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为何重蹈“二世而亡”的覆辙？缘由耐人寻味

杨坚再度统一中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隋朝，但最终却同秦朝一样，二世而亡。个中的缘由颇耐人寻味。

隋朝虽然是亡于隋炀帝杨广之手，但根源却是在隋文帝杨坚。隋文帝杨坚虽然一统江山，建立了一个强盛的帝国，但他的晚年却《隋书·高祖纪》的评论所说：“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剪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因此“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

隋炀帝杨广和秦二世胡亥颇有相似之处：都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太子之位；都是因横征暴敛、严刑峻法激化社会矛盾，引发了各地的暴乱；而且最终也都是被身边的亲信所杀。但两人根本的不同之处，就是胡亥是一个典型的昏君，而杨广在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一个“昏君”，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干才”。他称得上是文武全才，而且文治武功在历代帝王中都可堪称一流，甚至可与汉武帝刘彻和唐太宗李世民等雄才大略的君主相媲美。

隋文帝杨坚父子假想图

杨广“美姿仪，少敏慧”，可谓是秀外慧中，而且勤奋好学，写得一手好文章和诗歌，这也是他颇为自负之处。后来他做了皇帝之后，对于诗歌写得比他好的那些大臣，难免有些嫉妒。著名诗人、司隶大夫薛道衡的《昔昔盐》一诗中的“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为时人所称道，后来他因言获罪，被处死时，杨广讥讽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大臣王胄因参与杨玄感谋反而被处死，杨广依然念念不忘其佳句：“庭草无意随人绿”，并说：“复能作此语邪？”从这些“斤斤计较”中，可以看出杨广的确是“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不欲人出其右”。

杨广不仅文才很好，武略也很行。由于是皇子的关系，他13岁就被封为晋王，后又授武卫大将军、进位上柱国。588年（开皇八年）杨坚大举征伐南陈，以杨广为行军元帅，统领八路大军近52万人马，三个月时间就攻占建康，俘虏南陈后主陈叔宝。灭南陈之后，斩杀了南陈的著名奸臣，而且“封府库，资财无所取，天下称贤”，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后来在平定南方的叛乱以及北征突厥等战争中，也锻炼的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就这一点而言，他的确是胜过了长期身处深宫的太子杨勇。

由于身份关系，决定了皇位的继承人是太子杨勇；而杨广要争夺帝位，首先必须夺得太子之位。而从两人的能力和性格而言，杨广无疑都是胜过杨勇的。杨勇性格直率，不善矫饰；而杨广性格沉深，善于伪饰。两相比较，高下立判。杨坚性节俭，不喜欢铺张，而杨勇则喜欢搞排场，为此杨坚曾告诫他说：“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汝为储后，当以俭约为先，乃能奉承宗庙。”但杨勇似乎并没有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杨坚由此对他“恩宠始衰，渐生猜阻”。反观杨广，就善于伪饰，杨坚和独孤皇后去他那里时，他“悉屏美姬于别室，唯留老丑者，衣以缦彩（没有花纹图饰的衣服），给事左右；屏帐改用缣素；故绝乐器之弦，不令拂去尘埃”，从而使得杨坚和独孤皇后的欢心。而且杨广非常善于笼络人心，包括杨素、宇文述在内的一些朝廷重臣都替他说话，加上独孤皇后的不断怂恿，使得杨坚在600年（开皇二十年）下决心废掉了杨勇的太子之位，另立杨广为太子，从而埋下了覆亡的祸根。隋朝的监察御史房彦谦（唐初名相房玄龄之父）就曾私下对人说：“主上（杨坚）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房玄龄也私下对其父说：“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翘足待。”

平心而论，正如前面说到的那样，若论治国理政的才能，杨广是远胜于杨勇的。他即位后，有三件大事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是修建运河。杨广于即位之初的605年（大业元年），下令调征河南、淮北诸郡人民百多万人修通济渠，沟通了黄河和淮河水系，接着又征发淮南民工十余万人开邗沟，沟通了长江水系；608年（大业四年）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开永济渠，北通涿郡（今北京一带）；610年（大业六年）又沟通了京口自余杭的八百里河道，从而形成了洛阳为中心，南北蜿蜒五千多里，沟通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的大运河。尽管直到今天人们对杨广修建大运河有不同的评价，但客观上对于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重要作用。

二是开创科举制。506年（大业二年）增设进士科，通过考试选拔官员，奠定了后世科举制度的基础，虽然后人对杨广设进士科的内容和目的有不同看法，但在科举考试制度是由杨广开创的这一点上，应该成为定论，其意义也不容否认。唐玄宗李隆基时的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就认为：“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三是开疆拓土。在隋朝的军事压力下，北方的劲敌突厥臣服于杨广，西方的强敌吐谷浑也被打得大败，都城被隋军攻占，君主落荒而逃。609年（大业五年），杨广亲率大军西行，到达张掖郡，西域27国“谒于道左”，并在西域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中国历史上君主到达西北这么远的地方，唯杨广一人。杨广开拓疆土，拓展了西北边疆，繁荣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增强了隋朝的国力，弘扬了隋朝的国威，“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也难怪唐太宗李世民曾感慨道：“大业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马之强，自古已来不过一两代耳。”

隋朝疆域图

然而，在这些“丰功伟绩”的主要动力，无疑是杨广好大喜功的心态。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这种心态本来是很正常的，但也应当“取之有道”。而杨广为了达到目的，不顾国力和民生，大肆折腾。他开挖大运河、造龙舟，征发民役，“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成皐，北至河阳，相望于道”。更有甚者，杨广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三次攻打高丽，不顾百姓死活，大肆征发劳役和兵役，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这也成为压垮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导致了隋末大乱，造成了隋朝的覆亡。

611年（大业七年）杨广下诏征讨高丽，大肆征伐民夫，“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而离高丽较近的山东则首当其冲，使得民不聊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邹平县民王薄聚众起义就是以此为号召，“自是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612年（大业八年），杨广亲率大军征讨高丽，虽然声势浩大，“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但由于举措失误，招致惨败，“九军度辽，凡三十万五千，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杨广不甘心失败，于次年再度出师征讨高丽，结果各路豪强“各聚众攻剽，多者十余万，少者数万人，山东苦之”。由于杨玄感起兵造反，攻占洛阳，杨广被迫回军，第二次征讨高丽又未能成功。614年（大业十年），杨广再一次下令征讨高丽，但此时“天下已乱，所征兵多失期不至”。四年后，杨广在江都被部下杀害，隋朝也在各路群雄的打击下灭亡。唐公李渊趁势而起，扫平各路群雄，建立了唐朝。

魏征等主持编纂的《隋书》对杨广的功绩做过这样一个评价：“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对他的文治武功给予了肯定；而导致杨广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在于他恃才而失德，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说：“隋炀帝纂祚之初，天下强盛，弃德穷兵，以取颠覆。”这也正应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所说的那番话：“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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