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为何会被限制？

前些日子的315晚会，揭开了食品生产领域的一些问题，引得群情激奋。

舆论曝光的同时，监管者也加大了相关领域的执法力度。

这背后的趋势，老何的前文《酸菜背后的两难和取舍》已经说明过了。

但与此同时，华南的一位“全国年龄最小职业打假人”也被刑事立案侦查。

与这一新闻相对应，大理寺这些年也不断新增、变更原有规定，对职业打假行为不断进行限制。

为何在强化监管的同时，裁判反而对这类检举、诉讼进行限制呢？

首先，老何可以开门见山的阐述一个事实：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执法人员数量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因此，我们的决策者一向对美国式滥用行政、司法资源的行为较为反感，抵触人们通过诉讼、检举获利。

比如，中国是全世界为数不多在法院内部设立“立案庭”国家。即，在正式庭审之前，法院便会对案件的实体内容进行初步审核，驳回一些不适合正式审判的案件。

再如，对民事案件中的损害赔偿数额进行限制，赔偿原则上不得超过损害。

了解了这一态度，读者们便可以理解过去相关领域执法司法活动的拧巴了——

一方面，食药品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的一些犯规行为着实可恶，有时候民众出于义愤的检举、诉讼确实要支持。这便有了立法层面的惩罚性赔偿，罕见地允许民众通过诉讼获利。

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4年版）的“假一赔三”、最低500元赔偿规则；以及《食品安全法》（2015年版）的“十倍赔偿”、1000元赔偿规则等等，都允许消费者通过诉讼获利。

但另一方面，这些规定又确实会对检举、诉讼起到鼓励作用，进而造成行政、司法机关（特别是中基层行政、司法机关）的工作量增加。

因此，哪怕相关法律已经出台，地方行政、司法机关在执行层面也往往动力不足。

对那些职业打假人，执行机关往往会依法处罚违法者，并让打假人获得最基本的补偿，但不让他们额外获利。

不过，体制不鼓励检举行为的原因并不限于此。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防止人人自危。

法律本身往往要求规范、严密、逻辑顺畅，但社会本身是鲜活的、复杂的，不可能事事都符合法律的规定。

更不必说，现代社会的法律根植于工商社会。一些发达城市尚且难以做到事事符合法律规定，尚未完全进入现代化的中小城市、广大农村更是消受不起这种昂贵的治理手段。

真要鼓励检举，并严格执行一切法律，很多根本没必要产生的麻烦都会出现。

正如法谚所说，法律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较为次要的原因，即，为有些事情有意留下特殊裁量权。嗯……那句老话怎么说的来着，严……，普……，选……

这一点，想必大家也都有所体会。老何就不展开了。

总之，对检举这类行为，不能彻底否定。否则便会阻塞呼声，影响信息获取；

但也不能过度鼓励。人人都用，不仅会导致噪音环伺，真伪难辨，增加治理成本，整个社会也会变得敏感而脆弱。

唯有把握住其中的平衡点，才能左右两边的利益得失，兼顾个人利益与社会效益。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