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亡国昏君如何被塑造成“天纵英明”

唐山过台湾作者：亢虎罗大佑演唱会上，六十老翁悲凉而孤寂唱到《亚细亚的孤儿》时，我似乎忘了那是咏叹中南半岛上的孤军，而是在演绎着台湾四百年来的历史，那种文化底色的骨子里的多元色釉，透着一种过客式的“唐山过台湾”辛酸无奈的感慨。“唐山过台湾”是一句在台湾经常使用的话，是指历史上由大陆向台湾岛的移民活动。《台湾志略》载：“台湾人称内地为唐山，内地人曰唐人”。对孤悬海外的这个遐荒榛苤之地而言，“唐人”自然也就成为彼邦的称谓。台湾人之所以称内地人为“唐人”、称对岸为“唐山”，就是这种历史称谓的延续。国府迁台之初，外省人被台湾人私下称“阿山”，而逢迎蒋氏父子的本省人则被贬称为“半山”。我们后世读史，由于学术累积岁月浅短，不少历史叙述，若非因袭成说，就是依然难摆脱传统支配阶层的历史观。以目前的台湾史知识与图像，漏洞、未批判与缺乏实证为例，谬误之处实在不少。比如台湾俗谚“唐山过台湾，心肝结归丸”，形容清朝时期，从大陆移居到台湾的人，内心有种无奈又无法言喻的强烈焦虑，其实当日并非如此。站在大陆所眺望到的台湾岛台湾，旧称之一为“台员”，林幼春在为连横著作《台湾通史》所撰序言中提及，“台员”之名系传说里海上五大仙山中的“岱舆、员峤”合称，虽则只可算聊备一说，但由此亦可见，烟波浩渺的台湾早已位列“仙班”。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台湾历经大航海时代，国际贸易发达，十七世纪曾被荷兰、西班牙统治；明郑败亡后，纳入清朝版图，政权变动频仍，文化发展多元。葡萄牙人从海上看到台湾西部，西班牙人认识了台湾东部，日本“倭寇”则是在16世纪中叶，骚扰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一带，被明朝政府征讨后转进台湾。台湾的“神秘”更多源于其“国际化社会”的本质，随着全球白银市场形成，占有地利之便的台湾渐渐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西班牙人马丁略指出：台湾的战略地位可与澳门匹敌，是前往日本或中国大陆最好的中继站，不但对中国贸易便利，货品价格低廉，而且中国官员不会来此课税，因此要尽快在台湾建立港口。随着大航海时代到来，爱好冒险、追求财富的西方人也陆续到达台湾。其中，最早“发现”台湾的葡萄牙人为其取了个洋气十足的名儿“福尔摩沙”；紧随其后，西班牙人方知台湾全岛之貌，将原先地图上错标为“三岛”的台湾重新“统一”了起来；后来居上的荷兰人到来后，不仅致力加强贸易，更注重启迪教化。到了17世纪初，日本的德川幕府鼓励通商贸易，而且日本的银产量增加后，消费力扩大，需要更多中国的生丝、丝织品；但是明朝政府因之前的倭寇事件，并不想和日本做生意；于是中国商人的船与日本的朱印船就在明朝政府管不到的台湾会合，进行走私贸易。日本人想要中国的丝，中国人想要日本的银，福建商人前往日本，以及日本人到中国沿海或到东南亚贸易，都必须经过台湾海峡，台湾海峡越来越热闹，不断有商船往返。

1126年，北宋靖康元年，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大军兵临汴京城下，此时的宋徽宗、宋钦宗父子无力抵抗金兵，附近勤王之师正赶来，汴京守将大约10

问题是为什么他的社会和政治哲学没有被那么推崇他的那些人领会？这自然不是由于他们的智力。而是由于他们的定见，或者说关于西方文盲和思想的偏见。

墨家学派，目前已经消亡在历史的长河里，但是它并非真的消失，而是伴随着秦国的崛起、发展，将它的思想深深烙印在历史当中。像户籍制度、军功爵制度、甚至还包括延绵两千年的专制思想，都带着深厚的墨家思想色彩。在诸子百家中，墨家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墨家信奉的领袖称为“巨子”。墨子是墨学团体的第一任领袖，在墨学团体内有着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墨家派遣门徒到各诸侯国为官，被派遣的门徒若是违背了墨家“非攻”“兼爱”等基本精神，墨家领袖“巨子”可以随时将其召回。从现存史料来看，墨子带领门徒到过齐、宋、楚、越、卫等地。《墨子》中有“子墨子使管黔敖游高石子于卫，卫君致禄甚厚，设之于卿”；“子墨子游公尚过于越”；“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献惠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等记载。张荫麟评价墨家团体说，如同“近世江湖的结帮一样，是‘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的。这团体的领袖叫做‘巨子’，是终身制，第一任巨子墨翟是大家拥护的，以后的巨子却大概是由前任指定”。据考证，墨家团体的规矩非常严，巨子是整个团体权利的核心，规矩由其执行，成员无条件听从“巨子”令。在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三派，其中两派甚至到了彼此不容的地步，最终形成了三大派系，即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和邓陵氏之墨，也就是后世常说的秦墨、齐墨和楚墨。其中，秦之墨来到了秦国，并自秦献公时代以来，对秦国的军事防御、制度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公元前381年，秦献公与墨者开始合作，且关系如鱼得水异常融洽。此时秦国虽然国力稍有增强，但与东方六国相比还是逊色不少。而墨学的非攻论与秦国此时力图防御自保的战略也是不谋而合的。墨家思想中的“非攻论”，并非仅限于道德层面的呼吁非攻，而是主张积极防御；并非一概反对战争，而是反对践踏正义的侵略战争，赞成追求正义的自卫战争。同时，这些墨者积极宣传、践行着原始墨学的思想和技艺，重点在机械创造、外交防御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为秦国由弱转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持。墨家的军事贡献对秦国强大帮助甚大。墨家擅长制造军事器械和守城技术，墨子的首席弟子禽滑厘，曾请教墨子防守和攻城的十二种办法：“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轒辒、轩车。”，《墨子·备城门》中说：“城上四隅……四尉舍焉。”“百步一亭……亭一尉，尉必取有重厚忠信可任事者。”，秦国君主积极吸纳秦墨弟子为己效力，充分利用墨家子弟在军事工程和武器制造方面的专长，军事实力不断强大。墨家军事思想也对秦国律法制度影响很深，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关于秦在法律、职官名称、计量制度及语词的书写格式方面同《墨子··备城门》以下各篇很相似。《史记》中记载的“商鞅变法”，其中很多内容其实从秦献公时期即已开始实施，而其中就带着浓厚的墨家色彩。墨子的思想被后人概括为“墨子十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其中，兼爱、非攻思想学说，转化为秦国积极

作者：张汝伦张汝伦，1953年出生于上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2004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台湾辅仁大学客座教授、德国特利尔大学客座教授、黑龙江大学兼职教授。

作者：范西园题记：在皇帝的好大喜功之下，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被打断了，帝国开始向着另一个方向前进。这条路让大唐帝国取得了无数辉煌的胜果，但似乎也注定这个帝国将会在极盛之时骤然陨落。开元四年，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从北方传来：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被杀了！后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狡猾得如同草原上的狼王，从武周时代到睿宗时代，屡屡率领突厥人大举犯边，又适时地收手来赚取唐廷的赏赐，他总是能用最好的方法从中央帝国赚取好处，气得武则天毫无办法，只能单方面地把默啜改名为“斩啜”，来平息自己的无能狂怒。二十年来，默啜对于唐廷，一直是大魔王一般的角色，唐廷只能用议和来稳定北方，小心地处理着唐廷与突厥之间的关系。开元朝的默啜可汗，已经衰老了。草原上没有恩义，始终奉行着弱肉强食的法则，谁强大了就臣服于谁，谁衰落了就一起拥上去踩，当年颉利可汗时的东突厥、夷男可汗时的薛延陀都是这样的下场。当草原各部落感觉到了默啜可汗的衰老时，便开始蠢蠢欲动起来，纵然默啜仍然用以往的强人手段镇服弹压，却还是力不从心。帝国下属的葛逻禄、突骑施等部，已经开始向唐廷抛出橄榄枝，准备投向大唐的怀抱。而默啜也察觉到了汗国各处的不稳，于是拖着自己老迈的身躯，率领大军巡视草原各部。这一趟巡视，他从阴山脚下的可汗王庭出发，先是到阿尔泰山附近镇压了准备投靠唐廷的葛逻禄等部，然后跨越万里，从大西北到大东北，横跨整个蒙古高原，前往呼伦贝尔大草原附近的拔野古部落。草原的逻辑就是简单粗暴，所谓“巡视”，就是靠武力对各个部落重新压服一遍。当默啜率领大军来到拔野古部，就大打了一仗，大破拔野古军。大胜之后，默啜指挥麾下各部军队四处搜寻溃兵，抢掠拔野古部（活动范围在今呼伦贝尔草原一带）的牛羊财物，自己率领亲随踏上归途，返回漠南的可汗王庭。但默啜千算万算，就没有算到，自己在路上遭遇了拔野古部的溃兵，猝不及防，被突然出现的溃兵收了人头。当时大武军（今山西马邑）小将郝灵荃正好奉命出使在突厥军中，于是拔野古人便将默啜的首级献给郝灵荃。郝灵荃带着他们一起返回唐廷复命。突厥汗国在默啜在世时就已经行将崩溃，只不过这样的崩溃因为这一场意外的刺杀而提前到来了而已，不过就连大唐的君臣们也没有想到，默啜会以如此意外而且窝囊的方式死亡。开元四年的唐朝疆域突厥汗国的崩溃，立刻让中央帝国的北方出现了权力真空，奚、契丹、拔野古等东北部族首先请求内附，向唐廷寻求庇护。契丹、奚人在太宗、高宗两代曾经为大唐对外扩张出力很多，此时重新归附唐廷，也是一个不错的外交机遇。但其实东北各部落的内附，只是他们想要借助大唐的力量，在北方局势不稳的时候寻找一个保护伞，同时在寻找机会扩充自己实力的计俩而已。如果北方的局势重新安定下来，那他们可能也会和之前一样，继续找机会南下“打草谷”。所以，奉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唐廷主政宰相，对北方局势采取了冷处理，并没有趁机开启扩张。

哭笑不得的清朝战报：一败涂地，却总是厚颜无耻地宣传自己取得胜利！来源：中立观察

崇祯十五年（1642年），一场发生在帝国边关的重要战役已经到了关键阶段。关宁锦防线是明朝末年为抵御后金（清）所构筑的自山海关经宁远至锦州的一条防线，其中以山海关为后盾、宁远为中坚、锦州为先锋，其间筑有多个堡台作为联合防守据点。清帝皇太极发动的这场松锦之战，旨在消灭明朝关外最后一支劲旅，打通关宁锦防线的战役。松锦之战开始于清军围困锦州，结束于松山城被清兵攻陷，皇太极在明军兵力虚

这种情形在德国表现也特别明显。鞭笞者所到之处，都是犹太人的梦魇。在法兰克福、美茵茨和科隆等地，在1349年3月，反犹行为本来已经渐趋平息了，但几个月后，鞭笞者到来，又将其推进到了高潮。

商朝正统在韩国，大韩民国乃商朝正统。周武王灭商之后，帝辛（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在朝鲜半岛建立政权，赓续了殷商正统，史称箕子王朝或“殷氏箕子王朝”。后来在西汉时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其后卫满推翻了箕子朝鲜的哀王，并取得箕子朝鲜的首都平壤，新政权被称为卫氏朝鲜。而箕子朝鲜的末代国王箕准渡海南逃马韩自立为韩王，不与卫氏朝鲜相往来，这之后灭绝，马韩人又自立为辰王。而马韩人，则是韩国的始祖。此时的朝鲜半岛，大部分都被来自中国东北的扶余人占据。扶余人政权高句丽国建立起了强大的政权。马韩人部族辰韩、弁韩在五世纪前后组成金氏家族世袭的新罗国，同百济、高句丽进行了持续数百年的军事对抗。唐朝时，新罗借助唐朝的力量，占据了朝鲜半岛大部分。新罗经过历史演变，经历了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等朝代，随后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被日本灭国。部分朝鲜人在中国建立流亡政府——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飘摇乱世中，他们默默坚守着这一丝正统。抗战胜利，日本战败，朝鲜重新独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回到汉城，在美国支持下建立大韩民国。顺便提一句，在北边朝鲜，一样自称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正统。新罗王国王家姓氏金氏家族的后人重新成为了领袖。和崇尚天帝的商朝一样，他们崇尚伟大的太阳，和主体思想。和崇拜鬼神的商朝一样，他们十分尊崇开国领袖的英灵，并且虔诚崇拜着历代王者的遗体。但是，就像罗马正统分为了东罗马和西罗马，但是历史赋予东罗马的代名词终究是——拜占庭。虽然朝鲜有英明的金氏家族作为领袖，但他们终究只是，朝鲜。而商朝正统在韩国，大韩民国乃商朝正统。一、商朝王族崇尚鸟，因为天生玄鸟，降而生商。韩国的起源传说也同样有类似的传说故事。古籍记载的新罗起源传说，几乎是复刻了商朝始祖的起源故事。始祖、姓朴氏、諱赫居世、前漢孝宣帝五鳳元年甲子、四月丙辰即位、號居西幹、時年十三、國號徐那伐、先是、朝鮮移民、分居山谷之間為六村、一曰閼川楊山村、二曰突山高墟村、三曰觜山珍支村、四曰茂山大樹村、五曰金山加利村、六曰明活山高耶村、是為辰韓六部、高墟村長蘇伐公、望楊山麓、蘿井傍林間、有馬跪而嘶、則往觀之、忍不見馬、只有大卵、剖之、有嬰兒出焉、則收而養之、及年十餘歲、岐嶷然夙成、六部人、以其生神異、推尊之、至是、立為君焉、辰人謂瓠故為朴、以初大卵如瓠故、以樸為姓、居居幹、辰言王。《三国史记》二、商朝崇尚天帝，而韩国的国旗，就是象征着天地的太极。三、商朝热衷于血腥的人殉祭祀，而韩国也同样留存着相当数量的邪教组织，热衷于人殉献祭。1987年8月发生在韩国五大洋工艺品工厂集体自杀（或被杀）事件就是由韩国邪教引起的而且，韩国总统也参与过有关的类似的仪式。2014年的“世越号沉船事件”，就被怀疑与邪教祭祀有关。四、商朝热衷于巫师卜筮之事，韩国也同样有热衷巫师的情况。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就曾经拉着巫师来助选，由巫师帮助来行巫蛊之术。此外，韩国有关学者，同样也坚定声称着韩国与殷商的继承关系。这同样也是不争的事实，这说明，商朝正统在韩国，已经得到了中外学者的普遍认可。综上所述，而商朝正统在韩国，大韩民国乃商朝正统。

裴寂年轻时，也是有着神奇故事的人。他出身于高贵的河东裴氏，但所在的这一支早已经家道中落。据说，少年的裴寂曾在华山上的华岳庙中祷告，祈求道：“我穷困至此，求神明为我指点命运。要是我的未来真有富贵在等着我，就请在梦中给我一点征兆！”当年晚上，裴寂便梦见了一个白头翁，对他说，“你到了四十岁之后才会得志，最终可以位极人臣。”说罢便消失了。在华岳庙中祷告的裴寂（少年）这其实是一个谁也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故事，梦中发生了什么，都取决于裴寂怎么对别人说。关键是说出来之后，别人是否会相信。这个世上本无那些神神怪怪的事情，信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这些故事。不管裴寂是靠着他河东裴氏的关系网，还是自己的个人魅力，总之大家都信了，而这个故事也就更助长了裴寂的人望，也成为了日后李渊看重他的原因之一。裴寂这是一个最讲究门第、关系的时代，裴寂虽然父亲早死，穷得叮当响，但既然是河东裴氏之后，就自然不愁仕途没个出路。他十四岁时，就补上了州主簿的荫官，大略相当于州政府办主任的职位（正处级）。后来，他靠着自己出众的外貌条件，被选为左亲卫，也就是皇帝亲军的武官。大概就是这些时候，他结识了同在皇宫、正担任千牛备身的唐国公李渊，二人成为了好友。少年时的李渊是知命京圈少爷(形象参考图)裴寂的能力是很强，但说实话，还没有强到可以从大隋帝国的贵族精英中出类拔萃的那种程度。如果隋炀帝不作死，搞得天下大乱，他大抵会在中央和地方任上熬一些没有突出政绩的资历，运气好，可以到六七十岁的时候进入权力中枢，勉强对得起自己当初编造的那个白头翁的预言。但世事就是这么不按常理出牌，裴寂四十六岁那年，天下真的大乱了。而乱世的舞台总是留给有野心的人，裴寂就有足够多的野心。李唐起兵后形势作为元从功臣，裴寂等于是李渊父子之外整个起义的最重要的策划者，并且依靠他看管的晋阳宫，为这次起兵提供了海量的粮草、财帛和甲胄军器。就靠着这些贡献，裴寂完全可以高枕无忧地安心做他的第二大创始股东。所以即便后来裴寂与刘武周在河东打仗，连连丢兵失地，但李唐建国以后的每次论功行赏，裴寂就像是躺在功劳簿上一般，每次都得到最高级别的封赏。李渊常和裴寂一起喝酒吹牛，将他二人自比于汉高祖刘邦和丞相萧何。同样是王朝的两个主要缔造者，刘邦、萧何起于寒微，在阵前苦战才取得成功，那里比得上他们老李和老裴，世家出身，轻轻松松便能占有天下。但是平心而论，裴寂的才能其实并不能和萧何相比。当初刘邦进咸阳，萧何第一时间就保护文书档案，但李渊进长安之后，虽然政权平稳过渡了，却还是有大量户籍田册遗失在战乱中。唐高祖李渊不过，不管怎么说，大唐的基业本身就有裴寂这一份，李渊也对裴寂极为优待，虽然裴寂说了不止一次，请求退休之后回归乡里，李渊不但送了裴寂印钞机（铸造铜钱的机器），还与裴寂结成儿女亲家，拉着裴寂的小手说要和他一起相与偕老，逍遥一代。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玄武门的金戈铁马虽然打碎了李渊和裴寂把持权位的梦想，但李渊逊位为太上皇后权力依旧保留了不少，而且仍旧住在太极宫中。李世民即位为帝后，也一直住在东宫，只能在狭小的显德殿办公。相比之下特朗普让出白宫还是很干脆的而裴寂也仍然十分得宠，还与长孙无忌一起获得了与新皇李世民同乘一车的荣宠。作为元从功臣团体的领袖，裴寂就是太上皇在朝中的代言人，不管李世民心里情不情愿，但面子上依然要尊重裴寂这位朝中元老。从武德九年到贞观三年，李世民通过整合秦府功臣和建成元吉旧部，终于形成了以房玄龄、杜如晦掌管尚书行政之权，王珪、魏徵等人负责谏议之权的贞观朝新政局。裴寂一不留神，睁开眼睛后才发现，唐皇李世民已经将朝中派系调教得如臂指使，完全控制住了朝局。不经意间，朝中两大派系已经被天子拧成了一团，悄然间将元从功臣一派挤到了一边——更确切地应该说，是将裴寂一派排挤到一边，因为萧瑀等旧臣，同样站在李世民这一头。当今天子想要在朝中消除太上皇的影响力，这一点已经是昭然若揭的事了。于是，贞观三年的法雅事件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每个时代，都有类似法雅这样的人（图为气功大师王林）法雅是谁？他是一个沙门僧人，广受达官贵人欢迎，出入于高门之间。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人，打着佛道、术法的幌子，其实做的是政治掮客的事情。说白了，就是一个中间人。太上皇退位后，明言不参与政事，所以也不便会见裴寂等朝臣，所以太上皇如果要获得朝局的信息，或者要给谁传话，就需要一个对外的窗口。而法雅作为知名僧人，出入宫廷与各个官员府邸那就再正常不过了，所以便很自然地充当起了传信人的角色，无数密室里谋划出的决策信息，就通过法雅出入各个府邸相互传递。这一切，唐皇李世民是看在眼里的，但是一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一来是因为涉及太上皇，面子上不好看；二来是因为，如果太上皇李渊的影响力在朝中足够强，那么就算掐掉了法雅这条线，也会有其它途径来传这些消息。直到贞观三年，李世民的羽翼已经丰满，才最终下令，禁止法雅出入太极宫。随后，以法雅妖言惑众为罪名，将其逮捕。所谓妖言，其实是一个统称，那些不方便公开说的大实话，还有太上皇等人对于现状的抱怨和谋划，都可以归入妖言这一范畴。毕竟当今天子与太上皇父慈子孝，怎么可能说出那些怨望之辞？显然是乱讲的妖言！法雅的肚子里藏着太多的秘密，从他被逮捕之日起，就注定了死路一条。李世民将审问法雅的任务交给了他一直信任的杜如晦，杜如晦不负众望，把握住了审讯的方向，供出了这样一件事：司空裴寂听过法雅所说的这些“妖言”。退位后的李渊当裴寂听说法雅的供词时，心里已经明白了一切，他不甘心，但他说，“但是太上皇确实说过这些啊！”这样的大实话，可真的不能闭着眼睛乱说，他只能无力地辩驳道：“法雅当时只说了当前流行的疫情问题，一开始没说过什么妖言。”但是法雅已经豁出去了，将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密室里他们说了什么，全都一五一十地在公堂上说得清清楚楚。都到这份上了，裴寂还能说什么？还是认栽吧。于是，法雅妖言惑众，被按律诛杀。裴寂因参与妖言，免除官职，封邑减半，遣回河东老家。裴寂曾经常想象自己衣锦还乡的样子，但唯独不是这样仓皇地被强行遣返。他还想保留一点开国元勋的尊严，请求唐皇李世民让他留在长安城。李世民不是无情之人，他可以让裴寂留在这里，但唯独不是此刻，此时已经对太上皇出手，就要不留后患地将他在朝中的势力连根拔起，因此断不能留裴寂这样的人物在长安，因此当面数落起裴寂来：“裴公徒以自己的恩泽资历，才忝居于朝臣第一位，然而裴公在武德年间执政时，政令刑罚处处荒谬，行政管理松弛紊乱，这全是裴公的责任！只是因为裴公一起参与太原起兵的旧情，所以不能严惩，现在特赐公回乡扫墓，怎么还要过来求情？”这番言辞极为尖锐，就差啪啪啪打屁股了。而且李世民说武德年间政治的恶习，可不是简单地在打裴寂的屁股，而是他老爹太上皇李渊的脸啊。这可不是简单地在打裴寂的屁股，而是他老爹太上皇李渊的脸啊裴寂无话可说，灰头土脸地回到了蒲州老家。他的封邑虽然减半，但仍然有七百五十户的实封，而且印钞机还在，做个富家翁归隐山林绝无问题。但不久之后，又爆出另一起妖言案——另外一个和尚对裴寂的家童说，裴寂有“上天之分”，裴寂吓得不得了，只想把这件事情秘密压下去，于是密令亲信将听了这话的家童给杀了。亲信也怕自己被灭口，于是私自放了这个家童，后来因为别的事情，要被裴寂处罚，所幸到长安城告了御状。就因为这件事情，裴寂被判流放岭南。命运真是给他开了一个玩笑，当初裴寂因为一个神秘的预言而成名，结果最后，又因为一个神秘的预言而沦落。退休后李渊的生活裴寂出事之后不久，在太极宫有口不能言的太上皇李渊终于决定，从太极宫搬出来，移居到以前天策府所在的弘义宫，更名大安宫。自法雅、裴寂这一系列事件之后，李渊在朝中的影响力终于被清除，当他真正失去了权力之后，就自然没有理由再留在这个应当属于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宫殿里了。李世民登上太极殿的李世民志得意满，向群臣重申了三省六部相互制衡，各有分工的道理，贞观朝的政治终于艰难结束了过渡期，开始真正步入正轨。三年后，唐皇李世民想到裴寂佐命开唐的功勋，将他召还归朝，但裴寂还没等到回长安的这一日，便已经在岭南流放之地病逝。这已是贞观六年了，裴寂错过的这三年，大唐已经成功将东突厥击破，一举成为世界强国，而这些，裴寂都错过了。本文作者：范西园

《孟子》书七篇，第一篇便是《梁惠王》，这位梁惠王，就是战国前期赫赫有名的魏惠王。当然，他之所以有名气，不是因为他在政治上有何种建树值得名垂青史，也非由于他在文化上有什么创新需要大书一笔，乃在于他在位期间打了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等一连串大败仗，硬生生将乃祖魏文侯、乃父魏武侯辛辛苦苦创下的那份霸业给葬送了，称得上是一位典型的败家子，完全的失败者。

本文作者：殷啸虎春秋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而开大规模养士风气之先的，无疑是齐国的孟尝君田文。孟尝君田文他依仗其父靖郭君田婴留下的丰厚的资产，在自己的封地薛邑广招人才。当时各国的一些士人都纷纷投奔到孟尝君的门下，甚至一些犯罪逃亡的人也跑到孟尝君那里寻求庇护。而孟尝君则是来者不拒，宁可舍弃家业也给这些人以丰厚的待遇，结果风闻而来的士人也越来越多，号称门下有食客三千。这些士人集聚到孟尝君的门下，自然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和社会声誉。当然。平心而论，这些食客也并不都是吃白食的酒囊饭袋，关键时刻也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著名的“鸡鸣狗盗”的传说，就是由孟尝君门下的食客所演义的。秦昭襄王也是一个求贤若渴的君主，听说孟尝君的名气这么大，便想将他招揽到秦国来。而孟尝君听说有官做，自然兴匆匆地就想去，门客们怎么劝他也不听。后来还是著名的舌辩之士苏代（苏秦的弟弟）劝阻他，使他暂时打消了去秦国的念头。后来，秦昭襄王还是想法把孟尝君请到了秦国，并任命他为秦国的相国。但此举又遭到了秦国大臣的反对，他们认为孟尝君是齐国人，肯定会“先齐而后秦”，这样会给秦国的利益造成损害。秦昭襄王不得已，罢免了孟尝君，并将他软禁起来。孟尝君便托人找到秦昭襄王宠爱的妃子，希望她去说服秦昭襄王放自己回齐国。妃子听说孟尝君有一件价值千金的狐白裘，便提出以这件狐白裘作为交换。偏偏孟尝君到秦国时，已经将这件狐白裘献给了秦昭襄王。这时，一个门客自告奋勇，他学狗打洞，钻进了秦昭襄王藏宝物的仓库，偷出了这件狐白裘献给妃子。秦昭襄王听了妃子的劝说，同意放孟尝君回国了。热爱穿貂的秦王妃（左二）孟尝君被释放后，担心秦昭襄王会反悔，便隐姓埋名、星夜兼程出关。当赶到函谷关时，恰好已是半夜了。而秦昭襄王答应放孟尝君后不久，立刻又后悔了，派人去追他回来。根据当时出关的规定，只有鸡叫了才能开门放人进出关口。这时，孟尝君的一个门客便学鸡叫，引得附近的鸡都跟着叫了起来。把守关口的官吏听到鸡叫，便打开了关门，孟尝君等人趁机一涌而出。等到追兵赶来时，孟尝君一行早已远去。“鸡鸣狗盗”的故事，形象地展示了孟尝君养士的特点。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却认为孟尝君的养士行为并不值得称道。他说：“君子之养士，以为民也”，而“孟尝君之养士也，不恤智愚，不择臧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司马光对孟尝君养士的评价，可谓是一针见血。孟尝君养士的目的，确实是为了一己之私利，以所谓“礼贤下士”的虚名，换取实际的利益；而他的那些门客中，也的确有不少心狠手辣、见利忘义之徒。当齐国国王齐湣王听信谗言、免去孟尝君相国职务时，他的门客也纷纷离去；而当齐湣王恢复孟尝君相国职务时，他们又一个个回来了，而且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孟尝君路过赵国时，当地人听说孟尝君名声很大，纷纷出来围观，但看到他后，却大为失望，说：原以为孟尝君是一个魁梧的大丈夫，没想到他只是一个瘦弱的小男人啊！孟尝君听到后恼羞成怒，而他的那些随行的门客居然当场砍杀几百人，把一个县的男人都杀光了。当然，孟尝君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当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相冲突时，为了一己之私利，不顾国家利益。齐湣王任用秦国的逃亡将领吕礼为相国，孟尝君为了达到排挤吕礼的目的，竟然写信给秦国的相国魏冉，要他率军攻打齐国。结果魏冉真的带兵进攻齐国，吕礼被迫逃亡。而孟尝君做的最为出格的一件事，就是在齐国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角色。齐湣王齐宣王时，利用燕国国内的矛盾，攻破了燕国，还差一点就把燕国灭了。燕昭王即位后，励精图治，立志复仇。而齐国君主齐湣王却仗着国力强大，穷兵黩武，四处出击，还一度同秦昭襄王互称“东帝”和“西帝”。极盛时的齐国（灭宋后）公元前286年，齐湣王出兵灭掉了宋国之后，更是不可一世，南侵楚国，西侵三晋，甚至还想灭掉周天子取而代之。而燕昭王则抓住机会，命名将乐毅为统帅，联合秦、魏、韩、赵等国一同进攻齐国，攻占了齐国70余城，齐国都城临淄也被占领。齐湣王出国逃亡，被楚将淖齿残忍地杀害，齐国也差一点就灭亡了。延伸阅读：历史上被封为齐王的，为何下场都很惨？但这时候，孟尝君又在哪里呢？原来，齐湣王灭宋后，打算除掉孟尝君，孟尝君便跑到了魏国，被魏昭王任命为相国。燕国进攻齐国时，他奉命联合秦、赵等国同燕国一同讨伐自己的祖国齐国。也就是说，齐国差一点被灭亡，也有他的一份“功劳”。齐襄王即位后，畏惧他的势力，不敢追究他的责任，还与他保持合作，使孟尝君得以在薛邑安度晚年。孟尝君死后，几个儿子争夺继承人，齐国趁机联合魏国一同灭掉了薛。强齐不复存在孟尝君重视人才，不拘一格，本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大臣，选什么样的人才固然很重要，但为什么而选人才则更为重要。选拔和重用人才应当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是沽名钓誉，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更不能以个人的私利践踏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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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史札记隋朝为何重蹈“二世而亡”的覆辙？缘由耐人寻味长按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品茗谈史”来都来了，就泡杯茶谈谈历史吧？

杨坚再度统一中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隋朝，但最终却同秦朝一样，二世而亡。个中的缘由颇耐人寻味。隋朝虽然是亡于隋炀帝杨广之手，但根源却是在隋文帝杨坚。隋文帝杨坚虽然一统江山，建立了一个强盛的帝国，但他的晚年却《隋书·高祖纪》的评论所说：“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剪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因此“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隋炀帝杨广和秦二世胡亥颇有相似之处：都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太子之位；都是因横征暴敛、严刑峻法激化社会矛盾，引发了各地的暴乱；而且最终也都是被身边的亲信所杀。但两人根本的不同之处，就是胡亥是一个典型的昏君，而杨广在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一个“昏君”，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干才”。他称得上是文武全才，而且文治武功在历代帝王中都可堪称一流，甚至可与汉武帝刘彻和唐太宗李世民等雄才大略的君主相媲美。隋文帝杨坚父子假想图杨广“美姿仪，少敏慧”，可谓是秀外慧中，而且勤奋好学，写得一手好文章和诗歌，这也是他颇为自负之处。后来他做了皇帝之后，对于诗歌写得比他好的那些大臣，难免有些嫉妒。著名诗人、司隶大夫薛道衡的《昔昔盐》一诗中的“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为时人所称道，后来他因言获罪，被处死时，杨广讥讽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大臣王胄因参与杨玄感谋反而被处死，杨广依然念念不忘其佳句：“庭草无意随人绿”，并说：“复能作此语邪？”从这些“斤斤计较”中，可以看出杨广的确是“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不欲人出其右”。杨广不仅文才很好，武略也很行。由于是皇子的关系，他13岁就被封为晋王，后又授武卫大将军、进位上柱国。588年（开皇八年）杨坚大举征伐南陈，以杨广为行军元帅，统领八路大军近52万人马，三个月时间就攻占建康，俘虏南陈后主陈叔宝。灭南陈之后，斩杀了南陈的著名奸臣，而且“封府库，资财无所取，天下称贤”，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后来在平定南方的叛乱以及北征突厥等战争中，也锻炼的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就这一点而言，他的确是胜过了长期身处深宫的太子杨勇。由于身份关系，决定了皇位的继承人是太子杨勇；而杨广要争夺帝位，首先必须夺得太子之位。而从两人的能力和性格而言，杨广无疑都是胜过杨勇的。杨勇性格直率，不善矫饰；而杨广性格沉深，善于伪饰。两相比较，高下立判。杨坚性节俭，不喜欢铺张，而杨勇则喜欢搞排场，为此杨坚曾告诫他说：“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汝为储后，当以俭约为先，乃能奉承宗庙。”但杨勇似乎并没有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杨坚由此对他“恩宠始衰，渐生猜阻”。反观杨广，就善于伪饰，杨坚和独孤皇后去他那里时，他“悉屏美姬于别室，唯留老丑者，衣以缦彩（没有花纹图饰的衣服），给事左右；屏帐改用缣素；故绝乐器之弦，不令拂去尘埃”，从而使得杨坚和独孤皇后的欢心。而且杨广非常善于笼络人心，包括杨素、宇文述在内的一些朝廷重臣都替他说话，加上独孤皇后的不断怂恿，使得杨坚在600年（开皇二十年）下决心废掉了杨勇的太子之位，另立杨广为太子，从而埋下了覆亡的祸根。隋朝的监察御史房彦谦（唐初名相房玄龄之父）就曾私下对人说：“主上（杨坚）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房玄龄也私下对其父说：“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翘足待。”平心而论，正如前面说到的那样，若论治国理政的才能，杨广是远胜于杨勇的。他即位后，有三件大事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修建运河。杨广于即位之初的605年（大业元年），下令调征河南、淮北诸郡人民百多万人修通济渠，沟通了黄河和淮河水系，接着又征发淮南民工十余万人开邗沟，沟通了长江水系；608年（大业四年）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开永济渠，北通涿郡（今北京一带）；610年（大业六年）又沟通了京口自余杭的八百里河道，从而形成了洛阳为中心，南北蜿蜒五千多里，沟通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的大运河。尽管直到今天人们对杨广修建大运河有不同的评价，但客观上对于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重要作用。二是开创科举制。506年（大业二年）增设进士科，通过考试选拔官员，奠定了后世科举制度的基础，虽然后人对杨广设进士科的内容和目的有不同看法，但在科举考试制度是由杨广开创的这一点上，应该成为定论，其意义也不容否认。唐玄宗李隆基时的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就认为：“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三是开疆拓土。在隋朝的军事压力下，北方的劲敌突厥臣服于杨广，西方的强敌吐谷浑也被打得大败，都城被隋军攻占，君主落荒而逃。609年（大业五年），杨广亲率大军西行，到达张掖郡，西域27国“谒于道左”，并在西域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中国历史上君主到达西北这么远的地方，唯杨广一人。杨广开拓疆土，拓展了西北边疆，繁荣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增强了隋朝的国力，弘扬了隋朝的国威，“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也难怪唐太宗李世民曾感慨道：“大业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马之强，自古已来不过一两代耳。”隋朝疆域图然而，在这些“丰功伟绩”的主要动力，无疑是杨广好大喜功的心态。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这种心态本来是很正常的，但也应当“取之有道”。而杨广为了达到目的，不顾国力和民生，大肆折腾。他开挖大运河、造龙舟，征发民役，“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成皐，北至河阳，相望于道”。更有甚者，杨广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三次攻打高丽，不顾百姓死活，大肆征发劳役和兵役，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这也成为压垮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导致了隋末大乱，造成了隋朝的覆亡。611年（大业七年）杨广下诏征讨高丽，大肆征伐民夫，“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而离高丽较近的山东则首当其冲，使得民不聊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邹平县民王薄聚众起义就是以此为号召，“自是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612年（大业八年），杨广亲率大军征讨高丽，虽然声势浩大，“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但由于举措失误，招致惨败，“九军度辽，凡三十万五千，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杨广不甘心失败，于次年再度出师征讨高丽，结果各路豪强“各聚众攻剽，多者十余万，少者数万人，山东苦之”。由于杨玄感起兵造反，攻占洛阳，杨广被迫回军，第二次征讨高丽又未能成功。614年（大业十年），杨广再一次下令征讨高丽，但此时“天下已乱，所征兵多失期不至”。四年后，杨广在江都被部下杀害，隋朝也在各路群雄的打击下灭亡。唐公李渊趁势而起，扫平各路群雄，建立了唐朝。魏征等主持编纂的《隋书》对杨广的功绩做过这样一个评价：“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对他的文治武功给予了肯定；而导致杨广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在于他恃才而失德，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说：“隋炀帝纂祚之初，天下强盛，弃德穷兵，以取颠覆。”这也正应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所说的那番话：“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往期内容回顾司马光为何小题大做？|

先晒大郎二郎卖萌照在玄武门之变中的失败者李建成，在军事与政治方面曾有过不少出色的功绩，绝非庸人。他可以在平时表现出仁厚的样子，但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是可以狠心干事情的。当初晋阳起兵，他与李元吉从河东逃出来，唯独丢下了同父异母的弟弟李智云。李智云的生母万氏失去了唯一一个儿子。万氏在窦皇后死后，就是李渊资格最高的妾室，李渊称帝之后，原本可以顺理成章晋为皇后，但由于没有子嗣，始终停留在贵妃的位子上，没有晋升为皇后。李渊生育能力极强，庶子生了一大堆，但后位空悬，膝下嫡子只有窦皇后所生的三个。而李智云为什么没能一起逃出来，也就成为了李建成不能说出的秘密。隐太子李建成假想图（图片来自网络）但对于李建成来说，除掉李世民却是一件弊大于利的事情，因为他真正要解决的不是李世民，而是唐帝国用以统一天下的军功集团，他如果不能驯服开国功臣们，那就算杀了李世民，等到李建成继承皇位后，一样无法坐稳这个江山。每个王朝的开国之后，为了保证皇位的平稳交接，开国皇帝往往要杀掉一些无法为储君所用的功臣，其实就是一个道理。率军平定河北刘黑闼，李建成开了一个好头。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壮大自己的力量，压制李世民手下的功臣们。李建成在武德初年以后这几年，派人在各地招揽壮士，带来长安，编入东宫的私人武装。父皇李渊在这方面倒是非常纵容，没有禁止，李建成因而招募了东宫卫士两千人，号称“长林兵”。又偷偷结纳燕王李艺，请他带了三百幽州突骑兵，屯戍在东宫里。有了这两千多人，李建成也就在京师范围内，形成了对秦王李世民的压倒性优势，毕竟秦王府也只有几百号卫士。有了两千长林兵，李建成觉得还不保险，自己这个二弟，军事才能实在是过于恐怖，他那几百卫士，是跟随在李世民身旁一路南征北战的玄甲精锐，窦建德、刘黑闼的几万大军都照样冲锋，李建成就怕长林兵不是对手。所以，他继续委托自己过去的东宫宿卫，如今已经是坐镇京师西北的庆州都督杨文幹，让他招募西北精壮，来充实东宫宿卫。而这时，杨文幹叛乱事件便发生了。这件事情的起因和结果实在过于诡异，需要我们从头到尾捋一遍。武德七年盛夏，天子带领秦王、齐王前往仁智宫避暑，李建成作为太子，继续留守长安监国。父皇和秦王不在长安，李建成的行动于是便更为自由一些。杨文幹又一批从庆州送来的壮汉们也在李建成监国后抵达了长安，李建成为了表达善意，特地派了郎将尔朱焕、校尉乔公山，给杨文幹送了一批铠甲。铠甲一直以来都是朝廷严控的战略物资，禁止私相授受，李建成送这批铠甲给杨文幹，本来也是想给他一些甜头，并且也壮大李建成在庆州的羽翼。然而，尔朱焕、乔公山押解着这批铠甲走到一半，竟然改了路线，径自去了仁智宫向李渊自首了，还举报说，是太子让杨文幹举兵造反，与太子在京城里应外合。天子在外，而京师造反，这是天子极为忌讳的。特别是庆州地理位置特殊，与突厥接壤，仁智宫恰好又在庆州和长安之间，如果李建成、杨文幹真的要造反，而且还私通突厥的话，那形势对李渊将大为不利。李渊听了自然大怒，但对外还是得稳住，不动声色地将李建成从长安召来，但李建成已经从仁智宫那里打听到了消息，吓得六神无主。有的部下劝说李建成乘机造反，而李建成思虑良久，最终还是穿着低微的庶民服饰，前往仁智宫请罪。太子请罪假想图（图片来自网络）李建成一路北上，到了距离仁智宫还有六十里鸿宾堡，将所有部众留下，只带十余骑去见父皇李渊。如此诚心的样子，李渊最终还是让李建成进宫觐见了，李建成来到李渊面前，第一件事情就是扑通跪下，一边哭着一边谢罪，用尽全力把头重重地砸在地板上，发出“咚咚咚”的巨响。李建成一边哭着，一边用力磕头，好几次把自己的头砸晕了。额头的鲜血染红了地板。就算这样，依旧没能平息李渊的怒火。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过于恶劣了，不管李建成是否真的有心造反，单单私赠铠甲给杨文幹这件事情，就已经触碰了李渊的底线。李建成磕晕在地，李渊看着略有些心疼，让宦官将他拉到寝殿外的帷幕旁，给他喂了一些热水和麦饭，李建成这才悠悠醒转。这天晚上，李建成就被殿中监陈福严密地看守起来。既然李建成说破了嘴，又是请罪，又是否认他和杨文幹打算造反的指控，第二天，李渊气稍微消了一点之后，派了司农卿宇文颖前往庆州，召杨文幹来仁智宫面圣。如果杨文幹真的只是收了铠甲，那就判他撤职流放，这件事情就算了结了。宇文颖受命（图片来自网络）然而，宇文颖前往庆州不久，就传来了杨文幹正式举兵造反的急报！听了这个消息，不单单是李建成哭晕在了厕所，李渊也慌了神——宇文颖究竟是怎么办事的？说了要他稳住杨文幹，带他来仁智宫觐见，结果是背着炸药救火，一点就着。要是杨文幹引突厥大军打来，那刚刚稳定下来的李唐帝国，就要再一次陷入战火了。焦急之下，李渊下意识地又想到了自己的次子，那个一次又一次担任救火大队长的秦王李世民。李世民被紧急召进父皇李渊的寝殿时，已经知晓了杨文幹造反之事，也约摸猜到了李渊的用意。于是他建议李渊：“杨文幹那个竖子，竟敢做这样狂悖叛逆之事，估计庆州府的僚属们都会立刻将他擒杀。就算不行，那就派一员上将讨伐他便可以了。”但李渊并不打算这样。杨文幹的叛乱关系到大郎，恐怕响应他的人会很多。他对李世民说：“这事情，还是需要你来办。等二郎得胜归来，就离你为太子。”说着，李渊叹了口气，“我不能像隋文帝那样，狠心可以杀掉自己的儿子，到时候就封大郎为蜀王。蜀兵脆弱，不足为患，等我百年之后，你继承大统，若是大郎能安心事奉你，二郎便记得要保全他；若是不行，那二郎你取他也容易。”事不宜迟，李世民即刻启程，率领轻骑急进。不出李渊所料，杨文幹声势浩大，占据了庆州之后，又继续南下，占领了宁州，想要与京城的太子李建成汇合。然而，李世民已经在此时抵达了宁州。天策上将的威名实在太过于隆盛，杨文幹所部听闻李世民来了，全都不想做玄甲军铁蹄下的炮灰，还没交战，就四处溃逃。杨文幹自己也被部下所杀。李世民几乎兵不血刃就平定了杨文幹的反叛，得胜回朝。然后，到达长安的时候，他才发现长安一切如常，太子安然稳坐在东宫，父皇李渊也绝口不提之前答允过的改易皇储的事情，相反的是，李渊对他的态度比以往还要冷淡。原来，李世民出征之后，李元吉和后妃们连日在李渊面前为太子求情，李建成终究是自己的儿子，李渊也就心软了，如今杨文幹已经平定，李渊也就不再打算降罪于李建成。一直以来，李世民隐隐总有个缥缈的幻想，觉得自己功劳越高，李渊也就会论功行赏，改立他为太子。然而，权力斗争的规则就是如此残酷，李世民功劳越大，就越不可能成为太子，因为如果李世民成为了大唐帝国合法的继承者，那唐廷的大臣们是更愿意听他李渊的，还是第一功臣、第一权臣并且是未来皇帝的李世民？李渊的权力，将会受到更严重的威胁。这也导致了每次一有动乱，李渊都不得不仰赖李世民来平定，事成之后，又因为李世民势力更大了，因此就更为猜忌。李世民驰骋天下二十多年，从未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而如今，这一条过不去的深沟横亘在他面前，让皇位对他似乎触手可及，却又触不可及。

图：战国前期形势在战国七雄中，魏国是最先强盛而称雄的国家。魏国在开国君主魏文侯的治理下，内修德政，外治武功。向西，对秦国发起攻击，最终全部攻占了秦国河西地区，消除了来自秦国的威胁；向北，越过赵国，一举消灭了中山国，并趁机削弱了赵国；向东，联合赵、韩两国进攻齐国，一直攻到了齐国的长城，齐国君主田和被迫割地求和；向南，连败楚国军队。魏国成为了当时名副其实的霸主。魏文侯在七雄之中率先称霸，关键的一点，同他能够礼贤下士、举贤任能是分不开的。先看礼贤下士。孔子的弟子子夏、田子方、以及子夏的学生段干木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贤人，魏文侯拜子夏和田子方为师，但段干木的架子有点大，不肯应征。魏文侯曾于月夜登门拜请段干木，可他却偏偏不识抬举，竟然翻墙逃避了。但文侯求贤若渴，每过坐车路过段干木家门口时，都要起立致敬，以表示对段干木的诚意。最终段干木同意出山辅佐魏文侯，被魏文侯拜为国师。由于魏文侯真心礼贤下士、求贤若渴，所以当时很多贤士都跑到魏国去了，如著名的政治家西门豹、著名的军事家吴起，以及著名的法律家李悝等。正是在他们的辅佐之下，魏国不断强盛。魏文侯拜访子夏（图来自纪录片《风云战国》）再看举贤任能。大胆任用各种人才，魏文侯得以称霸一时的重要方面。他曾就由谁来担任相国一事征求李克的意见。魏文侯对李克说：你曾同我说过，“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现在翟璜同我弟弟魏成两人谁更适合做相国呢？李克说：“卑不谋尊，疏不谋亲”，我一介平民，不敢妄议此事。但魏文侯一定要他表态，于是他对魏文侯说：只要符合五个条件：“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魏文侯听了后说：明白了。李克出来后，正好碰到了翟璜。翟璜问他推荐了谁，李克回答：“魏成。”翟璜一听就很不高兴，说：国君要攻打中山国时，我推荐了乐羊；中山国打下后没人镇守，我又推荐了你，此外如吴起等人也都是我推荐的，我哪一点不如魏成？李克回答说：讲到推荐人，魏成推荐了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个人都被国君尊为国师；而你推荐的这几个人，都是做了国君的臣子。就凭这一点，你比得上魏成吗？李克同翟璜的这番对话，反映了魏文侯用人的标准，那就是量才而用，不拘一格。吴起原来是卫国人，跑到鲁国做官。齐国攻打鲁国时，鲁国想让吴起做将军带兵抵抗，但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所以鲁国有些担心。吴起得知后，居然杀掉了自己老婆，然后带领鲁国军队打败齐军。吴起为鲁国立了大功，但那些嫉妒他的人对鲁国国君说：吴起在曾参那里学习的时候，母亲死了不去奔丧，所以曾参同他断绝了关系；现在又杀妻求将，明显是一个残忍薄行的小人，这种人不能用他。吴起无奈，听说魏文侯很贤明，便去投奔魏国。魏文侯征求李克的意见，李克说：吴起为人，贪婪而好色，但在用兵打仗方面是很行的，就连齐国的名将司马穰苴也不见得能够超过他。于是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将，带兵攻秦，夺取了五座城池。此后就派吴起镇守河西。在吴起镇守河西期间，秦国军队再也不敢进攻魏国。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国君，魏文侯不但能够听取意见，而且能够及时认识并改正自己的错误。魏文侯派大将乐羊带兵灭了中山国，将原中山国交给了儿子魏击（也就是后来的魏武侯）去管理。对这一做法，大臣们自然有不同的看法。一天，魏文侯向大臣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君臣自然奉承说：您是仁义的君主。但任座却说：您打下了中山国，不封给自己的弟弟而封给自己的儿子，就凭这一点，您也称不上是仁义的君主。魏文侯闻言大怒，任座见状不妙，赶紧溜走。魏文侯接着又问翟璜，翟璜回答说：您是仁义的君主。魏文侯问他说：何以见得？翟璜说：只有仁义的君主才有耿直的大臣，就凭刚才任座刚才敢说那番话大实话，就能够看出来。魏文侯听了很高兴，赶紧要翟璜把任座请回来，并亲自下堂迎接，把任座奉为上宾。魏文侯正是依靠了这些人才的帮助，把魏国打造成为了一个强盛的国家；这些人制定和推行的一些制度，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李悝的主持下，制定了《法经》六篇，这是中国历史上首部正是公布的成文法典，在魏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典的基本框架，经商鞅带到秦国后，成为变法的主要依据。它的立法模式和体系被后世历朝历代所沿袭，成为了中华法系的基础。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式宣告新中国的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讨论国号的过程中，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号的简称问题。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在讨论新中国的国号问题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毛泽东主张就用中华民国的国号，这不仅是现成的，国内国外都叫顺了口，习惯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代了国民党政权，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华民国，把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从国内政治、国际交往上除名。中华民国又是联合国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中苏美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一个，拥有否决权，何乐不为？而朱德、任弼时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朱德认为：我们党打了几十年的江山，今天夺得政权，成立新国家，用旧国号不大好，党内、军内都会有相当多的人想不通，以为我们换汤不换药，阻力会很大。任弼时也认为：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容易在国内国外引起混乱，无法将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与国民党的腐败政权区别开来。他认为要在国号上旗帜鲜明地突出三点，一是人民，二是民主，三是共和，因此，主张称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周恩来则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意见，即暂时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同时在后面加个括号，简称为中华民国。这个意见被大家采纳。在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的文件上，一律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对此，周恩来曾解释说：中华民国叫了38年，一下子换了，会使落后的政治水准很低的人不能接受，所以，我们许可简称中华民国，但这个中华民国的性质与过去是有区别的，它不包括官僚资产阶级在内。但是，这种方法，在实际使用上仍然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混乱。为此，在政协全体会议上，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谭平山、梁希、许德珩、吴耀宗等代表提交了一份提案，提议统一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消共同纲领和组织法中“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另由政府以法令规定之。提案认为，这次新政协筹备会所通过的新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确能代表中国革命伟大胜利后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及人民。这一个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变革，必须把旧民主时代遗留下来的、本质上不同的、并且为汉奸、卖国贼用过的在中国人民中间已没有一点好感的“中华民国”四个字，毫无留恋地予以取消。否则，在我们将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难道还要对已经走上死亡的中华民国再喊“万岁”吗？应当说，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特别是听取当年追随孙中山先生为建立中华民国而奋斗的老前辈们的意见。9月26日，由周恩来主持，邀请了二、三十位年愈七旬的自辛亥革命以来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在东郊民巷六国饭店召开国号专题座谈会。周恩来首先说：马上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关于国家的名称却还没有确定下来。今天请来赴宴的，除三几个人外，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各位在讨论三大文件（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时，都看见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关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务委员会特地叫我来请教各位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第一位发言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先生，他曾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窃国的斗争。他认为，由于中国老百姓文化落后，思想保守，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并补充说，政协会议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老人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辛亥革命后归隐了38年的前清进士周致祥老人则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群众对它没有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这时，辛亥革命元老、海外爱国华侨司徒美堂先生站起来说：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最近22年来更给蒋介石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以后再改？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好象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徒美堂先生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大家纷纷发言。人口学家马寅初教授、教育学家车忱继都表示拥护司徒美堂先生的意见。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法学家沈钧儒先生则用法律观点解释了简称的问题。他认为有些群众还在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政协会议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万万不可如此。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如果一定写上，那么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也有不便。所以我主张不用那个简称。经过大家的讨论，意见基本倾向于一致。9月27日，在政协全体会议上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说明：去掉“中华民国”的简称，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笔抹杀。如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等都有它的历史意义的。同时，“中华民国”这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会禁止使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用统一的国名，统一的公元年号。摘自殷啸虎：《新中国宪政之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往期内容回顾司马光为何小题大做？|

李元吉假想图齐王李元吉自己也不知道，他对二哥李世民的恨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或许从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这种恨就已经埋在了心中。从小，李世民就是“别家小孩”，吸引了所有人的关注与赞叹，他相貌英俊，谈吐优雅，丰神俊朗，文武双全，连父亲李渊都最为钟爱他这第二个儿子。而李元吉呢？也许是母亲窦夫人生下他时身体不好的原因，他相貌平平，甚至有些丑陋，嗓音也很奇怪，甚至他刚出生时母亲就因为他长得丑就不想养他，靠着家中婢女照顾，李元吉才被艰难抚养长大。李家四兄弟当中，三郎李玄霸早夭，大郎李建成年长李元吉十多岁，长兄如父，李元吉一直都很敬爱他。二郎并不比他大多少，所以亲朋好友们常常拿李元吉和二郎相互比较，一比之下，李世民竟然各个方面都比他强。李元吉不爱读书，或许也是因为知道自己比不上二哥，所以专心弓马猎术，号称“宁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无猎”，希望靠这个获得父亲的称许，和亲朋子弟们的赞叹。然而，没想到二哥这一点也比他强，当李元吉还在树林里射野兔麋鹿的时候，李世民就已经在征讨历山飞时箭无虚发，射人射马了。李世民（左）、李元吉（右）兄弟合影假想图他这二郎哥哥，是天生的骄子，永远光芒四射，永远一副未曾被岁月蹉跎过的样子。平心而论，如果李元吉不是他的弟弟，李元吉也许会为他倾倒，但李元吉不幸做了他的兄弟，因而始终生活在李世民光环的阴影之下。李元吉守太原，打不过刘武周跑了，而后李世民为他收拾残局，顺便将刘武周给灭了；李元吉出征讨贼，也是做李世民的副手，听从李世民的调遣。哪怕是身着金甲，凯旋而归的时候，李元吉也只是跟在李世民的后面，看着二哥接受长安城的鲜花与欢呼。李元吉后来引以为傲的，是自己的手中长槊。当时在洛阳围城时，李元吉听说尉迟恭善于用槊，就想要挑战尉迟恭。以往李元吉与手下武将比试，不管对方是不是让着他，总而言之都是李元吉赢了。但没想到尉迟恭是个直汉子，把自己的马槊去掉枪头，竟是想认真和李元吉比试。李世民也过来添油加醋，听说对用槊的高手来说，夺槊比避槊更难一些，于是让尉迟恭试着空手夺李元吉手中马槊。结果一场比试下来，尉迟恭三次空手把李元吉的马槊夺下，李元吉虽然口中赞叹着尉迟恭的身手，心中却也不免怀恨在心。图：军营里被尉迟敬德打败了的小吉吉欲哭无泪他只是一个能力出众的普通人，没有二哥那样的能力与胸怀，也和二哥玩不到一起去。所以虽然几年来李元吉做着李世民的副手，忍受着李世民的正义、大度、果决、刚直，终于有一天，这些忍受化成了喷薄而出的怨恨。在征讨刘黑闼的战争中，李元吉成为大哥李建成的副手。李建成需要李元吉来抗衡日益壮大的李世民集团，李元吉也需要李建成这个靠山，来扳倒李世民，壮大自己。二人一拍即合，结成了联盟。之所以结盟，确实也是因为李世民的权势已经不仅威胁到了东宫太子的地位，而且还影响了整个皇权的稳定。武德七年夏天的李世民，在诸多头衔加身之下，官爵已经长到一口气念不下来了：天策上将、太尉领司徒、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益州道行台尚书令、雍州牧，使持节凉、甘、瓜、鄯、肃、会、兰、河、廓九州诸军事、凉州总管，领十二卫大将军，上柱国、秦王。不久之后，他还要加封为中书令。也就是说，环绕着关中，关东、陇西、河西、巴蜀，名义上的领导都是李世民。长安城内外的十二卫大将军，也就是整个皇家禁军，领导人也是李世民。军中的实力派将领，包括李靖等人，也都是李世民的人。一道政令，由中书省最高长官——中书令李世民安排草拟，然后由兼任天策上将府司马的侍中宇文士及审核成文，再交由尚书省长官——尚书令李世民来负责安排落实。然后在关东、巴蜀、陇西等地，也再由行台尚书令李世民来将中央政令具体实施下去。李元吉敏锐地意识到，现在已经不是太子的地位是否受到威胁的问题了，李世民的权力，已经威胁到了皇帝的权力。在权力面前，没有温情脉脉的父子兄弟，只有你死我活、你争我夺，就算李世民再孝顺、李渊再慈爱，涉及到权力了，李渊就绝对不能容忍可能存在的任何威胁。李元吉vs李世民（假想图）看清了形势后，李元吉打算在权力场上搏一搏。站在大哥李建成这一边是最正确的选择，这意味着他的靠山不只有太子，而且还有天子。东宫与秦王府的权力斗争，其实是秦王身后的军功集团在对抗整个皇权。至于扳倒李世民以后怎么做，李元吉也盘算得门清。太子势必会因为整死李世民而得罪开国功臣们，最终声名狼藉，而他李元吉一直都是南征北战的副统帅，自然有资格、有机会顺理成章地继承李世民背后的那个功臣团体。到那时候，踩着李建成上位成为太子，那更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李元吉是相信自己有天命的，毕竟他名字中的“元”和“吉”，两个字合起来，不就是一个“唐”字嘛！不信你可以自己写写看。所以，在与太子结盟之后，李元吉不遗余力地劝说李建成，通过暗杀来除掉李世民，说要为长兄手刃这位二哥。有一次，李世民随天子、太子来李元吉的宅第做客，李元吉安排护军宇文宝埋伏在寝室，准备乘机刺杀李世民。结果被随同而来的李建成发觉了，拉着李元吉到一边，声色俱厉地让他停下来。李元吉这才悻悻地停下刺杀计划，生气地说：“我这都是为兄长，我又图些什么！”是的，正是因为李元吉“不图什么”，谋杀李世民的责任，自然就可以通通推给李建成了。往期内容回顾司马光为何小题大做？|

关于君子与小人的问题，大概孔夫子说得是比较多的，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不一而足。孔夫子虽然划分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但对于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真正从概念上对君子与小人作出明确区分的，大概要算是北宋的司马光了。他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在“正名分”之后，提出了君子与小人的问题。而引出他这番话题的，就是“三家分晋”时被消灭的智氏家族的领头人智伯。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历时十九年主持编纂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它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一千三百多年的史实。作为一部鸿篇巨作，《资治通鉴》的开篇，竟然是从一件看似很普通的事件开始的：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封晋国的三个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共主，想封谁为诸侯，完全是他权力范围内的事，但司马光为何如此小题大做呢？