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鲍伊 | 哲学的终结？哲学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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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Andrew Bowie,Adorno and the Ends of Philosophy封面

作者/ 安德鲁·鲍伊

翻译/ 何啸风

排版/ 路觉、龙之川叶藏

引言

本文译自Andrew Bowie，Adorno and the Ends of Philosophy，一书（2013年版）,pp.22-29，标题由路觉自拟。关于作者可见：哲学家，艺术理解，隐喻：鲍伊访谈录

（本文约6000字，预计阅读时间16分钟。）

阿多尔诺的诸如此类主张广为人知：“哲学继续存在是因为实现它的那一刻已经错过了。”（Adorno 1997, 6, p. 15; see also Honneth 2008, pp. 93–111; O’Connor 2004）正确理解此类主张的阻碍是，人们通常批评阿多尔诺无法为肯定性的社会政治变革、哲学的具体事件提供实质性的见解。阿多尔诺的意思仿佛是，必须明确定义“什么是哲学”，而且哲学有“实现”的潜能。可是，真要问他到底指的是什么，人们便哑口无言了。不光如此，对哲学的这种定位似乎会导致分析哲学家大伤脑筋的那种太一般化的思维。

然而，若是把该主张放在一定语境中，就能看到更合理的故事。比如，把该主张和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哲学应该通过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来实现）结合起来，或许就可以理解它。人们曾经把“哲学的实现”和苏联阵营对“作为实践的哲学”的歪曲联系起来。在《否定辩证法课程》中，阿多尔诺说：“哲学向实践的转变并未发生，由于这一事实，我们不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把哲学理论视为陈旧、过时、多余之物。” (Adorno 2003, p. 69)其次，我们可以根据启蒙运动宗旨（寻求自我规定，使世界变得更人道）的失败来看待该主张。启蒙运动的失败，在阿多尔诺看来，和“工具理性”促成大屠杀发生的方式相关联。最后，我们还可以考虑“哲学的实现”的另一层含义（“哲学的终结”），使该主张变得更加具体。“哲学的终结”的其中一个版本，在分析哲学历史上的诸多层面实际上都扮演了关键角色。

假如把哲学视为形而上学（它要解释的是，变换的表象世界掩盖下的永恒真实世界），那么，哲学的终结已经以各种形式成为哲学的主题了。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早就批评黑格尔的理性哲学体系充当社会政治现状的“意识形态包装”。后来，哲学的终结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维也纳学派之中，他们试图把一切形而上学主张逐出哲学，以免被货真价实的科学指责为非理性主义。此做法在政治上难能可贵，但在哲学上乏善可陈。如今，哲学的终结又成了实用主义策略的一部分，理查德·罗蒂就试图重新定位分析哲学，让哲学摆脱对认识论的迷恋，因为认识论反思日益掩盖了更重要的社会、文化、政治、生存的关切。

阿多尔诺也持同样的观点，提出这样一个核心的辩证法假设，即一切思维都可能在某种情形下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实际上，认识论不仅是启蒙的方式，在某种情形下几乎是另一种背弃启蒙反思的方式。在特定场合，世上一切事物（哪怕像认识论这样明显客观之物）都可能具备某种社会意义、某种社会功能，从而转化为它所认识的自身的对立面。”(Adorno 2008, p. 104)通过说明“哲学的终结”的简短例子，我们就更接近阿多尔诺眼中哲学的具体实践和性质。

现在的问题是，哲学议题怎么和社会政治议题联系起来。社会政治议题正是让特定的哲学姿态脱颖而出的事物之一。阿多尔诺在哲学中寻求这样一些方式，以超越特定历史情形下显现给我们的特定世界（特定情形的压力使人盲目，看不到更人道的替代选择）。阿多尔诺提出了关于政治社会议题如何成为哲学关切的一种“元视角”，从而把关于这些议题细节的各种“论点”结合起来。而这，正是哲学的当代实践能从他这里学到的关键一课。这一结合涉及的各种矛盾，在阿多尔诺看来，并没有某种确定的“结论”。与此相反，这些矛盾本身表达了那些解决现代世界实际矛盾的试图的内在因素。看待这些矛盾，既要考虑矛盾的历史“起源”，又要考虑用来解决矛盾的论点和实践的“合法性”。这两个层面的分界线，和它们互相影响的方式一样重要：把难题划分为“起源”和“有效性”两块，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

想要了解阿多尔诺给出的替代选择，有个好办法是读一读他的《哲学概论》课程，还有别的导论课程，特别是《纯粹理性批判课程》。该课程旨在向学生展示:面对形而上学的终结，“做哲学”如何可能？阿多尔诺对听众强调：“我想讲的内容不是所谓的否定哲学，否定哲学和肯定哲学同样不堪一击。我想讲的是，要彻底拒绝这种可悲的思维方式。” (Adorno 1959–60, p. 4972)关于他到底主张观念论、实在论、唯物论，还是唯灵论，他的回答是“人们不应受限于这些标签，某种程度上彼此竞争”(ibid., p. 4790)，最终人们会说：“作为观念论者/唯我论，我必须以这种方法思考……”(ibid., p. 4791)这样的姿态似乎会导致阿多尔诺对哲学做出的承诺无法实现，从而导致某种相对主义。不过，这种看法并没有真正把握他的替代选择。

除非是最独断论的思想家，所有思想家都不难找到和自己的观点不兼容的立场。恰当地回应这一状况，不一定是仅仅贯彻现有的论点以克服其他不兼容的论点，也不一定是在自己的论点失效之时接纳其他论点，更不一定是在两种论点之间找到调和的立场。上述三个办法都假设，人们可以把产生矛盾论点的“议题”视为同一个议题，而且矛盾的某个“终点”是必要的目标。这里的难题在于，如同哲学历史告诉我们的，“议题”往往和它第一次出现时并不一致，而且“终点”似乎从不是确定无误的。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对于“构成哲学史的是矛盾而非逻辑”这一点，不能做出肯定的主张。可是，在现代哲学中，“对哲学内在矛盾的认识”扮演了至关重要（或许通常被忽视）的角色。我们可以认为，黑格尔试图在他的体系终点消除矛盾，从而融合、克服这一认识，而这正是阿多尔诺反对的地方。那么，阿多尔诺的主张究竟是什么？

简单说，阿多尔诺的主张是，真正重要的是产生矛盾的议题的“现实”。在某种程度上，“现实”的意思不涉及某种实质性的哲学承诺，因而不是那种因逃避对外部世界的怀疑论而生的哲学实在论。阿多尔诺提出的要求是，把我们考察的事物的一切决定因素都考虑进来。由于任何重大议题的研究过程都会遇到各种阻碍，他的要求或许永远无法达成。在更反思性的意义上，他的观点呼应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认为，“数学是比历史学更严格的学科”这种老生常谈不过是因为数学的生存论基础更加狭窄。他们二人都无意质疑数学命题的真值，但数学的分析性的“窄化”导致它有所“排斥”。对于理解一个关键议题，此做法或许是一大阻碍，或者更糟糕。

在《论证的使用》中，斯蒂芬·图尔敏说：“哲学家们通常认为，某些考察领域的论证本身要比其他领域的考察更易接受理性评价，例如，很多人一致认为，数学问题和日常事务问题在逻辑上要比（比如）法律、道德或审美问题具有某种程度的优先性……就我们看到的而言，所有这些不同领域的各种论证之间完全是一种平行关系，还没有明显的依据能够赋予数学和类似问题以优先性。”(Toulmin 2003a, p. 37)对于有效性的主张需要“依据”，而各学科给出其合法性的依据没有本质差异。果真有差异的话，某学科之外的人根本无法参与讨论，对其主张做出肯定或质疑。可是，自从哈曼在1780年代批评了康德先天综合命题，两种世界观的冲突便已成为大陆哲学/分析哲学之分的一部分。第一种世界观认为，数学构成的自然科学是可靠真理的基础。第二种世界观把“自然语言”视为“指标”，人们不能把世界简化为基于数学的解释所把握的东西。

在阿多尔诺看来，应对两种世界观的冲突，是所谓“非同一性”概念的一部分。“非同一性”涉及两个不同的观点。第一，莱布尼茨的观点认为，没有两个存在物彼此完全同一，这间接促使康德将“同一性”作为思维范畴的“功能”。同一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主体性的功能，这一点在阿多尔诺和康德的复杂关系中至关重要。第二，黑格尔的观点认为，因为事物的规定性取决于事物间的关系，所以人们无法把事物明确归入某种表现事物本质统一性的“分类概念”。这种观念形成黑格尔版本的“概念”，即“概念”是涵盖（事物间关系不断变化导致的）事物不断变化的一种动态推理结构。于是，这种反思会导致对内在属性/外在属性、内部关系/外部关系的形而上学关切。而这种思维方式，恰恰是阿多尔诺试图超越的。

当然，不是一切哲学争论都徒劳无功；它们在具体层面影响人们回应某一议题的方式。关键在于，不要把哲学争论视为产生越来越多矛盾论点的“话题”，而是如杜威所说：“哲学独特的职能、问题和主题是从共同体生活中的压力和紧张而来的，正是在这种共同体的生活中，才产生出了某种独特的哲学。因此，这种哲学中独特的问题将随着人类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生活的变化永不停息，这种变化也就不停地在人类的历史中产生危机和转折点。”人们的目标是解决哲学矛盾，可历史事实是这种托勒密宇宙和伽利略宇宙的矛盾从未解决。鉴于此，杜威的主张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例如，原子论和整体论的冲突（它促成了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之分），结果似乎人们普遍接受各种版本的整体论。虽然杰瑞·福多等人肯定反对这种判断，但这恰恰可以衡量整体论在诸多领域的大获全胜。人文学科和其他学科在原子论哲学路径上看不到什么前途。仅仅按照语词对事物的再现看待语义，把再现视为语言的决定层面而非语言中发生之事的一部分，这样的做法对理解人类文化收效甚微。阿多尔诺路径的有趣之处在于，为什么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之分构成了当时的诸多哲学活动。图尔敏（Toulmin 2003b）指出，由弗雷格和罗素的哲学发展而来的逻辑论、原子论路径可以同现代主义潮流联系起来。现代主义试图实现智识的纯粹性，抵消现实的社会世界和历史世界的模糊性和复杂性。

这种纯粹性的成果是有价值的：源自弗雷格的对逻辑的某些关注在计算机等应用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改变了（且正在改变）现代世界。然而，现代逻辑的成功应用，不能让哲学的分析关切合法化，不能达成一种“意义理论”，可以解答关键的认识论问题或其他问题。而且，分析哲学的这一层面还制造这样一种语言形象：它排除了人类交往中的诸多内容，包括音乐等表现形式和象征形式，以及解释中的伦理议题(see Bowie 1997, 2007; Forster 2010; Johnson 2008)。显然，这种语言形象弱化了关于人自我理解的诸多关键争论，导致这样一种语义学路径：它想证明认知科学能回答有关语言的决定性问题。如今，许多人都认为此路径乏善可陈。在《辩证法概论》中，阿多尔诺说：“世上的一切创造，无论是哲学的创造，还是艺术的创造，都可以被滥用来隔离人和事物，让人看不清事物。” (Adorno 2010, pp. 80–1)迈克尔·弗斯特（Forster 2010）指出，当代分析哲学的某些领域开始反对“语言学转向”（比如威廉姆斯森），这不仅仅是因为分析哲学的语言形象乏善可陈。

从这个角度来看，哲学必然涉及一个不断纠正路线的过程，因为专注于某一议题往往导致对其他重要议题的忽视。阿多尔诺说：“哲学史不仅是发现难题和解决难题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记忆和遗忘的循环往复。” (Adorno 1959–60, p. 4988)纠正路线这一说法或许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不足为奇，但在现代思想的关键领域，原子论路径的潜在危险还不明显。这种将特定议题简化为通常数学化的分析的做法，往往导致严重的难题。2008年，一流的数字化经济学家的公式几乎摧毁了世界经济体系，就很好地说明原子论分析的根本危害。在约翰·兰彻斯特对金融危机的生动、详实的分析中，有个例子恰恰体现了阿多尔诺所谓“辩证思维”的特点：一旦现象陷入现实世界诸因素的复杂关系，就会与人们预期中的正好相反。人们发明CDS本来是把风险分散到金融体系各环节中，避免某环节集中所有风险，而破坏整个体系。问题在于没人能追踪风险的扩散方式：“CDS原来是使借贷更安全的工具，结果反而放大和扩散了全球体系的风险”(Lanchester 2010, p. 65)这里的关键不是智识工具在错误情形下会导致灾难，而是这项工具被用来把事物排除出它的参考框架，这才是灾难的原因。在诸多现代经济理论潮流之下，数学模型都排除了对人们实际情况下的实际作为的考虑。在金融危机的后果面前，这些经济理论引发了一场危机。理查德·布朗克（Bronk 2009）有力地证明，在理解人们实际行为上，依靠经济学家可能不如读一读浪漫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哲学。

现代主义潮流的另一个证明是分析哲学对所谓“思维实验”的偏爱，比如“电车难题”。能不能改变电车轨道救下5个人，只牺牲一个人？能不能把一个胖子从桥上推下去，救下5个人？这种纯粹的抽象伪装成功利主义理论的具体例子，在实际情形下，人的行为会遵循这种抽象推理出的原理吗？这种思考是基于人的反事实的反思，而与它相反的观点是，它进行的是一场“实验”，它割裂了难题的核心，用一种类似化学的理论解决难题。“思想实验”运用的模型或许对物理科学有用，可它在人文科学中引发的争论通常会阻碍，而不是启发真知灼见。它伪装出概念的清晰性，而复杂的实际情况切忌这种清晰性。历史告诉人们，他们往往不知道最终导致人们行善积德的最终原因。历史也告诉人们导致他们犯下滔天罪行的原因。阿多尔诺的出发点正在于此，而不是寻求某种解决道德困境的神话般的哲学准则。

当然，不仅仅是原子论的分析路径会导致难题，总体化的解释体系也会导致系统性盲目。假如哲学寻求割裂难题、用高度专门化的术语进行分析，或者提供总体化的概念答案，从而消除偶然性，那么，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呼应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创新效应。现代资本主义将一切事物整合为可交换商品的方式，被阿多尔诺和（比如黑格尔）哲学体系关联起来。直到最近，人们还认为此关联是他思想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残余。但是，在当前的诸事件中，此关联的某些层面可谓是先见之明。不过，从这个角度看来，哲学思维显然介于两者之间。一方面，哲学必须避免狭窄的关注点，免得看不到议题之间的关联如何改变了议题的性质。另一方面，哲学必须避免总体化的关注点，免得把事物吸收进先天的体系，看不到体系外的事物。对阿多尔诺来说，后一路径的例子是黑格尔——尽管阿多尔诺和黑格尔的关系是，他吸收了其诸多方法，但拒绝其结论。对阿多尔诺来说，假如结果不是一种“否定哲学”，那么，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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