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gelica Nuzzo | 《大逻辑》的开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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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共：11256字
预计阅读时间：29分钟
作者：Angelica Nuzzo
翻译：何啸风
校对：龙之川叶藏
排版：路觉
原文出自Nectarios G. Limnatis主编的《The Dimensions of Hegel's Dialectic》一书p12-28，作者是Angelica Nuzzo.
在原文中，英文斜体的“Logic”存在翻译上的歧义，有可能是泛指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逻辑学”，也可能是特指黑格尔著作《大逻辑》。为了保持译文上的可读性，以及在逻辑上的连贯性，本文统一将“逻辑学”处都冠以书名号，故特此说明。
一、从das Verständige出发
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黑格尔严厉批评了知性。但是，当他让知性与理性产生互动时，他便恢复了知性的能动性。孤立的知性无法利用它固有的否定性，以产生辩证运动。它只能用否定性对抗自身。康德的哲学就证明了这一点。就其自身而言，知性是全然静止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力量。知性的否定性是“绝对的”——绝对意味着固执地拒绝对抗。绝对不过是纯粹的不确定性，不过是无力实现确定性与意义。换句话说，知性自身无力实现辩证性的“确定的否定”。与此相反，知性导致知性逻辑（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固定化。基于这样的一种诊断，黑格尔面临的挑战在于，让知性脱离孤立状态，把知性的否定性从一种破坏性力量变为（思维过程中的）生产性力量。一旦知性融入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就成了建构性的功能。“绝对否定”的静态就变为“确定否定”的动态。
可是，知性如何从理性之敌变为理性之友呢？思维的静态和否定性的破坏力量，如何变为生产性、创造性的动态过程？
黑格尔把通往科学的现象学道路视为科学的开端。他反对通行的观点，不认为科学的否定性阶段是无用和错误的。谢林就持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让我们陷入了理智直观的直接性之中。在这种直观里，所有由绝对引起的发展都被牺牲了，以轻易地占有未经检验的真理。黑格尔的要点在于《现象学》与《逻辑学》的关系，以及一种本质上是推论性、动态性的思维形式。黑格尔把这一任务说成是“使固定的东西取得流动性”，或者“扬弃那些固定的思想，从而使普遍的东西成为现实的、有生气的东西”（Hegel1977:20）。
当思维“对它自己的纯粹确定性进行自身抽象”，当思维服从否定性力量，情愿成为更全面过程的一个“环节”，思维就开始了运动。一旦我们的视角发生如此转变，真理显然就从属于更大的过程——全体（Hegel 1977:11），每个环节的真理都归功于全体，每个环节单独来看都是错误的。对经验主体来说，“进行自身抽象”意味着，思维必须改变主体的顽固立场的“固定性”。
通往科学的第一步，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知识和意识对最初的直接性进行中介（激活对否定性力量，扬弃固定性），从而实现真理。一旦承认知识最初是不完整和不正确的，就说明某种根本性的“不相同性”或“区别”依然把意识与其内容分开（把主体与实体分开）。正是因为意识与对象缺乏同一性，才决定了思维通往科学道路的“流动性”、“过程性”。在黑格尔看来，意识与对象的不同就是“否定性”，它是推动现象学过程的马达。这样一来，黑格尔就把传统逻辑学所排斥的东西放在核心位置。
按照定义，“否定性”是一种缺失，逻辑学（它必然关涉真理）必须把它从思维中清除出去。一旦我们说“差异”让意识与对象分开（否定性决定意识与对象的关系），就等于说“不相同性”影响了实体与自身的关系。想要消除这一差异，我们需要认识到，实体遭受的看似外部的行动其实是实体自身的行动。只有这样，实体才能被证明为主体：此时，实体遭受的外部行动变为实体的自由行动（自身规定）。这恰恰是从知性到理性的过渡，是在更大的理性中对知性的克服。在这一维度上，知性的否定性能获得全新的、生产性的力量。
通过这番论争，黑格尔把知性变为辩证法的动态力量。传统的知性逻辑把知性视为“肯定性”力量，幻想着消除错误、否定性、矛盾（或者像康德一样，把二律背反推向无能理性的领域）。与其相反，辩证法承认否定性也是知性的力量，而且否定性力量对思维的流动过程至关重要。可是，与理性分离的倾向依然存在于知性中，是知性的可能活动之一。正因为如此，知性终究是知性。
在1830年出版的《小逻辑》中，黑格尔说：
逻辑学就形式而论有三方面：（a）抽象的或理性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的理性的方面。
黑格尔提醒人们，“这三方面并不构成逻辑学的三部分，而是每一逻辑真实体的各环节”。这三个方面不仅仅属于逻辑学，因为它们的有效性要更广泛。它们也不是前后相继的，因为它们共存于现实构造中，只是在逻辑上有所差异。它们的地位正如同动态过程中的各“环节”。
贺麟翻译的《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97年02月出版。
在踏上《逻辑学》的门槛之前，黑格尔把知性简化为“das Verständige”，从而让知性完全融入这套结构和方法。这个环节的特点是，它坚持“固定的规定性”，坚持与他物的“区别”。这个过程不再让思维陷入矛盾或二律背反。相反，这个环节对每一逻辑真实体的发展都是必要的。不过，黑格尔的观点是，尽管这种“固定的规定性”是必要的，但是，这个环节仅仅是一个“环节”，它同样必然被（属于理性的）“向对立面的过渡”所克服。知性过程内部包含一个矛盾，因而，理智的抽象环节被引导到自身之外，实现了对自身的扬弃。随着规定性被固定下来，脱离现实过程，规定性便成了无规定性，因为它失去了与他物区别的现实可能性。固定的过程是适得其反的；意义只有在“向对立面的过渡”中才能实现。如果说辩证法的难题在于把思维建构为确定性过程，那么，唯有敢于向对立面过渡，敢于改变自身，才能做到这一点。不过，这还只是理性的第一个环节，否定性环节：知性服从于理性，或让自身变得合理。知性情愿把自身改造为理性。最后，理性的肯定性环节建构了对立面的统一（其基础同样是理性的否定性环节）。
于是，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辩证-思辨的理性引导知性向对立面过渡，从而把思维建构为一个过程。知性对这一过渡心甘情愿。在《精神现象学》的基础上，知性不再固守自身的概念固定性，而情愿向对立面过渡。知性已然被理性征服或说服，简化为“知性的抽象概念”。不过，知性依然是理性的一个环节，没有彻底融入理性。“知性的抽象概念”是“每一逻辑真实体”的基础环节。这就是《精神现象学》的最终成就，它揭示了逻辑学作为思辨科学的维度，从而奠定了逻辑学的真正开端。可是，在踏上《逻辑学》的门槛之前，我们不要忘了，与理性分离的倾向依然存在于知性中，是知性的可能活动之一。
那么，理性与知性，分别对《逻辑学》的开端有何贡献？
二、无的运动是辩证法的开端
一旦我们转向了《逻辑学》开端的有与无的运动，我们关注的是，构成辩证元素的东西（辩证运动的马达）是什么？我们关注的是辩证运动的开端，以及知性对理性的非辩证的干扰和抵抗。我认为，虽然知性为了《逻辑学》的开端服从于理性的号令，但是，知性必须对理性发动最后一次反叛。辩证法恰恰开始于这一反叛行动。
不同于黑格尔从“有”出发，我从“无”的角度切入。无看似不可避免是辩证性的。对于所有关注无的哲学家，无都是辩证性的。无看似是运动的。但是，无如何产生运动？黑格尔指出，哲学开始于巴门尼德。自巴门尼德以来，无成了一大难题，因为无是思维与言说的难题：无不可思考、不可命名。虚无之路是诸神都无法到达的禁忌之路，是言说不可言说之物。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或许正是非辩证的理性与知性的对应物——这是两条不会相交的道路。巴门尼德的禁令，第一次试图阻止无的运动，避免有陷入无的沼泽。可是，巴门尼德的禁令有用吗？无的运动、无对有的不断干扰，会停止吗？这种干扰，正是知性为自身设定的任务，是知性的非辩证逻辑的一个例子。但是，如果说无不可避免是辩证性的，那么，思考恰恰是无对我们的要求：在否定无的过程中，思维立刻满足了无的要求。
巴门尼德之后的问题变成：如何继续前行——走出有与无？禁忌之路的禁令，必须被打破。辩证法的难题就在于运动——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既不是思考也不是言说，而是引起运动。黑格尔揭示了无的辩证性（证明了无的运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思维早已遭遇无、深入无。不过，在《逻辑学》开端，在思维不在场的情况下，无独自前行。在这里，思维完全等同于无。无的运动是一种内在性运动。在该运动之中，不存在思维或言说。无是完全“无血无肉的”，也就是说，在思维与言说、主体与基质不在场的情况下，无独自前行。为了前行，无必须是无血无肉的。不过，如果说无不关心思维，那么，思维就把无作为一个难题。这也就说明，假如知性在此发挥了作用，那么，它不再是某种主观的思维，而是“知性的抽象概念”——逻辑规定的客观环节。
巴门尼德（Παρμενίδης ὁ Ἐλεάτης）
本文的起点是，无的内在性运动。本文的终点是，无的运动如何塑造思维与言说。因此，我的思路是，从无的纯粹逻辑运动，到思维对无的阐述。辩证法的难题就在于这两个方面。其中的关键是，知性的非辩证环节，以及知性与辩证-思辨理性的互动。到了《逻辑学》结尾，思维就成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的“主体”。在这个层面上，一旦解决了无血无肉的、客观的“dasVerständige”和“dasVernünftige”，知性和理性就在辩证法内部重新获得了“心理学的”同一性。
首先，我要区分无的辩证运动与无的非辩证运动——这一区分或许让人感到奇怪。通常来说，难题在于如何思考无的辩证法，而不是如何思考无的非辩证可能性。非辩证的可能性，看似用简单的一句“无存在”就可以打发。恰恰相反，我认为，无的运动本身就是非辩证运动。只有无的运动成为非辩证运动，辩证思维才能开始——“知性的抽象概念”才能向对立面过渡。可是，如何理解辨证运动与非辩证运动的区别？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显然，它们的关系，是更大层面的知性与理性的关系的一个例子。其中的关键在于，克服“固定的规定性”之后的过程：辩证法开始于与非辩证思维的对抗，在这种对抗中，知性与理性被证明是一切思维规定性的内在“环节”。
我的解读，基于“纯粹”思维与“有血有肉的”思维之间的差异——（作为逻辑环节的）“das Verständige and das Vernünftige”与（跟主体有关的）“Verstand and Vernunft”之间的差异。在《逻辑学》中，思维如何从开端的不在场（无），一直到出现在绝对理念中？
三、无的运动是非辩证的
科学应该从何处开始？这个问题凸显在黑格尔的《逻辑学》导论中。对于“无前提的”、“纯粹”思维的逻辑学，该问题是本质性的。在讨论逻辑学与现象学的关系之后，在《第一部：客观逻辑》中，该问题看似在（纯粹、直接的）“有”之中得到了解决。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黑格尔的《逻辑学》实际上从何处开始？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黑格尔说：“有，纯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无才是“有是什么？”的答案。因为“有，纯有”既不是（命题的、有意义的、可以判断对错的）言说，也不是真正的有。真正的开端不是黑格尔在导论中所说的有，而是无。不过，真正的开端实际上也不是无（我们长久以来所知的那种无，或康德的《先验分析论》中“无的概念的划分表”）。虽然黑格尔提到（西方和东方）哲学和神学传统，但是，无不是形而上学过去所说的意思。无既不是“ens”，也不是“substrate”。无既不是思维，不是直观，也不是语词。无是开端的纯粹逻辑运动。正因为无是纯粹逻辑运动，所以无是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端。这种无，能否揭示知性的在场？
“有，纯有。”因为有固守它的“无规定的直接性”和空洞的“纯粹的无规定性”，所以，有便消失于无之中。“无，纯无。”因为“无与有是同一的规定，或不如说是同一的无规定”，所以无便消失于有之中。但是，准确地说，有与无都没有消失，没有混为一谈。“有-无”恰恰是消失的逻辑运动。“消失”发生的“基质”是不存在的。同样的，“消失”的思维或直观是不存在的。能够预测这一“消失”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有-无”是一瞬间发生的消失，说消失就消失了。语言跟不上这个运动过程。因此，《逻辑学》的开端将无作为纯粹的逻辑运动——可以施行、但无法表达的运动。这一运动过程之所以是内在性的，是因为它的逻辑是自足的：在消失之外，不存在剩余的有或无。无之所以运动，是因为纯粹的无规定性和直接性——可是，纯粹的无规定性和直接性无法支撑无的否定性。无之所以运动，是因为无不存在。换句话说，无单纯地运动着，“没有原因”（埃克哈特大师语），没有方向。以这种方式，无彻底挑战了知性的逻辑（静态的，命题性的，指向对象与基质，无法忍受无意义）。
这种解读方式不同于通行的“有-无”辩证法的解读。通行解读的核心在于：假如不把有变为无，就无法思考有的绝对无规定性；假如不把无变为有，就无法思考无。换句话说，谈论纯有就是谈论无，而谈论纯无就是谈论有。乍看起来，通行解读有些道理。一方面，黑格尔《第一章：有》的四条注释都没有反驳这种解读。另一方面，《第一章：有》开头的话暗示了这种解读（“在有中，没有什么可以直观的”。“对无的直观或思维有了意义”）：在这里，黑格尔看似使用了知性的语言。
罗杰·比西埃创作的抽象画《无题》
我的观点是，无（消失的纯粹逻辑运动）构成了《逻辑学》的真正开端。这在两个方面不同于通行解读。第一个方面，我强调无的运动的内在性，认为它不依赖我们对它的思考。这样一来，黑格尔既承认非辩证的知性的重要性，又让无摆脱了理性。第二个方面，我不依赖“有-无”的辩证法，不像巴门尼德以来的哲学家一样，认为有与无不可避免地相互蕴含。在我看来，关键在于如何把理性变为一切思维规定性的内在环节。换句话说，我关注的是，黑格尔如何把非辩证的“Verstand”变为辩证的“Verständiges”。在下一节，我会讨论第一方面——思维内在于无的运动之中。不过，首先，我先讨论更有争议的第二个方面。我认为无是内在性运动，但又不提倡有与无的辩证关系，那么，这种内在性运动是不是辩证运动呢？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知性对理性的反叛是辩证法开端的必要条件。
我们继续上文对开端的提问：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从何处开始？答案就是，变。向变的“过渡”是不存在的，因为无的运动本身就是变。我认为，由于无的运动的直接性，所以它目前还不是辩证运动。由于无的运动的无规定性，所以它还不是辩证法意义上“无规定的”。可是，无的运动的非辩证性，恰恰是辩证过程的开端。不仅如此，无的运动必须是非辩证的，只有这样，辩证法才能开始。这才是《逻辑学》中的verständiges环节。
简单总结一下我的观点：黑格尔的《逻辑学》开始于无的运动。这一运动是非辩证的，正因为如此，它才是辩证法的开端——变。接下来，我要论证无的运动的非辩证性（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复杂性就来自）。因为知性是成为运动过程否定性马达的非辩证力量，所以，这个逻辑学的最初阶段的范式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无的运动之所以是非辩证的，是因为它不能用命题形式来把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切知性活动的根源。学者已经指出，“有，纯有”、“无，纯无”这种碎片语言表达的不是逻辑语言，而是可能的意义空间。无的运动，是构成推论性语言的前语言运动。在逻辑学的开端，逻各斯和语词是不存在的。
第二，无的运动在逻辑上先于真理空间，并构成真理空间。但是，真理在无的运动中是陌生的、无意义的。黑格尔的有不是巴门尼德意义上的有。无的运动导向的是变。“这个有与无的统一，作为最初的真理，是一次便永远奠定了的，并且构成了一切后来东西的环节。”所以说，无的运动之所以是非辩证的，是因为它置身于辩证法的逻辑空间之外。
第三，假如辩证法保证了“确定的否定”的根本有效性，那么，完全无规定的无的运动，就是定义一切规定性的唯一例子（因为它在逻辑上先于一切规定性）。黑格尔坚称，无不是“对立于”某物，而是对立于纯有的无。按照黑格尔的解读，甚至巴门尼德也无法把无置于绝对“无规定性”的维度。巴门尼德的矛盾在于，既把无置于思维与言说的辩证空间，又试图否定无的辩证法。于是，巴门尼德的“无变为某物”。黑格尔的做法恰恰相反：他承认非辩证的无是产生辩证法（一切后来的“确定的否定”）的地点。无是一种完全无规定性的运动，而不是一种关系。正因为如此，它是非辩证的。
第四，无的运动之所以是非辩证的，是因为它没有方向。它是一个流动的消失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与无不断交换着位置。在变的辩证过程中，方向才开始出现。“发生”与“消灭”辩证性地取代了无的运动。
我认为，无的运动必须是非辩证的——是非语言的，比对与错更为根本，是“确定的否定”的例外，是无方向的。只有这样，辩证法的逻辑过程才能开始——在语言层面展开，涉及对错，在“确定的否定”中前行，在确定的方向上前行。我想进一步澄清我的意思。无的运动是非辩证的开端，但不是辩证法的前提或条件。假如辩证-思辨的逻辑学想成为无前提的，那么，开端必须是非辩证的。假如知性想成为“每一逻辑真实体”的环节，那么，它的最初活动必须是非辩证的——否则的话，知性就已经是理性了。辩证法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摆脱无规定的非辩证运动（而不是像《逻辑学》导论所说，在实现“绝对的知”之后才开始）。正是在这里，黑格尔所说的“无前提”遇到了最大困难。但是，也正是在这里，辩证法的创造力展露无遗。
辩证逻辑从何处开始？它“始于”变的运动。不过，辩证法本身“来自”无的非辩证运动——来自非辩证的知性。对康德来说，“始于”与“来自”的区别，定义了思维（知性）的自发性，以及先验的自由。对黑格尔来说，这一区别体现了辩证运动的内在性。其中的关键在于区分非辩证知性与辩证知性。在康德看来，作为自发性的自由，是“从其自身”开始一个过程的能力。自身规定是自由的创造性行动。黑格尔同样认为，作为规定性过程的辩证法，“从其自身”开始，或从无开始。“始于”无的开端（而非“来自”无的开端），是《逻辑学》的第一个辩证步骤。于是，开端包含了两个环节。“来自”无的开端是“das Verständige” ，此时辩证法还未开始。“始于”无的开端是“Vernünftige”。一旦理性把知性的开端变为从无开始的创造力，辩证法就开始了。《纯粹理性批判》用作为自发性的自由来解决二律背反。黑格尔用无的运动的辩证法来批判性地改造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创世难题。假如我们用“绝对的方法”回溯性地来解读，那么，开端的问题就是辩证性的：何种开端才能推动过程？换句话说，变从何而来？这就是辩证法的诞生之处。
四、从纯粹思维到辩证思维
一旦把思维的功能赋予上述区别——非辩证的“das Verständige”，辩证的“das Vernünftige”——，二者的区别就更为明显了。前者是“纯粹的”思维，后者是“有血有肉的”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有与无的内在运动中，思维消失于无之中。
在传统上，逻辑学被定义为纯粹思维的科学。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在《逻辑学》开端，纯思身在何处？换句话说，纯思在开端如何思考？纯思如何忍受逻辑学开端的无？我认为，纯思在开端是不在场的——思维开始于无。此时，我们面对的是“每个逻辑真实体”的环节：“das Verständige”和“das Vernünftige”。正因为思维自身是无，所以无的运动是内在的。无对思维的第一个要求是，把思维简化为无。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思维之所以是“纯粹的”，是因为它满足了无的要求。非辩证的开端，是思维彻底、在逻辑内的纯化。在《精神现象学》实现“从意识对立中解脱出来”之后，《逻辑学》必须进行额外的纯化。
一旦《逻辑学》开始，思维就经受严峻的考验：为了证明自身的辩证性（继续推动思维过程），思维必须满足无的要求。与此相反，巴门尼德拒绝了无的要求。虽然他开始了有-无的过程，但他未能彻底思考这一过程：他未能实现“向变的过渡”。思维必须变得无血无肉。它必须抛弃思考、言说、直观、表象。它必须消除意向性。这么做，是为了在创造性的行动中重新获得它们。无不是思维（对某物的思维）的无，相反，思维是无的无。只有彻底“牺牲”一切思维，辩证法才能开始。既然理性以非辩证的立场为开端，那么，它必须坚持绝对否定性的立场，从而把理性简化为“Verständige”。可是，起初，思维的牺牲仅仅是牺牲的反讽。因为一切思维严格来说都无法牺牲。甚至把思维简化为无，也是空洞无意义的。因此，辩证思维只能开始于变，因为变是“最初的真理”。这样一来，我们便从知性的抽象环节，向理性的辩证-思辨环节过渡。
根据思维对无的要求的不同反应，我们可以比较康德和黑格尔的不同。在《先验分析论》末尾，康德附上了“无的概念的划分表”。在这里，康德回到了开端。他说：“先验哲学所通常以之开始的最高概念乃是可能的东西与不可能的东西这两类的划分。但是，既然一切划分都预先假定有一个被划分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一般对象的概念，我们没有决定它是有或无。”因为范畴是指示对象的唯一概念，所以，决定对象是有或无必须按照范畴的秩序。在先验哲学中，无始终是思维对象的可能的无。因此，因为无只有在思维中才有意义，所以，无按照思维形式分为4类：ens rationis、nihil privativum、ens imaginarium、nihil negativum。先验思维总是对有或无的思维，但思维自身永远不会简化为无。由于无没有提出要求，所以，先验思维的最终视野（开端）只是“可能的东西与不可能的东西”。
与此相反，黑格尔的《逻辑学》的纯粹思维追溯了更原始的层面，从而把有与无的对立本身简化为无。康德认为无只有在思维中才有意义，而黑格尔认为思维只有在与无的关系中才有意义。这样一来，黑格尔颠倒了“无的概念的划分表”，把它呈现为思维本身的无。（知性消失于其中的）无的运动，正是辩证思维的最初的视野。无既不是无，也不是某物，更不是对无的思考。可是，假如思维本身是无，那么，思维（辩证法）如何从无的运动中产生？在逻辑纯粹性中，思维如何获得意向性，如何推动规定性过程？答案是，变。纯粹思维开始于变——在规定和否定之中，使用最抽象的否定的语词（“无”），从而变为辩证思维。
可是，从开端的非辩证的无产生，由纯粹的思维“变”成的，是有血有肉的思维。这是在“阴影的王国”发展的纯粹的思维。思维采取了其对象的纯粹形式。思维的真理在语言层面上表达，却不指向思维外部的事物。纯粹思维在语言层面上发展，尽管我们听不到任何声音。即使纯粹思维开口说话，其声音也会立马消失。在《逻辑学》中，说出逻辑声音所必需的差异是不存在的。作为思辨逻辑的最初视野，无环绕着纯粹思维的规定过程，维持纯粹思维的内在性。这种思维围绕它的规定性内在性地发展起来，恰恰是因为它被无环绕：在思维过程的每个阶段，任务都是避免无规定性的诱惑，避免开端的绝对空洞，避免知性的非辩证固定化。
尽管无的威胁如影随形，纯粹思维最终成功推动内在规定的过程，因为它是无血无肉的思维。在这种情况下，纯粹思维不会遭遇真正的他者。纯粹思维从无的非辩证运动产生，因而只会遇到辩证的否定。它远远甩掉了开端，不愿思考开端的无规定、非辩证的无。在变的过程中，规定性永远奠定了思维过程的方向。总的来说，纯粹思维从无的运动中产生，从而产生了变，但是它不把无作为一个“难题”（像巴门尼德意义）。只有有血有肉的思维，才第一次把无作为一个难题。
在“绝对理念”的层面上，从开端的无规定性出发的前进过程，被揭示为向开端的倒退。因此，方法的循环把纯粹思维带回到开端。可是，这是非辩证的开端，还是变的辩证运动？到了此时，对开端的“反思”才有可能：无成为思维的一个难题。可是，被带回到开端的思维是何种思维？知性的非辩证立场永远被甩掉了吗？
黑格尔把“绝对理念”定义为先前的发展过程的结果：
逻辑把绝对理念的自身运动，仅仅表现为原始语言那样。这种语言是一种言说，但却是这样的言说，即当有言说时，作为说出来的东西便立即消失了。所以理念仅仅是在这种自身规定中检察自身。它是在纯思想中。区别在那里还不是他有，而是完全自身透明的。（Hegel 1969:825）
原始语言不在开端，而在终点。唯有首先成为绝对理念，逻辑思维才能将语词有意义地加以说明。由于这一语词是“表达”，所以它隐含了外在性。可是，由于这种表达依然仅仅是逻辑性的（只发生在纯粹思维之中），所以它立即陷入了消失的过程（无的运动过程）。这一语词之所以立即消失，是因为它是无血无肉的，是纯粹思维的语词，它不会抵抗，也不会产生“差异”。因此，这种理念是完全指向自身的：它只说给自己听。只要思维依然仅仅是逻辑思维，那么，它说出的语词立即陷入开端的无的运动。
在“原始语言”的表达中，逻辑思维到达了规定过程的终点。在回到无的运动的过程中，逻辑思维才变得有血有肉。到了此时，思维和言说的外在性才成为真的外在性——成为“绝对自为的、无主观性之有的空间和时间的外在性”，成为外在于概念的东西。借助这种逻辑外部的外在性，人们第一次说出语词，听到语词。言说不再陷入沉默，不再指向自身。现在，语词在世界的中介下，听起来是活生生的话语。到此为止，我们就从《逻辑学》向《现实哲学》过渡。
杨一之翻译的《大逻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01月出版。
有血有肉的思维所说的，不仅是（《逻辑学》发展起来的）纯概念的语言，而且是表象的语言。在概念语言中，概念与对象是一体的。在表象语言中，指涉成了一个难题。这样一来，逻辑真理得到了“现实化”。此时，我们可以解决康德的问题：用概念思考的对象是有或无，是可能或不可能？正是在此时，巴门尼德可以说：“这样说是必要的：言说和思想是存在者。因为有是存在的，而无是毫不存在的。”
在《逻辑学》的终点，有血有肉的思维站在无的面前，遇到了一个艰难的抉择。一方面，是重新被简化为理性过程的“环节”。另一方面，是固守不确定的否定性。其中的关键在于思维自身的自由。一方面，思维可以接受无的运动的挑战，穿越和忍受否定性，向对立面过渡。另一方面，思维可以陷入无的不确定性，止步不前。在这种情况下，虚无吞没了思维，让思维变得不可能、不可表象、不可思。
假如有血有肉的思维不满足无的要求——在对世界的思考中变得辩证，在无规定性、直接性、无差异性的推动下追求规定性、中介、差异——那么，思维就被逻辑学麻痹，无力追求《现实哲学》——无力思考自然与精神。
我已经说明了，为什么无的运动是建立（最自由、最有创造力的）辩证法过程的非辩证开端。在无的运动中，知性放弃了非辩证的立场，成为理性的一个环节。辩证法的创造力如何，就看它能否推动无走向规定性。在思维的发展过程中，无始终是潜藏的“威胁”或“风险”。它始终提醒我们，只有辩证思维才能克服无规定性、直接性。而且，它们必须得到克服，一面思维走向不可避免的毁灭，走向康德所谓的“理性的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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