴力，不过是把殖民者的暴力还给他们。它是“事物的讽刺回归”（ironic return of things）：一种反冲。事实上，这种生死斗争是废除殖民主义的起始暴力的必要条件：它是对殖民征服的反转，是对历史的抹除。

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说，黑格尔的奴隶“陷于对象中，在工作中找得到解放源泉”。与此不同，黑人想要像主人那样，它抛弃了对象。在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背景下，赋予工作解放潜能是有问题的。不过，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呼吁某种形式的工作：“被殖民者认为存在这种暴力，因为暴力是他惟一的工作，具有积极的和陶冶人的特点。”毫无疑问，它指的是黑格尔所说的工作对奴隶自我意识的陶冶功能。只不过，法农认为这种工作就是生死斗争的工作；这种工作就是暴力的工作。

从这个角度看，《黑皮肤，白面具》的法农和《全世界受苦的人》的法农有一大差异。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法农意识到被承认为人等同于被承认为白人的困境，但是，他依然把生死斗争视为寻求承认的斗争，视为和解过程的起点：“我已瞥见，在这纪念碑的顶端，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相互伸出手。”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法农反对把寻求殖民者的承认视为被殖民者解放的起点，反对殖民主义无情的“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在一切行动之前，被殖民者/奴隶必须互相承认。这种“横向的”自我承认是在战斗中展开的。这场斗争不仅要废除主人/殖民者的角色，而且要废除各种（殖民主义的/外生的）“纵向的”承认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的/内生的）再生条件。“横向”的承认意味着，在反殖民斗争开端的暴力过后，随之而来的是对暴力的改造，以及对（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工作的重新发明：这种对身体和心灵的去殖民化，远远超出了政治-民族独立斗争的范围。

显然，法农对黑格尔的挪用，深深影响了后来人们对主奴辩证法的反种族主义重构。可是，法农没有提出或发明第二轮生死斗争（争取解放的斗争）这一母题。上文已经指出，从文本考据上说，黑格尔那里无法得出这一母题。法农直接把这个母题视为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法农沿袭了这一母题。但是，从哪里沿袭来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迈出最后一步。

#04

神话的起源：黑格尔的嬗变（马尔库塞、科耶夫）

时间来到1932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年轻的马尔库塞立马对手稿进行了细致分析，发现了黑格尔的“主人与奴隶”章节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联系——换句话说，黑格尔的奴隶与马克思的劳动者的联系，主奴辩证法与阶级斗争图示的联系。这样一来，后者成了以马克思的视角对黑格尔的翻译。作为批判哲学（critical philosophy）的老生常谈，这种观念今天依然存在，尽管克里斯·亚瑟早就证明它仅仅是“马克思学的神话”(myth of Marxology)。可是，观念史往往就是这样，面对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母体的强大生产力，“真相”是无关紧要的。几十年来，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俨然成了一套机器，生产出无穷无尽的压迫和解放的话语，远远超出了严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领域。如果说它是一个“神话”，那么，我们不应该（仅仅）在否定意义上理解它。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联系，对主奴辩证法的“替补”（争取解放的生死斗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只需要看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它既是整整一代人的马克思主义入门手册，也是全世界受苦的人》的法农的参照对象。如果是暴力首先是建立和维护（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暴力，那么，恩格斯同样认为，“内部国家权力”的反面是解放性和革命性的反暴力：“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用《共产党宣言》的话说，暴力的作用是“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

从这个角度看，一个重要的事件是，戴维斯（马尔库塞的学生，美国的犹太移民）1970年从狱中写信给马尔库塞 ，问他能不能给《关于自由的课程》作序。虽然马尔库塞坦承他不愿意讨论一本“他完全不熟悉的领域”的著作，但是他赞扬戴维斯把“人的自由”的哲学概念翻译为黑人和“全世界被压迫者”的斗争，赞扬戴维斯把黑格尔关于主奴关系的反转的论述，巧妙地展示在行动中：“在你的课程中……在黑人奴隶建立自己的身份，摧毁主人的暴力的斗争中，黑格尔的哲学分析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发明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主奴辩证法的人，不是马尔库塞，而是俄裔法国哲学家科耶夫。1933-1939年，科耶夫在高等社会科学院开设了传奇的课程。在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脉络下，科耶夫把黑格尔的主奴叙事抽离出来，从而重构为一个独立的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主奴辩证法不过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与此相反，科耶夫把主奴辩证法视为《精神现象学》所追溯的精神的整个历程的动态原则，既是它的起源，也是它的终点。科耶夫把精神的整个历程等同于人类发生学（anthropogenetic）历史——始于主奴关系的形成，终于主奴关系的废除。

在科耶夫看来，奴隶-劳动者的解放，意味着奴隶把主人的战士原则（冒生命危险的原则（据为己有）。这种对“他者”的谋杀，产生了“奴隶身份的因素”和“生死斗争的因素”的综合体，产生了主人与奴隶的综合体——拿破仑式国家的公民、战士-劳动者、武装劳动者。科耶夫“无凭无据”把主奴辩证法投射到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因此他轻松地“证明”主奴辩证法在第二轮生死斗争中达到高潮。第二轮斗争摧毁了主奴角色，它是为了“纯荣誉”的第一轮生死斗争的反转。

不仅如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科耶夫看来，真正的革命时刻不是1789年，因为腐朽的君主制是自然死亡的（尽管启蒙运动助了一臂之力）。与此相反，真正的革命时刻是1793年，是大恐怖。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的斗争不可能是一种本义上的阶级斗争，一种主人和奴隶之间的战争”。“奴隶为了得到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流血斗争是必需的”。“革命者的自由民-劳动者，他自己创造了把死亡因素引到他自己身上的处境”。他不得不豁出自己的生命，豁出他人的生命。鲜血流满了大地，没有原因。因此，法国大革命表现了一切革命的规律（科耶夫似乎从苏联经验中得到这个规律）：革命总是分裂为两个环节：“一场革命在开始时通常是不流血的，甚至没有斗争。旧制度死于感染，而不是死于暗杀。”可是，第一阶段之后，将是第二阶段：“消灭的狂热”（furie de l'anéantissement）。“不经过流血斗争的解放在形而上学方面是不可能的”，因为“正是杀人的战争确保了历史的自由和人的自由的历史性”。

即使后来继承科耶夫对主奴辩证法的改写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无意为大恐怖辩护，但是，他们依然像科耶夫一样把革命暴力的内在价值归结为某种“生死斗争”。它不仅是社会变革的手段或工具，而且是真实内心变革的动力，是奴隶意识的蜕变。继承科耶夫的人们之中，最突出的就是法农。正如萨特所说，法农指出殖民战争内核处的恐怖逻辑：“恐怖、反恐怖、暴力、反暴力……这就是观察家们在描述阿尔及利亚那如此明显和如此根深蒂固的仇恨和恶性循环时苦涩地记录下来的事。”

虽然本文来不及进一步论证，但是我认为，与其把科耶夫视为哲学史家，不如把他视为一个神话（多面的西方现代性神话的一个变种）的创造者。这个神话不仅是传统意义的虚构，而且是人类学意义的神话。这个神话之所以深刻地渗透和启发了批判思想，是因为它匿名地发挥作用。科耶夫巧妙地掩盖了他对黑格尔文本的介入和扭曲的本质。像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一样，科耶夫的叙事运用一连串固定、对立的术语，把二元逻辑重新引入黑格尔（三元）辩证逻辑的内核处，在某种意义上使辩证逻辑去辩证化，取消了辩证逻辑的流动性。

这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二元化，根源在于科耶夫的“本体二元论”（心灵vs.自然，人vs.动物）。正如巴特勒所说，这与黑格尔的思想是相悖的。实际上，科耶夫认为人类发生学——人成为人的过程——是人脱离动物状态、扬弃（既发扬，又抛弃）周遭自然的过程。因此，自然与文化对立（从自然过渡到文化）的古老主题，在这里重新上演了——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从自然过渡到文化是一切神话的基础。不仅如此，科耶夫的“神话”、循环的历史概念——在完全人性、技术的世界中，倒退回野蛮的动物状态——让黑格尔的目的论图示变得更加复杂。更重要的是，科耶夫提出了循环的绝对知识概念——绝对知识最终倒退回原始的“神话”和“巫术理性”。

在1948年底写给陈德滔的心中，科耶夫轻描淡写地说，他对黑格尔的解读“不过是作为夸张的宣传手段”。科耶夫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意地凸显了主奴辩证法的地位，以及作为一般方法的现象学图示。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把这种图示理解为一种简化或庸俗化——当然它确实是简化——而且要把它理解为把主奴关系形式化的企图。我们可以说，科耶夫发展了一系列人的生存的建构因素——斗争、劳动、死亡——从而开创了一套对术语、角色、功能、关系进行替换、排列、反转、重组的游戏。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立场，写出自己的一套神话。更准确地说，它让被压迫者披上奴隶的外衣，以便重新思考自我解放的形式和条件。

科耶夫最先指出，作为一种动态机制，主奴关系只能从奴隶的角度来阐述。主人身份陷入了一种“存在的绝路”，主人是没有历史的。而奴隶身份是一切变化（becoming）的源泉，人的历史无非是奴隶解放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如果有闲的主人身份是一条绝路，那么勤劳的奴隶身份则是一切人的、社会的、历史的进步的源泉。历史是奴隶劳动者的历史。”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少数派（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主奴辩证法的挪用。这种少数派挪用，是德勒兹-加塔利意义上的。即使法国哲学家宣判黑格尔神话“死刑”（德勒兹领导了审判），这种挪用依然存在。这些挪用应该被视为理论-政治的翻译（theoretical-political translations），或者视为同一个音乐主题的变奏。毫无疑问，解放的生死斗争、革命的反暴力，对主奴辩证法的这些变奏起了决定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巴克-莫斯等人试图挖掘主奴辩证法的历史来源，其实也不过是新的神话变种。

最后，我们给出一个可能的反对意见。列维-斯特劳斯明确指出，对某个神话变体的选择总是任意的，至少在“本体论层面”是任意的。也就是说，其他神话变体同样可以完成这个功能。所谓“本真的、原始的”或“真正”的版本，是不存在的。从这个观点出发，维维罗斯·德·卡斯特罗在《食人族形而上学》中指出，既然原始主题消失了，那么，严格来说，存在的只是各种变体、各种转译和置换的过程。当然，《精神现象学》同样不应该被视为这种意义上的起源，而应该被视为一种变体。它的不可否认的特权不在于它是“最初的版本”，而在于黑格尔与文本是神话的组成部分。

尽管如此，在追溯黑格尔的反暴力的过程中，我们确实在寻找这个神话的起源，最后把它定位在旧大陆上。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解读中，始终包含了历史（谱系）角度和神话角度的冲突或矛盾。但是，在文本中，我愿意接受《神话学4：裸人》的说法，认为它们最终是神话的新变种。

这种哲学上的审慎，不仅使我们避免跌入还原性解释的陷阱，而且还增强了我们的力量。实际上，这种审慎意味着，一切从我们的解释出发对一个神话提出的新解释都尾随这神话的各种已知解释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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